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擇」賣春店的她們果真有選擇嗎?《女性貧困》

這個被社會最瞧不起的地方竟然給予了人生活的一席之地,這個被社會最不齒的場域竟然成為了人間最溫暖的地方。

 

  偶然打開一個網頁,看到「歡迎單身媽媽」「宿舍與托兒所設施齊全」的醒目標題,你是不是以為這是倍感溫暖的社會給予單身媽媽的育兒援助網頁?讓你感覺社會對單身母親友好了起來。

 

  然而,如若這不是育兒廣告,而是賣春店網頁的招聘欄廣告。這是不是有點摧毀了你的想像?

 

  而這,正是日本賣春店對招聘女賣春者的具有吸引力的「召喚」。

 

  「選擇成為性工作者」是我前段時間看完針對研究中國性工作者社會學者丁瑜所著的《她身之欲》最大的感悟。這同樣也是丁瑜在那一本書中想要傳達的「女性在成為性工作者上表現出了極大的自主權」的理念。然而,在我剛結束對日本NHK節目錄製組所著的《女性貧困》關於日本貧困女性選擇色情業的閱讀中,我猛然意識到這種看似「主觀能動性」行為的背後,隱藏的是一種無奈的結構性力量,尤其是針對社會上的單身母親,這種力量尤甚。即使這股力量目前看似僅發生在日本。

 

  提及單身媽媽,我們也許常會迸發出這樣一些印象——「沒有貞操觀念」、「沒有教養」、「受教育程度不夠」,而這些所有的原因導致了她們「行為不檢點」,所以「活該成為單親媽媽」。而若單身媽媽走上了性工作者的道路,那就更加應證了這些刻板印象,於是單親媽媽之所以成為單親媽媽就是「自找的」。

 

  這種以結果為導向來推斷單親媽媽之所以走上色情業的邏輯事實上是有失偏頗的。因為這種結果導向論導致了造成單親媽媽之所以成為單親媽媽並走上賣春者的中間「引導」力量——社會,被隱秘的隱去了。

 

  對於日本社會而言,一般的幼稚園是在孩子出生後,通過地方政府組織申請辦理手續,家長們才能收到孩子是否可以進入幼稚園的通知。而幼稚園從早上八點到下午三點的保育時長並不能夠滿足外出工作的媽媽們的希望延長時間託管孩子的這一目標。因此如若她們有想要託付孩子的需求,她們必須尋求可以提供長時間保育的保育園去託管孩子。而幼稚園不足的問題在日本也沒有解決,沒有找到工作的母親若以「正在找工作」為由申請入幼稚園是很難批下來的,尤其是對於便宜的並且有國家財政支持的公立幼稚園而言。相反,那些沒有收到財政撥款的幼稚園保育園就可以自由經營,給需要的母親提供長時間的託管服務。

 

  於是一些色情店與就近的民辦托兒所簽約,為單親媽媽的孩子提供托管,公司還報銷一半的托管費用。當工作場所可以為單身媽媽提供工作與輔助的時候,賣春店自然而然成為了她們的「救命稻草」。試想,在色情交易場所上班一天不僅可以拿到4萬日元,同時還能讓孩子接受正常的幼兒教育。在這種情況下,孤立無援、經濟拮据的女性進入高收入的色情場所難道不是自然的成為了一種選擇?

 

  因此,東京郊外的一家性服務公司中有200多名女孩在此工作,年齡大都在20-40之間,這家公司因為對女性的後援工作做得很到位,所以受到好評,甚至不斷有人希望前來工作。例如,27歲的幸惠說她工作的色情店裡的客人在精神上給了她很大的安慰,因為聽到對方關心她的話語時,她會覺得開心。這是因為她在夜店之外的地方,家裡、社會,都找不到溫暖。她說:「店裡的人就是我的家人,這家店就是我的家。放假的時候我也會到這逛逛。」她把店稱為家,而她真正的家呢?

 

  單親家庭出身的幸惠,與母親的不和,堂兄也對她進行性虐待,這致使她中學階段就經常離家出走,而母親竟不聞不問,後來再婚。在家裡不能待下去的她高中退學之後早早出來一個人自立,但又遇上了詐騙犯大叔。無力償還的她只能到夜店上班。她甚至連放假都會到她所稱之為「家」的店裡閒逛。這也許是她的主體性選擇,然而這種自主性的背後,難道不是更多的無奈嗎?

 

  眾多年輕的女性與幸惠一樣,來到夜店是因為她們經濟上的貧困,然而這種貧困只是經濟上的貧困嗎?這難道不是社會與家庭共謀導致的精神與經濟的雙重貧瘠嗎?

 

  正如某色情店老闆指出的,大多數在賣春店工作的女孩特點是:人際關係破裂;稀裏糊塗欠下了債;沒有貞操觀念;年紀輕輕有了孩子;具有抑鬱症等精神疾病;不具備適應社會的知識;對安眠藥等處方藥有依賴。

 

  而這些特點卻有這一條隱秘的因果鏈條。童年的時候,家庭沒有給予她們良好的教育與教養,於是她們沒有貞操觀念,對色情業自然也不牴觸。長大的過程中,社會也沒有給予足夠的教育機會去讓這些底層的女性成長,於是她們不具備適應社會的知識。而沒有良好的教育與家庭的她們又不得不進入社會謀生,於是她們被裹挾著進入了社會發展的浪潮之中。而社會中生活的她們,因為沒有受到良好的教育機會,又看不懂文字,於是稀裏糊塗欠下債,被男人騙,然後年紀輕輕有了孩子。但這又得不到整個社會的支持,於是逐漸患上了抑鬱症,對安眠藥等處方藥有依賴。

 

  在這種社會與家庭於她們而言處處是千瘡百孔的情況之下,夜店成為她們最後的棲身之所。在這裡,起碼她能獲得經濟與精神的「雙豐收」。

 

  這個被社會最瞧不起的地方竟然給予了人生活的一席之地,這個被社會最不齒的場域竟然成為了人間最溫暖的地方。社會所不能實現的,竟然被賣春店實現了。

 

  也許我們會妥協,然後說:「或許這也不失為一種方式,起碼能夠讓她們活下來,讓她們不至於那麼貧困。」然而事情難道在這裡就結束了嗎?若有這麼簡單,那麼色情店也不失為一個好場所。

 

  然而吊詭的是,賣春店是為男性服務的,是以男性視角去購買女性的。在這裡工作的女孩是不被允許長期幹下去的。色情店需要不斷地更換更加年輕的女性,這樣品質才不至於下降。女性在這裡,成為了徹底被物化的他者。

 

  我們都以為她們是主動選擇了走進了色情業,而我們卻忽視了造成這種現象背後的社會福利體制的潰敗。當性產業形成了一個非常密實的安全網,從工作、住宅到患病兒童的託管無所不及時,公共部門卻不能提供如此周全的服務。這難道不是社會保障的潰敗嗎?

 

  賣春店給這些弱勢女性提供福利,是因為他們需要使用女性去成就這個社會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的慾望。而這個社會的慾望是被誰塑造的呢?答案不難從購買賣春店的服務的支付者——男性中獲得。因此,女性之所以貧困,是因為女性的貧困被社會買賣與利用。這難道不是整個社會結構性的惡嗎?

 

  而當她們到了不得不離開賣春店的時候之後,當這社會最後一道屏障都在她們眼前坍塌的時候,她們應該去向哪裡?她們還有選擇嗎?她們還有生活嗎?

 

  有,那就是「成就」下一代的色情事業——將孩子送進色情場所。二十一歲的小花在面對記者時,說:「這種工作(指色情業)工資高,如果女兒將來說想幹這一行的話,我覺得我會同意。」

 

  貧困成為了一種輪迴。女性只能售賣身體。

 

  數年之後,當小花的孩子問到小花:「媽媽,是不是只有從事色情業才能改變貧窮?」小花會怎麼回答?社會會怎麼回答?

 

 

 

 

書籍資訊

女性貧困》,日本NHK特別節目錄製組(2017)。上海譯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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