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什麼是「女詩人」?

教育作家約翰班納特寫道:「夏洛特史密斯小姐的十四行詩是柔軟,憂鬱,多愁善感和可悲的,因為女人的作品就應該是這樣。」

 

  人氣對女性作家來說一直是雙面刃,獲得讀者關注與認可的同時,它往往變成一種將其作品從文學史冊剔除的藉口。當太多人讀過她們的作品時,也經常招來傲慢的批評和反彈,正如十九世紀的「女詩人」趨勢顯現的那樣。

 

  蘇格蘭編輯和文學史學者亞歷山大‧戴斯(Alexander Dyce)在1825年《英國女詩人實例》(Specimens of British Poetesses)選集中,以拐彎抹角的恭維方式描述了這種特別的詩歌體裁:「魔法般的聲音為心靈增添了新的存在—偉大的思想在時代洪流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從而翻轉了國家的性格—這些聲音沒有從女性身上延續;但她的情感、她的溫柔、她的優雅也未曾消失或被誤用。」

 

  這些女詩人的作品感性、愉悅且容易閱讀,但不被當成真正的藝術或成就。而在女詩人的鼎盛時期(1820至1830年代),這種標籤也常被替換成多愁善感、熱情洋溢的情緒和絢麗形象的性別氣質。

 

  儘管這些形容詞往往被用於貶損或輕視她們,但許多女性作家仍有意識刻意塑造這種身份,因為透過生產文學創作,她們才有機會得到從未有過的中產階級生活。文學學者寶拉‧費爾德曼(Paula Feldman)提及的費利西亞‧海曼斯(Felicia Hemans),就是一位情感豐富、享譽國內的傳統女詩人範例:她當作家的收入,甚至超過許多同時代的著名作家,例如珍‧奧斯汀(Jane Austen)和浪漫主義詩人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與濟慈(John Keats)等人。

 

  這種事業成功與傳統性別角色間的緊張關係,已經成為女權主義文學史研究的焦點。儘管她們過去非常受歡迎,但在往後的兩百年中,這些女性基本上被歷史抹去,消失在人們的集體文化記憶中。

 

女詩人Christina Rossetti的著作封面。

 

  她們的主要舞台是「文學年鑑」,一種從1820年代開始出現的定期出版刊物,文學年鑑運用技術發達的優勢,使紙張和印刷費變得更便宜。年鑑是擁有精美封面的綜合刊物,結合各種流派類型的插圖、詩歌和短篇散文。它的內容由大眾喜好決定,而不是依靠編輯的判斷。雖然內容通常是頗受歡迎的男性作家和藝術家所貢獻,但年鑑的目標客群卻主要鎖定在女性和中產階級。

 

  年鑑不但設計漂亮,價格也十分合理,大幅擴展了詩歌在十九世紀初的讀者群。它們是贈送給家庭、朋友或愛人的理想禮物,不僅是可以放在家裡展示的裝飾品,也是精緻的女性詩歌選集。1828年詩人羅伯特·騷塞(Robert Southey)寫道:「年鑑現在是送給年輕女士當禮物的唯一選擇。」

 

  年鑑作為大眾傳媒時代的產物,預示著詩歌文化價值的轉變。文學學者凱薩琳‧哈里斯(Katherine D. Harris)寫過大量關於年鑑的文章,她指出:「1828年,十五種不同年鑑的總銷售量為十萬本,總零售價值超過七萬英鎊。」此外,年鑑提供的稿費也很不錯,四十行詩通常能拿到五十英鎊左右。當時這個金額足以支撐一個英國家庭好幾個月,加上付款迅速讓女性詩人的職業化程度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到1830年,一名職業女性作家透過寫詩,就可以擁有舒適的中產階級生活。

 

  舉例來說,費爾德曼詳細計算了海曼斯的收益情況,從信件和各出版商的分類帳目中還原數字,結果表明海曼斯得到的稿費,不但讓家庭過著舒適的生活,還能養育她的五個兒子。費爾德曼的數據顯示,在某段時期海曼斯完全依靠文學創作養活一家人,共在十三本英國文學年鑑發表過94首詩。

 

女詩人費利西亞‧海曼斯(Felicia Hemans),

 

  海曼斯的名聲在十九世紀中期達到巔峰,她被視為代表女性、愛國者和家庭美德的完美模範。1793年海曼斯出生於英格蘭利物浦,她從青少年時期就開始寫作和出版詩。雖然得到不錯的評價,並引起其他作家的注意(包括與雪萊書信往來,但很快就被她母親斷絕),但她從未想過會把創作當成職業。

 

  1812年,她嫁給了阿爾弗雷德‧海曼斯(Alfred Hemans)上尉,這對夫妻在婚後六年內共生了五個兒子,但很快便在1818年分居。上尉搬到了羅馬,他們從此再也沒有見面。雖然仍保有聯繫,但主要是談論孩子情況,上尉也沒有給予經濟幫助。正是因為這樣,海曼斯意識到必須妥善運用自己的詩歌作品:比起追求藝術成就,這個決定更像是賭博。

 

  於是,她繼續以「海曼斯夫人」的身份發表文章,雖然現實的婚姻狀況早已不是如此。這種明顯的矛盾是海曼斯的特質,並象徵她敏銳靈活的想法。她精通多種語言,也知道哪些歷史題材深受讀者喜愛。然而,批評者卻認為,她的創作動機源於金錢,因此必定受到商業因素影響。到二十世紀時,她從文學經典中被剔除,被委婉地貶低成「海曼斯夫人」。

 

  1980年代當女性主義文學學者開始「找尋」失落的女性作家時,她們不知是否該強調海曼斯的文學價值。由於早期的女權主義復興運動,熱衷於尋找可以扮演原始女權主義者的女性作家,例如瑪莉‧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這些主張維護女權的作家。儘管海曼斯持續不斷地創作塑造了女詩人樣貌,但不一定符合這個模板。

 

白朗寧被公認為是英國最偉大的詩人之一,她的作品不僅反映女性身分,更積極涉入公共議題。

 

  但費爾德曼籲請人們留意海曼斯1828年出版的詩集《女性的記錄》(Records of Woman)。這本選集的大部分詩歌主題,涉及在歷史或文學方面留下記錄的女性所面臨的問題。事實上,海曼斯自始至終關注著女性被施加的矛盾與壓力,以及她們在男性書寫的歷史敘事中被呈現的方式。

 

  〈熔岩中的形象〉(An Image in Lava)是一首令人注目的作品,正如海曼斯在註記所說,靈感源於龐貝古城的考古發現:一名母親在火山爆發來臨時,緊抱孩子的遺體。

 

你的事隨歲月逝去!

多少時代已過去,

這密封著悲傷的印記,

以愛和痛苦組成!

 

神殿與塔樓皆毀壞,

帝國的塵土也成過去。

而女人的心卻留下痕跡,

輝煌榮光永遠長存!

 

  這首詩將男人於凡間的傑作(塔樓和帝國)與母親對孩子不朽的愛對比,海曼斯將人類的愛與母親的奉獻置於所有男性美德之上,巧妙地削弱男性的豐功偉業。但是,正如費爾德曼所說:「儘管《女性的記錄》是部強而有力的女權主義作品,但其諷刺和顛覆意味卻很細微。海曼斯發表的創作必須面對公眾,因此無法直接從字面明說。」

 

  一些二十世紀的評論家對傳統女詩人的創作品質表示擔憂,這種傳統經常採用老派的技巧,與反映勞動階級生活的民謠類似。換句話說,這些詩通俗易懂,而且主題通常是感性的,旨在激發「更柔和」的情緒。但我們在文化上經常被灌輸一種觀念:有情緒很好,但它缺乏雄心壯志,而且也不是真正的(男性)天才所創作的作品。

 

  例如約翰‧康斯特勃(John Constable)曾在《劍橋季刊》(Cambridge Quarterly)上發表2000字評論,題為〈浪漫女性的詩:有什麼益處嗎?〉康斯特勃的標題讓人想起許多21世紀評論家對女性作家及其作品價值的批判。2014年《名利場》(Vanity Fair)編輯埃弗吉娜‧派瑞兹(Evgenia Peretz)聲名狼藉的文章〈這是塔特,但這是藝術嗎?〉,批判了唐娜‧塔特(Donna Tartt)幾個月前剛贏得普立茲小說獎的作品《金翅雀》(The Goldfinch)。

 

  儘管可靠地研究證明,女性比男性的閱讀量更多,但一本由女性書寫並被女性購買或受女性熱愛的書,似乎更容易被挑出來攻擊,它的文學價值不是受到質疑,就是被批得一文不值。當代作家珍妮弗‧魏納(Jennifer Weiner)回應對《金翅雀》的尖酸刻薄評論時表示,這些言論與十九世紀評論家貶損女詩人的方式和語句相呼應。她寫道:「當一位女性所寫的書擁有一定人氣時,某些高高在上的評論家會宣稱它們根本不是文學,只是多愁善感的垃圾。」

 

 

參考報導:Jstor

 

分享閱讀:

贊助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