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的孩子為何還是工人──《學做工：勞工子弟何以接繼父業？》

江俊儒

2018/04/12 09:55

「要解釋中產階級子弟為何從事中產階級工作，困難在於解釋別人如何成全他們；要解釋工人階級子弟為何從事工人階級工作，困難卻是解釋他們為何自甘如此。」──保羅‧威利斯

《學做工：勞工子弟何以接繼父業？》繁體中文版書封。

　　為什麼勞動階級無法向上流動？對於這個問題，存在著一種結構面向的解釋：資本主義的體制，藉由社會不平等的再生產，限制了勞動階級向上流動的機會，藉此維持了資產階級的優勢地位不被挑戰。同時，這樣的結構性解釋也經常同時搭配意識形態的解釋，意識形態的作用讓勞動階級「誤以為」體力勞動工作對他們來說是最好的選擇，或者認為他們別無選擇，「心甘情願地」接受這樣的「選擇」。

　　威利斯（Paul Willis）並不滿意這樣的解釋，在《學做工：勞工子弟何以接繼父業？》（Learning to Labour：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一書中，他關心的問題是：為什麼勞動階級的後代，會「願意」甚至是「樂意」從事勞動階級的工作？這樣一個在世代之間複製不平等，心理認知與行動上的特殊稟賦（disposition），是如何形成的？

　　威利斯從漢姆頓鎮（Hammer Town）的某所中學中，挑選了十二位出身勞工階級家庭的學生，觀察他們的課堂表現與日常生活的休閒活動，並與之安排了團體訪談與非正式訪問，同時也對學校教師與學生家長進行了深度訪談。威利斯以細緻的民族誌田野方法，運用這些訪談資料，分析了這些勞動階級的後代，是如何形塑了自身的「階級文化」，威利斯稱之為「反學校文化」。

　　威利斯用「反學校文化」來指涉這些他稱之為「小伙子」（the lads）的勞動階級後代，透過反抗學校規訓，所形塑出來的群體文化。例如，他們對學校的教職人員懷有敵意，除了少數的「麻辣教師」外，小伙子原則上將學校教師都視為敵人，不認為這些人是模範或學習的對象。

　　另外，而無論他們出於什麼原因無法適應學校規訓，反學校文化強化了小伙子對學校規訓的反抗。例如用上課不專心、放棄學習或打瞌睡等方式，刻意消極抵制課堂學習的種種行為。小伙子認定，課堂上的學習無法對他們的未來有任何幫助，師長們的「諄諄善誘」，不過是為了強化他們對權威的服從。一言以蔽之，學校唯一教給他們的，只有「管教」。

　　反抗學校規訓的文化，讓小伙子發展出一套屬於「自己人」的黑話，他們也嘲弄順從學校體制的「好學生」是「書呆子」（the ear’oles），認為自己比那些人更「屌」，這些「夠屌」的具體行為包括不穿制服，特立獨行的時髦裝扮、抽菸喝酒等「成年大人」做的事，以及拿自己的性經驗與交往經驗出來說嘴或誇大。

　　為了排斥學校規訓文化，小伙子用各種「活動」將空閒時間填滿，像是在外打工、抽煙喝酒、惹是生非等等，把學校的影響降到最低。所有的學校訓導都是管教，都是要小伙子們向體制低頭的權威，他們樂於違反校規，用打破規則抵抗體制。

　　由於出身勞工家庭，勞動階級的文化也深刻影響著他們。他們反抗管教的行為，多半不會受到太嚴厲的懲罰，而當作好玩、有趣、無傷大雅甚至是男子氣概的表現。家長對反抗管教行為的忽視（ignorance），又反過來強化了小伙子的反學校文化。

　　另一方面，由於普遍的家境困難。利用課餘時間打工賺取外快以維持家計，經常是小伙子共同的生活體驗。「打工」讓他們自認比乖乖牌同儕更社會化，「出過社會」更有「社會經驗」，這是學校「學不到的」事情，甚至，打工的體驗也比學校枯燥的學習更有趣。

　　小伙子藉由反學校文化而得到自主性。他們相信他們比學校中提早喪失自我的乖乖牌更「屌」、看不起學校老師與其代表的教育體制、為了展現男子氣概，外出打工，建立「提早出社會」的優越感與自我認同，而這樣的心理優越感與實質上的物質報酬（工資）又反過來支持他們心中的反學校文化。

　　這種種反抗學校規訓文化的體驗，在小伙子們的日常生活中創造出各種區分（differentiation）：「社會的」與「學校的」、「勞動陽剛的」與「乖乖牌娘砲的」，結果是對於體力勞動與與男子漢氣概的崇拜，以及對勞心工作的輕視。

　　小伙子對於學校規訓文化的抗拒，對於勞動體驗中陽剛氣質的強調，導致了他們傾向偏好勞動工作的行動稟賦，而這樣的行動稟賦，使他們在工作的選擇上也傾向於選擇強調肌肉、體能、用勞力賺取金錢的工作，而非「坐辦公桌」的「娘娘腔」工作。

　　威利斯認為，這些小伙子確實「參透」（penetration）了資本主義體制的謊言，他們的反抗，其實意外揭露了學校這個資本主義「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的真相：學校的規訓體制是替優勢的中產階級服務，在教學的安排上不僅較為契合中產階級的家庭教育，鼓勵從事勞心工作而非勞力工作，也反映了學校體制對職業選擇的評價標準。校園中充滿各種規訓的環境，確實就像小伙子相信的那樣，從來都不是「自主成長」的空間。

　　但是，小伙子透過浸潤反學校文化出來的抵抗行為，真的顛覆了資本主義的階級再生產嗎？威利斯強調，小伙子在學生時期透過「成功」抗拒學校體制所培養出來的稟賦，其實也促成了資本主義的階級再生產。將勞動區分成勞心工作與勞力工作是其一，反學校文化所培養的稟賦，也讓小伙子無形間接受了「男主外、女主內」刻板性別分工，無形間鞏固了父權體制，這些都阻礙更能抵抗資本主義體制，勞動者之間更廣泛的團結。更重要的是，他們對男子氣概陽剛氣質的崇拜，也讓「反學校文化」與工人文化銜接起來，與「很娘」且「不事生產」的勞心工作相比，小伙子更傾向於接受更需要體力與技術的廠房勞力工作。

　　威利斯強調，小伙子對資本主義體制的「參透」，其實只是「局部的參透」。反學校文化浸潤出來的「參透」，最後弔詭地造成階級複製的結果。局部的參透讓小伙子無法看見藍領階級工作中的階級壓迫，離開學校進入工廠的他們，用男子氣概與英雄主義來面對與處理勞動困境。集體的階級困境被化約成個體的適應問題，小伙子最終沒有真的挑戰資本主義的生產邏輯與社會結構，他們拿起磚頭往牆上砸，想把高牆打破，但最後的結果是牆被砌得更高、更堅固。

　　如果資本主義體制需要阿圖塞稱之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包括教會、媒體以及，該書討論的學校）以再生產階級，那麼威利斯的研究所強調的是，涉及日常生活與主觀認同的「生活體驗」（lived experience）。對於這些型塑勞動階級的文化稟賦，相當程度讓他們無法翻身，Oscar Lewis稱之為「貧窮文化」的東西，小伙子既沒有抗拒，也不是被動接受。相反，他們早在進入廠房工作之前，就已經「欣然」接受了他們「引以為傲的」反學校生活經驗。威利斯透過「生活體驗」來處理「階級文化」的主張，也呼應了Bourdieu對於「慣習」（ habitus）的見解，也就是強調在整體結構中，行為者那些具體，「自然而然」習得的生活體驗，對於再生產結構的重要性。行動者的能動性（agency）與結構相生相成的具體過程，都透過文化作為一種具體生活體驗的中介得以呈現。

　　最後，本書成書的年代，是一個以福特主義規制勞動的年代。而時至今日，伴隨勞動體制的彈性化，會為反學校文化與廠房文化之間的穩定銜接，帶來什麼樣的衝擊與轉變？而產業型態多樣化自然也讓原本單一的「工人文化」更為歧異，面對形形色色，在不同場域中生成的「生活體驗」，威利斯所主張的「文化研究」，勢必也需要與時俱進。

　　威利斯在2004年所編的論文集《新時代下學會勞動》（Learning to Labour in New Times），就有許多關於當代社會的討論。雖然《學勞動》已成書超過三十年，但其所提供的理論視角語言就取向並沒有過時，也持續激盪許多新的討論議題，值得我們作為當代社會政治文化研究的參考。

（本書隸屬於MPlus與文化部合辦之第一屆青少年評論文學獎指定書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