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盛開的花朵》:性、病、史的糾纏

本作雖藉大屠殺的主題為軸,卻非以第一線的加害者或受害者為呈現對象,取而代之的是以其後代為主角。

 

  《昨日盛開的花朵》(The Bloom of Yesterday)在其正式於台灣院線上映前,即已在德國與日本影展中榮獲許多獎項提名而贏得關注,電影環繞著德國納粹大屠殺時期相關人士的兩位血緣後裔展開影片的敘事。本作雖藉大屠殺的主題為軸,卻非以第一線的加害者或受害者為呈現對象,取而代之的是以其後代為主角。也因男女主角並未實際沾染行刑過程,影片亦從大屠殺的集體歷史創傷中跳脫,轉移到角色的個性敘事上。

 

  雖然本片重心並未落於大屠殺的敘事,實際上,卻是以其相關元素串連起整部影片情節的推進。更或者可以說,即使作品中主要是以角色個人的特質與遭遇而非大屠殺的歷史作為呈現對象,但《昨日盛開的花朵》其實就是一場置於大屠殺脈絡下糾纏著性、病、史的作品。

 

片頭托托被失控及其之後火爆的全武行。

 

  關於史的部分,應最容易被提及。電影宣傳的簡介亦直接告訴觀眾,《昨日盛開的花朵》是部有關納粹大屠殺歷史主題的電影。不僅於此,片中的男主角托托(Totila Blumen)是研究大屠殺的歷史學者,女主角莎琪(Zazie Lindeau)則是托托的實習助理。甚至,托托與莎琪更是大屠殺時期德國加害者與猶太受害者的後裔,角色本身就具有血緣歷史傳承的象徵。

 

  或許是因為導演克里斯‧克勞士(Chris Kraus)身為納粹後裔的關係,從影片內容來看,比起著墨於大屠殺時期的歷史重現,導演毋寧更重視相關後裔應該如何正視歷史與自處。因此,從托托祖父(加害者)與莎琪外婆(被害者)的同班,到身為雙方後裔的男女主角互相同事並產生互動,也意味著試圖在歷史創傷中找到雙方共存共容的可能性。

 

  相較於歷史的顯性脈絡,兩位主角的個性或許可視為一種隱性病徵。此處所謂的「病」,並非指托托與莎琪真正患有疾病,至少導演在影片中演並未具體透露相關線索。然而,兩位主角在劇中強烈起伏的情緒與舉動,從片頭托托被稱形容為失控及其之後火爆的全武行,到莎琪自殘的行為,還有其他諸如直接在高速行駛的車上將狗丟棄、廁所鬥毆、自灑油漆等行為,似乎都在顯示男女主角焦躁與抑鬱的病徵。

 

  也是藉由男女主角外放強烈的情緒,才得以延續電影中的敘事,將原本僅是作為籌辦紀念奧斯威辛集中營學術會議的情節展開。托托與莎琪在個性上的劇烈起伏,或許僅是電影中的表現手法,但也可能其來有自,是源於其雙方血統傳承的不安。身為加害者後裔的罪惡感,研究大屠殺歷史的托托「就是靠負面維生」、「窮盡一生都在為此事作彌補」;身為被害者後裔的不信任感,莎琪才會在一開始就拒搭賓士,甚至在生命歷史中數度自殘。

 

加害者與被害者的後代結合,在某種程度上也象徵著雙方的和解。

 

  如果說,血脈傳承是完全不可抗拒的歷史因素,人格塑造是同時被先天與後天所不停形塑,但就性而言,至少大部分為人所自主。莎琪於劇中坦承對托托的性幻想,原本不舉的托托也在此時重振雄風與莎琪共度春宵,加害者與被害者的後代結合,在某種程度上也象徵著雙方的和解。

 

  影片結尾於男女主角的數年後再度重逢,此時托托帶著領養的女兒,在機場巧遇莎琪與她的小孩,面對托托試探性地迂迴詢問,莎琪並未正面坦承回覆身邊的小孩是否即為兩人的結晶,直至後續托托女兒道出小孩的名字為「卡露米娜」──也就是當初女主角對男主角分享著德國文學作品中女神的名字,電影於焉終止。

 

  導演不以典型宏偉敘事呈現出大屠殺的主軸,而以近乎羅曼史的手法描述關於大屠殺中加害者與被害者後裔的邂逅。在此選擇下,《昨日盛開的花朵》能擺脫悲情而嬉笑怒罵,既談及歷史,又兼帶角色的性格與性慾,更接近觀眾的日常情感,也是因此,觀眾更能感受到身為納粹後裔的導演以及劇中兩位男女主角情緒的真實溫度,成為描述德國納粹時期大屠殺主題電影的另一經典。

 

 

電影資訊

《昨日盛開的花朵》(The Bloom of Yesterday)- Chris Kraus,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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