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胎化的人性苦果:中國最錯誤的政策?

 

 《中國隱藏的孩子:棄養,收養與一胎化政策的人性代價》書封。

 

文|Nicholas D. Kristof

譯|睫狀肌

 

  全世界應該沒什麼政府決策,像中國的「一胎化」政策用如此私密又粗暴的方式,影響了那麼多人。西方世界傾向於贊成中國的一胎化政策,因為他們也認為中國政府此舉有助於抑制中國的人口成長,並克服貧窮問題。

 

  事實上,一胎化政策完全沒有必要。所導致的中國人口快速老化,更為國家的經濟前景埋下隱憂。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社會學教授王豐(Wang Feng)就曾經斷言,一胎化政策是中國錯的最離譜的政策,比「文化大革命」,還有造成世界史上最嚴重饑荒的「大躍進」,都來得離譜。

 

  一胎化政策以前所未有的規模撕裂了家庭,摧毀了他們的生活,雖然它已在2015年秋天正式喊停,但對中國人民的影響,卻依然餘波盪漾,包括十二萬在美國與其他西方國家被領養的中國寶寶。

 

  過去一直流傳一種說法,這些被收養、大部分是女性的嬰孩,是重男輕女社會中不被期待的產物,而被她們的父母所遺棄。現在已經長成青年的她們,該知道這一切複雜得多。決定他們命運的並非冷血的父母,甚至也不是厭女的習俗,而是一個撕裂家庭的政策。

 

  假如妳是12歲大出生在中國、成長於美國家庭的少女,顯然有點早熟地正在讀這篇文章,那麼妳的故事,可能就是Kay Ann Johnson的新書《中國隱藏的孩子:棄養,收養與一胎化政策的人性代價》裡,本名「勝師」的少女的故事。這本書揭露了一胎化政策實際上是如何展開的,許許多多被領養的孩子,其實並非被「遺棄」。

 

  徐廣文與妻子江麗芳(兩者皆為音譯),這對平凡的村民在1994年已經有了一個孩子。在某種程度上,說中國政府從1980年開始推動的生育政策是「一胎」並不精確,在一些特定情況下,生第二胎甚至第三胎是可被允許。假如這對夫婦是先有一個女兒,那麼幾年過後他們可能會得到允許生育第二胎。但因為現在他們第一胎生的是兒子,那就沒辦法了。然而,這對夫婦還是想要第二個小孩,江麗芳更是想要女兒,於是他們只得開始密謀。

 

  在這個地方,所有育齡已婚婦女,每三個月都必須做一次妊娠檢測,如果是陽性反應,可能就得要強制流產。想方設法規避管控的風險是被罰款、老家被拆、甚至是強迫絕育。然而當江麗芳在2003年懷孕時,她和她的先生就下定決心要保住這個可能的女兒。江麗芳偷天換日用朋友的尿液,讓其檢測結果變成陰性,而在孕期最後幾個月,她則被送回娘家躲藏起來。江麗芳夫婦把小孩命名為「勝師」(原文為Shengshi,音譯),意思是「成功」,突破重重難關也要達陣成功!如果被當局盤問,他們會說這女孩是外面撿來的,只是因為可憐她沒人照顧才把她帶回家。

 

  不幸的是,上級派來了新的官員,負責督導家庭計畫的嚴格執行。有人匿名通報了女嬰,那一天來了七個彪形大漢,團團圍住屋子,奪走了熟睡的女嬰。江麗芳夫婦足足向官員哭求了八個小時,他們坦承女嬰是他們親生,並願意付出一切代價,只求留住孩子。他們願意接受最高額度的罰款,官員不理,他們表示願意去籌錢來付兩倍價碼,也依然被拒絕。官員堅持女嬰必須被帶到孤兒院,更強迫他們夫婦簽署文件,「證明」他們是在田裡發現女嬰。這時,姜麗芳夫婦依然抱持最後一絲希望,希望隔天就可以從孤兒院接回女嬰。

 

  江麗芳夫婦一夜未眠,清早直奔孤兒院,解釋說昨天晚上被送來的那個女嬰其實是他們的孩子,並希望能夠辦理收養手續。但無論江麗芳夫婦如何懇求,孤兒院說什麼也不讓他們進來。他們試著找來其他親戚辦理收養手續,也都被打回票。這一切很可能是因為,孤兒院早就打算讓願意付出更高價錢的外國人,來收養女嬰。

 

  江麗芳以淚洗面數個月,食不下嚥也說不出話。她的家人擔心她的健康情形與精神狀況,夜裡她會夢見她的孩子回到她身邊,但一個驚喘,又把她拉回惡夢般的現實。江麗芳花了快三年才得以平復,她還有一個孩子跟丈夫,他們一家人都需要重新開始。

 

  故事的結局是,女嬰被一對來自美國的中產階級夫婦收養,也許比起繼續留在中國,在美國長大的她,可以有更寬裕的經濟環境、更好的教育與更多的機會,但她始終是「被盜來的」孩子──以為自己只是因為生為女兒,而被冷血厭女的爸媽遺棄。

 

  不像中國其他冒進的政策,多半是毛澤東個人狂熱的產物,一胎化政策其實與毛澤東本人想法背道而馳,毛澤東懷疑節育家庭計畫的必要,當北京大學校長同時也是人口學家的馬寅初,提出當局應該要想辦法遏止失控的人口成長時,馬上就被毛澤東免職。

 

方鳳美與她的著作《一個孩子:中國最激進的實驗》。 

 

  《華爾街日報》駐中國記者方鳳美(Mei Fong),在她的著作《一個孩子:中國最激進的實驗》中指出,早在70年代早期,中國就已經成功推行鼓勵晚婚,拉長生育間隔期的「晚、稀、少」家庭計畫,官方的口號是「一個不嫌少,兩個恰恰好,三個就太多」。不用上強制手段,差不多十年的時間,就已經把每個婦女的平均生育數,從六個降低到三個,可說是相當驚人的成就。很少人注意到,中國人口生育率的最大幅度走跌,其實早在一胎化政策前就開始。

 

  但中國領導人想要看到更大幅度的走跌。在內部會議中,有一些人口學家與經濟學家警告,太劇烈的人口變動可能會導致「可怕的悲劇」。但這不是領導想聽的話,政治局的領導們很快就發現從「中央計畫經濟」,轉型成「中央計畫家庭」,是很容易的事。1980年九月25日,黨中央發出公開信,要求黨員自己把生育數量限制到一。這是一胎化政策首次登場,並且很快地變成強制性節育與強迫性墮胎。方鳳美寫道,這是「這項持續35年的政策,是世界上最激進的社會實驗,決定了世界上六分之一人口的出生、存活與死亡。」

 

  當鄧小平在1978年掌權,並向西方開放中國時,有許多人對於中國進行現代化與抑制人口成長,抱持同情態度。人們普遍認為中國有嚴重的人口問題,在鄧小平的年代,西方世界被Paul Ehrlich的《人口爆炸》(The Population Bomb)所震懾,不管是自由派還是保守派都一致同意全球人口控制很有必要,共和黨人大力支持各種生育控制,當時共和黨副總統布希(George H.W. Bush)更因為鼓吹家庭計畫不遺餘力,而被暱稱為「橡膠套」(Rubbers)。

 

  現在回顧起來,西方對於中國抑制人口成長的同情態度可以理解,但對於中國執行一胎化政策的殘酷卻未免流於裝聾作啞。部分原因是因為中國自己也在騙,偽裝成人民都是自願配合,就像同情中國者所說,一胎化政策就跟西方一些徵稅政策一樣,只是用罰金去誘發某些行為動機。這個騙局能得逞,另一部分原因則是是最殘酷的手段都發生在鄉村地方,比較常跟西方人混在一起的城市知識分子,較少違反這個政策,就算違反了,也不太會被強硬對待。

 

  事實上,中國的都市菁英經常是贊成一胎化政策的。人權運動者呼籲言論自由,但家庭計畫很少是他們關注的議題。唯一的例外是來自鄉下地方的盲眼律師陳光誠,周遭村民的驚恐讓他憤慨。在最近出版的回憶錄中,陳光誠提到他一個59歲委託人的故事:家庭計畫的官員為了找出他私藏的女兒,把他吊起來,堅不吐實的結果是換來一陣毒打。

 

  發生在湖南李秋良(音譯)身上的故事也很匪夷所思,這位23歲,持有生育許可的孕婦,在1992年底懷胎七個月時,家裡突然出現生育計畫的官員,他們擔心1993年的生育數可能會超出額度,讓他們被扣薪或降級,因此四處搜捕有孕在身的婦女,強迫她們立即「引產」。

 

  李秋良的婆婆向官員哭求,媳婦的身體不好,希望讓她順利生下這一胎,不管是男是女,讓他們夫婦晚年能有人照應,生完這一胎她就不會再生了。但這些官員完全不理會,他們把李秋良帶到診所,即使李秋良的身體狀況不允許,還是命令醫生立刻開始引產手術,手術讓李秋良大出血,陷入昏迷,幾乎去了半條命,即使人救回來也終生殘廢,而李秋良的寶寶則在手術九個小時後死去(這個案例來自中國內部的機密文件,後來當局堅稱事情並非如此)。

 

  中國宣稱一胎化政策在35年期間遏止了四億的生育數,但這個數字過於誇大,人口學家評估數量應該只有一半,可能還更少。而雖然有一些經濟利益,但卻不大,方鳳美引述一個經濟學家的評估,每1%經濟成長,一胎化政策大約只貢獻了十分之一。但真相可能更複雜,當生育率降低,確實對經濟成長有短期的顯著人口紅利,小孩變得更少,而較大比例的人口還在工作。但當人口開始老化,也就是中國現在正在發生的事,勞動力就會開始萎縮,這個萎縮目前還看不到終點。到了2050年,中國將有四分之一的人口超過65歲,再到2100年,可能會萎縮數以億計的勞動力,還很可能過半,所有這些都會重挫經濟表現。

 

  一胎化政策的惡果還因為傳統對男孩的偏好而加劇,當每一家只能被允許有一個孩子時,他們不會把「配額」留給女生。中國人口的性別比例已經開始失控地偏移,男女比是1比1.18,有數以百萬計的年輕男性很可能會光棍一輩子,我們還不清楚一個有這麼多剩餘雄性的社會,到底會發生什麼事。

 

  十幾年前,Valerie Hudson與Andrea den Boer兩個人寫下了一本引發爭議的書《光棍:亞洲過剩雄性人口的安全意涵》(Bare Branches: The Security Implications of Asia's Surplus Male Population),討論在中國、印度與亞洲其他地方,性別比例失衡的結果可能導致威權與暴力,而政府也可能以黷武手段來消耗這些過剩的雄性氣概。某些人相信,中國近來對於爭議島嶼堅定的民族主義主張,一部分原因可能是躁動不安的Y染色體所導致。

 

  2015年十月,中國正式終結了一胎化政策,並聲稱每一對夫婦都將可以擁有兩個子女。這個政策要如何執行?是否意味著強制絕育與流產也將絕跡?一切都並不很清楚,也許把它視為一個強制性政策的鬆綁,而非其真正終結,會比較好一點。

 

  不過,過去幾十年來,環境也有了很大的改變,今天許多中國家庭可能都只有一到兩個小孩,特別是在城市。一項調查也發現,只有一個小孩的家庭,有60%說這與一胎化政策無關,教育成本經常才是最大考量。

 

  一胎化政策為國際帶來的最顯而易見的後果,則是中國出生、西方領養的孩子,而且為數不少。Johnson指出,中國一直以來都有非正式收養的傳統,因此也有更多的小孩,是在國內就被收養。但由於這些非正式收養也被用來閃避一胎化政策,因此遭到官方嚴打,例如,生下雙胞胎不會受罰,因此第一個孩子常常被藏匿起來,等到一年多以後另一個孩子出世,再一起通報成雙胞胎。

 

  Johnson提到了一個高婉如(音譯)的故事,當她被發現又有孕在身時,整個家族強迫她去墮胎,因為沒有被官方「核准」的受孕,會招來高額罰款,更會讓她的丈夫丟掉工作。但高婉如就是想要這個孩子,特別希望是女生,於是她祕密地在娘家產下女嬰,既然小孩與丈夫的工作難以兩全,於是他們就把小孩放到某個他們覺得想要女兒的遠親家門口,然後燃放鞭炮,讓遠親打開家門「發現」女嬰。

 

  起初這一切都很順利,親戚撫養了女嬰,也似乎沒有人知道她的雙親是誰。但當女孩四歲的時候,家庭計畫的官員知道了她的存在,他們希望女孩離開他們的管區,以免他們這一區的嬰孩數量超額,高婉如與她的丈夫透過祕密第三方,讓領養家庭付上了一筆可觀的費用,才保住女孩。當高婉如的丈夫因癌症彌留之際,女孩被帶到醫院來看他,養父母認為,那是她的親生父親,應該來見爸爸最後一面。幾年後女孩結婚了,養父母特別邀請高婉如參加婚禮,那一天,高婉如在賓客席上,看著自己的女兒成了婚。

 

  人們常認為,女孩在中國就是不得人疼,她們是因為文化因素而被棄養,導致必須在美國尋求庇護。顯然,中國是父權社會這樣的說法不無道理,但說這些女孩就只是因為父母冷酷無情才被棄養,未免太過膚淺。

 

  Johnson書中,還有一個令人動容的故事。一對中年夫婦李榮與王阿英(音譯),一場溺水意外奪走了他們十五歲的孩子,讓他們悲痛欲絕。一天晚上李榮行經垃圾堆,聽到嬰兒微弱的哭聲,查看之下,發現一個氣若游絲的女嬰,李榮迅速救起嬰孩,並帶著她飛奔回家,唯恐小孩就在他懷裡斷氣,他們夫婦不眠不休地照護這個女嬰,用盡積蓄支付女嬰的醫藥費,並死纏爛打要當局給孩子登記戶口,讓她以後可以就學,當局不肯,激怒了李榮,他說他們夫婦為當局省下了撫養孩子的花費,「還是政府就是想看她死在垃圾堆裡?」

 

  小孩最後得到了戶口,女孩也順利成長,正準備大學入學考試。她的「雙親」賣了房,換到小一點的房子住,好籌措女孩未來四年的學費。女孩跟他們非常親密,並且對於父母為她犧牲太多而感到憂愁。李榮夫婦從來都沒有跟她談及身世,唯恐這會傷及她的自尊。李榮夫婦一家並不優渥,但他們所施予無私與豐足的愛,所展現的力量難以超越。

 

  然而當局卻經常干涉這種撫養本能,在湖南與貴州,有一些極端的個案顯示,家庭計畫當局所做的,就只是搶走違反一胎化政策的孩子,然後轉賣給孤兒院,這從來都不是政府政策的一環。

 

  不管它的立意為何,一胎化政策是用最極權的手段,來管治人最根本的權利,也侵犯了最根本的人權,但它完全沒有必要,過去的自願性政策就已經大幅降低生育率了,Johnson為這個政策寫下這個墓誌銘:

 

  「但願在執行超過三十年之後,伴隨著最後兩次生育率遠低於替代水平的普查結果,這項標誌了此一時代、傷害無數兒童、懲罰無數父母的政策,可以真正告終。而回顧這個政策,我們看到的無數暴行,也會跟著一起走進歷史的垃圾桶。

 

 

  

書籍資訊

書名:《中國隱藏的孩子:棄養,收養與一胎化政策的人性代價》 China’s Hidden Children: Abandonment, Adoption, and the Human Costs of the One-Child Policy

作者:Kay Ann Johnson

出版: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日期:2016

 

書名:《一個孩子:中國最激進的實驗》One Child: The Story of China’s Most Radical Experiment

作者:Mei Fong

出版: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日期:2016

 

 

原文出處: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本文為節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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