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應該停止為中共提供源源不絕的好用的白痴:《大熊貓的利爪》

《大熊貓的利爪》中文版書封。

 

文|Jonathan Manthorpe

譯|王湘瑋

 

 

  中國不把自己看成崛起的強權,而是回歸的強權……未來若中國強勢在經濟、文化、政治、軍事方面施加影響力,它不會認為此乃破格挑戰世界秩序——而是讓諸事回歸正常狀態。——季辛吉,《論中國》

 

  當中國在一九八〇年代逐步開放,西方國家便假定,一旦中共成為全球舞台上的一員,它就會把國際間既有的自由民主秩序納入其價值體系。結果那種情況並沒有發生。中國並沒有以一頭溫純良善的巨獸現身。差得可遠了。

 

  如果我們說法西斯的定義是,一個國家被獨裁者領導的中央集權專制政府所統治,其經濟與社會受到嚴密控制,其反對勢力遭到強力壓制,那麼中國就展現了法西斯政權的所有特色。雖然法西斯這個詞又方便又準確,但並不十分恰當。法西斯所引發的聯想太過歐洲中心了。無論中國共產黨做什麼,都帶有中國特色。從經濟的管理與其模式、國內的行政、對鄰邦和外國的態度——以上種種更像是來自中華傳統,而非該國在一九七〇年代結束閉關自守之後從外界得到的體驗。北京的共產黨所掌管的,乃是一個古典中華帝國的現代版本。

 

  隨著經濟方面的成功,中國的愛國心與民族主義自然也高漲起來。官方控制的媒體不斷宣揚中國乘上了民族復興浪潮的主題,甚至到了煽動仇外情緒的地步,例如訴諸對日本等鄰近世仇的敵意。中共絕不放過任何機會來編造種種警告,說日本在民主和平的假面之下仍然是個軍國主義國家。

 

  北京近年來也不斷醞釀針對美國及西方各國的懷疑情緒,認為這些國家打算限制中國的崛起,並再度施加十九世紀後半、二十世紀初期的半殖民主義。能夠終結中共所謂「百年屈辱」的方式之一,便是重新恢復對鄰國的優越感。這些國家在中國的帝國時代乃是附庸國,而中共的意思就是它們將再次成為附庸。其實有幾個國家已經是了——例如柬埔寨和寮國。這個復甦的中國帝國主義所鼓吹的主張,包括把台灣、南海和東海納入其領土範圍。中共在南海的島嶼建造軍事基地,使得最重要的國際貿易航線之一等於是中國的一個湖泊。中共的殖民主義之舉有許多乃是暗地進行。過去二十年間,中國西南部的雲南省約有一百萬人越過國界搬到緬甸北部,在瓦城(曼德勒)大做生意,在開設賭場的邊境小鎮進出。這些快速興起的小鎮位在無法可管的地帶,但其實都控制在緬甸少數族群的軍頭子手上。

 

  過去二十多年來,中共的國有企業與銀行運用了出口消費商品的鉅額利潤,取得了對全世界自然資源的控制。北京也很精明地以低利貸款給其他人認為風險太高的政府。借款人到後來才發現,一旦無力償還,中共的代理人便毫不留情地要求以該國資產抵債,只是一切都已經太遲了。中共就是這樣控制了斯里蘭卡的戰略性港口漢班托塔及其周圍六十平方公里的土地。當希臘陷入困境,不能再從歐盟國家貸款,類似的事情又上演了。北京站出來幫忙,結果是一家中國國企擁有了雅典比雷埃夫斯港的一半產權。

 

  今日的中共政權不會永遠存在。皇朝總是興衰更迭,按中國的歷史紀錄,皇朝總是被暴力推翻。這種情況很可能也會發生在中共頭上,但不要賭它會在近期內發生。所以,加拿大就和那些必須一邊同中國打交道、一邊維持自由民主體制的其他國家一樣,正面對著殘酷的現實。加拿大政府必須與北約和G7,以及其他想法相似的國家,鞏固在政治、經濟、社會、安全上的連結。加拿大的政治人物在面對北京時,必須要比現在更加強硬、更有自信。

 

  要轉變態度並不容易。加拿大從一八八〇年代就對中國產生興趣,開始派遣基督教傳教士到太平洋彼岸。那時的中國與今日一樣,看似一個廣大的市場,可以囫圇吞下加拿大所銷售的一切。然而,中國人將速速成為基督徒的想法只是幻覺,就好比我們如今信以為中國人只要有機會就會想買加拿大製造的商品。推動這些加拿大傳教士(大多來自長老教會、衛理公會、天主教)的不只是為基督傳福音的熱忱,也來自於把福音書當作社會改革的根據這個想法。此一信念,也就是加拿大可以憑我國價值觀不證自明的吸引力來改變中國,就算到今天還是深植人心。但發生在中國的事,顯示這樣的看法是錯的。最近有一例是在二〇一七年十一月,賈斯汀.杜魯道總理的提案遭到中國官員的拒絕,他原本是希望雙邊自由貿易協定能夠納入他對商業關係的進步想法。這項提案將使中共必須在勞動法規、性別平等以及環保方面遵守加拿大的標準。中共絕對不會讓外國來規範其公民權與人權政策。加拿大永遠改變不了中國,以身作則改變不了,提出有力的論述也改變不了。

 

  對吾人來說,更相干的問題是:中國是不是改變了加拿大?因為,早在中國共產黨一九四九年執政之前,就已經在加拿大建立了連結,以影響我國政治、商業、媒體、學院的討論,使之對其有利。自一九七〇年雙方締結外交關係以來,這些連結所構成的網絡迅速擴展。中共現在已有能力確保,一旦北京所關注的事在聯邦級、省級、市級議會提出來,或在加拿大媒體和教學平台提出來,它的利益就會有人代言,而且還常常可以主導討論。隨著過去四、五十年來香港與中國移民來到此地,中共影響加拿大公眾討論的能力無疑增長了。但十分重要的是,我們要了解,這大約一百五十六萬來自大中華地區的移民(占加拿大人口百分之四)是為了逃避中共迫害才出來的。正是因為中共知道這一百五十六萬人當中,有許多是努力改變中國政治的異議人士,所以才會打算在加拿大維持一個間諜網絡,以持續監看這些人,必要時予以恐嚇。

 

  中國共產黨決意影響加拿大的公共對話,其中受害最深的加拿大人是華裔以及來自中共所占據或宣稱擁有其國土的人。但受害的不只是他們。整個加拿大都因中共強加於我國公民及我國體制的價值觀而受害。各式各樣的貪汙腐敗如今瀰漫於各行各業。這大部分是加拿大自己的錯。加拿大已經成為中共太子黨及紅色貴族(此一特權階級的地位來自他們與中共領導層的裙帶關係)把錢洗出來後偷藏的避風港。這是因為加拿大各級政府並沒有安排檢查機制,以確保進入我國的金錢乃是正當所得,而且是為了合法目的才進入加拿大。既然中國對金錢流出有所限制,那麼不法進入我國的金錢就無可避免地伴隨著貪汙腐敗,包括在加拿大境內合作對象的腐敗。只要腐敗在公眾生活的某個層面落地生根,很快地就會蔓延到其他層面。已經有跡象顯示,隨中共而來的腐敗文化感染了加拿大生活的許多領域,包括授予文憑,以及市級、省級、聯邦級政府所管控的規定與執照。

 

  加拿大並不是唯一一個與中共打交道而有這樣體驗的國家。類似的情況在美國和歐洲也發生了,紐西蘭和澳洲尤其如此。的確,澳洲遭到中共滲透的經驗幾乎和加拿大一模一樣。兩者的差別在於,澳洲的政治人物、學界、媒體和社會大眾反對中共這麼做的聲音比我們更大聲,也更尖銳。

 

  報告警示說,不管和加拿大這一方做生意的中國公司是或不是國有企業,都不重要。所有的中國公司都「和中共有緊密而且日益顯著的關聯」。報告寫道:各項貿易協定除非有仔細審查其安全意涵,否則中共「就會運用商務之便來接近商業、科技與基建資源並加以利用,從而達成其情報目標,或足以損害其合作對象的安全體系」。「中國已經準備好,要以威脅利誘把商界與政界菁英拉到它那一邊,並鼓動他們在台灣地位或南海爭議上捍衛中國立場。」

 

  因為害怕被貼上種族歧視的標籤,使得關於中共代理人在加拿大活動的討論非常受限。無可否認,我國歷史上曾有過種族歧視的法律和規定是針對將入籍的華裔移民和其他亞裔移民。對這段歷史所感到的愧疚,在公眾人物之間生出一種充滿戒心的態度,使他們避免討論加拿大多元社會中的單一社群,但這樣一來就將武器交給了中共影響力的代理人。我們可以看到,每當有人公開質疑我國對中關係,總會有憤怒的反應立刻冒出來,稱此種問題的背後乃是種族歧視。

 

  但是把中共滲透加拿大一事看成種族主義,不但是錯誤,更是危險的。這並不是種族主義。這是某一特定政權在其歷史上的某一時期為了自身利益所編出來的故事。中共把海外華人看成一種可以運用並加以濫用的資產,不僅對一般加拿大人來說是威脅,對華裔加拿大人來說更是如此。

 

  本書並不是在描述一段末日傳奇——遠遠不是。隨著故事的推進,愈來愈清楚的是,雖然中國成功滲透與影響了加拿大生活方式的某些層面,在其他層面卻失敗了。這場在暗中進行的戰爭目前已知:中共操作起來最得心應手的場域是在它熟悉的中華文化圈,及其傳統附庸國的人民之間。相形之下,黨和它的特務在應付老牌民主社會,例如加拿大、澳洲、美國、西歐諸國,就時常進退失據。他們在西方民主社會中最好運作的情形,就是找到可以迷惑和收買的人。而要找到前蘇聯共產黨所謂「好用的白痴」,從來都不難。加拿大為中共提供了源源不絕的好用的白痴,包括政黨與政府領袖、基層政治人物、天真又驕傲的學者、貪婪又好騙的商務人士,甚至某些目光短淺、歷練不夠的記者。他們當中的許多人為了替自己的貪念找藉口,便告訴自己,多與中共接觸,黨就會感受到加拿大價值的美好。一旦黨員們見識到自由民主政體帶來了自由與人權,他們就會迫不及待地推動中國走上改革之路。

 

  有一點很重要,那就是我們不要對中共及其代理人做出盲目的反應。雖然他們已經獲致重大成果,尤其是在竊取智慧財產、商用與軍用科技方面,同時也成功地在西方政界、商界、學界菁英眼中打造出大致良好的形象。然而加拿大與西方各民主國家的體制與民主文化,目前看來還能抵擋得住中共的攻擊。中共並沒有像它在亞洲與非洲的非民主國家和威權國家那樣,攻下加拿大與各西方社會的制高點。

 

  但這段傳奇尚未完結,隨著中共的力量日漸增長,而且看來是一定會增長,加拿大等國就會面對北京政權施加的更大壓力,要我們接納他們的觀點與價值。未來最有可能發生的狀況已經顯露出跡象了。美國自一戰以來一直是捍衛北大西洋與啟蒙價值的鬥士,然而其國內政治與社會的爭執不休所帶來的重擔,使得美國的影響力已開始衰退。歐盟原本是唯一能取代美國來推行自由價值觀的強權,我們卻找不到什麼理由可以期待它有意願或有能力在可見的未來去扮演此一角色。因此,華盛頓在國際舞台上所留下的空位無可避免地要由北京來填補。隨之而來的將是國際行事與國際組織的架構為了適應中共而予以更替或改造,但中共的價值觀當中沒有言論自由、尊重異議,以及最重要的,不接受法治至上原則。

 

  在面對中共時,「法治」一詞十分重要。法治代表的是一個國家的主權者——不管是立憲君王、總統,還是議會政府——都必須對國法負責,同樣地,每一位公民也必須對國法負責。英格蘭的約翰王在一二一五年六月簽署大憲章,接受了此一概念,讓西方國家走上漫長的民主之道。但中共不接受法治也不接受司法獨立的概念。中共主張,黨的利益凌駕一切。加拿大現在無法避開、以後也無法避開這樣的威脅;如今中共的代理人已經在我國展開行動了,這群人該怎麼形容呢,只能說:他們根本不把加拿大的價值放在眼裡

 

(本文為《大熊貓的利爪:中國如何滲透、影響與威嚇加拿大》部分書摘)

 

《大熊貓的利爪》中文版書封。

 

書籍資訊

書名:《大熊貓的利爪:中國如何滲透、影響與威嚇加拿大》 Claws of the Panda: Beijing’s Campaign of Influence and Intimidation in Canada

作者:Jonathan Manthorpe

譯者:王湘瑋

出版:左岸文化

日期: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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