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連白痴都快樂不起來了」:《法國人如何思考》

 

牛津學者蘇迪爾‧哈札里辛格生於模里西斯,他研究法國的著作獲得法國參議院與拿破崙基金會肯定。

 

文|蘇迪爾‧哈札里辛格(Sudhir Hazareesingh)

譯|陳岳辰

 

  2013年夏季,一股消極浪潮襲捲法蘭西民族。民意調查顯示,法國成為「歐洲悲觀主義的冠軍」,大眾對於未來想望的黯淡程度遠遠超過鄰國。調查也顯示,超過三分之二的法國人認為國家正在沒落。對於這股沮喪情緒,保守路線的《費加洛日報》在社論中稱法國已經「觸礁」,社會氣氛低迷不振,無論是就相對和絕對數字來看,經濟都落後其他歐洲競爭對手。值此同時,政府與許多反對團體處於「冷內戰」,爭議範圍涵蓋反對同性婚姻到布列塔尼的財經政策。

 

  《迴聲報》(Les Échos)一篇社論指出負面氛圍也是一種懷舊,盼望如同戰後黃金時代一樣的飛快成長,以及戴高樂般的絕對權威:「現在我們只剩下衰退。

 

  綜觀之前十年,法國的萎靡不振已經成為知識和文化精英的討論焦點。有人嘗試將此現象解釋為高盧人的矛盾性格之一,比方說曾有一位個人發展專家認為法國人的不幸福或許源於「想太多」。

 

  不幸福(mal de vivre)是一個其實無法精準轉譯的概念,卻也得到史學家的直白詮釋:它是現代性的基本要素之一,因為「思想的進步與絕望感無法切割」。

 

  然而,從薩科吉執政晚期到歐蘭德這段期間,高盧人的末日心態有個明確的特徵:認為在可見的範圍內,沒有獲得救贖的機會。衰退論成為政治精英最重要的課題,前總理費雍宣稱法國「失去實質」,這說法更加令人擔憂,因為背後真正的含義並不明確。

 

  社會主義陣營以典型的方式因應危機:舉辦研討會。許多進步人士承認社會的「道德恐慌」現象,「法國集體想像正在右傾」。各領域、各地區都陷入這種蕭條景況,《世界報》社論警告法國正經歷「持續的工業衰退」,產業雜誌《新工廠》(L’Usine nouvelle)感嘆「法國汽車製造業回不去了」,曾經得到蕭邦讚賞的鋼琴大廠普萊耶爾(Pleyel)表示,要在2013年底結束營運。經濟衰退也會影響地理問題,許多省城如康城大量流失人口,北部和東部面臨慢性去工業化的問題。鄉村的處境並沒有比較好,根據一個常被引用的研究,普羅旺斯某村莊已經不如彼得.梅爾(Peter Mayle)筆下那般溫暖友善,社區團結的傳統凋零,當地居民彼此疏離,也與時代脫節。一個當地人說:「我們的世界正在死去,卻不知道要用什麼取代。

 

  這層空虛感成為米歇爾.維勒貝克的反烏托邦小說《地圖與領土》(La Carte etle territoire)的靈感源頭,其中法國鄉村成為全球旅遊天堂,「除了迷人的酒店、香水和肉罐頭之外,沒有東西可以賣。」即使在節慶紀念這種應該輕鬆的時刻,也彷彿是葬禮。2013年,一次世界大戰紀念日前夕的社會氛圍,被皮埃爾.諾拉形容是喚起「法國在二十世紀走下坡的集體意識」(到了2015年滑鐵盧戰役兩百週年時,情況也未見好轉)。

 

  卡繆誕生一百週年時同樣帶有這樣的病態感受,這位小說家的作品主題正是解析自我懷疑和疏離。一位文學史家表示,悲觀主義原本專屬於文化精英,卻已經蔓延到社會各階層:「現在連白痴都快樂不起來。」毫不奇怪,唯一還能振作的政治運動屬於國民陣線。《觀點》主編弗朗茲.奧利維耶.吉斯貝爾(Franz-Olivier Giesbert)從「法國思想馬琳化」加以分析,認為悲觀的民族情緒有部分反映出該政黨在馬琳.雷朋的領導下重新壯大,能夠操作所有議題,如移民、安全、失業、貪汙,乃至於工業農業的失敗。然而,他也補充:國民陣線只不過是喚起集體的深層焦慮,「在衰退的感受中,確實有一種形而上的東西正在吞沒整個舊世界,在法國尤其嚴重。」

 

皮耶‧約瑟夫‧普魯東:「我們越早退場, 對於文明、對於人類將越有益。」

 

  目前法國的經歷其實是歐洲整體病況的一部分,儘管法國人的體驗似乎特別深刻。其中部分原因在前面章節已經提過,也就是法國精英自從大革命之後就常常對未來感到焦慮,「反現代主義」是法國思想的基本要素。進步主義的絕望感也有悠久歷史,主要由於敗給保守勢力是一再出現的經驗。1863年拿破崙三世的治理達到巔峰時,普魯東寫下:「我相信我們完全墮落了,而我越是透過縱容來欺瞞自己,就越是對這個國家的生命力失去信心。對於未來,對於法國人的人道主義使命,我無法保持信念。我們越早退場,對於文明、對於人類將越有益。」上回如此慘淡的氣氛出現在一九三○年代,文明的危機感瀰漫各地(包括英國)。

 

  由此觀之,吉斯貝爾的說法呼應了羅伯特.阿隆(Robert Aron)和阿爾諾.丹第歐(Arnaud Dandieu)的《法蘭西民族的頹廢》(Décadence de la nation française),該書主張法國的萎靡源於「形上的和精神上的苦痛」。

 

  2013年,許多媒體比較兩個時代後下了多彩多姿的標題,如:「救命,三○年代回來了!」最後注意力自然而然轉向扮演國家先知的傳統角色,也就是知識分子,藉由檢討他們的過失,以求找出能夠逃離絕望感且有意義的新路線。共產主義的《人道報》感慨法國知識分子已經被「哲學頹廢」滲透,民粹主義週刊《瑪麗安娜》也惋惜「沒有一套國際視野可以填補目前法國思維的絕對真空」。

 

  於是哲學家加斯帕爾.科寧格(Gaspard Koenig)提出建言:既然理性主義、馬克思主義、結構主義和後現代主義都死了,也許終於到了法國擁抱自由主義的時刻?

 

國家的病

 

  對於國家的現況與未來越來越悲觀,這種症狀被歷史學家米歇爾.維諾克(Michel Winock)稱之為「法國國家病」(French national disease)

 

  我們從這種現象可以看到什麼? 知名歷史學者的親自診斷已經透露了許多線索,反映出法國知識精英傾向從心理層面看待這件事,認為這是主觀問題,無法藉由客觀事實或數據進行分析。的確,雖然法國衰退論的著作點出了特定的趨勢、時間、轉捩點,如二○○一年總統選舉、二○○八年金融危機,但這類著作的矛盾之一在於無法提出確鑿的證據。為了符合法式思維喜愛整體性的特徵,現象本身通常被視為既定事實,然後才試圖找出更普遍的框架來套入—可能是人性、歷史、經濟、文化,以至於種族。

 

  其他方面也一樣,這是經典的法式討論,強調失落、疏離感和死亡,這些概念根基於國家文化。同時一些論述走向抒發個人情緒,對於常見的哲學觀感到嚴重的挫折失望:無論保守派、自由派或進步派,他們的共同點在於對之前抱持的信念澈底幻滅。這類文獻也喜歡講大方向,反復使用修辭上的二分法,如善良與邪惡、文明與野蠻、進步和頹廢等等。換言之,最為誇張、最覺得國家末日已至的言論(像是移民無法融入,或者法國人缺乏集體自我認同),多半來自於居住在法國核心區域且很少出去外面看看的那群人。他們對於一般人的生活瞭解甚少。此外,還有陰謀論(這個群體喜愛的主題之一)將矛頭指向精英階層,又或者其他更棘手、更難定義的對象(「新自由主義」或「伊斯蘭」)。

 

  這些討論也具備法式特徵,大半時候生不出具體的解決方案或行動計畫,聲稱最重要的改革要從心靈或態度著手。看在長期關注法國知識圈的人眼中,當前這些意見中瀰漫的氛圍非常熟悉,尤其他們偏愛糾結在消極的情緒裡,疾聲大呼模糊或難以實現的理想,例如主張將法國轉變為種族完全相同的國家;他們在提案和分析時的邏輯思考,也總是走到最遙遠的極端。

 

  悲觀哲學最全面的版本出自生於羅馬尼亞的散文家蕭沆(Emil Cioran),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他在拉丁區定居,因《解體概要》(Précis de décomposition, 1949)一書而成品。書中充滿格言警句,被譽為存在主義的傑作,原因不僅在於斷然拒絕生命可能有意義:「光芒是例外,衰亡才是規則。生命無時無刻不崩解,不斷地失去光,平淡無味地消融,沒有權杖,沒有榮耀,沒有光環。

 

  他的作品的主題大多是孤獨、無聊,當然還有死亡這個「偉大的肯定」,看似直接回歸了神祕主義傳統,卻又完全剝除了潛藏的樂觀思考。蕭沆將從消極執著推演出的邏輯結論寫進《誕生之不便》(De l’inconvénient d’être né, 1973),認為(徒勞的)創造是個悲劇,存在只是對悲劇的反應:「我們不急著衝向死亡,卻急著逃離誕生這場災禍。我們蠕動掙扎,像是倖存者想要忘記恐怖。我們害怕死亡,但那只是病態的投射,追溯到我們最初的一瞬間。」 世紀更迭之際,法國思想墜進黑暗深淵,蕭沆的中歐陰鬱重獲新生。伽利瑪出版社於他過世十五年後,也就是2011時,將其作品全集收入知名的七星文庫(Pléiade)系列。他對法國衰退的集體反思最顯著的貢獻,在〈來自法國〉(De la France)這篇文章,實際上完成於1941年德軍占領時期,直到他死後的2009年才得以發表。文中預測了二十一世紀初期的法國社會氛圍,在他看來法國精神基本上是鄉土與享樂主義,以及(受到笛卡兒影響)傾向「狹隘的完美主義」──偏愛風格優雅、形式清晰,卻不具哲學深度。

  蕭沆:「心靈的井乾涸了,他們在沙漠中醒來,環抱身體,恐懼未來。」

 

  法國智識上的偉大來自構築了「理性主義神話」,主宰了現代歐洲人的思維。蕭沆認為法國人將無法繼續沉迷在那些理念中:「心靈的井乾涸了,他們在沙漠中醒來,環抱身體,恐懼未來。」但蕭沆的信徒之一是哲學家弗雷德里克.史福特(Frédéric Schiffter),自稱「小資產階級虛無主義者」,他的著作抨擊現代性枯燥、倫理上無益,還有傅柯無用(他不讀傅柯作品,因為傅柯「穿套頭圓領毛衣」)。

 

  與蕭沆的哲學、美學感性相反,阿蘭.佩雷菲特表達悲觀情緒的管道是歷史框架;不過整體結論一樣陰霾密布。首次出版於一九七六的《法國惡》是一本複合作品,一部分以戴高樂時期前部長幻滅後的自傳探索法國的「制度失靈」;另一部分則試圖解釋法國現代政治文化的缺陷。佩雷菲特的中心論點在於法國與其他工業發達社會有所不同,受到充滿疏離感的公民、具侵略性的政府雙面夾攻所「詛咒」。

 

  他延續托克維爾的論點,認為高度中央集權是絕對君主專制政體的遺緒,大革命與後來幾次共和政府甚至將之強化了。隨著時間進展,法國人因此成了「叛逆的保守派」,患上名為「抽搐麻痺」的特殊疾病。病徵表現是偶像崇拜(「古人和現代人爭吵時,多半是古人占上風」);仰慕絕對權力又喜愛週期性的危機(「戀痙攣」〔spasmophilia〕); 執著於普世平等卻又拒絕差異性;偏好不真實的事物(「在法國,邏輯精神會被魔法精靈取代」);以及將每件事情簡單地二元劃分,如自由與權威、秩序與反動之類。佩雷菲特的結論很簡潔:「我們不是能與自己共處的民族。」雖然他自稱相信法國人能完成「精神革命」以改變自己,其言行的沉重、準人類學的特質卻似乎是反證。一九九六年新版的序言裡,他明確表達出內心的消極,他表示儘管一九八○年代社會黨做了很多去除中央集權的改革措施,法國仍停留在柯爾貝爾的傳統下,國家牢牢箝制一切。

 

  結論更是消沉,佩雷菲特指出,其實這種負面氛圍的暗流從戴高樂時期就出現,只是被唯意志論和外表的光鮮亮麗給掩蓋。另一種更萎靡的消極潮流於一九八○年代在國族主義右派內重現,核心命題就是法國的「衰敗」,而且主張衰敗是一種本質,無法逆轉,表現的形式就是既有秩序會全面崩潰。這種慘淡思想的靈感來自於反大革命、反現代主義的著作,主要作者為弗約、德魯蒙、巴雷斯和拉荷歇爾,他們認為當今社會被困在道德和精神的腐敗裡,理性主義與個人主義已經凌駕任何形式的集體歸屬感,人類與真我(宗教)疏離之後,躲進「粗俗的唯物主義,一種結合怠惰思考、貪求安逸之後的可怕產物」。

 

2010年國民陣線的海報呈現出將伊斯蘭教和「伊斯蘭主義」混為一談的傾向越來越普遍。國民陣線聲稱危險且極端的意識形態在來自馬格里布的移民人口之間流傳甚廣。

 

  悲觀敘事中,另一個鮮明的命題是法國國族的衰亡,也就是移民造成的威脅。「伊斯蘭主義」(一個模糊的概念,毫無來由地認為所有伊斯蘭教徒都具有極端思想) 會奪走這個國家,是自一九八○年代起國民陣線的主要訴求。除此之外,他們譴責的還有各種社會寬容所帶來的毀滅性結果:性工作、毒品、暴力、家庭破裂、校園違紀。全部加起來之後,就成為對國家滅亡的憂慮。一九四四年九月演講時,尚.馬利.勒龐說:「法國繼續倒退,走上西方和北方那種道路,現在重大危機不只出現在經濟、社會和政治層面,連文化和道德也受害了。法國的國體、法國人民的整體性,已經來到生死存亡的關頭。」

 

 

 (本文為《法國人如何思考?》部分書摘)

 

 

《法國人如何思考》中文版書封。

 

 

書籍資訊

書名:《法國人如何思考?》How the French Think

作者: 蘇迪爾‧哈札里辛格(Sudhir Hazareesingh)

出版:商周

日期: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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