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許了一個願,希望她能忠於自己:《意義的呼喚》

 

剛回到維也納幾天後,我去拜訪一位朋友保羅‧波拉克,跟他說我父母、哥哥還有緹莉都死了。我還記得,我那時突然哭了起來,並對他說:「保羅,說真的,如果一個人一下子遭遇這麼多,受了那麼多的考驗,那一定有其意義。我覺得,我只能這麼說,似乎有什麼在等著我,期待我去做,我是為某事而存在的。」然後我心情輕鬆多了──畢竟在那樣的時刻,沒有任何人能比這個老朋友保羅更了解我──即使他只是沉默以對。

 

維克多‧法蘭可所創立的「意義療法」亦被稱為「第三維也納治療學派」。

 

文|維克多‧法蘭可(維也納大學神經暨精神病學教授,大屠殺倖存者)

譯|鄭納無

 

  留在維也納,也讓我有機會在醫院認識我的第一任太太緹莉‧葛若瑟(Tilly Grosser)。她是和杜納特教授一起工作的住院護士,一下就引起我注意,因為我覺得她看起來像個西班牙舞蹈女郎。不過,我們是這樣才在一起的:她想讓我愛上她,來為她最好的女友報一箭之仇,因為我和她的那個女友曾經交往,但後來卻不再理睬。總之,緹莉的動機我馬上覺察到,然後也跟她明說。這使她對我的印象很深刻。

 

  當然,緹莉的美也讓我印象深刻,但真正讓我讚賞的是她的本性。怎麼說呢?是她的直觀?或是她的善解人意?舉個例來說吧:因為緹莉是住院護士,所以她母親一直免受遣送。但有一天新規定宣佈了,親屬不能再享有免遣送權,就在新規定開始生效的前一晚、將近半夜十二點的時候,我和緹莉都在她媽媽家,突然門鈴響了,沒人敢去開門,因為我們都以為是遣送人員來了。最後還是去開了門,而站在門外的又是誰呢?竟然是猶太社區中心派來的人,要緹莉的母親隔天開始一份新工作──協助清理那些剛被遣送的猶太人住宅裡的傢俱。然後,這個人又遞給緹莉的母親一份證明,這樣一來緹莉的母親又能繼續享有免遣送權了。

 

  猶太社區中心的人走了之後,我們三人坐在那邊面面相覷,無言以對。第一個找到話說的是緹莉,說的是什麼呢?她說:「瞧,上帝不是很了不起嗎?」我只能說,這是我聽過最優美的神學理論,最簡短的「神學大全」(中世紀的哲學家聖多瑪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寫過《神學大全》Summa Theologiae,論述神的存在)。

 

緹莉,1940年。

 

  是什麼讓我決定和緹莉結婚的呢?有天她在我捷爾寧街住處(也是我爸媽家)為我準備午餐,然後電話鈴響,是羅特希爾特醫院打來的,因為有位服安眠藥過量而被送進醫院的病人,剛被內科醫師宣佈不治,所以他們問我想不想為這病人施行我的特別腦手術?我等不及咖啡煮好,就往嘴裡塞了幾顆咖啡豆,然後邊嚼邊跑往計程車站。

 

  兩個小時後我回到家,和家人共餐的時刻已過,我心想大家一定吃過了,而的確我爸媽也已經吃了,但緹莉卻一直等著我;不過,她的第一個反應並不是:「你終於回來,我一直等著和你一起吃飯。」不,不是這樣,而是:「手術順利瑪?病人情況如何?」就在這一刻,我下定決心要娶她為妻──並不是因為她是這樣或那樣適合我的女孩,而是因為她是她自己。

 

  我想是她二十三歲生日吧,那時我們已經在集中營裡,我送她一個我能到手的小禮物,並附上這樣的字句:「在妳的節日這一天,我許個願給自己,希望妳永遠對妳自己忠實。」也就是一個雙重反論:在她的生日,我許願給自己而不是給她;而所願望的是她對她自己忠實,而不是對我。

 

  我們和另一對夫婦的婚姻,是納粹在維也納市批准的最後兩件猶太人婚姻。這之後,猶太人的婚姻登記處就被取消了。另一對夫婦是大約二十年前教過我歷史的中學老師艾德爾曼博士和他的太太。

 

  雖然沒有正式宣佈,但實際上猶太人是不准有小孩的(即使他們是合法正式結婚),有個傳到各處的訓令,上頭寫著,如果今後有猶太女性懷孕,將立刻被遣送到集中營。同時,醫師公會也收到指示,別用什麼條規來干涉猶太婦女的墮胎。在當時那種情況下,緹莉也只好犧牲了我們那個沒出生的胎兒,我的那本書《渴望意義的無聲吶喊》(The Unheard Cry for Meaning),就是獻給我們這個沒出生的小孩。

 

  在猶太中心的「丘珮」(Chuppe),也就是所謂的天蓋下完成婚禮後,我們走了好幾條街去拍例行的結婚照(因為猶太人不准搭計程車), 然後再走路回家,途中經過一家書店,我看到櫥窗裡擺了一本名叫《我們想結婚》的書,猶豫了一陣子後,我們鼓起勇氣進去,緹莉仍戴著新娘子的白色面紗,我們兩個也都佩戴猶太黃星徽。我故意叫她向店員要那本書,因為我想讓她「表現表現」。於是緹莉站在那裡,頭戴白面紗,胸配黃星徽,回答店員問她要什麼的時候,紅著臉說:「我們想結婚。」

 

法蘭可和第一任妻子緹莉的結婚照(1941年12月)。

 

  我們的婚照在戰後也對我有意想不到的用處;我是佔領軍在戰後批准的第一個到國外參加會議演講的奧地利人,地點是在蘇黎世,但直到邊界我都還不知道是否能順利拿到簽證。而因為我沒有瑞士錢,得讓借宿處的主人來車站接我,主人是緹莉的哥哥古斯塔夫移民到瑞士時借住的那一家人。我從因斯布魯克打了封電報到蘇黎世,說我會在外衣的鈕釦上別著我們猶太人在集中營時被迫佩戴的一種紅色尖三角章,以便他們能認出我。

 

  在蘇黎世的恩格火車站我等了又等,一直沒人來接我。眼看月台都快沒人了,忽然一位女性的身姿從迷霧中出現,有些猶豫地慢慢朝我走來,手裡拿著一張照片,看看我又看看照片。

 

  「你是法蘭可醫師嗎?」她問我。

  然後我發現她拿的是我和緹莉的結婚照,還好她帶了那張照片,要不然一定認不出我來,因為之前火車站有很多人都別著紅色尖三角,所以她看不出誰是法蘭可醫師──這天晚上剛好有「冬季援助」的人員在那邊募款,只要把銅板放進捐錢罐裡的人都可獲得一枚紅色尖三角。而他們的尖三角比我的更大、更顯眼。

 


集中營

 

  婚後九個月後,我們就被遣送到特雷禁市的集中營,在那裡渡過了一年三個月。緹莉因為被派在雲母礦工廠工作,而這對彈藥生產很重要,所以她有「免被轉送權」,而我卻被點名要被轉送到「東部」,其實就是奧斯威辛。以我對緹莉的了解,我知道她一定會想盡辦法要求和我一起去,所以我很堅定、清楚地告訴她,別自動要求和我一起去。更何況自動要求遣送也不是沒有危險,因為這很容易被視為是有意要阻撓重要戰爭物資的生產。但緹莉還是偷偷背著我去要求被遣送,而且也不知什麼原因竟獲得批准。

 

  被遣送時,她先是恐慌地在我耳邊說:「你瞧好了,我們會被送到奧斯威辛。」──這是大家事先都沒料到的。然後她立刻在擁擠的車廂內整理亂丟在一起的行李,並要大家幫忙找出各自的東西。突然之間,她又變得完全平靜了。

 

  我們在奧斯威辛一起的最後幾分鐘,她讓自己看起來心情愉快。就在分開前,她靠在我耳邊說她把一個小鐘弄壞了(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是個小鬧鐘),這樣納粹就不能擁有這個鐘,而她顯然為這個小勝利很得意。當他們正把男女分開時,我用堅定的口吻對緹莉說:「無論如何妳都要活下去!妳懂我的意思嗎?不管是付出任何代價!」我是想告訴她,如果在某種情況下,她不得不用性來換取生命時,那就這樣做,別因為考慮到我而不願妥協。透過這種事先給予她的「赦免」,希望不會讓我成為她在可能喪失生命時的「共犯」。

 

  當我在巴伐利亞的土耳客海姆(Turkheim)獲釋後不久,有天我經過一片農田,碰到一個也剛獲釋的外勞。我們談話時,他手裡把玩著一個小東西。 「你手裡是什麼東西?」我問他。

 

  他打開手掌,我看到的是個小小的金色地球儀。海的部分上了藍釉,而赤道則鍍上一條金線,上頭還寫著:「整個世界為愛而轉。」──是個小配飾。

 

  但竟和我送給緹莉的那個生日(我們共度的第一個生日)配飾一模一樣。真的只是一模一樣?還是根本就是同一個?非常可能是同一個,當初我買那個配飾時,據我所知,整個維也納只有兩個。而戰後在土耳客海姆附近的巴特沃里斯侯芬這地方發現了一個倉庫,裡頭堆滿了納粹黨衛軍從奧斯威辛集中營搜括來的首飾。我跟那個外勞買了那個小配飾,雖然它上頭有個小凹處,但整個世界仍為愛而轉……。

 

悲爾忍集中營的萬人塚,1945年4月。

 

  一九四五年八月,我回到維也納後的第一個早上,得到緹莉已在卑爾根─悲爾忍(Bergen–Belsen)死去的消息,而且是在英國軍隊解救了那地方之後才死的。他們抵達後發現一萬七千具屍體,此後六個星期,又陸續因為疾病、飢餓、衰竭而死了一萬七千人,緹莉顯然就屬於後面那批人。

 

 

(本文為《意義的呼喚:意義治療大師法蘭可自傳 》部分書摘)

 

 

書籍資訊

書名:《意義的呼喚:意義治療大師法蘭可自傳 (二十週年紀念版)》 Was nicht in meinen Büchern steht. Lebenserinnerungen

作者: 維克多‧法蘭可(Viktor E. Frankl

出版:心靈工坊

日期: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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