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不是個平靜的世代。世界正處於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餘波盪漾，柏林圍牆於1961年把柏林劃為兩半，美國於同年介入越戰；1962年的古巴飛彈危機，是世界暨長崎原子彈以後最接近核武威脅的時刻；由馬丁路德金恩博士為首的民權運動領袖，正努力改善黑人在美國社會受到的不平等待遇。

　　那的確是個最亂的時代，卻沒有什麼轉為最好的世代的跡象。

　　對於巴布‧迪倫（Bob Dylan）來說，當他於1961年1月踏入紐約時，只是位喜歡伍迪‧蓋瑟瑞（Woody Guthrie）的民謠歌手而已。他想逃離冷冽的明尼蘇達，來到民謠歌手聚集的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找尋演出機會；但無論當時十九歲的迪倫是否有這樣的自我意識，他對社會議題的關心，隱然受到蓋瑟瑞不小的影響，更完全沒有預料到，兩年半後的他，會踏上民權運動的顛峰：華盛頓大進軍。

　　蓋瑟瑞從不掩飾自己的政治觀：立場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畢生致力於對抗貧富差距與階級問題。當迪倫抵達紐約時，蓋瑟瑞的亨丁頓舞蹈症已相當嚴重，正在布魯克林療養；迪倫在自傳中也曾提及，他去醫院拜訪過蓋瑟瑞，並唱歌給他聽。我們無從得知迪倫在1962年3月發行的首張專輯是否受其啟發，畢竟當時他寫的歌曲並不多，只有一首致敬式的〈Song to Woody〉而已。迪倫的第二張、也是讓他成名的專輯《Freewheelin' Bob Dylan》，才讓世人清楚看見這位22歲的歌手，正透過他的吉他與歌詞，唱出對社會的抗議之聲。

初露頭角

　　與一般印象相反，1963年5月發行的《Freewheelin' Bob Dylan（不羈的迪倫）》並不是一張反戰專輯。〈Blowin' in the Wind〉擷取了了黑人靈歌〈No More Auction Block〉（反對蓄奴）的部份曲調，歌詞雖然提到「加農炮飛翔過幾次，才能被永遠禁止呢」，但它沒有很明確的指涉對象；〈Masters of War〉講的是軍火工業、是艾森豪離職演說所提到的「軍事工業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指國家軍事機構與軍火工業所構成的利益關係），同樣沒有具體提及對象。〈A Hard Rain's a-Gonna Fall〉貌似描述核戰爆發後的殘破場景，然而迪倫寫這首歌的時間大約在1962年9月，美國大眾要到1962年10月22日才知道古巴飛彈危機爆發，迪倫創作時當然不會知道這件事情。

　　然而，迪倫作為「抗議歌手」的形象，的確在《Freewheelin' Bob Dylan》這張專輯中就已隱隱成形。專輯第九首歌〈Oxford Town〉講的是：儘管1954年的布朗訴教育局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廢除了公立校園內的種族隔離政策，甘迺迪總統仍需要在1961年派出一萬六千名國民兵保護梅瑞迪斯（James Meredith），方能讓他成為密西西比大學第一位黑人學生；另一首則是雖有錄音，但最終未收入 Freewheelin' 的單曲〈The Death of Emmett Till〉，敘述時年十四歲的黑人小男孩緹爾（Emmett Till）被無辜槍殺的經歷。因此，《Freewheelin' Bob Dylan》比較像是年輕的迪倫透過歌曲表達對社會的不滿的作品集，真正讓他冠上「抗議歌手」形象的，是下一張專輯：《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不過在討論這張專輯之前，必須要先提及他與瓊拜雅（Joan Baez）於1963年8月28日的演出。

華盛頓大進軍

　　《Freewheelin' Bob Dylan》專輯雖然成功，然而當時的美國公眾，並不完全認識這個突然從紐約冒出來的小伙子，所以他的表演圈子不大，儘管偶而會到新英格蘭區或加拿大演出，更多時候他其實跨不出紐約；1963年中，他搬到加州卡梅爾跟瓊拜雅住了兩個月，她注意到了迪倫的知名度問題，便主動邀請迪倫擔任她在1963年8月到10月間巡迴演唱會的「神秘嘉賓」，用自己在民謠界的影響力，讓美國公眾能留意到這位紐約民謠界的新星。

　　這段期間最著名的演出，自然是1963年8月28日的「華盛頓大進軍」，馬丁路德金恩博士在林肯紀念堂發表「我有一個夢」的演說之前，迪倫與瓊拜雅分別唱了三首歌：〈When The Ship Comes In〉、〈Blowin' In The Wind〉與〈Only A Pawn In Their Game〉。這是他的生涯第一次面對這麼多群眾演出（超過二十五萬名），能夠在這種場合出席，代表了社會大眾開始接受了迪倫這位民謠、抗議歌手。

從瓊拜雅畢業

　　結束與瓊拜雅的巡迴後，迪倫回到紐約，繼續未完成的新專輯《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時代在變）》的錄音工作，之後在1964年1月發行。專輯同名歌曲〈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的歌詞非常直白：「參議員、眾議員，請留心我們的呼喊。別擋我們的門，也別擋我們的路。（Come senators, congressmen please heed the call. Don't block at the doorway, don't block up the hall）」迪倫敏銳地觀察到了社會局勢的變更，要求掌權者必須傾聽民意，否則就是擋住改革的道路。〈With God On Our Side〉則是百分之百的反戰歌曲，用極為反諷的語氣，指摘所有意圖發動戰爭的領導者，都自以為上帝會在他們身旁：

The reason for fighting

戰爭的理由

I never got straight

我從來搞不懂

But I learned to accept it

但我學會接受

Accept it with pride

帶著滿心榮耀

For you don't count the dead

因為死傷無需計算

When God's on your side.

只要上帝與你同在

　　〈Only a Pawn in Their Game〉是一個悲慘的故事：美國有色人種促進會（NAACP）領袖之一的埃佛（Medgar Evers），在自家門口遭到白人優越主義份子、3K黨成員貝克維斯（Byron De La Beckwith）以一把打獵用的來福槍射殺，子彈從後背貫穿前胸，埃佛在地上掙扎了三十呎才昏迷，五十分鐘後被宣告死亡；這首歌曲中，迪倫沒有指責哪些人應該為埃佛的死負責、甚至認為貝克維斯也「只是個權力遊戲中的『棋子』（pawn）」，不值得譴責。因為南方貧窮白人某種程度上也是受害者，他們的生活條件跟黑人同樣地艱困，但群眾願意為黑人發聲，這些貧窮白人卻被告知「你們生來擁有白皮膚，已經強過他們」。這種精神勝利法，不能掩飾他們也是被壓迫者的事實。

　　《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專輯，確立了迪倫的抗議歌手形象；從此，他踏上了與瓊拜雅不同的道路，直到1965年中，他都是當代民權、反戰運動中活躍的角色之一。至於他之後為何「背叛」了民謠與抗議歌手的身分，開始把吉他插上電，與「The Band」玩搖滾樂，那就是另一個故事了。

首圖出處： brizzle born and b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