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克‧赫許:我們還沒有準備好迎接一個沒有牆的世界

柏林圍牆倒塌不只代表冷戰結束,也意味著所有的牆被推倒。

 

文|Michael Hirsh

 

  1989年11月9日,柏林圍牆倒塌不只代表冷戰結束,也意味著所有的牆被推倒,所有的門隨之敞開,全球通往自由市場與共同的政治價值觀,邁向一個真正的國際社會。當時看來,這似乎是只有優點沒有缺點的事。

 

  但三十年過去了,我們擁有的與其說是一個國際社會,不如說是一片遼闊荒蕪的曠野,邪惡事物充斥在數位世界的陰暗角落,暗地裡掠奪我們和傷害政治。儘管所謂的國際社會以全球機構形式存在,在打擊犯罪和恐怖主義、開放貿易與規範方面持續磋商,國家之間也少有戰爭,但並沒有真正地團結。

 

  真正的國際社會應該是成員必須對自身行為負責,並且互相尊重彼此。而今天的全球化世界更像一個反社會,一個深不見底的黑暗洞穴,裡面躲藏實體與虛擬的邪惡事物,無論是刻意在網路散佈謊言,或是在世界各地向人們兜售有問題的證券貸款,他們都不再為自身行為負責,也不管社會福祉,更別說在乎事實真相。

 

  毫不意外的是,我們看到了打造新牆的要求——既是真實的牆,也是隱喻的牆。其中最明顯的支持者是川普(Donald Trump),他致力廢除冷戰後的體系和美國作為維持全球穩定的監督者角色,他是孤立主義者和保護主義者,背後還有數百萬美國人強烈地支持他。川普比其他政客更能激起美國人對種族和民族的恐懼與仇外心理,而這群人一心只想重建這座牆——無論是在墨西哥邊境,還是在他們的腦海。政治評論家隆納‧布魯斯坦(Ronald Brownstein)在推特表明,川普對選民的最大優勢在於「他把自己塑造為一座『人牆』,負責抵禦這群人認為有威脅的文化和人口結構變化」。

 

2019年川普巡視美墨邊境的牆。

 

  但更重要的是,川普是這片荒野的政治大師:他完全融入舞台,成為其中最厲害的指揮者。以正在上演的彈劾案為例,這場爭議中大量的川普支持者活在各自的現實中,毫不懷疑地堅信川普的說詞,並將反對意見視為政敵捏造的惡意抹黑。媒體和民主黨至今仍不明白,他們煞費苦心地報導川普的行徑,無論有多少相關證人出面作證,或是拿出川普與烏克蘭總統佛拉迪米爾‧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對話的文字記錄證據,卻還是被打算投給川普的憤怒支持者當作假新聞視若無睹。最近的民調數據表明,由於社會輿論不可挽回的分裂,已經找不到通往真相的方向,自然也難有任何彈劾審判出現的可能。

 

  事情是怎麼變成這樣的?源起於另一個近代里程碑,最終導致了川普的崛起:網路誕生50周年。1969年10月29日,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工程師扳動了開關,電腦從此進入網路交流的時代。幾十年後,隨著網路普及化,網路人口已經超過40億。網路為新型態的全球社群敞開了大門,如同柏林圍牆倒塌那樣,一開始看起來只有優點沒有缺點。有段時間確實如此,但網路的迅速增長開啟了一段漫長的過程:我們逐漸地、然後似乎突然間失去了與人交流的基本尊重。隨著人們不再擔心自己是否會冒犯或侮辱別人(相對於現實世界較少發生),對他人的譴責和誹謗變得更恣意與魯莽,也更加激烈和兇猛地異化其他群體。

 

  在全世界所有的主要政治人物中,川普最先想出如何駕馭與利用這樣子的數位世界,從四面八方捏造抹黑與影射言論,使謊言不畏懼矛盾如病毒一般迅速傳播。川普意識到事實真相在全球反社會中不再有立足之地,他似乎也意識到多年來社交媒體巨頭的演算法針對性——以伊萊‧帕瑞薩(Eli Pariser)的話來說,就是將個人孤立在「過濾泡泡」裡——已經瓦解了美國的集體國家意識和任何共同資訊基礎的概念。於是,他開始一個接一個地把那些孤立、憤怒、不滿的人挑出來,迎合數百萬人的偏見。如今,當他的政敵還在猶豫該怎麼反擊時,他每天運用這種現象變得越來越肆無忌憚。

 

  加州大學政治學家肖恩‧羅森伯格(Shawn Rosenberg)在今年秋天發表的學術論文《民主吞噬自身:不稱職公民的崛起和右翼民粹主義的吸引力》(Democracy Devouring Itself: The Rise of the Incompetent Citizen and the Appeal of Right Wing Populism)中指出,川普正在利用的現象「並非起伏不定的波動,也不是邁向更民主過程造成暫時倒退的結果」。這種現象會是永久性的,過去一直維繫民主存活的精英已經失去了話語控制權,因為現在所有人都能發表看法,聲量早已蓋過《紐約時報》或《華盛頓郵報》等傳統媒體。

 

1989年柏林圍牆倒下。

 

  因此,曾經是民主人士期望的共同社群感正逐漸失去控制,民主、自由和正義的持續進步可能也不再是現實的願景,學者拉梅什‧斯里尼瓦桑(Ramesh Srinivasan)指出:「民主社會的集體規範和基礎日漸被抹去。我們過去隱約地理解社會邊界,但這些都被具穿透性且無處不在的科技溶解、破壞和摧毀,已經取代掉人們的根基。」

 

  斯里尼瓦桑補充說:「以Facebook為例:它宣稱自己是社群的聲音,但他們其實決定了誰能看到隱藏在我們眼前的事情。……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找到了一種分裂個人用戶的方法,向他們提供和展示特定內容以達成自身利益,實際上這就是在分化社群。」

 

  沒有人知道該怎麼辦,就連發明網路的科學家也感到惋惜,網路的黑暗面正在擴散,惡人大肆散播假消息。匿名成了擺脫責任的方式,成了攻擊他人的武器,從而創造出充斥著巨魔、駭客和機器人的網路世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網路開創者之一的倫納德‧克萊因羅克(Leonard Kleinrock)在接受法新社採訪時提到,他現在意識到自己協助創建的這個系統「也是黑暗面的完美公式」,他希望自己和其他人當時有先見之明,在系統中建立識別使用者與資料數據的記號。賈伯斯的傳記作者華特‧艾撒克森(Walter Isaacson)也在2016年發表文章說:「網路最初設計的這個缺陷,起初看似只是一種功能,但現在逐漸被駭客、惡意攻擊者和惡意行為者所利用。」

 

  這些「全球共同體」的結構性問題引發了道德行為的根本問題:當你不必為自身行為負起責任時,你會表現得更好還是更惡質?柏拉圖在《理想國》預言,如果人們能以某種方式隱身匿名(從而不被追究責任),那麼許多人就會將道德拋諸腦後,任意偷竊和誹謗他人。大約在2500年後的今天,我們經歷了這個命題的現實考驗,而人類的表現並不好。

 

「這是否代表我們更願意回到三十年前柏林圍牆與冷戰時期呢?肯定不是,但我們也不能說人們後來做得有多好。」

 

  此外,問責制在全球體系的挑戰不僅侷限於網路,類似的事情也發生在金融業。正如十年前經濟大衰退看到的那樣,商業銀行曾經是緊密且個人,行為也較為保守的,由於銀行家與當地或地方社群密切連結,他們向客戶提供負責任的貸款服務,而對象通常也必須是他們所信任、擁有良好信用的客戶。但隨著證券興起和金融全球化,貸款能以神秘的方式打包兜售給世界各地的客戶。許多銀行不再關心貸款標準,因為它們可以把大量貸款賣給華爾街的大型投資銀行,而這些銀行又把貸款再次出售給世界各地的客戶。隨著每座牆越來越低,所有的個人責任感再次消失殆盡。

 

  一些金融專家表示,雖然改革措施盡可能地努力補救,但金融危機後這個問題從未真正解決。事實上,一場新的債務危機可能正在醞釀中,而全球金融體系的銀行家仍不斷推卸責任,一再將危機推向深淵。美國前金融監管資深官員、馬里蘭大學法學教授麥克‧格林伯格(Michael Greenberger)說:「這仍然是個大問題。個人和公司債務飆升,消費者債務違約率也在飆升。由於這些債務在混亂且難以追蹤的金融專案中不斷被重組包裝,已經沒有人會擔心信用好壞的問題。」他指出,這種現象遍及全球。

 

  當然,這些都是人為造成的問題,意味著問題也可以由人類解決。克萊因羅克希望利用區塊鏈技術慢慢建立起人們或網路事物的信用,創造一個值得信賴的記錄,歐盟和美國國會的許多政治家希望限制或打破社交媒體巨頭的壟斷,但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赫許總結寫道:「這是否代表我們更願意回到三十年前柏林圍牆與冷戰時期,那個大部分人類生活在無法跨越的意識形態牆後,完全享受不到自由的時代呢?肯定不是,但我們也不能說人們後來做得有多好。」

 

 

原文出處:Foreign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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