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動」的參與者與疏離的觀察者:《青年特爾勒斯》

澳門戀愛‧電影館於10月19日至11月13日期間,第四度與香港歌德學院合作推出《2019 德國電影節(澳門站)》。當中的焦點導演單元播映德國電影大師沃克‧施隆多夫的作品,電影館特約影評人謝嵩深入討論其作品《青年特爾勒斯》(Young Törless)。

影展詳情請見連結

 

《青年特爾勒斯》劇照。

 

  在1962年的西德短片電影節(West Germany Short Film Festival,後更名為International Short Film Festival Oberhausen)上,26位德國青年導演簽署了著名的《奧伯豪森宣言》,宣告「舊電影已死,我們相信新電影」,從而揭開了德國新電影運動的序幕。1966年,27歲的施隆多夫在羅伯特‧穆齊爾(Robert Musil)的小說《The Confusions of Young Törless》中看到了年輕一代的迷惘和躁動,他結合自己在寄宿學校的經歷,將小說改編成電影《青年特爾勒斯》(劇情長片處女作),表達了對體制和威權的反叛以及對二戰的反思。本片成為德國新電影運動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入圍了當年坎城影展金棕櫚獎提名名單並獲得費比西國際影評人獎。

 

  對自我身份的追尋、對他者行為的質疑、對二元對立的思考以及對非理性數字的疑惑讓主人公杜里斯(Törless)陷於存在主義的困境中,以至於很多時候他扮演了幫兇的角色——雖然他並沒有直接參與霸淩和虐待巴西尼(Basini),但也沒有阻止,而是在旁觀望;當巴西尼向他求助時也被冷酷的拒絕,與反抗強權相比,他更希望受害者自身改變,這樣自己就可以置身事外。

 

《青年特爾勒斯》劇照。

 

  杜里斯之所以大部分時間不採取行動,是因為被害者有違背道德準則的偷竊行為,這種異常理性的客觀和冷靜以一種近乎傲慢的姿態顯現在他的臉上,就像影片中常使用的變焦鏡頭,忽然拉近(zoom in)和拉遠(zoom out),刻意營造出某種抽離感和矛盾性。當最終暴力事件走向無法挽救的局面時,他才終於站出來(但仍有巴西尼推向人群的舉動),但為時已晚。作為唯一保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學生,他還是沒有逃脫被邊緣化的命運,選擇離開是他認清現實後的妥協。

 

  二十世紀初期的寄宿學校成為了父權體制的縮影,絕對的服從和高度的紀律性將年輕人塑造成了精緻的「偽善者、懦夫和騙子」,影片借妓女之口對人性黑洞和社會體制進行了辛辣的諷刺。影片中的成年男性以權威者的姿態控制年輕人;青年男孩們要麼淪為無腦的附庸(比如Reiting),要麼模仿成年人加入叢林法則支配下的鬥獸遊戲(比如Beineberg)。施隆多夫通過影片反思了歷史,納粹黨和希特勒的出現並非偶然,集權的慾望催生了失控的非理性存在,持久的壓抑會點燃集體無意識,最終以暴力的原始形態呈現,而更可怕的是還存在著一個冷眼旁觀的理性群體。

 

 

電影資訊

《青年特爾勒斯》(Young Törless)-Volker Schlöndorff,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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