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事經濟學:故事如何改寫經濟歷史

《敘事經濟學》對大量真實案例進行詳細探討,從金銀複本位制到比特幣,從1930年代的經濟大恐慌乃至近幾年的經濟大衰退。

 

文|Tim Jackson

 

  經濟史學家德爾雷‧麥克洛斯基(Deidre McCloskey)在1990年寫道:「經濟學家是故事的講述者與詩歌的創造者。」講到經濟學通常會想到統計、數字和各種能夠量化的東西,在這些相當「客觀」的資料面前,故事似乎毫無用處。但有鑑於「絕對依賴數字」的主流經濟學對於「預測」時不時發生的經濟危機似乎沒什麼效果,研究「故事」如何影響經濟的敘事經濟學就有了發揮的空間。

 

  諾貝爾獎得主、經濟學家羅勃‧席勒(Robert Shiller)在其新書《敘事經濟學》(Narrative Economics)表明「故事比統計數字更有力量」,他宣稱經濟繁榮(與絕望)與生俱來的非理性挑戰了數字的界線,需要更深入探索這個明顯無規律的敘事世界。

 

  這是個吸睛的假設。從1960年代開始,人們明白科學是社會所建構,自1980年代以來,社會學家不斷嘗試理解「風險的社會放大效應」,即人們不可避免地被災難或成功故事(而非統計數字或機率)左右,將故事作為引導日常決策的風險感知指南。大約在同一時期,慈善家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採取反身性的概念,來解釋投資者認知如何影響社會環境,而社會環境又如何反過來影響投資者認知。

 

  這種迴圈使投機性泡沫(speculative bubbles)以突如其來的速度出現,然後又再次急劇崩潰。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幾個月,花旗銀行首席執行官查克‧普林斯(Chuck Prince)發表了一番預言性的言論:「當流動性的音樂停止時,事情會變得複雜。但只要音樂還在放,你仍然得站起來繼續舞動。」

 

「當流動性的音樂停止時,事情會變得複雜。但只要音樂還在放,你仍然得站起來繼續舞動。」

 

  席勒將這些見解納入探索多種途徑的「敘事影響經濟行為」,就像他在獲得諾貝爾獎的研究中追蹤資產價格的漲跌,現在他使用Google的Ngram Viewer和Proquest的新聞引用數據庫,來繪製敘事模因的變化。這是很精巧的手段,敘事經濟學的時間序列圖表與其2000年的暢銷書《非理性繁榮》(Irrational Exuberance)的圖表之間具有驚人的相似性,這個訊息是有效的:你的故事價值可能上漲,也可能下跌。

 

  這本書的實證核心是對大量真實案例的詳細探討,從金銀複本位制(bimetallism)到比特幣,從1930年代的經濟大恐慌(Great Depression)乃至近幾年的經濟大衰退,例如可信的證據表明,人們對「奇點」(技術進步帶來不可逆的轉捩點)的恐懼是長期存在的,這種模因的病毒式傳播(與棉紡廠、電力和電腦有關)可追溯至十九世紀。席勒暗示今天關於人工智慧接管世界的末日焦慮並非新鮮事,也不應該特別受到關注,因為結果會如何還有待觀察。

 

  一句名言的傳播機制可描述成一種傳染形式,如同流行病學模型的鏡像。但我們也同意,病毒式傳播的成功在本質上取決於信使。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在經濟大恐慌時期所說的「我們唯一需要害怕的就是恐懼本身」,最早是由經濟學家歐文‧費雪(Irving Fisher)在多年前首次提出。

 

  恐懼是人類生存受威脅時的理性反應,那為什麼一個總統要如此積極地抵抗它呢?答案是羅斯福強烈意識到恐懼帶來的後果,他試圖解決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所稱的「節儉悖論」:人們在面對經濟不確定性時,傾向於縮減消費,轉而把錢存起來。

 

  從個人層面來看,這種行為很合理,從全球層面來看也是如此,越少消費對自然環境越有益。但經濟學可不這麼覺得:由於人們減少消費,需求自然受到壓抑,進而延長了經濟衰退的時間,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節儉悖論是凱恩斯著名提議的基礎:當人們不願意消費的時候,政府提供刺激好讓經濟恢復增長。這是羅斯福新政改革方案的原理,也是美國擬議《綠色新政》的基礎。

 

無論是經濟學家還是政治家,都不能宣稱在敘事真理上擁有道德權威,我們每個人都必須謹慎選擇自己的故事。

 

  凱恩斯是實用主義者,他的處方籤是針對當時疾病的回應,而他同樣具有遠見,他在1930年的文章《我們子孫的經濟可能性》(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中,預見了一個社會將超越增長的時代。儘管經濟學家肯尼斯‧博爾丁(Kenneth Boulding)在1973年向美國國會表示:「任何相信指數增長能在有限世界永遠持續下去的人,他要麼是瘋子,要麼是經濟學家。」

 

  席勒顯然不是瘋子,但在探索故事力量的過程中,他從未承認永續增長本身也只是一種敘事。他指出不間斷擴張的邏輯與人類焦慮的邏輯互相衝突,但他假定這是人的問題。敘事似乎可以有清晰、道德和審慎的基礎,但它們仍可能被轉變成非理性。

 

  在席勒看來,經濟大恐慌時期的那篇演講表明,政府試圖「仰賴虛假或誤導性的敘事,建立一種道德權威來抵抗它們」,羅斯福的言論旨在「創造和傳播反面敘事,建立更理性也更公益的經濟行為」。席勒似乎是想說:當普遍的人類情緒與資本主義的主流邏輯背道而馳時,國家必須淩駕於它之上。這是個需要質疑、具有潛在危險的結論,但另一方面它也證明了敘事的普遍性。

 

  我們都是「故事的講述者與詩歌的創造者」,但無論是經濟學家還是政治家,都不能宣稱在敘事真理上擁有道德權威,我們每個人都必須謹慎選擇自己的故事。

 

 

原文出處: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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