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基本收入究竟有什麼幫助?

寬鬆的資本主義形成了繁榮與蕭條的週期循環,這種循環在蕭條時期威脅著窮人的生計與生命。

 

  現代經濟的複雜性意味著「經濟保障政策」是國家能執行的重大決策之一。事實上,美國歷年規模最大也最持久的經濟保障政策是經濟大蕭條時期羅斯福新政所簽署的《社會保障法案》。寬鬆的資本主義形成了繁榮與蕭條的週期循環,這種循環在蕭條時期(比如三O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和過去十年的經濟大衰退)威脅著窮人的生計與生命。因此,國家必須制定規模龐大的政策干預措施,為社會最底層的人民提供救急救命的「保障機制」。

 

  藉由實施特定政策,美國經濟在2018年的表現強勁。然而,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聯邦政府為挽救經濟接連簽署《經濟穩定緊急法案》和《減稅與就業法案》將公共財產轉移到0.1%富人的口袋裡,收入的停滯不前則導致經濟需求的整體下降。試想十億美元把持在個人手中,只會讓追求低利率低風險的投資行為增加,但如果重新分配到一千萬個中產和勞工家庭手中,十億美元就能變成購買食品、雜貨、裝潢房屋和其他刺激經濟的民生必需消費。而提高富人所得稅也能為新政策提供資金預算,有助於減少收入不平等的現象。但是,財富重新分配的最佳方式又是什麼?

 

  單一支付者醫療保險(single-payer healthcare)的支持者主張將現存政策擴大至所有群體,即所謂的「全民醫療保險」(Medicare for All)。儘管這在美國未能引起廣泛迴響,但不分政治派別的知識份子們現在開始思考「全民基本收入」的好處,以解決貧困與收入不平等的問題。其他國家在這方面採取過類似措施:2003年巴西實施「家庭津貼」(Bolsa Família)政策,一種有條件對貧窮家庭發放福利金的計畫。而加拿大安大略省和芬蘭實施的全民基本收入試驗,最近則因政治鬥爭宣告結束。

 

  雖然社會福利政策往往是由左派推動,但馬克‧祖克柏(Mark Zuckerberg)和伊隆‧馬斯克(Elon Musk)等自由主義的科技富豪也發聲支持全民基本收入的計劃,以解決自動化科技取代人類工作的正當性。右派則抱怨給人民「不勞而獲」的收入並不公平,並批評全民基本收入會威脅勞工權利和現階段擁有的福利政策。他們認為解決方案不僅要改善收入平等,還包括改善整體就業市場的供需與公平性。

 

十億美元把持在個人手中只會讓追求低利率低風險的投資行為增加,但如果重新分配到一千萬個中產和勞工家庭手中,十億美元就能變成刺激經濟的民生必需消費。

 

  直接給錢援助窮人的概念並不新鮮,最典型的例子是十九世紀初英國實施的斯賓翰連食品救助系統,目的是幫助那些在拿破崙戰爭期間因為通貨膨脹而買不起麵包的貧民。美國的福利政策從三O年代不斷擴展至六O年代的「向貧窮宣戰」(War on Poverty),但自此之後保守派便強力反對直接撥款的方式。近代對全民基本收入的爭論可追溯至冷戰結束前後,當時自由資本主義清除了意識形態上的競爭對手,便開始尋找其他鞏固其地位的做法。

 

  全民基本收入的支持者經常引用菲利普‧范‧帕里斯(Philippe Van Parijs)於1991年提出的著名理論:無條件給予所有人一份基本收入。他認為擁有集體資源的社會有義務養活和供應每個人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並給予無業者最低限度的收入。此外,與擁有高薪工作的人相比,無業者對集體資源的需求也較低。

 

  他還強調不同的工作條件實際上是結構性的不平等,而非競爭的自然結果。一些工作的素質更高薪水也更高,而擁有這些工作的人正向社會索取特權般的「雇用租金」。向勞動者徵稅並支付所有人基本收入的理論,不僅是為了解決機會不平等的問題,還包括讓受助者從事他們想做的工作,這些工作可能薪水低但可以使整個社會產生更多正面影響,如藝術或教育工作。范‧帕里斯理論的終極目標是對整個社會實現真正的自由。

 

范‧帕里斯提出的全民基本收入理論,終極目標是對整個社會實現真正的自由。

 

  當然,他的觀點也招來各式各樣的批評。但范‧帕里斯認為,全民基本收入可以讓女性與少數群體不至於太貧窮,並將富有白人男性(白人男性是美國擁有最多高薪工作的群體)的財富重新分配給女性和少數群體。

 

  經濟學家艾爾薩‧麥凱(Ailsa McKay)則提醒人們應該謹慎思考這種福利計劃對社會角色產生的影響。雖然基本收入最終為傳統女性無薪付出的情感和家庭勞動提供補償,但它可能會產生意想不到的反效果,反而加深某些工作是女性領域的刻板印象。不過麥凱也承認,藉由消除已婚夫妻部分的經濟壓力,並鼓勵他們追求個人事業,基本收入或許能反轉和改善女性過去在勞動領域的不平等地位。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現實世界的人口是由公民與非公民組成的綜合體──尤其像美國這樣的大型經濟體,至少擁有1400萬合法居留的外國人,以及數百萬的非法移民勞工。挪威學者在研究挪威公民對全民基本收入政策的態度發現,如果提出非公民的移民也有資格享受這項福利時,他們對政策的敵意會大大增加。雖然公民的反對意見能夠克服,但學者擔心這種政策可能造成新移民族群遠離勞動市場,從而加劇他們在社會上的孤立。

 

無論是全民基本收入或全民就業保障,最重要的是它們對多數人有益(特別是女性和少數群體),並提供社會團結的力量和個人就業的尊嚴。

 

  因此,除了全民基本收入近年還有學者提出「基本就業保障」,它或許是另一種能抵消負面社會影響的備選方案。社會上有很多具有價值的公共服務,從環境管理、教育乃至基礎設施建設,而這些工作也是私人市場不常提供的部分。2018年羅素塞奇基金會(Russell Sage Foundation)邀請專家學者的撰文表明,解決長期貧困問題的辦法是在政府保障的基礎下創造充分的就業機會。他們提議設立機構將失業者與工作連結,除了醫療保險和退休福利以外,每小時的最低工資為12美元。

 

  他們相信就業保障計劃具有許多好處,不但為所有人提供不至於陷入貧窮的工作機會,還能促進全國雇主提高薪水以維持勞動市場的競爭力。對基礎建設再次進行投資,不但為勞工階層和中產階級提供強大的消費動力刺激經濟,對於小型雇主來說也具有益處而非威脅。透過提供有價值的服務和經濟交流,基本就業保障比單純執行全民基本收入帶來的通貨膨脹也來得更少。

 

  無論是全民基本收入或全民就業保障,最重要的是它們對多數人有益(特別是女性和少數群體),並提供社會團結的力量和個人就業的尊嚴。當然,優點也可能被視為缺點,因為有些人並不希望活在一個財富能重新分配的世界。

 

 

參考報導:Js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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