《我將作證至最終》：決定的是靈魂，並非血液（1995）

楊尚儒

2013/10/11 10:00

《我將作證至最終》德文書封。

　　在台灣，或許很多人對安妮‧法蘭克（Anne Frank）這個名字並不陌生──因為她是《安妮日記》的作者。但是，另外一位同樣以日記形式記述了納粹時代的猶太作者卻少人聽聞：維多‧克蘭普勒（Victor Klemperer）。他的日記同樣翔實地記錄了1933年至1945年，也就是納粹上台乃至政權終結的完整時代樣貌，並且在1995年出版成書，名為《我將作證至最終》（Ich will Zeugnis ablegen bis zum letzten）。不同於十五歲時寫下日記的安妮，克蘭普勒開始書寫日記時已屆中年，並且在德列斯登（Dresden）的科技大學執掌羅曼語教席。這樣的身分背景，使得克蘭普勒能夠以一個成年人的角度──可能也是更深刻地──感受到國家力量系統性地將自身從社會的所有脈絡中切割並且暴力地剝離出去。

　　且讓我們先看看克蘭普勒的身份背景。和許多同時代的其他猶太裔知識份子一樣，克蘭普勒不僅受到良好而完整的教育、擁有體面的工作，更重要的是，他是一個深深「德意志化」的猶太人。在第二帝國時代的德國，特別是在普魯士地區，相較於當時東歐國家的猶太人政策，這裡顯得寬容甚多。因此，當時德國多數猶太人已然「歸化」。這類猶太人和多數人對於猶太人的印象不同：他們不再那麼嚴守猶太教的誡律，許多人甚至直接改信新教並且受洗；在生活、穿著乃至於飲食習慣上和德國人並無不同，和猶太社群也有一定程度的距離。他們接觸的社群是「德國人」，也和德國人通婚；甚至在一次大戰時，自願參戰支持祖國。

維多‧克蘭普勒於1954年的攝相：「我必須要堅持：我是德國人，其他人才是非德國人；我必須要堅持：決定性的是靈魂，而非血液。」

　　對這類猶太人而言，他們可能已經感受不到馬克思筆下的「猶太人問題」，也不認為自己還需要被「解放」──他們認為自己和德國人並無不同、他們就是德國人。這樣的主觀身分認同，也同樣可以在卡爾·洛維特（Karl Löwith）的自傳《Mein Leben in Deutschland vor und nach 1933》（中譯名為《一九三三．一個猶太哲學家的德國回憶》）中清楚看到。在他們的想像中，他們自覺和所謂的「東猶太人」（Ostjuden）有所差異，從而認為，真正的猶太人問題指涉的並不是他們，而是那些不願被吸納到德國社群當中的東猶太人。

　　正因如此，當他們在面對到一貫以來便使用反猶語彙的納粹黨（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縮寫NSDAP）取得政權時，首先出現的情緒感受並非驚恐，而是憤怒、不解。如同克蘭普勒，這些猶太知識份子首先出現的情緒是對於非理性煽動以及群眾運動的憤怒。對克蘭普勒來說，這種憤怒也同樣出現在他對於共產主義以及錫安主義的態度上。但他們或多或少仍把自己和東猶太人給區別開來，認為自己作為「真正的」德國人、認為自己在一戰時的愛國表現，能夠使他們免於同東猶太人一樣的歧視處境。克蘭普勒亦是如此。

　　但隨著一連串的排猶法律公布、一日強過一日的羞辱和歧視氛圍，他的工作職務被強制中止，並且被迫遷入到集中「管理」猶太人的「猶太之家」（Judenhaus）。他在綁上猶太人的識別標誌時，依舊相信這只是因為對於東猶太人的偏見。他仍舊認為自己是個德國人，並且努力地使自己擺脫對猶太人的批評（jüdische Kritik），如同他在日記中所寫：「我正在對抗圍繞著我的德意志屬性所展開的最大鬥爭。我必須要堅持：我是德國人，其他人才是非德國人；我必須要堅持：決定性的是靈魂，而非血液。」

　　但同樣地，他卻也經歷、感受到更多身心的折磨：「一小時之後，我們聽到一陣急促的門鈴聲。我開了門然後立刻收到了一個響亮的耳光，因為我太晚開門。」又或者是蓋世太保對著他咆哮大吼：「幫你自己買個十芬尼（Pfenning）的瓦斯，我們要折磨你到死，所以替我們省點工作！」

　　克蘭普勒的生命歷程一方面是不幸的，他並未在1933年後，或是在1935被迫離職後離開德國，因此完整地經歷了納粹政權越來越激烈的排猶措施；但另一方面，他又是幸運的。在1945 年二月的德列斯登大轟炸中，因為蓋世太保留存的檔案付之一炬，使得他和妻子伊娃（Eva）能夠免於被流放（Deportation）至集中營，成功逃往巴伐利亞。戰後，克蘭普勒回到了德列斯登並重掌教職。並在1947年時出版了他另一本重要作品《第三帝國的語言：一份語言學者的紀錄》（LTI —Notizbuch eines Philologen）。書中，他以半紀錄、半學術觀察的方式，探索納粹政權所經常使用的語言概念、政治符號，並且反思這些「語言」對人的影響。把日常政治語言當作反思的對象，這樣的觀察角度在日後也影響到了德國戰後政治學系奠基者之一的史登伯格（Dolf Sternberger）。

　　有趣的是，東西德分裂之後，克蘭普勒並未離開德國，他選擇繼續在東德政統治下的德列斯登生活，並且加入了德國共產黨。當然，東德共產政府對他這位因為《第三帝國的語言》一書而享有盛名的作者與教授禮遇備至，並且把他當成了政治與文化界的樣版人物直至辭世。或者因為如此，所以他的日記才會在1995年兩德統一後才整理付梓。但，究竟他在東德找回了他所熟悉的詩人與哲學家的國度嗎？似乎沒有，他在死前一年寫下：「德國是一條被碾壓成兩塊的蚯蚓；兩個部分都被扭曲變形，兩部分都同樣被法西斯主義所污染，各自用不同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