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桑德爾之後，為什麼還要讀席拉赫？《恐怖行動：一齣劇本》

陳中芷

2017/04/25 20:00

一位戰鬥飛行員為了拯救七萬名足球觀眾，違背上級命令和聯邦憲法法院的判決，擊毀一架被恐怖份子挾持的客機，導致機上一百六十四名乘客罹難。他有罪於謀殺嗎？

為什麼要讀劇本？

　　傳統文學的經典作品多半出自劇本，但是現代台灣人不讀劇本，特別是現代劇本。當代台灣作家也不以寫劇本為挑戰，但是我們各種小劇場依然活躍，只是散了戲觀眾找不到劇本可以回味。

　　劇作家亞瑟米勒曾表示，所有文學形式中戲劇最難掌握。在劇本裡，所有的張力不是靠「上帝的視角」，或是第三人的旁觀來彰顯，而是透過對話；好的劇本也同樣考校作者對語言和言說的敏感度。而我們不讀劇本，習慣被餵養，結果是我們天天看影音短片，卻不見得理解怎麼才有「戲」，我們沒有機會自己揣摩角色性格和場景寓意，也漸漸忘記如何去想像說話聲音裡的各種精微表情。

　　台灣出版線眾多，獨獨不願冒險養出劇本讀者，其實是文學拼圖上的缺角，更是份遺憾。

為什麼要推席拉赫的劇本？

　　因為他是席拉赫！

　　費迪南·馮·席拉赫（Ferdinand von Schirach）從短篇小說起家，橫掃書市，然後寫了帶自傳色彩的長篇故事。他擅長設定條件去塑造角色，以日常生活中突然爆發的極端場景去逼視尋常生命下的波濤。他精於造「戲」。或早或晚他都抵不過挑戰劇本形式的誘惑，不只是出於文學野心，而是有其內在理路。

　　席拉赫在不同的故事中反覆陳述現代訴訟的侷限，更在小說《犯了戒》最後的刑事庭上以土耳其木偶辯證審判中的操縱與佯裝。對席拉赫這樣一位執業超過二十年的刑事辯護律師來說，法庭審判是一個舞台，在這舞台上搬演著不同的戲碼：捍衛真理、維護正義、鑑定真偽、判別善惡。和作家一樣，律師也得靠言語講「故事」，只是法庭上總有競爭版本；而故事說得越精深，就越難用單一價值去譴責罪犯。不過只要是戲，就有可操縱和被操縱的部分，所有判決只是在這框架下選擇出來的結果，充其量是一場又一場價值取捨的祭典，未必就代表了真理和正義。

　　這一次，席拉赫以「恐怖攻擊和反擊」為軸，直接進入審判庭的辯論攻防。故事很簡單：一位戰鬥飛行員為了拯救七萬名足球觀眾，違背上級命令和聯邦憲法法院的判決，擊毀一架被恐怖份子挾持的客機，導致機上一百六十四名乘客罹難而遭致謀殺罪的起訴。戲更簡單，只有兩幕：第一幕聽證審理，第二幕是辯方和控方的最終陳述和法官判決。但是全場往來的言詞辯論卻極不簡單，飽含了當今民主社會面臨恐怖攻擊所帶來的挑戰和價值衝擊。而席拉赫在劇終提出有罪與無罪的兩種判決理由，將判決交給作為參審員的觀眾來決定：你要捍衛的是聯邦法院出於人權考量的憲政秩序，還是尊重某個關鍵人物在緊急狀態下出於保家愛國的動機而作的良心選擇？

　　藉著審判長的開場白，席拉赫表明了一個立場：法庭上的事實是透過語言交鋒來重構，而法官衡量罪與罰，卻不再代表上帝。他利用一個細節設計，讓審判長提醒辯護律師穿上法袍，點出了法庭的舞台性質：穿上了法袍，就拉出了一個現代審理罪行的專業場域，也帶出了職業權威。他又靠詰問塑造了一個軍方菁英的性格與心理動機，開出整場辯論。

在桑德爾之後，為什麼還要讀席拉赫？

　　席拉赫第一個丟出來的問題是：生命的價值是否可以衡量？這問題並不新，也是美國導演史蒂芬·史匹柏透過《搶救雷恩大兵》的行動曾經探問過的。而席拉赫在劇本中所舉的法學案例，讓人聯想到以《正義：一場思辨之旅》聞名的哈佛教授邁可·桑德爾（Michael Sandel）。二〇〇一年的九一一恐怖攻擊永遠改變了美國的政治思維和公共生活，桑德爾在隨後各種攸關政治道德爭議的議題中，偏向保障個人選擇的自主性，而席拉赫的路徑稍有不同，他想要辯證的是德國基本法的第一條：「人的尊嚴不可侵犯」。除了個人與集體、少數與多數之間的權衡，比起桑德爾，席拉赫的討論還多了一個國家的角色。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對尊嚴的解釋是：「個人不該淪為國家行為的絕對客體」，凡是涉及當事人命運的決定，任何人不應該也不可以藉著國家或集體之名剝奪當事人參與決定的權利。在這一點上，我們看到德國社會特殊的歷史背景。鑑於納粹時代種族淨化與優化的政策，使他們在當代面對「犧牲少數保障多數」的抉擇時，帶著更多政治道德上的掙扎。就那一點掙扎讓「犧牲少數」的命題更形尖銳，也更撞擊德國在戰後為保障少數人的權利和尊重人權所做的一切努力。而席拉赫只用了兩幕戲就將尖銳的爭議刻畫完成：當民主制度的理念和措施被恐怖份子當成「武器」，反過來攻擊民主與自由的社會時，我們如何繼續捍衛過去所相信的民主原則與人權價值？如何在社會安全與公民基本權利之間取捨？國家在其中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愛德華·史諾登（Edward Snowden）用他的行動回答了這些爭議，席拉赫用這齣戲傳遞了他的思索。

戲上演了，然後呢？

　　席拉赫這部《恐怖行動》的故事雛形出現在二〇一三年為《明鏡週刊》所寫的一篇專欄裡，後收錄在《可侵犯的尊嚴》散文集。因史諾登的洩密，揭露了梅克爾總理被美國國家安全局監聽的事件，藉此，席拉赫想要追問，恐怖主義是否將會決定民主社會的走向？二〇一四年他寫成劇本出版。二〇一五年一月法國發生巴黎《查理週刊》總部的恐怖攻擊案，讓這劇中所有相關的辯證，成為某種先知性的預言。

　　而這劇本是操作性很高的作品，單就德國一地在四十三個劇場上演了八百七十五場。出版短短一年多的時間，瑞士、奧地利、丹麥、匈牙利，遠在他方的澳洲、日本和美國邁阿密都演了這齣戲。二〇一六德國公共電視台直接將這劇拍成年度大戲，在奧地利和瑞士同時放映，電視台錄製有罪與無罪兩種判決結果的版本，開放給觀眾票選。有趣的是，德國劇場觀眾的票選，無罪與有罪的判決呈現拉鋸，但是表態的六十萬電視劇觀眾卻以百分之八十五的比例選擇無罪開釋。而根據全球十個國家上演劇場反饋回來的票選統計，超過二十八萬的劇場觀眾以百分之六十的比率認為飛行員並無刑事責任[註一]。這些數據意味著，即便經歷許多歷史教訓，即便高舉人權，大多數的人在某些狀況下依然認為犧牲少數保障多數是可以接受的。

　　席拉赫在後續的劇評中被譽為當代的席勒，藉著一齣戲將公民社會對恐怖攻擊的討論帶出了新的視野和深度，展現了現代啟蒙的精神。而讀者可以在本書附錄〈請務必堅持下去〉的演講稿中看到席拉赫本人的傾向。儘管他認為恐怖份子不是違反而是攻擊法律制度，但在這篇講詞中，席拉赫選擇信任現行的憲政體制，特別是其中寬容與自由的法律設計，依然是維護民主制度的最佳防禦手段。但他並不囿於自己的立場，兩種判決版本並非為了譁眾取寵，而是藉此說明真理最終在於價值的取捨，不在法律論點的攻防。透過這種參與式的劇場表演，他將民主社會裡的價值選擇交給了觀眾，開啟一個思辨的風潮。正如桑德爾在《正義》最後一講所言：參與，而不是迴避有關道德信念的討論，可能才是尋求社會正義最好的方式。

　　台灣缺少某種正向的機制去正視社會中兩極化的爭議，或許席拉赫這份開放劇作可以作為我們公民民主教育的參考。而這齣劇本的出版，不只是拋磚引玉，企圖誘發台灣讀者願意讀劇本，更希望對台灣漸興的政治哲學與社會價值的討論添加薪火。

（本文為《恐怖行動：一齣劇本》導讀）

《恐怖行動：一齣劇本》中文版書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