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刃父親的青少年三姊妹激起俄羅斯家庭價值激辯

17到19歲的俄羅斯三姊妹在父親長期暴力虐待她們之後,聯手用刀殺死了他。

 

  2018年7月27日下午3點左右(也是他死亡的那天),米哈伊爾‧卡查杜亞恩(Mikhail Khachaturyan)訓斥了三個女兒:克雷斯蒂娜(Krestina)、安吉麗娜(Angelina)和瑪麗亞(Maria)。他斥責女兒家裡一團亂,她們要為這樣的生活方式付出代價。50多歲的卡查杜亞恩身材魁梧、個性暴躁,有著堅定的正統俄羅斯東正教信仰,自從2015年他強迫妻子離開後,就更肆無忌憚地對女兒施暴。

 

  三姊妹後來告訴調查人員,那天下午,他以慣用的虐待方式懲罰了她們。他把三個女兒一個接一個地叫進臥室,咒罵她們,對她們大呼小叫,然後用胡椒噴霧朝她們臉上攻擊。19歲的大女兒克雷斯蒂娜被噴霧嗆暈,回到她與妹妹的臥室裡,她昏倒躺在床上失去了意識。最小的妹妹瑪麗亞當時年僅17歲,後來她把這一刻形容為「壓倒她們的最後一根稻草」。

 

  晚上7點剛過,克雷斯蒂娜被臥室外傳來的聲音吵醒。她跑進客廳,看見安吉麗娜和瑪麗亞站在父親身邊,而父親坐在椅子上激烈地掙扎。顯然,克雷斯蒂娜以為妹妹處於危險中,於是順手從附近的桌子拿起胡椒噴霧,瘋狂地噴向父親。

 

  但克雷斯蒂娜所看見的並不是卡查杜亞恩又一次地對女兒施暴。當她在臥室裡休養時,瑪利亞和安吉麗娜用一把從父親車裡找到的獵刀和錘子襲擊了他。卡查杜亞恩被胡椒噴霧攻擊後迷失了方向,失血過多的他一瘸一拐地走向公寓外的樓梯平台。在那裡,18歲的二女兒安吉麗娜追上了他,調查人員表示,她把刀刺進了他的心臟。

 

  幾分鐘後,其中一個姊妹向警方報案,她自稱是安吉麗娜並淚流滿面地解釋說,父親在服用大量鎮靜劑後襲擊了她,出於自衛才殺死了父親。警方在樓梯平台上發現卡查杜亞恩的屍體,其頸部、手臂和軀幹有多處刺傷。三姊妹因謀殺被捕,關押在莫斯科東南部的一所女子監獄。

 

  謀殺案的新聞很快傳遍了俄羅斯,在接下來的幾個月內,這起案件激起了俄羅斯社會輿論的分歧,究竟是什麼動機驅使三名青少年姊妹親手殺死自己的父親?案件受到報紙、晚間新聞和脫口秀的廣泛探討。

 

米哈伊爾‧卡查杜亞恩(Mikhail Khachaturyan)。

 

  包括卡查杜亞恩的兩個姐妹在內的人聲稱,三姊妹是忘恩負義的惡毒兇手,她們為錢殺死自己的父親。他們援引的證據顯示,在案發後幾分鐘內,其中兩名女孩用兇刀互相砍傷蓄意誤導警方辦案。

 

  其他人(包括卡查杜亞恩分居的妻子,即三姊妹的母親)則為三姊妹辯護,否認她們的行為背後存在惡劣的動機。當律師和調查人員開始拼湊卡查杜亞恩的家庭背景時,顯然這不是一起冷血的謀殺案。在數百頁的法庭檔案和證詞筆錄中,浮出了一幅卡查杜亞恩與三姊妹日常相處的畫面:卡查杜亞恩偏執且專制地主宰著這個家,包括性侵、毆打、羞辱和死亡威脅。

 

  儘管有這樣的家暴史,但在2019年6月時,檢察官仍以蓄意謀殺罪名起訴了三姊妹。在謀殺案發生的兩個月後,她們在律師上訴之下從拘留所被釋放,隨著對案情的持續調查,三姊妹目前與親人同住等待審判。瑪麗亞和姊妹可能面臨8年至20年的有期徒刑,她們主張手刃父親是絕望之下的自衛行為。

 

  與此同時,俄羅斯社會掀起了一波家暴爭論,三姊妹案件激起了公眾對於國內法律制度與保守政治文化的不滿。目前,俄羅斯仍未有明確的法律界定、預防或起訴家庭暴力事件。女權倡導者正在發起運動,希望推翻2017年一項有爭議的法案,該法不僅減輕對家暴者的懲罰,甚至間接鼓勵家暴者犯案。

 

  自起訴書發佈以來,已有數百人走上街頭要求釋放三姊妹,在政府機關前抗議國家對她們起訴,並呼籲通過一項有助於預防家暴的法案,這份要求釋放三姊妹的網路請願書已經蒐集了超過37萬個署名。人權運動者艾利尤娜‧波波娃(Alyona Popova)說:「很明顯,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問題,我們必須做點什麼。」她發起了請願書,並協助起草一份目前正在俄羅斯議會辯論的家暴法案。

 

  但人權運動者聲援改革法律的同時,他們也遭遇另一場運動的反擊,這場運動得到了勢力強大的東正教會支持,其目的是宣揚「傳統價值觀」,並將俄羅斯家庭形容是備受威脅的群體。東正教牧首出現在俄羅斯國家電視台的節目,嚴厲譴責全球化帶來的邪惡,而俄羅斯各地則舉行大規模守夜活動,抗議西方的進步主義。代表保守主義運動的社群媒體帳號宣揚一種末日預言式的說法,聲稱「任何旨在規範家庭事務的措施都會造成俄羅斯家庭價值的崩解,甚至可能導致俄羅斯的解體」。

 

  卡查杜亞恩在去世前熱愛定期到以色列朝聖,並在每天祈禱的角落用各種聖像裝飾。據稱,他的社交平台還張貼他在聖地沐浴、與朋友赤膊暢飲、與著名東正教神職人員和公眾人物合影的照片。

 

三姊妹案件震撼俄羅斯社會,因為父親的角色在俄羅斯傳統家庭中被高度重視,更別提這個被殺的父親還是虔誠的東正教信徒。

 

  然而,在卡查杜亞恩被殺害的第二天,安吉麗娜接受警方訊問時表示,2014年11月她和父親前往以色列度假時,卡查杜亞恩第一次對她性侵。自那以後,他就經常進行各種形式的性騷擾。她這樣評價表面虔誠的父親說:「他經常告訴我們外遇是一種罪惡,但因為我們是他的血親、是他的女兒,所以他可以隨便處置我們,而我們應該服從他。」

 

  在洩露給媒體的簡訊中,卡查杜亞恩經常用性暴力威脅安吉麗娜。2018年1月,卡查杜亞恩在以色列朝聖時,得知安吉麗娜沒有按規定回家,他威脅回國後要強暴她和分居的妻子。三個月後,他傳了一系列猥褻的語音訊息,對她說:「安吉麗娜,妳將永無止盡地替我口交。」、「如果你逃走,我會找到你。」三分鐘後,他繼續威脅說:「我會毆打妳、我會殺了你。妳敢離開就別逼我犯罪。」

 

  根據官方對這項指控的調查表明,卡查杜亞恩甚至還性侵了其他女兒,並且控制與奴役她們。法庭檔案顯示,瑪麗亞在接受警方訊問時說:「我們在家裡為他服務,幫他燙衣服、打掃環境、應他的要求煮飯。」如果女兒沒有達到他的期望,或他只是想發脾氣,他就會對她們施暴。

 

  暴力或暴力威脅經常出現在家裡。卡查杜亞恩也非常迷信,據說他禁止家人在他面前講一些用語,他認為這些字會帶來厄運。他還在公寓外的樓梯平台上裝上監視器記錄女兒的行蹤。在案發後的搜查中,警方查獲了一把錘子、一把刀、兩把空氣槍、一把十字弓、一把橡皮子彈手槍、一把左輪手槍、一把獵槍、16發子彈和16把長矛。在卡查杜亞恩的車裡,調查人員還發現印有俄羅斯聯邦安全局(FSB)標誌的名片,並將已經57歲的卡查杜亞恩列為俄羅斯聯邦安全局的雇員,但調查人員宣稱這些名片是偽造的。

 

  然而,很少有人會質疑卡查杜亞恩的廣大人脈。鄰居所敘述的一系列事件表明,卡查杜亞恩在莫斯科警界和檢察官辦公室裡都有朋友。安吉麗娜的律師帕辛(Parshin)說:「他經常吹噓自己的人脈。」因此三姐妹的選擇只有「什麼也不做祈禱噩夢趕快過去,或是去警局報案,然後回家再遭父親毆打」。

 

  在警方的審訊記錄中,安吉麗娜描述了她們動手前的掙扎,她說:「我和姊妹們厭倦了這樣的生活,但又害怕向任何人求助,因為他在任何地方都有人脈。」母親被迫離開後,三姊妹害怕把這些事告訴任何人都會惹上麻煩,她說:「告訴我們的親戚也不是解決辦法,因為他們可能不會相信我們。」

 

  在聲明中,瑪麗亞和安吉麗娜都提到2016年初的一件事,當時三姊妹和父親在俄羅斯黑海沿岸的度假勝地阿德勒度假。隨後克雷斯蒂娜跑出她與父親單獨相處的房間後,吞下了一把治療痙攣的藥物。這明顯是企圖自殺,而她不得不被緊急送往醫院急救。

 

  克雷斯蒂娜的律師表示,由於擔心克雷斯蒂娜再一次試圖自殺,她的妹妹們才決定自行動手(他補充說,克雷斯蒂娜並沒有參與謀殺)。在卡查杜亞恩被殺害前的一個月,克雷斯蒂娜用簡訊跟一個朋友表示父親再次威脅要強姦她,她可能無再繼續忍受下去。

 

  帕辛說:「考慮到這些現實情況,我們不能指望她們做出合乎邏輯的決定:她們無法尋求外界幫助,而不斷地暴力威脅了她們的生命。將所有這些因素放在一起,你就能理解她們當時的處境,以及她們為何最終拿起了那把刀和錘子。」

 

  帕辛繼續說:「卡查杜亞恩把她們逼到了那個處境。從他開始對三姊妹犯罪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經不再是一個父親了。」

 

三姊妹的母親奧蕾莉亞‧頓達克(Aurelia Dunduk)。

 

  三姊妹的母親奧蕾莉亞‧頓達克(Aurelia Dunduk)也是此案的關鍵證人。1996年,17歲的頓達克與35歲的卡查杜亞恩在莫斯科相識,當時她與父母從摩爾多瓦移民到莫斯科已經過了兩年。

 

  在蘇聯解體後的第一個十年,莫斯科是一個陷入混亂的城市。野心的企業家、官員和罪犯都急於利用這個正在崩潰的體制,利用他們所掌握的一切手段謀取利益。原本在俄羅斯軍隊裡服役的卡查杜亞恩,後來也成為當地惡棍:在他所居住的莫斯科北部地區,商家會向他支付保護費。

 

  頓達克和卡查杜亞恩第一次見面後約會了幾個月,然後就分手了。頓達克指出,卡查杜亞恩後來變得很暴力,並且威脅她的家人,所以她搬到城外跟親戚同住保持距離。然而,卡查杜亞恩仍藉由威脅的方式逼她回來,並在跨年派對後將頓達克強行關在自己的公寓裡,然後強姦了她。

 

  1997年6月,頓達克生下了兒子謝爾蓋(Sergey),兩年後又生下克雷斯蒂娜。在那段時期,卡查杜亞恩經常毆打她。她受訪時說:「你不會知道什麼時候遭殃,前一分鐘還在正常地跟他對話,然後他可能突然開始大吼大叫咒駡妳。」2000年代初的一個下午,她好不容易逃出公寓跑進當地警察局報案,卡查杜亞恩卻只是跟在她後面,面帶微笑聽她對警察提出控訴。隨後,卡查杜亞恩當著值班警察的面暴打她一頓,然後把她拖了回家。值班警察中有很多是他的朋友,頓達克說:「在那之後,我知道任何努力嘗試都沒有用。」

 

  謝爾蓋也表示自己經常遭受暴力。2013年,他才16歲就被卡查杜亞恩趕出家門。他被迫露宿街頭幾個星期才被一個朋友收留,之後就一直與朋友同住至今。接著在2015年,卡查杜亞恩也強迫頓達克離開。「他發脾氣拿槍指著我的太陽穴,對我說:『我現在要出門,如果我回來的時候你還在這裡,我就把你們全殺了。』」她說。

 

  頓達克再也沒有回來和家人同住。莫斯科的朋友讓她借住六個星期,然後她回到摩爾瓦多與母親團聚。一年後,她再度回到莫斯科與孩子住得近一點,但還是借住在朋友家。她很少能跟女兒接觸,她認為女兒害怕卡查杜亞恩報復。正是由於缺乏溝通和恐懼驅使,頓達克事後才從調查人員那得知卡查杜亞恩性侵了自己的女兒。當她知道這件事後,她說:「我想再殺死他一次。」

 

  卡查杜亞恩死後,其家族內部上演了一場公開的鬥爭。21歲的阿爾森(Arsen)是卡查杜亞恩的侄子,他開始四處上莫斯科的電視節目,為一個被他稱為「父親」的人辯護。在節目中,他辱罵頓達克是妓女,並指控她唆使三姊妹做案。2018年9月,阿爾森的朋友在脫口秀節目的拍攝現場毆打了謝爾蓋。2019年1月,卡查杜亞恩的母親利底亞(Lidiya)和妹妹奈拉(Naira)對頓達克提起誹謗訴訟,因為頓達克在採訪表示卡查杜亞恩強姦了她,他們向俄羅斯媒體反駁:「丈夫要如何強姦妻子?」

 

法庭上的克雷斯蒂娜(左)和安吉麗娜(右)。攝影:Sergei Karpukhin/TASS。

 

  在許多方面,卡查杜亞恩家族的紛爭反映出俄羅斯社會的嚴重分歧。一方面,有些人希望保留根植於保守東正教價值觀與拒絕進步思想的民族認同感。另一方面,有些人認為俄羅斯作為一個現代社會發展,必須仰賴它能接受自由主義社會政策、捍衛女權和少數民族權利的程度。

 

  在謀殺案發生以前,家暴就已經是俄羅斯公眾爭辯的話題。2012年,俄羅斯政府進行了一項全國性調查,發現五分之一的女性曾遭丈夫或伴侶的暴力攻擊。四年後的2016年7月,在普丁的同意下,俄羅斯議會將針對「親密的人」(配偶、父母、孩子和其他同住的親戚)的暴力行為從原有的法律中獨立出來,意味著俄羅斯歷史上第一次擁有專門針對家暴的法案。

 

  但保守派很快對此表示反對。2016年11月,由議會家庭委員會主席埃琳娜‧米茲麗娜(Elena Mizulina)領導的一群議員提出另一項法案,將每年發生不超過一次、不會造成長期身體傷害的家暴行為合法化。米茲麗娜認為她的法案是保護俄羅斯家庭不受外來勢力入侵的方式,並抨擊反對提案的非政府組織收受外國資金。

 

  這一次,普丁支持了保守黨,並在2016年12月警告「干涉人們的家庭事務是無法接受的事情」。隨著議員們在2016年底採取行動推動家暴合法化法案,俄羅斯國家電視台也發起了一場宣傳運動,促使法案順利在議會通過。電視台的報導宣稱,如果男性因為「強烈的愛」或「養育責任」而意外毆打妻子,他們不應該承擔刑事責任,並宣揚一個扭曲的觀點:歐洲的兒童在接到陌生人假的家庭暴力投訴後,通常會離開家庭。

 

  根據普京於2017年2月簽署的新法律,家庭暴力如果沒有造成嚴重傷害,犯罪者將被處以3萬盧布(約新台幣11000元)的罰款或入獄15天,刑責與違規停車差不多。第二次犯罪可能是面臨三個月的監禁,但如果第一次犯罪已經過去一年,就只會再次判處適度的罰款。反對者將該法案總結為「一年一次的免費家暴額度」。

 

  去年10月,人權觀察研究員尤利亞‧戈爾布諾娃撰寫了一份關於俄羅斯家庭暴力問題的報告指出:「俄羅斯東正教會已經完全與國家融為一體。在所有主要的社會問題上都相互呼應。」

 

  政府資料顯示,在遭受家庭暴力的俄羅斯女性中,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向警方報案——根據聯合國資料,這跟全球平均差不多──只有2%的人尋求法律諮詢。根據獨立媒體「Zona」最近對2016年至2018年間因謀殺指控入獄的數千名俄羅斯女性所做的分析顯示,有79%的人是出於自衛才殺了伴侶。

 

  俄羅斯警方經常拒絕對家暴展開調查,這讓問題變得更加複雜,戈爾布諾娃說:「他們沒有被教導要把家暴當成潛在的致命威脅處理,所以他們不是一笑置之,就是告訴妻子要規矩對丈夫好一點。」

 

  去年7月,莫斯科以南的奧廖爾法院以怠忽職守罪名判處當值警官納塔莉亞‧巴什卡托娃(Natalya Bashkatova)兩年監禁。2016年11月,巴什卡托娃接到一名女子的電話,她的男友曾威脅要殺了她,她卻說:「不要再打來了。我們不會過去的。」女子問她:「萬一發生真的什麼事怎麼辦?」巴什卡托娃回答:「如果他殺了你,我們就去檢查屍體。別那麼擔心。」在這名女子報案的40分鐘內,她就在自家院子被男友活活打死。

 

  俄羅斯國家杜馬(俄羅斯的下議院)450個席位中,普什基娜是73名女性議員之一。她先前從歐洲理事會一個探討警察該如何應對家庭暴力的會議回來,說道:「我坐在那裡,就像來自另一個星球的生物,他們都在討論自己國家現存的問題,而我們甚至沒有法案。」

 

  普什基娜說:「我們談論的是預防(暴力),反對者卻稱我們為極端女權主義者和社會秩序破壞者,而這個社會秩序實際上是一個父權制國家。自古以來便是如此,但時代正在改變。」

 

一名抗議者在莫斯科橋上舉著標語,上面寫著「家暴受害者需要治療而不是監獄」。攝影:Sergei Fadeichev / TASS。

 

  瑪麗亞、安吉麗娜和克雷斯蒂娜基本上不知道案件激起的爭辯,她們被禁止使用網路,不能相互交談,不能與目擊者或媒體交流,她們頂多只能隱隱約約意識到外面的世界有所變化。目前,安吉麗娜和克雷斯蒂娜與親戚同住,瑪麗亞跟母親住在一起。在新年前夕,她們取消了宵禁限制,但其他規定依然有效。現在他們只能在法庭上,或是在法警監視下才能見面。

 

  2019年12月3日,調查人員宣佈將把起訴書的最終檔案送交檢察官辦公室進行審理。調查人員得出的結論是,瑪麗亞、安吉麗娜和克雷斯蒂娜為預謀犯案,動機是父親長期的身體和性侵所導致「對父親強烈的個人仇恨」。但兩周後,檢察官辦公室做出了一項令人震驚的決定:調查人員應重新評估此案,並考慮將三姊妹的行為歸類為自衛——這是三姊妹的律師正在極力爭取的情況。因為出於自衛而殺人並不構成犯罪,所以如果能撤銷謀殺指控,三姊妹將重獲自由。

 

  但卡查杜亞恩的姐妹奈拉和瑪麗娜重新提起上訴,自卡查杜亞恩死後,她們便成為他最堅定的辯護者。她們指控三姊妹過著墮落、吸毒的生活,為錢謀害自己的父親。他們還對頓達克提出了其他指控,聲稱她在受訪時多次說謊。代表她們的律師尤利亞‧尼欽科(Yulia Nitchenko)表示,任何撤銷指控的傳聞都是「假消息」;她預計此案將在近期進行審判,而三姐妹也會在一年內被定罪,她說:「法庭會糾正所有的錯誤,沒有人能逃過正義。」

 

  在過去的十年,俄羅斯已經制定至少30種不同的家暴法案,並在國家杜馬提出了其中幾項。然而,這些提案甚至連一讀都無法通過,但公眾輿論這次似乎站在普什基娜這邊,一部分是受到三姐妹案件的影響。

 

  安吉麗娜的律師帕辛表示,在過去這個問題會被斷然否定,因為至少在社會公眾的認知裡,家暴這種事似乎不曾存在,他說:「這是最明顯的變化,至少人們開始探討家庭暴力問題。」

 

  俄羅斯民意調查中心(VTsIOM)於2019年12月進行的一項調查中,40%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知道家暴,70%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支持制定家暴法案。獨立機構勒瓦達中心(Levada Centre)在2019年8月進行的調查顯示,只有14%的受訪者認為家暴應該是私密的家務事。

 

  俄羅斯的家暴情形曾是邊緣不被重視的問題,媒體很少也不願報導,只是以家務事簡單帶過。但現在俄羅斯社會正逐漸形成一個共識:家暴不僅是家務事,而是對人權的侵犯。

 

 

原文出處:Guar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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