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樂的結局》:悲劇中的生存之道

喜與悲真正的決定權,不在畫面而在旁白,「說故事」成了悲劇中的生存之道。

 

  如何擁有快樂的結局,比如說,當一個人發現自己在人生的中途,誤入一座幽暗的森林,如何自力救濟重見光明?關於這個注定過於虛無的提問,最簡單的方法之一也許就是讓人生倒帶,像倒轉電影畫面一般,鋒利的刀刃抹平傷口、離婚的證書結合夫妻、監獄的大門予人自由,當一切倒著走時,人生的稜角被磨平,惡意成為善意,在這個世界裡,人們講話甚至有種謎一般的詩意:「五點十七。」「幾點了?」1967年的捷克電影《快樂的結局》(Stastny konec)便將這種倒轉人生的希望發揚光大,以死亡為起點,展演了一種從結局到開頭的人生可能。

 

  倒轉人生,但這不是《班傑明的奇幻旅程》(The Curious Case of Benjamin Button)、不是《倒帶人生》(Mr. Nobody),《快樂的結局》比二者更單純也更大膽,情節上是一個簡單的故事:男主角的妻子外遇,男主角在盛怒之下殺了情夫,接著又將妻子分屍,最後事跡敗露,在斷頭台上結束了一生。從任何定義上來說,大概都不是快樂的結局,然而,當故事反過來,從斷頭台上開始時,一樣的畫面就有了不同的意義。這種結構令人想到馬丁‧艾米斯(Martin Amis)的《時間箭》(Time’s Arrow),一部倒著寫的小說,寫瀕死老人如何一路活成嬰孩,同樣倒著過的生活,兩者有異曲同工之妙。

 

《快樂的結局》電影海報。

 

  《快樂的結局》並不僅是畫面的倒轉,導演透過男主角的旁白,煞有介事地塑造了一個邏輯反向的世界。比如肢解自己的妻子,終結一段毀滅的婚姻時,倒過來的時序卻是他得到生命中的第一份愛情,他必須親自將這個女人組裝起來:「首先,我要把我的妻子組合起來。我沒有操作指南,我把她組成什麼樣,她就會是什麼樣。」「她被組合得非常好,我們的幸福可以開始了。」迷人的地方正在於這種悲與喜的錯置(或說並置),男主角透過過於嚴肅的口吻,反向假裝了一個永恆天真的世界,喜與悲被如此怪異地調和,所有觀眾皆了然事情的真相,唯有反著活的男主角在一個天真的光度裡,重新為自己建構了回憶。帶著一種不會被磨損的善意生存於世。如此一本正經的搞笑,而這正是導演的幽默所在,大膽、古怪、美妙,悲劇的反面竟然真的成了喜劇。諸如此類的還有「夜總會裡,舞女們正伴隨音樂穿上暖和的衣服」、「(女兒)每天能提供我們兩公升牛奶,每年就有七百公升,過了不久,我們累積起一筆可觀的財富。」在這個倒過來的世界裡,似乎確實如片名所保證的,一切漸漸走向一個快樂的結局。

 

當故事反過來,從斷頭台上開始時,一樣的畫面就有了不同的意義。

 

  越倒轉近人生之初就越快樂,但真正的結構可能比單純的倒轉更複雜。前半段的殺妻過程,在倒轉中成了與妻子一步步的相愛,但在順序的世界中,真正與妻子相識,幾次拯救了妻子的過程,卻成了厭煩妻子的存在,一次又一次除掉妻子的嘗試。又比如順序世界的監獄,在倒轉中成了無憂的童年居所,順序世界的嬰兒床,卻成了殺妻後被囚禁的監獄。結構上的對稱,情節上的回文,惡是注定要存在的,不會因為時間倒著流動,就徹底從人生中消失。如此意義上,倒轉人生不過是細節的挪移,悲哀的本質還是沒有改變。電影之初,男主角剛從斷頭台上「出生」時,曾說了一句:「如此看來,這就是世界。」依照順序世界的邏輯,這句話應是他作為死囚的最後感嘆:「如此看來,這就是世界。」時間的兩端被如此感傷地連接,生之初始、死之盡頭,世界始終在那裡,無論時鐘向前或向後走動,繞了一圈後都還是回到同一個點。

 

  是以,喜與悲真正的決定權,不在畫面而在旁白,「說故事」成了悲劇中的生存之道,「幸福的故事都很相似,不幸的故事卻大不相同。」但在這裡卻是剛好相反,透過將事件重新拆解、組合,以天真的語調重新敘述,反而讓僅有唯一可能的悲劇,成為無限種可能的「快樂的結局」。

 

  「時間是不可逆的,生命是不可逆的」然而在電影(與文學)裡,一切不可逆者皆可逆,這便是真正的魅惑之處,在悲劇之河逆流而上,回溯到傷害以前。即使電影對人生前半的處理過於潦草,後半殺妻也過於重複,但仍無法掩蓋其創新與探索的光芒。歷經漫長的人生,當男主角終於與真愛重逢,兩人都已衰老成孩童,「我們一起步履蹣跚地走向衰老,咿咿呀呀地說著逗人喜愛的胡話。」如此無傷,快樂的結局。

 

 

電影資訊

《快樂的結局》(Stastny konec)-Oldrich Lipský,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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