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貧困女子》：一個女性主義的觀點

張茵惠

2017/01/16 17:00

「我以為你支持性交易除罪化？」

「我確實主張性交易除罪化，但這不表示我容許性交易作為一種社會剝削形式而存在。」

《最貧困女子》中文版書封。

　　性工作不是一種能做一輩子的工作，人們常比喻進入性產業為「下海」，那是因為身在海中載浮載沉的人莫不在找上岸的機會。無論是轉作經紀、嫁為人婦，並沒有人真的想在海中久留。但如果有上不了岸的女人，那是什麼樣的人？根據日本記者鈴木大介的報導文學作品《最貧困女子》，永遠沈淪在性產業最底層，從事最危險、最低薪、最損害人格性交易的，是那些胖、醜、智能障礙的弱勢女子。

　　關於賣春，人們經常有兩種極度相反的想像：恐怖的人蛇集團用毒品控制了貧困的少女，逼她們出賣靈肉；拜金的翹家少女為了買名牌包，自願投入五光十色的酒店夜生活。前者的想像是「哭著賺」，後者的想像是「笑著賺」，但總之都是「躺著賺」。類似這樣的想像其實簡化了賣春產業內部的複雜階層跟區域網絡，也低估了賣春所需的技術能力與肉體勞動程度。

　　不同的女子，投入性產業的理由各有不同。但離不開性產業的女子，離不開的理由卻都一樣：她們非常貧窮，而且她們沒有任何習得的技能或天賦的美貌可以脫離貧窮。

　　在性產業中，就跟其他所有行業一樣，存在著能夠力爭上游的人，即便同樣來自失能家庭，有些比較機靈的賣春少女很快就學會了當老鴇，牽線讓學妹去賺，不僅賺得多，也比較不傷身。長得特別漂亮的女孩，很快就能透過包養或結婚而上岸。鈴木大介的訪談發現，迫於生計賣春的女性其實也同時一直在物色著能夠在經濟上永遠援助自己的對象，也就是男友。從嫖客變男友，這聽起來是很危險的想法，但也不是不會成真。有時候確實客人會幫助妓女贖身，但也有些時候客人會殺死妓女，全都是有可能的事。

　　性產業同樣存在著「連當妓女都嫌沒競爭力」的女人，這就是鈴木大介想要特別強調的「最貧困女子」。她們的貧困是世襲的，這些女性要不是剛從虐待自己的家中逃出，要不就是拖著小孩嗷嗷待哺；她們通常沒有受完基本教育，因為成長過程中飽受虐待或屢遭送至社福機構寄養而沒有基本的社會常識，長得不怎麼樣，化妝也不太上手。

　　而她們也知道自己不是很好的商品，因此在網路上刊登賣春消息時，會先挑明說自己是龍妹，希望不介意的才聯繫。盡管如此，她們還是經常被客人毆打、辱罵，被說「長這麼醜為什麼不去死一死」、「應該整過型再出來賣」。

　　可笑的是，在日本，「派遣制」同樣也衝擊了最古老的行業。仲介向鈴木表示，客人比較喜歡「兼差妹」。也就是平日有其他工作，一週只工作一天的女子。這些女孩被要求畫上「自然妝」、演出「青澀感」，她們的單次收入可以是底層妓女的十到數十倍。而提起在網路上個體戶賣春、強調自己是龍妹的底層妓女，兼差妹揮著她們的水晶指甲，不以為然的說：「那種喔，也太不專業了吧，根本就是在搞壞市場啊。我可是很努力學美妝在維持自己價值的喔。」既然醜，為什麼不化妝呢？既然胖，為什麼不減肥呢？

　　對啊，為什麼呢？為什麼已經走投無路到只剩下賣春這條路可以走，不能把自己搞漂亮一點呢？或許是睡在網咖太辛苦了，或許是常常在躲避房東跟地下錢莊討債太忙了，或許是這些底層妓女原本就有輕度智能問題，但從未被學校與社福機構發現。而更奇怪的是，窮到這種程度其實應該能夠申請低收入戶補助，但她們卻因為害怕文書作業而逃避與公務人員打交道。

　　這社會應該出了什麼問題吧？鈴木寫道，當日本媒體炒作「貧充」（貧窮但充實的）女子，把居住鄉間有鄰里支應的「帳面上低收入戶」，講得像是田園牧歌般的生活，人人都想「來去鄉下住一晚」，卻沒有人同情在大都市的污水溝中生活著、沒有家庭也沒有親友、非得低價賣春否則無以為生的真正「最貧窮女子」。

　　每位困頓貧窮的女子都遇過慈悲的嫖客。「聽說了我的身世故事，都流下眼淚來了呢」。但就鈴木的立場，卻對於這些人相當不以為然：「流下眼淚是無妨，但怎麼連精液一起流出來了呢？」鈴木深惡痛絕這些自認為「幫助」了妓女的嫖客，認為他們活在「援助」少女的美夢裡，但事實上卻還是人渣。嫖完給錢是應該的事情，怎麼能夠稱得上幫助？儘管鈴木從未聲稱他是女性主義者，但他關於性交易本質的看法卻意外與基進女性主義若合符節。

　　在這同時，鈴木又提起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在成人影片產業工作的受訪者，告訴他市面上可見的喝尿、食屎、獸交主題成人片，大部分都是僱請智能障礙的女優拍的。她們外表與智力正常者無二，因此消費者大可以想像這是「有判斷能力的美麗健康女性心甘情願為特殊性癖好者傾情奉獻」的藝術作品。就跟嫖客認為自己用老二幫助了可憐的女孩子一樣，真的是有夢最美。

　　作為一個人道主義者，鈴木全書最末的呼籲其實很實際，他期待看見日本性交易徹底除罪化（目前法令只是部分合法），這並非因為他覺得性交易在社會中存在是合理、非壓迫的，而是唯有這樣才能拯救最貧困女子，讓她們投身的職業至少受到國家一定程度的規範與保障，終結躲躲藏藏的日子。他也微弱的呼籲政策制定者，如果社會安全網真的保護不了少年、少女，至少不要推行一些反其道而行的規定，譬如「遊蕩條例」禁止青少年深夜出入公共場合、增加購買一次性手機的難度，反而導致她們原本勉強能維持貧困過活而無需賣身的生態瓦解，加速遭到性產業「捕獲」。

　　但與其說《最貧困女子》點出的是這個社會對窮人很殘酷，社會福利機制能做的事情真的不多，不如說作者在呼喚每個人對於「無法光彩生活的人」多點包容與同理。他點出了苦難的前因後果，以及壓迫無法被解決、反而隨著法令緊縮而更形惡化的客觀事實，作為讀者的責任，就是盡可能擴張想像力──想像一種即使你不願意也必須過上的生活，想像有一個社會把這種殘酷解決掉的可能。

　　想像你成為你不是的那種人，然後停止說她們還有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