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致命的疾病到殺人的政權,獨裁本身就是瘟疫:卡繆《圍城》

 

儘管《圍城》貌似一點也不「卡繆」,卡繆卻說這部劇作是最接近自己的一部作品。(臺中國家歌劇院提供,照片版權Jean-Louis Fernandez)

 

  1948年,卡繆最具野心的劇作《圍城》在法國上演,卻只遭遇了冷淡的反應。當時的觀眾難以理解這齣晦澀的劇作,也不怎麼認同卡繆的嘗試。每位大師總有著一、兩部超前時代的作品,而卡繆的《圍城》或許就是如此。

 

  時至今日,《圍城》再度被法國導演德馬西-莫塔搬演,終於登上了新世紀的舞台。憑藉著當代的劇場技術,卡繆當年的戲劇實驗總算得以實現。隨著《圍城》的重新上演,我們也能重新看待這齣獨特的劇作。現在看來,卡繆的構思是否仍然顯得大膽創新?也許,當時的前衛已經化為過時的經典?又或者,《圍城》之所以在那個時代顯得不合時宜,是因為它提前預言了我們當代的境況?

 

  《圍城》一劇講述的是一個歷久彌新的題目:「被瘟疫侵襲的城市。」就在本劇上映前一年,卡繆才發表過一本相同題材的小說,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瘟疫》(或譯《鼠疫》)。《瘟疫》敘述一個城市忽然爆發了大規模的瘟疫,而城中的居民必須想盡辦法生存下去。

 

  到了《圍城》一劇,卡繆更進一步拓展「瘟疫」的象徵意義,乾脆把這個疾病給擬人化了。劇中一名獨裁者的角色就叫做「瘟疫」,而他身邊還跟著一位名為「死亡」的秘書。在全劇的開頭,「瘟疫」與「死亡」忽然降臨一座平靜的城市,開始實施起高壓的治理手段。從致命的疾病到殺人的政權,卡繆的思考愈趨尖銳,提出的批判也愈加深刻。

 

「瘟疫」與「死亡」降臨到一座平靜的城市,實施獨裁統治。(臺中國家歌劇院提供,照片版權Jean-Louis Fernandez)

 

  正如小說《瘟疫》的主人公奮力對抗疾病的擴散,《圍城》的男女主角也起身反抗獨裁者的統治。不顧「瘟疫」的迫害,青年戀人迪亞哥與維多利亞牢牢抓住彼此,以愛之名對抗冷血無情的政權。到頭來,人們會發現,如此單純的愛情才是最難鎮壓的反抗手段。

 

  聽起來有點太浪漫了,不是嗎?

 

卡繆的形象是神祕而疏離的,就像那張在巴黎街頭叼菸的著名照片。

 

  1948年的觀眾可能也是這樣疑問的,哪怕他們已經是最浪漫的法國人。畢竟,卡繆以往給人的印象並非如此。卡繆一向以客觀的態度描寫現實的生活,但《圍城》偏偏是一則帶有奇幻色彩的寓言故事;卡繆的風格是冷靜與節制,而《圍城》卻充滿激情與吶喊;卡繆的形象是神祕而疏離的,就像那張在巴黎街頭叼菸的著名照片--而《圍城》的作者所點燃的不是微弱的香菸火苗,卻是熊熊燃燒的反抗火炬。

 

  儘管《圍城》似乎顯得一點也不「卡繆」,他卻說這部劇作是最接近自己的一部作品。

 

  從卡繆的思想發展看來,《圍城》可以代表著一個轉折。早期的卡繆以「荒謬哲學」著稱,年紀輕輕就寫下論文《薛西佛斯的神話》以及小說《異鄉人》,從此奠定了卡繆的招牌形象。時值二戰的災難,歐洲引以為傲的人道主義已經蕩然無存,而卡繆看見的是人世的荒謬。既然人生失去了根本的意義,人生在世也就變得不無疑問。於是,卡繆在《薛西佛斯的神話》開篇就說道:「只有一個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那就是自殺。」而《異鄉人》的主人公看似毫無理由地開槍殺人,被問到犯案的動機時竟回答道「因為陽光太刺眼了」。這個階段的卡繆隱約表現出天地不仁的冷酷。

 

  隨著戰爭的結束,卡繆的思想卻產生了變化。二戰過後,草菅人命的極權主義並未就此告終,而恐怖統治卻在西班牙與蘇聯大行其道。卡繆不再能夠宣稱「自殺是人生的首要問題」,因為人們在那之前就會遭到獨裁者殺害。人命依然毫無道理地遭到剝奪,但死亡並非一切意義的終點,因為有些事情是人們「寧死不屈」的;為此,人們寧願起身反抗。

 

  創作於戰後的《瘟疫》與《圍城》都是以奪命無數的傳染病為主題,而這些作品的主人公不再對死亡無動於衷,反倒奮不顧身對抗眼前的威脅。「荒謬」不再是答案,而「反抗」成為了關鍵字。

 

  回到當代的情境,《圍城》對於現今的世界依然充滿啟發。

 

導演德馬西-莫塔之所以搬演這齣《圍城》,是為了反思法國當今的政治局面。(臺中國家歌劇院提供,照片版權Jean-Louis Fernandez)

 

  事實上,導演德馬西-莫塔之所以搬演這齣《圍城》,正是為了反思法國當今的政治局面。就在2015年,巴黎當時發生了嚴重的攻擊事件,也就是轟動國際的「查理周刊事件」。當時,兩名槍手闖進了《查理周刊》位於巴黎的總部,手持步槍掃射,同時高喊「真主至大」。這是法國近代最嚴重的恐怖攻擊屠殺事件之一,共導致十二死十一傷,死者包括該刊主編、多位漫畫家與記者、一位經濟專欄學者跟兩名到場的警察。法國《查理周刊》向來以嘲弄政治人物與宗教領袖的左翼諷刺傳統而引人爭議,而這次的攻擊事件據信是出自穆斯林激進分子的報復。一時之間,法國首都蒙上了恐怖攻擊的重重疑雲,促使德馬西-莫塔回到卡繆的劇作尋求解決之道。

 

  乍看之下,卡繆與穆斯林似乎很難聯想在一起──但案情沒有那麼單純。我們不該忘記:卡繆本人正是出身於法國在非洲的殖民地,也就是阿拉伯世界的阿爾及利亞。卡繆不只是身處巴黎咖啡館的知識份子,同時也是來自阿拉伯世界的殖民地之子。當德馬西-莫塔把《圍城》與種族議題連在一起的時候,也就提示了卡繆與法國殖民主義(甚至種族主義)的淵源。

 

  從這個角度重讀卡繆的文字,我們多少能夠發現卡繆筆下的種族情結。比如說,《異鄉人》的男主角所殺害的不是別人,正是地中海濱的阿拉伯人。又譬如,《鼠疫》中的傳染病看似是從天而降的災害,但全書的開頭也暗示了疾病的來源可能是「欠缺衛生」的阿拉伯族群。

 

《查理週刊》並未因此停止諷刺宗教,倖存的成員製作了穆罕默德手持標語「我也是查理」的封面。 

 

  如此,阿拉伯裔總是與死亡連結在一起──既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這種弔詭的處境似乎預示了穆斯林激進派的自殺炸彈客。無論如何,卡繆的存在主義雖然是探究人生在世的普遍問題,但其中也隱含著不同種族的特殊處境。重新閱讀卡繆,或許就是重新探究法國種族主義的起源。

 

  《圍城》一劇在美國上演時,不少評論家都從劇中的獨裁者聯想到剛上任的川普。對於台灣的觀眾而言,也會從寓意豐富的劇情裡獲得許多啟示吧。有意思的是,《圍城》的標題在華語世界也被翻譯成「戒嚴」--這個熟悉的名詞想必能夠喚起台灣人的共同記憶。

 

 

 

演出資訊

2018歌劇院巨人系列─巴黎市立劇院《圍城》

演出時間|
11/9(五)19 :30、11/10(六)14 :30、11/11(日)14 :30

演出地點|臺中國家歌劇院中劇院

更多資訊介紹►https://bit.ly/2xWxb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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