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野是個學者，剛好也是男同志－《掩飾：我們公民權利的隱藏攻擊》

張茵惠

2016/12/09 10:05

《掩飾：我們公民權利的隱藏攻擊》英文版書封。

　　吉野賢治的父親在二戰之後移民美國，低調勤勉的工作，絕口不提作為「戰敗國移民」的感受，只談那時的音樂與棒球。吉野賢治主修英語文學，1991年以資優身分從哈佛畢業，取得羅德獎學金前往英國牛津大學深造，但也是此時他的內心漸漸崩壞。

　　他是個知書達禮、前途光明的亞裔美國公民。

　　他原本打算順應本性當個詩人。

　　他是個同性戀。

　　故事的結局我們都知道了。吉野賢治後來轉攻法律，現在已經是美國法學界最有影響力的日本人之一，前後任教於牛津與紐約大學。在2006年出版的《掩飾：我們公民權利的隱藏攻擊》一書中，吉野回憶起他無法下定決心出櫃，徬徨無助的時光，那段寫下陰鬱詩句「殺死我的同儕」的過往──所有的事情亂成一團，研究生生活節節敗退，想修性別課程卻怕人發現自己的性向；吉野賢治的自我有許多重，就像成年時依法他必須在日本與美國雙重國籍之間二擇一，他也必須選擇一些自我來面對世界，詩人的自我，學者的自我，亞洲人的自我，同性戀的自我，出櫃的自我，非殺掉自己不可的自我，究竟哪個才能讓他活下去無怨無悔？

　　思考之後，他捨棄了詩人的那個自我。因為在90年代，同時作為一個男同志跟詩人，只會面臨雙重弱勢的局面，至少他自我認知是如此。吉野認為，既然已經決心出櫃，那麼就要擁有足以抵擋外界的武器，那個武器顯然不是文學。吉野成了一個法學家，他教授日本法、憲法、反歧視、法律文學等課程，但這時又有人好心的提醒他：「你最好不要開性別相關的課程。」

　　吉野成功以出櫃男同志身分進入大學教書，但他最好不要強調自己的這個面向。吉野進一步解釋這類善意提醒的真正涵意：「吉野是個優秀學者，剛好也是個男同志」，但不應該是「吉野是個男同志學者」。如果想要往上爬，男同志身分最好別太張揚，像是刷淡的背景那樣最好。

矯正、暗渡、掩飾

　　吉野賢治正是用自己的前半生作為例子，說明同性戀群體面臨的三種壓迫。第一種稱為「矯正」（Conversion），就像是中學生時期，吉野發覺自己貪戀男體的美，內心深處感到痛苦，渴望自己能夠抗拒這種戀慕，轉變成異性戀，社會迄今仍有某些團體開設「矯正同性戀」課程，把同性戀傾向當成煙癮、酒癮一般對待。第二種則是「暗渡」（Passing），如同吉野大學時期，已經接受自己是同性戀這個事實了，但仍想方設法不要被發現，為了不被排擠而假裝成異性戀。第三種則是最後的階段「掩飾」（Covering），儘管出櫃表明是同性戀，但不要太張揚，「不要開性別相關的課程」。言下之意，「你是同性戀，我們很開明沒意見，但不要太醒目，像是爭取同性婚姻什麼的就太超過了」。

　　吉野賢治此書意圖討論的，正是這種「掩飾」。當吉野講起掩飾時，引用了社會學家高夫曼（Erving Goffman），不過整體而言引用的成分不多，還是以美國式的傳統法學辯證為主。究竟到什麼程度，要求少數群體「掩飾」，表現得跟主流群體極為神似，才會構成公民權利的侵害？法國法院禁止穆斯林女學生在學校內佩戴頭巾，算不算是侵害？女性在職場必須同時掩飾自己的生育能力，又保有一定的女人味以免受到討厭，算不算是侵害？同性戀不被保障像異性戀一樣的婚姻權利，算不算是侵害？這三個問題，吉野雖然解釋了現行法院做出解答的理論依據，但仍留下一些無法確定的搖擺思緒。

吉野賢治成為美國同志權利的推手之一。

　　在吉野的想像中，人類可以有一個世界，鼓勵人們揭開（uncover）每一重「無法自己決定」的自我，種族、文化、宗教、性向、性別，凡是基於本真而揭示且全力主張的，都受保障。無人需要假裝成另一種自己不是的東西，他稱之為「新民權」。但現實生活中，這種揭示卻無可避免的，也受到其他法律權利衝突的箝制。

　　最實際的問題可能是在於，性向或許不容許模糊，但其餘的部份我們該怎麼知道自己有沒有在掩飾？特別是當掩飾已經是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時候？當女人咄咄逼人、努力工作的時候，她是在假裝成男人嗎？當亞洲移民第三代完全不學習「母語」，看著美國影集大笑的時候，他是在假裝白人嗎？當民間信仰者不講「死亡」而說「往生」，他是在假裝成佛教徒嗎？

　　掩飾的前提必須是認知到自己的本質是什麼。但許多天生而來或偶發取得的身分，未必有真實不變的本質可以供人認知。吉野賢治當年扼殺掉的詩人其實還存在他的身體裡，最後一章他沒有講什麼大道理，只說了一個跟詩有關的故事。他的女性好友身上有個藍色星星刺青，穿婚紗時會露出來，但她全然不以為意。藍色星星來自一首詩，詩中的星星長在一個為燈泡製造光芒的男性工人胸膛上，外科醫生把星星除掉，底下卻是另一顆一模一樣的星星。

　　她／他選擇變成的，就是她／他本來擁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