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一模一樣的陌生人》:黑暗心理實驗

艾迪、大衛和巴比。

 

  六O年代的美國被稱為「心理學狂野西部時期」,進行過各種奇怪且不人道的實驗。1961年,一個單親媽媽生下了三胞胎兄弟,兒童精神學家彼得‧紐鮑爾(Peter B. Neubauer)便策劃了一項秘密實驗,將三兄弟分開安置在不同經濟階層的家庭成長,希望瞭解遺傳基因和後天養成對性格的影響:他們分別是大衛‧科爾曼(David Kellman,工人階級)、羅伯特‧巴比‧沙夫蘭(Robert "Bobby" Shafran,上層階級)和艾迪‧格蘭德(Eddy Galland,中產階級)。

 

  往後幾年,研究人員定期到領養家庭對孩子進行測驗,並向心理分析師匯報結果。他們從未向養父母透露拜訪的真正目的,並謊稱測驗是收養的標準程序,也沒有告知他們其實還有其他兄弟姐妹就住在幾英里之外。

 

  這件事情一直到1980年才意外曝光。當時19歲的巴比‧沙夫蘭到大學報到,結果素未謀面的同學卻親切地問候他,並稱呼他為「艾迪」。摸不著頭緒的巴比後來才搞懂發生什麼事,於是在同學的幫助下與艾迪相認。這段不可思議的事情登上了地方新聞,恰巧被大衛‧科爾曼的養母看見報紙上刊登的「雙胞胎」照片居然跟兒子長得一模一樣,最終聯繫上他們才確定大衛‧科爾曼就是失散的第三個兄弟。

 

1988年,三兄弟在蘇活區合夥開了名為「Triplets」的牛排館,吸引許多慕名朝聖的遊客。

 

  失散多年團聚的三胞胎在八O年代初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甚至紅到被邀請去客串瑪丹娜的新片《神祕約會》(Desperately Seeking Susan),民眾也對三胞胎的相似性感到訝異:他們都抽萬寶路牌的香煙、也都熱愛摔角,就連喜歡的女性類型也相同。興奮的三人很快一起搬進了紐約市的公寓,後來在蘇活區合夥開了一間名為「Triplets」的牛排館,吸引許多慕名朝聖的遊客。

 

  2018年導演蒂姆‧沃德爾(Tim Wardle)將這段故事整理為紀錄片《三個一模一樣的陌生人》(Three Identical Strangers)。事實上,這場秘密實驗不只有三名受害者,據悉還有更多不知情的孩子,例如電影提到35年後才相認的同卵雙胞胎姐妹寶拉‧伯恩斯坦(Paula Bernstein)和伊莉斯‧施恩(Elyse Schein)也是不知情的受害者。

 

另外一對不知情的雙胞胎姐妹寶拉‧伯恩斯坦和伊莉斯‧施恩,直到35年後才相認。

 

  沃德爾認為,童話故事般的重逢過程對三兄弟和媒體就像一段熱戀期,他說:「人們過去著迷於羅馬神話裡的雙胞胎羅慕路斯與雷穆斯,三兄弟也想相信彼此很相似,就像第一次愛上某個人你會百般尋找共同點,但其實只是淡化了彼此之間的差異。」

 

  當三兄弟繼續深入挖掘身世,發現最早是紐約一間名叫路易斯懷斯(Louise Wise Services)的收養機構將他們分開,進而得知一切都源於紐鮑爾的祕密實驗。紐鮑爾的祕密實驗一直在耶魯大學進行,但從未公開發表結果,而三兄弟檢閱研究的要求也一再遭到拒絕。

 

  奇蹟般的童話故事從此演變成充滿欺騙與非人道的悲劇。熱潮過後三兄弟逐漸發現各自性格終有差異,工作方面也時有爭執,最後索性關閉餐廳。1995年,飽受精神疾病所苦的艾迪在抑鬱之中選擇了自殺。同年,曾獲普利茲獎的美國作家勞倫斯‧萊特(Lawrence Wright)在《紐約客》專欄發表文章,揭發了紐鮑爾的黑暗心理實驗。

 

  被當成實驗對象的三兄弟一生都對此事感到掙扎和憤慨,認為實驗對三人造成不可抹滅的傷害,巴比更把實驗比作納粹的社會實驗。更諷刺的是,主導研究的紐鮑爾正是當年逃離納粹的奧地利裔猶太人,卻在美國進行跟納粹一樣糟的實驗。

 

三兄弟一生都在抑鬱中掙扎,最終艾迪在1995年自殺。

 

  儘管在導演沃德爾介入後,猶太委員會(在心理健康、兒童早期發展和家庭暴力等領域提供服務的非營利組織,曾在1947年協助紐鮑爾成立兒童發展中心)提供了部分研究文件,但它們不是過於粗略就是經過大量編修。他說:「這些文件沒有什麼用處,我們得不到太多想知道的事實。」

 

  大衛表示:「釐清這項研究有助於我們瞭解一切來龍去脈,假如這個實驗得到某些有用的結論,或許還能讓我們看開點。」然而,紐鮑爾博士已於2008年去世,且從未談論實驗結果。而那些封存在耶魯大學的研究文件,也必須等到2065年才能解密。

 

  巴比強調,現在他們希望相關單位能出面道歉和補償精神損失:「我們的心情已經超出了憤怒,我們被視為『實驗對象』,但我們也是受害者。我不想表現得像是被嚴重傷害過的人,我們也有家庭跟孩子,但他們待我們如實驗室裡的老鼠。他們不該自以為上帝,但他們已經這麼做了,就應該為此彌補過錯。」

 

巴比和大衛還沒找到真相,也沒有人願意道歉和補償精神損失。

 

  當時在路易斯懷斯任職的相關人員大多已經離開人世,巴比和大衛認為猶太委員會沒有展現足夠誠意,承擔起應盡的歷史與研究責任。猶太委員會沒有參與紀錄片拍攝,也沒有正面回答補償精神損失的問題,只透過委員會發言人發表了一份於事無補的聲明,表明「他們並不支持紐鮑爾的研究,對一切感到非常遺憾」。

 

  在紀錄片公開播映時,巴比與大衛和導演坐在一起,沃德爾轉頭向兩兄弟說:「你們沒有得到想要的答案,仍然真相未明。」在影片結束後則發生一件稍微安慰兩兄弟的事情,巴比回憶說:「當時一對夫婦走到了我們面前說:『謹代表世界上所有的心理學家表示:我們非常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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