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出征海外,才能看見自己?《大佛普拉斯》

 

《大佛普拉斯》拒絕單一的客觀視角,因為舉頭三尺已經沒有神明鑒察。

 

  《大佛普拉斯》簡直是把王禎和的小說搬上大銀幕。身兼旁白的導演同樣是以嘲謔的口吻述說小人物的悲哀,而片中的雜語聲腔也令人聯想到王氏的語言實驗。更重要的是,《大佛普拉斯》繼承了王禎和的重要遺產:透過複雜的現代技巧,加以描繪寫實的鄉土題材。

 

  本片的主角「菜脯」是一間佛像工廠的警衛,白天必須照護家中年老病衰的母親,天黑之後則要徹夜看守工廠大門。幸好,拾荒維生的「肚財」時常上門抬槓,陪伴菜脯打發無事可做的漫漫長夜。一個晚上,閒得發慌的肚財突發奇想,提議來偷看工廠老闆的行車紀錄器。兩人果然從檔案中找到了那些上汽車旅館、甚至車震的紀錄,連夜觀賞老闆的性愛冒險,看得不亦樂乎。直到有一天,兩人發現行車紀錄器不只拍下了老闆的私生活,還揭露了一樁祕密的罪行。

 

  雖然本片是以鄉土寫實的題材作為賣點,但影像形式上的創意同樣引人注目。除了一般的攝影鏡頭之外,本片還頻繁地切換到行車紀錄器的鏡頭,讓觀眾與角色一同偷窺老闆的私生活。兩種鏡頭更是分別採取黑白與彩色的畫面,凸顯出窮人與富翁之間的強烈對比。此外,片中也穿插過一則肚財被捕的新聞影像,其畫面則是來自警察手持的手機鏡頭。最後,身為警衛的菜脯還得時時觀看工廠門口的監視畫面,而他最初便是透過監視鏡頭瞥見老闆情人的身影。

 

行車紀錄、監視錄影、新聞報導共同組成了一部懷舊風格的黑白片,十足描繪出一個影像氾濫的媒體世界。

 

  《大佛普拉斯》拒絕單一的客觀視角,因為舉頭三尺已經沒有神明鑒察。片中,莊嚴的佛像竟淪為罪犯的幫兇,以至於全知的上帝/大佛視角不再可能。電影鏡頭反其道而行,轉而瞄準大佛內部的黑暗,試著指出佛像的外殼如何包藏罪惡。然而,「黑暗」本身畢竟無法採光拍攝,箇中的秘密只能以暗示呈現。

 

  可以說,大佛的目光無非就是「老大哥」的宰制視線:你站在祂眼前,永遠只能被看,卻無法反過來看透祂。監視器的單向觀看(菜脯的工作)便是這類視線的典型,而老闆的行車紀錄器也是一例。正如大佛的目光只能向外輻射,行車紀錄器也總是凝視著擋風玻璃外的路況,不會轉過身反觀車內發生的一切。此外,老闆的賓士車窗更是貼上了不透明的反光紙,使得車外的人無法看進車內,所以情婦才敢在車輛行駛的過程中幫老闆口交。而不透明的車窗不僅潛藏著不對等的性權力關係,還差點遮掩了一場謀殺罪行。

 

黑白與彩色的畫面,凸顯出窮人與富翁之間的強烈對比。

 

  然而,本片開發的多重影像媒介,與其說是鄉鎮生活的寫照,不如說是後現代社會的特徵。在此,行車紀錄、監視錄影、新聞報導共同組成了一部懷舊風格的黑白片,十足描繪出一個影像氾濫的媒體世界。至於一層又一層的影像媒介,同樣顯露了後設電影的趣味。

 

  有趣的是,《大佛普拉斯》恰恰是借助高蹈的後設手法,加以彰顯本土的根性。我們發現,儘管旁白的臺詞不斷揭示電影的幕後工作(例如聊到林生祥所做的電影配樂),卻並未導致觀眾變得出戲而遠離現實。原因是:電影的製作過程已經是台灣現實的一部份。簡單來說,這就是「Made in Taiwan」的本土意識,而林生祥的台語歌正是良好的範例。況且,旁白使用的閩南語首先就加了不少分,足以有效喚起鄉土的想像。

 

  事實上,《大佛普拉斯》不僅採取了多元的鏡頭視角,尚且致力加入歧異的語言元素。片名的「普拉斯」作為"plus"的音譯,早已暗示了本土與西方的交會。這種英翻中的音譯在片中也一再出現,反覆強調著語言的混雜。例如,納豆上班的那間便利商店叫做「洗門」(台語發音),諧音"Seven",模仿跨國超商企業7-11的名稱;這種雷同的發音也害得菜脯聽錯老闆的命令,以至於走錯店面而惹出笑話。又如,菜脯工作的那間佛像工廠名為「葛洛柏」, 諧音"Globe",乾脆就點出了「全球」的潛在背景。

 

  片中,作為關鍵道具的「大佛」雖然是台灣文化的重要象徵,還是不免被捲入音譯的雙關遊戲。我們看到,當工廠老闆與年輕情婦在車上做愛時,女方忽然要求老闆叫她"puta"。這個奇怪的要求最初顯得莫名其妙,直到旁白的聲音告訴我們,這個情婦其實是具有拉丁美洲血統的混血兒,而"puta"在西班牙語中則是「婊子」的意思。顯然,女方是在挑逗老闆。然而,旁白又補充了一種可能性:單單依照發音而言,她也可能是說"buddha"(聽起來相當接近"puta"),也就是「大佛」的英譯。「大佛」與「婊子」的混同自然呼應了道德的主題,但重要的是,這種雙關語更透露了複雜的翻譯過程。我們看到,從「大佛」到「婊子」需要經過三種語言的轉換,途經中文、英文以及西班牙文。至於情婦的混血身分,無非也是象徵著多種文化的雜交。

 

《大佛普拉斯》的文化混種有些令人困惑,顯得缺乏明確動機。

 

  這種鄉土的眾聲喧嘩還能追溯到王禎和的小說,其中雜揉了閩南語、國語、日語以及英語等,開創出現代文學的雜語奇觀。然而,王禎和的雜語書寫乃是用以表現台灣的殖民歷史,或如《玫瑰玫瑰我愛你》的背景是美軍介入亞洲的冷戰時期,多少具備對於西方強權的批判意識。相形之下,《大佛普拉斯》的文化混種卻有些令人困惑,顯得缺乏明確動機。片中滋生罪惡的佛像工廠雖然名為「葛洛柏」(Globe),卻也不是壓迫鄉鎮生計的跨國企業。顯然,這個放眼「全球」的翻譯名號只是故作風雅,凸顯出地方企業的俗氣。究竟全球化的浪潮是如何影響片中的濱海小鎮?

 

  或許,這種外語的摻雜並非反映出片中呈現的社會現象,卻是指向了電影本身的流通層面。我們不禁揣想,《大佛普拉斯》名揚國際影展並非偶然,而是本來就有意出征海外。正如菜脯與肚財唯有借助社會主流的視線(老闆的行車紀錄器、新聞畫面),才能在他人的眼中看見自己的倒影,《大佛普拉斯》所呈現的台灣也許早就處在西方強力的凝視之下?而本片致力批判的那尊大佛──社會秩序的象徵──在外國觀眾的眼裡難免也是異國情調的奇觀。(雖然,多倫多影展的獎項似乎是亞洲評審團票選?)無論如何,本片究竟是異國情調的自我消費,抑或是「全球在地化」的文化混血,自然有待進一步的討論。

 

  話雖如此,黃導演近日要帶著《大佛普拉斯》參加釜山影展,而另一位黃導演的紀錄片《日常對話》也入圍了奧斯卡的外語片獎項,這一切還是相當令人興奮。相較於方言文學固有的語言隔閡,電影語言顯得能夠放諸四海,更好讓世界看見台灣的鄉土。

 

 

 

 

電影資訊

大佛普拉斯》(The Great Buddha+)-黃信堯,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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