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承受之痛:六位負傷寫作的名作家

法蘭茲‧卡夫卡為完成作品而使自己陷入情緒和肉體的煉獄。

 

  「作家」不是一種特別危險的職業,至少不像漁夫、礦工、伐木工或飛刀助手等高危險性工作,除非你把腕隧道症候群或久坐的生活方式也算進風險。但儘管如此,一些作家確實因為寫作而面臨嚴重的健康問題,或者在某些情況下曾經服用藥物刺激。下面你將看到六位名作家的故事,他們的創作過程似乎相當危險甚至致命。

 

「寫書是場可怕、耗費心力的戰鬥,好比久病不癒帶來的痛苦。」

 

  約翰‧羅斯(John J. Ross)在著作《In Shakespeare’s Tremor and Orwell’s Cough: The Medical Lives of Great Writers》裡敘述了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週而復始的過度勞累和筋疲力盡寫作模式」。歐威爾從小就飽受健康問題的困擾,在西班牙被子彈打穿喉嚨後情況也沒有改善。羅斯寫道:「發表《向加泰羅尼亞致敬》後,他的健康狀況首次出現危機;而耗盡全身心力寫成的《一九八四》將進一步致他於死地。」

 

 

  羅斯指出,歐威爾的散文《我為何而寫》(Why I Write)反映出他的心境:「寫書是場可怕、耗費心力的戰鬥,好比久病不癒帶來的痛苦。」歐威爾在撰寫《一九八四》的過程中,病情越來越嚴重:「他咳血、發燒和盜汗,體重少了28磅。最後兩個月的寫作基本上都在床上完成。」當作品完成後,歐威爾的病情迅速惡化成肺結核,很快便因此病逝。

 

梅爾維爾忽視了家人的勸告,飽受眼瞼震顫、焦慮恐慌和操勞過度的背痛所苦。

 

  赫爾曼‧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全神貫注、廢寢忘食的創作《白鯨記》,以致全家人不斷勸誡他多加休息。但梅爾維爾忽視了家人的請求,並因此飽受眼瞼震顫、焦慮恐慌和操勞過度的背痛所苦。羅斯引用梅爾維爾的妻子莉茲的信說:「這種持續不斷的腦力工作和想像激盪,正蠶食著赫爾曼。他日夜埋首於文學創作,危及了他的健康狀況。」

 

  其友人、小說家納撒尼爾‧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也有類似評價,他如此描寫梅爾維爾說:「毫無疑問,他長期受到文學不間斷地侵蝕,而且不以成功為前提追求。他過去以來的作品,皆顯現出疾病所致的精神狀態。」

 

「我悲哀且不可救藥地毀了自己的餘生,使我的外貌令人望而生畏。」

 

  十九世紀義大利詩人賈科莫‧萊奧帕爾迪(Giacomo Leopardi)因脊椎側彎導致駝背且畢生埋首於創作,他將自己的孱弱身體比作「行走的墳墓」。他的健康狀況歸因於年輕時「孜孜不倦乃至瘋狂地學習」,過度的進行閱讀和寫作。萊奧帕爾迪曾憂傷地寫道:「我悲哀且不可救藥地毀了自己的餘生,使我的外貌令人望而生畏。」

 

嗜咖啡如命的巴爾扎克在散文《咖啡的樂趣與痛苦》中表示,空腹喝冷咖啡才能獲得最大功效。

 

  巴爾札克(Honoré de Balzac)是著名的咖啡成癮者,特別喜愛在創作時飲用大量咖啡來激發靈感。後來他在散文《咖啡的樂趣與痛苦》(The Pleasures and Pains of Coffee)中表示,空腹喝冷咖啡才能獲得最大功效。

 

  當然這種激進的方式並不適合每個人。巴爾扎克警告說,他曾向一名急於完成作品的朋友推薦他的獨門方法,但這位高大、金髮、瘦弱且頭髮稀疏的朋友試過以後,認為根本毫無益處還很難受。但嗜咖啡如命的巴爾扎克卻享受其中,但這也使其健康每況愈下,最後因慢性咖啡因中毒逝世。

 

蘭德服用安非他命提振精神,讓自己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進行創作,最終在截稿日的前一天將完整稿件交出去。

 

  客觀主義者艾茵‧蘭德(Ayn Rand)同樣也在創作過程染上另一種癮:苯丙胺(Benzedrine,藥用安非他命)。1938年《源頭》(The Fountainhead)被出版商克諾夫(Knopf)簽下後,蘭德發現自己無法在出版商的截稿期限內完成作品,即使經過一年的延期拖稿,也只完成作品的四分之一。1940年,克諾夫中止合約放棄出版,也沒有其他出版商願意發行。當蘭德的經紀人開始批評小說時,她開除經紀人並決定親自處理投稿事宜。最後,她與鮑勃斯-美林公司(Bobbs-Merrill)的編輯阿奇博德‧奧格登(Archibald Ogden)取得聯繫,奧格登的堅定立場迫使出版社老闆簽下這本書,他對老闆說:「如果這本書不適合你,那我也不是適合你的編輯。」

 

  當時蘭德開始服用安非他命來提振精神,讓自己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進行創作,最終在截稿日的前一天將完整稿件交出去。但安非他命給予的生產力終究讓她付出代價,蘭德對毒品的依賴導致「情緒浮動、暴躁、躁鬱和偏執」等症狀,據傳記作者珍妮佛‧伯恩斯(Jennifer Burns)說:「完成這本書後,蘭德的醫生診斷認為她已經瀕臨精神崩潰,並命令她停止工作靜養兩週。」

 

卡夫卡紀念郵票。

 

  法蘭茲‧卡夫卡(Franz Kafka)為完成作品而使自己陷入情緒和肉體的煉獄,正如小說家查蒂‧史密斯(Zadie Smith)在《紐約書評》所述:「在忠利保險公司工作時,卡夫卡對每天十二小時的輪班感到絕望,因為他沒有時間寫作;後來他轉到工傷保險機構,每天只需輪一班從上午八點半至下午兩點半。然後呢?他午餐吃到三點半,接著小睡到七點半,起床運動及與家人吃晚餐。之後,他在晚上十一點左右開始寫作,然後根據體力、靈感和運氣寫作到一、二或三點鐘,偶爾甚至到清晨六點才去睡覺。然而,奔波勞碌的每日行程讓他永遠處於崩潰邊緣。」

 

  這種生活方式或多或少影響了卡夫卡的身體,後來喉頭結核的病情越來越嚴重,導致他很難進食攝取任何食物,嚴格說起來卡夫卡最終死於飢餓。臨終前,他發表了最後的作品《飢餓藝術家》(Ein Hungerkünstler)。

 

 

參考報導:Lith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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