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hen Cave:智力至上的黑暗歷史

人類長期將智力理解為一種政治概念,尤其是它長久以來作為支配和統治理由的黑暗歷史。

 

  「智力」概念的發展是一段古老久遠的故事,隨著人工智慧(AI)的興起,這個議題也引起了新的轉變。近年來,人工智慧研究取得了顯著地進展,專家認為科技突破很快就會讓人類被機器超越。於是專家們被嚇壞了,紛紛提出警告和天網來臨的可能性。英國劍橋大學未來智能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史蒂芬‧凱夫(Stephen Cave)在《Aeon》雜誌上撰文,從哲學、政治和歷史角度分析人類對人工智慧的恐慌:這種恐懼是由於人類長期將智力理解為一種政治概念,尤其是它長久以來作為支配和統治理由的黑暗歷史。

 

  智力可以被量化的想法(就如血壓或鞋子尺寸)已經有大約一個世紀之久,人們參加各式各樣的考試測驗評量智力水準,決定每個人在這個世界的位置;社會依據智力分配一個人該做什麼,或者假定他們不能做什麼:分數優秀的人進入大學繼續鑽研專業知識,分數差一點的被送進技職學校從事技術性工作,而最差的無法受更高等的教育最終成為體力勞動者。

 

  認定某個人聰明或不聰明從來就不只是對其智力水平做出評論,更多時候它扮演決定人們被「允許」或「不允許」做什麼的指標。實際上,智力決定人生的觀點很早就出現,從哲學家柏拉圖開始一直到現代社會政策的實行,它貫穿了整個西方世界的思想。換句話說,智力即為政治的一環。

 

近年來,人工智能研究取得了顯著地進展,專家認為科技突破很快就會讓人類被機器超越。

 

  當然有時候量化後的智力排名顯得合理:畢竟所有人都不希望醫生、工程師或領導者是個愚蠢的人。但它仍有黑暗的一面,甚至被濫用成為對他人為所欲為的藉口。在整個西方歷史中,許多被視為不聰明的人或民族,後果無非是被殖民、奴役、滅絕和屠殺;如果將動物也算進這段歷史中,那牠們的下場往往是被人類宰殺吃進肚裡。

 

  從柏拉圖在所有著作裡賦予「思考」極高價值開始,他提出「未經審視的人生不值得活」,並認為現實的真理可透過理性或智力構建。他在《理想國》中提到,理想的統治者是「哲學家國王」,因為唯有哲學家能辨明事物的秩序,所以聰明的人理應統治其他人。

 

  這在當時是革命性的觀點:雅典已經實行「民治」的社會制度,但這些所謂的「公民」未必都是聰明的「男性」。而在其他地區,統治階層經常是由擁有繼承權的菁英(例如貴族),或由人們所接受的信仰(神權),或單純是最強大的個人(暴政)所組成。

 

亞里士多德清楚指出的支配與從屬或主人與奴隸的二元論關係,則讓父權制或奴隸制度似乎變成事物自然秩序的一部分。

 

  柏拉圖提出的新觀點成為知識份子們推崇的理論,其學生亞里斯多德也繼承了這種智力至上的思想。亞里斯多德是更實際和善於分類的思想家,他用這種觀點主張建立他認為自然的一種社會階級制度。在他的著作《政治學》中,他解釋說:「有些人應成為統治者,而其他人則被其統治;這不僅是必要,還是有利的方法。從他們出生之時,就已經天生被劃分為服從和統治的區別。」而決定誰被標示為統治者,則視他們是否擁有「理性元素」而定。

 

  然而,能接受教育的男性擁有最多理性元素的群體,因此便「理所當然」地成為女性和其他「體格強壯所以天生是奴隸」的男性的統治者。而在往下的階級則是所有非人類的動物,因為牠們「太過愚笨」最好由人類來掌管。

 

  整體而言在西方哲學的黎明時期,歐洲人就已經把智力與受過教育的男性劃上等號。它成為掌控婦女、社會底層、未開化民族和動物權利的論據。儘管柏拉圖支持理性至上,並將它定義為「相當不優雅」的烏托邦;但僅僅經過一個世代,亞里斯多德提出的「由理性之人統治」思想,已經成為理所當然的顯學。

 

  兩千多年以後,這種思維仍沒有太大改變。已故的澳洲哲學家和保護論者薇爾‧普魯姆德(Val Plumwood)認為,希臘哲人建立一連串相關的二元論,持續地影響後人思想。這些類別像是聰明與愚蠢、理性與感性、思想與身體,並暗示或明確地將劃分出男性與女性、文明與野蠻、人類與動物。而亞里士多德清楚指出的支配與從屬或主人與奴隸的二元論關係,則讓父權制或奴隸制度似乎變成事物自然秩序的一部分。

 

智力至上的思想繼續延伸成為殖民主義的邏輯核心:非白人民族沒有那麼聰明,因此沒有資格統治自己及其土地。

 

  智力至上的思想繼續影響後來的西方哲學:笛卡爾(René Descartes)聲稱「認知」是人類獨有的能力,並抹去自然的靈性和內在價值,從而合理化壓迫其他物種的行為;康德的論點更為複雜,但基本上他得出與亞里士多德相同的結論:存在天生的主人和天生的奴隸,智力則是兩者之間的區別。

 

  這種思路更延伸成為殖民主義的邏輯核心:非白人民族沒有那麼聰明,因此沒有資格統治自己及其土地。所以殖民主義完全合情合理,也是「白人應負擔的責任」來摧毀他們的文化和領土。再加上因為智力定義了人性,這些沒有那麼聰明的人自然無法享有完整的道德地位,所以說殺死或奴役他們也是沒有異議的行為。

 

  同樣的邏輯也被施加在女性身上,她們被貼上容易激動和過於情緒化的標籤,因此不能享有「理性男人」擁有的特權。在十九世紀的英國,女性在法律上的保護甚至不如家畜。然而或許不令人意外的是,數十年前出現的正式智力測驗並沒有拯救女性脫離壓迫,反倒是讓情形更加惡化。

 

美國早期優生學支持者貼出的標語,上面寫著:「有些人生來就是其他人的負擔。」

 

  法蘭西斯‧高爾頓爵士(Sir Francis Galton)普遍被認為是心理計量學的創始人,他以「科學」測定智力的靈感來自於表弟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所寫的《物種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1859)。高爾頓認為智力具有遺傳性,並能透過選擇性育種來強化它們。他決定找出一種方法科學地鑑別出最有能力的人,並鼓勵他們多生產繁衍後代;相對地,為了全人類的物種品質,應該預防和阻止其他沒那麼聰明的人繼續繁衍,因此優生學和智力測驗就這樣一起誕生了。在接下來的數十年裡,大量的歐洲和美國婦女在這類測驗中,因為得分不佳被強制絕育,光是在加州就有兩萬多個案例,量化智力造就了可怕和野蠻的黑暗歷史。

 

  在各種科幻電影情節時常看見作者幻想機器起身對付人類,由於人們已經習慣和相信唯有智力至上的物種才有資格生存的觀點,因此開始懼怕機器崛起將使人類變成冗餘,甚至成為被奴役的目標。但史蒂芬‧凱夫在文章裡指出,與其擔心人工智慧會對人類做些什麼,還不如提防人類會拿它做出什麼壞事。他認為未來人類更可能是部署智能系統對抗彼此,或者變得過於依賴它們。「比起人工智慧,人性的愚蠢才是最恐怖的危險。」他寫道。

 

 

參考報導:Aeon

 

圖片出處:Interact BlogsDeutschland.deWikipedia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Sale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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