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祝死亡的婚禮：《婚禮之途》

陳偉毓

2021/08/21 12:00

《婚禮之途》中文版書封。

　　人一生重要的儀式有兩個，一個是婚禮，一個是葬禮，沒有意外的話，你能在會場看見所有你認識的人，那些讓你之所以是你的人們。可惜的是，人可能沒辦法參加自己的葬禮，婚禮遂遞補為最重要的場合，紅毯漫漫延伸為嶄新旅途，婚禮始終帶著歡慶翻騰的生之美好，新人會在新身分下有著新的使命、新的意義。然對約翰‧伯格（John Berger）而言，婚禮不止於硬幣朝上的燦笑肖像，新生的反面即是邁向死亡的字樣，兩者之間，厚薄不過幾釐米，《婚禮之途》（To the Wedding）才剛抵達就要散場，人生不若一場拋擲硬幣的揣測遊戲。

　　伯格以《觀看的方式》等藝術評論而聞名，但他的作品也包括了小說與電影劇本，以另一種形式探究他始終在乎的美學思考與左派批判，褪去藝評較為嚴謹和精準的需求，小說界域是他馳騁語言的另一塊樂土，就如同他愛好騎成重機所帶來的速度感，《婚禮之途》的文字愈加跳躍、靈動，敘事者得以穿梭於時空縫隙，近乎神諭般的展開人內裏的質地（列車上斷腿的士兵），隨機插上一兩句雋永評說，讀來便感受到一陣陣形散而神在的微風。

　　向愛匯流的公路之旅

　　婚禮之途，當中的旅途二字有著公路電影的況味：鐵道信號員尚‧費雷羅和相信社會正義的知識份子姿丹娜為了參加女兒妮儂的婚禮，各從斯洛伐克和法國前往義大利，約有三分之二的篇幅敘寫他們的各自旅途，然所謂旅途，除了當下時空間隨機遭遇到的他人閒語，也涵跨了記憶裡踽踽獨行、細膩爬梳那些女兒妮儂還小的相處片刻，像是她曾經收養了一隻叫陛下的小狗，和媽媽姿丹娜分享門戶合唱團的歌詞……，事隔多年即將再度相聚的夫妻，在時間裡無可避免的越走越近，那匯流的核心是妮儂，是他們共同深愛著的小女兒。

　　但兩人靠近妮儂的溯流並非全然踏著喜悅，因為他們都知道妮儂、這個即將成為年輕新娘的女孩得了無法痊癒的愛滋病，婚禮過後，醫師診斷不過也就兩、三年光陰。於焉，尚和姿丹娜的旅程意義不僅包括過去和當下，還有不遠處的蒼白未來，團聚是為了告別，這同時是一條走向離別的旅途。妮儂的父親與母親，象徵著妮儂婚禮向外輻散的重要他人，是以什麼樣的心緒接受這一事實呢？

　　禮物或許是伯格給出的解答：父親問了幾個笨拙的問題，到百貨公司買了兩瓶充斥著果香、嗅來有些「瘋狂」的香水；母親則拜訪了製作鳥哨的工匠，希望妮儂可以吹著哨，和童年自己心裡的那隻雛鳥對話。無論送什麼，那裏頭都寄蘊著悠長祝福，願物能夠常伴妮儂左右。

　　我們在此相遇

　　初讀會感到奇怪，因為書中一開始的敘事者「我」其實是個販賣祈願牌（Tamata）的盲人，甚至妮儂也是他聽見的外在聲音之一，但隨著閱讀推進，「我」對於其他人的代稱開始變化，讀者才會發現有時這個「我」竟然置換成妮儂，從第一人稱視角去面對染上愛滋病的事實，如同一般人，起初都是無法置信、情緒崩潰，自暴自棄，只能感受到所有古老美好離自己遠去，自己體內的燈就這樣一盞一盞被熄掉，甚至連一直深愛她的吉諾也被拒於千里門外，就算妮儂去指控先前害她染病的混混廚師，結果也只能是徒勞無功，病體仍在，偏見依舊，敘事者「我」的身份卻愈顯模糊。

　　「我」的聲音到底是誰，是開篇出現的盲者叨絮，還是妮儂自身的情緒吶喊，為什麼伯格設計了代稱轉換的環節？他純粹僅是想要愚弄我們，或者這背後有著什麼深意？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要先想：當每個人讀到我的時候，心裡會有什麼感受？那象徵著讀者的所見所感重疊於角色，讀者得以依循著被設定好的感官、思維去體驗「我」是怎麼存在的，這使得人們面對所有經驗都是當下：妮儂知道了自己的絕望病症、盲者不以影像為優先的思考途徑，甚至是超越時空，回到小妮儂仰望母親編寫辭典的記憶裏，那對閱讀者而言都是極端直接而純粹的當下，瞬間即是存在，這是伯格想讓我們體驗到的神祕節點。

　　1973年，伯格出版了著名的《觀看的方式》，聲勢隨之看漲，他卻選擇在這一年舉家從倫敦遷往昆西，一個阿爾卑斯山附近、人口僅有數百人的小村落。居住在此的歲月，他的隨筆沾染了田園牧歌式的氣息，體悟也都浸淫著泥香。我們總說伯格是馬克思主義者，然他的左派關懷並不體現在加入共產黨此類的政治活動，也沒有太多尖銳字眼去批判龐大的資本消費體系，伯格在乎的，是格局更加細緻的當下，畫作或廣告，他的切入點都是由當下體驗出發，才能穿行於更久遠以前的時間甬道。在昆西寫下的一系列隨筆，也都是聚焦於當下開展，無論是懸吊於屋檐下木工小鳥、或者是農村耆老的存在脈絡，個體能從繁雜平庸中解放，重新浮現它本有的紋路質感，一如他所說「眼前所見之物其實向來都是無法複製的瞬間相遇」，而伯格非常珍惜這轉瞬即逝的相遇。

　　《婚禮之途》中的「我」不僅流轉於妮儂和盲者之間，它同時也俯瞰著父母二人的旅途光景，時近時遠，它以「我」串聯讀者成為「我們」，並且在此相遇，嘗試讓更多當下能夠共感連結。

　　命運的雙重性質

　　命運是什麼？命運是一位扭捏遮掩的全知敘事者，所有時空間的因果連結它都知道，卻自以為憐憫的遮蓋住部分，一點線索、一點線索的丟，像看恐怖片有人替你蓋住眼睛，你卻還是影影綽綽瞄到一些刀片或槍械，你知道有什麼事會發生，但那太過巨大無法收攏，於是，命運也是有限角色的無盡吶喊，苦痛、懼怕，那是人在當下唯一能夠擁有的膨脹情緒：為什麼是我？為什麼其他人都沒有，卻要我來承擔這種罪衍？

　　無論是盲人的我，或者妮儂的我，我們悠然道出的，都是關於命運的某個側面，盲人意味著伊底帕斯王的既視感，我們再怎麼努力逃離被選定的位置，最後卻還是得在上面穩妥坐著，坐著，由沾染愛滋病的妮儂去學習怎麼祈禱、學習怎麼向神靈抗議盡管在伯格的觀點裏，神並不是形而上的超然存在，真的可以靠祈願解決苦痛，但祂仍有另一種形式的雞肋拯救：

　　「神無能為力。他的無能為力是出於愛。如果他有權有勢，他就無法愛人。親愛的神在我們的無能為力中與我們站在一起。」

　　權勢和憐愛永遠互斥，這是神也無法改動的公設，所以不要乞求那些權貴者，只要看看四周、看看那些和你一起無能為力的人，我們以一種無能為力的愛成為彼此的神。你可以解釋這句是拆卸傳統神學後的真空虛無，但我更相信這說明了愛只能出自於人，是一次去神化的人文主義。

　　在父母二人的旅途軼聞中不斷出現這個簡單而深刻的道理。有段插曲寫到妮儂小時候，曾經搭上一輛滿載年輕士兵的列車，十二月，就快聖誕節了，士兵在車廂裡唱歌，準備返鄉，「沒人害怕任何事」。那天天氣很冷，鐵軌都結冰了，火車駕駛想暫時停下，指揮官卻命令他繼續開﹐於是火車出軌了，車廂翻滾到平原，死了八百人。「每次搭這班火車，我就會和那些士兵一起翻覆」，六十年後的追思典禮上，一位寡婦看著當年自己為了救難鋸下一條腿的倖存者，她想和他說說話。

　　伯格的敘事像極了古老預言，時間裡漂浮著灰塵海似的千萬光點，每個點裏頭都有微小的故事和人，他們並不知道自己漂流的軌跡、是什麼氣流引導自己前進，如同我們並不知道未來、不知道過去的意義，而伯格會悄悄在一旁說著：「故事的未來永遠體現在當下。」

　　慶祝死亡的婚禮

　　妮儂選在姑媽家和吉諾成婚，這裡是波河入海口前的一座小屋，卻擠滿了他們的親戚、朋友和過來湊熱鬧的村民。最後婚禮無疑是歡樂的，草地上有人唱著歌、烤著代表慶典味道的羔羊肋排，親戚們吵著無聊的小事，頭髮綁成許多小辮子的妮儂和吉諾在大風中跳舞。妮儂收下了父母親的禮物，希望未來姿丹娜也會找到愛她的那個人，並且告訴父親我還活著，別再說我會累了。

　　鮮豔、新生、喜悅，婚禮象徵著另一段嶄新開始，敘事者卻突然在婚禮當下的鉅細靡遺中跳脫出來，插敘未來妮儂生活中的痛苦：當她遭受併發肺炎的攻擊時僅能躺在床上跟上帝祈禱、當她再也沒有力氣走路時，吉諾會把她放在輪椅上、有天晚上我會說出自己快要死去的話語……這是一次殘酷筆法，提醒人們新生與死亡的距離從沒有我們想像中的遠，社會性的新生中昭顯著生理性的死亡，綻放與萎縮同時是硬幣雙面般無法切分的宿命，而布組基琴傳來樂聲依舊，妮儂還在跳著舞。

　　一直以來伯格重點關注的是繪畫，是視覺感官，但書中盲者卻在開篇時說了這麼一段話，「影像無時不在，所以眼睛會感到厭倦。但是聲音，就跟話語有關的所有事物一樣，是從遙遠地方傳來。」也在婚禮上著力描寫音樂的流動與永恆性，它的流動是血液中的不停歇、帶有某種遁逃意味的狂喜、永恆則是凝結於每個時間當下，你所聽到的都是可以不斷放大、沉浸在其中的體驗。正因為聲音、以至於音樂具有這些神祕特質，它恰好是伯格「活在當下」最適宜的藝術載體之一，所以最後他選擇讓音樂貫穿整體，成為人錨定在命運中的清晰時間軸。

　　「當音樂讓時間暫停，永恆就存在於每次暫停的縫隙裡。」

　　婚禮上的妮儂又從「我」變成了她，讀者從中退位，從命運中的那個有限角色，上升到全知敘事者的觀點，知道此時的妮儂充盈著生之愉悅，卻同時也看見了被死神陰影壟罩的衰亡病體。這樣算是看見命運了嗎？或甚至能夠稍微瞭解？卑微如我，我想我永遠不敢這麼說，繁星若塵，人類生命不過渺茫，我所能肯定的也僅有當下，而人能感到最滿足的或許是，在某些時刻，可以用永恆字眼去形容去當下也絕不浮誇，甚至還有點詞不達意，想了半天依然想不到更美好的詞彙，就像在草地上飛旋、跳躍的妮儂，永遠有著最美好的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