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電影界資深場記、製片野上照代，手執場記板記錄與黑澤明共事半世紀的電影風華，也速寫一幕幕與伊丹萬作、井伏鱒二、太宰治、伊丹十三相識相聚的日常風景。透過她與這些作家、導演的書信往返，小酒館談話軼事，片場驚險又趣味的拍攝花絮，勾勒出戰前至戰後日本文化界的人際網絡，也呈現電影鏡頭與文學作品以外的人文景觀。
文｜野上照代
譯｜銀色快手
我今年八十歲了。是相當年紀的老人。已經是走到人生的出口，要伸手去轉開門把的時候了。或許在旁人眼裡，能不能再活個兩三年都是問號，也是合理的疑慮。
二〇〇一年出版拙著《等雲到──與黑澤明導演在一起的美好時光》的文藝春秋資深編輯照井康夫問我說：「回首過往，與昭和這年代一起走到現在，有沒有什麼話想跟大家說的？」這就像是切腹的時候介錯人會講的話一樣。若能在此時歌詠出瀟灑的辭世之句，那也是很了不起的，可惜我並不具備這般才華。或者，如果是像原節子那樣的美女，將謎樣的過往公布出來，很多讀者也會很開心吧。但我的過往，既不有趣也不特別。所以我一直婉拒，說那不會有人看的。
我景仰的大師伊丹萬作曾說過：
千萬不要講一些會讓年輕人感覺「這與我有什麼相干呢？」的話。
（〈記錄〉，出自《伊丹萬作全集 》）
他說的是一點也沒錯。
然而到了最近，情況卻有了變化。
一九八四年，山田洋次導演將我榮獲第五屆讀賣「女性人道紀實文學」優秀獎的半自傳作品〈致父親的安魂曲〉拍成了電影《母親》，由吉永小百合主演。
理所當然，原書也配合電影片名改題為《母親》，重新出版。
於是，文藝春秋的照井先生跟我提議：不如就配合電影《母親》公映（二〇〇八年一月），來寫一部野上的昭和史，感覺挺有意思的。他接著說，如果用寫的嫌麻煩的話，可以採取訪談的方式，針對提問作答，最後再整理成文字，也是一種作法。說是這樣的話就會輕鬆許多，完全體現了資深出版人的遊說本領。
經他這麼一說，讓我想到那些共同度過黃金歲月（再也回不去的黃金歲月！）的朋友們，如今尚在人世間的已是寥寥無幾。這讓我改變了心意：在我們這些存活者行將就木之前，預先留下記錄或許是件重要的事情。
正因為，所謂的歷史，是從具體的日常生活積累而來。正因為，唯有在具體性之中，才找得到真實。
於是乎，二〇〇七年四月十一日起，開始以訪談方式蒐集材料。
訪談人是前《電影旬報》總編輯／電影評論家植草信和先生，和文藝春秋的照井康夫先生。訪談在一處調查室進行，像是被警察拷問般，也有正式的速記員在一旁幫忙。他們還很貼心地，讓我一邊喝酒一邊回答問題，前前後後進行了六次訪談。兩位訪談人從數量後記龐大的速記資料整理出來的原稿，足足重達兩公斤。
我在訪談之中不得不提到了我的家人，以及我的私生活，但至今仍會感到不自在。
本來，我自認是個運氣好的女人。
到我現在這年紀，二十三年前的文章還能夠重新復活拍成電影，真是太走運了。
我的人生中只遇到過一樁感覺像是被上帝惡意捉弄的倒霉事。那就是我所尊敬的伊丹萬作先生寄給我的親筆信函，以及戰死沙場的竹內浩三寫的信，全部都弄丟了。
關於這件事，因為有所顧忌，到現在為止也沒有對外公布過，這次被逼問到，就坦白說了出來。照井先生則是一副冷靜狀：「都已經超過保密期限了吧。」
也罷，在我即將離開人世之際，留下一點事實真相，或許會有點用處也說不定。如今我的心境就像是蜥蜴切斷自己的尾巴，準備要逃之夭夭一樣。
唯一有一點過意不去的是，和前作《等雲到》比較起來，有些內容是重複的（雖然說講話有一定的脈絡問題）。不論是什麼時候，回顧往事都會出現同樣的內容，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紅鬍子》之後的黑澤明與三船敏郎〉一文，是《等雲到》的英譯本於二〇〇六年美國出版社Stone Bridge Press 出版之際，在編輯的要求下新寫的專文。關於兩人拍完《紅鬍子》之後的關係，雖然有很多種說法，不過，我也只是就我在黑澤先生身邊看到的情況提出解釋而已。
如果兩人最後還能見上一面， 不知道該有多好——這種想法，恐怕也只是徒留感傷罷了。三船先生去世後九個月，彷彿像是在追隨他的腳步，黑澤先生也離開了人世。
其他的部份，像是與井伏老師旅行會的事情，還有登載在《電影旬報》的拍攝現場報導等等，是文藝春秋的照井康夫先生幫忙把我以前的文章匯總整理出來的。此外，還有幫忙整理訪談內容的植草信和先生，在此由衷對兩位致上十二萬分的感謝和歉意。
還有，要感謝負責校對的板垣美智子小姐。現在還能夠請到如此專業的人士幫我看稿子，真是幸運。
負責封面（日文原著）的友成修先生，願意聆聽我這個門外漢的意見，也在此一併致上謝意。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十一日筆）
書名：《蜥蜴的尾巴：私藏版電影軼事》 蜥蜴の尻っぽ とっておき映画の話
作者： 野上照代
出版：台灣女性影像學會
日期：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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