迴盪於長廊的悔恨之聲:《我的兒子是死刑犯》

《我的兒子是死刑犯》劇照。

 

  長期關注司法議題的李家驊導演,這次以《我的兒子是死刑犯》深入探討死刑議題。李家驊以在監獄服刑的A、陳昱安殺父案及鄭捷案,三起死刑案件作為論述的中心。採訪對象遍及律師、高等法院法官、監所管理員、廢死聯盟的法務主任,甚至包括意想不到的冤案受害者蘇建和等。

 

  在全片的敘事上,李家驊以採訪對象的意見,構築及撐起三起死刑案件的背景故事。電影一開始,映入眼簾的是來來去去的雙腿、缺乏情感的廣播聲,再加上一雙刺青的雙腿,以及監獄的高牆風景,漸漸的把焦點帶進監獄之中,也帶出電影的主題:死刑犯。

 

  在高牆的背後,這群囚犯被迫捨棄他們的名字,取而代之是一串編號,似乎象徵這群人在犯罪、做出選擇的當下,便已拋棄高牆外可以有更多人生選項的生活。當編號成為姓名與稱呼,便將之與俗世所謂的「正常人」做出明顯的區分。

 

  從此,手銬、腳鐐及囚衣成為他們身分的一部分。鑰匙轉動聲、一道道鐵門的開啟與關閉聲,都在偌大的監獄長廊裡轟隆隆地被無限放大,好似受刑人無盡的悔恨與絕望,震耳欲聾。在高牆之後的他們,是被社會所遺棄的靈魂。這道高牆也截然的劃分出兩個不同的世界。

 

  我很喜歡李家驊在監獄景觀的畫面構圖、鏡頭的運動及聲音剪輯的運用。即便在這些空鏡頭裡沒有任何的文字或對話,但李家驊總能透過鏡頭與環境音,帶動電影整體的影像氛圍,也帶出李家驊對死刑犯的人性及情感上的深切關懷。在死寂、灰暗、充滿金屬撞擊聲的冰冷畫面裡,埋藏著李家驊充滿情感溫度的關懷視角。

 

《我的兒子是死刑犯》劇照。

 

  《我的兒子是死刑犯》的主題與觀點非常明確。受訪者無論是何種職業與身分,皆明確的表達他們與三位死刑犯相處、訊問、書信往來的片刻印象,從而積累出對死刑犯的情感關懷。這層情感關懷,正是李家驊期望「廢死」的觀點。最直接的證據自然是特地訪問廢死聯盟法務主任的部分。

 

  為了達到全片的廢死訴求,李家驊選擇以貫穿全片的「人性」為母題,企圖在撕掉囚犯編號、卸除手銬腳鐐後,在這群已被社會棄絕的靈魂身上,粉刷上一層原本便屬於他們的情感與人性。

 

  首先,透過凝視、跟隨囚犯A的母親背影、得知家人頻繁來監獄看A的資訊,由此得知父母對孩子最直抒胸臆的愛與關懷。即便孩子犯下滔天大罪、被世界所唾棄,卻永遠是父母眼中值得獲得愛的孩子。

 

  李家驊甚至還原了鄭捷父母在鏡頭前向社會大眾下跪懺悔的完整畫面。可以完全感受到當孩子鑄下大錯後,父母必須背負著孩子所的犯的錯誤、社會的譴責與輿論繼續生活下去。在這段畫面中還依稀可以聽見「別假了」、「再低一點」等不絕於耳的辱罵。事實上,站在父母的角度來看,世上沒有一對父母會希望他們的孩子最後會因為犯下泯滅人性的殺人案,而被社會放逐;也沒有父母希望他們的教養方式、給予孩子的生長環境,會創造出令人聞風喪膽的殺人兇手。

 

  如果要說家庭教育創造出類似科學怪人的殘忍兇手,陳昱安案呈現出金錢至上、有弟弟就好不需要在外面交朋友、打罵教育等因素,造成陳昱安巨大的心理壓抑與創傷,從而造就弒父111刀的殘忍悲劇,或許可以支持這種論點。但是就A的情況,父母都非常疼愛他,他卻也在喝醉後手刃國中同學,甚至踏錯了第二步:假裝綁架被害者,並向對方家裡要贖金。這似乎不全然是家庭教育的失誤導致。又如湯英伸案,造成悲劇的原因實則是勞工壓榨與種族歧視的問題。

 

  然而,為了區分這群兇手的與眾不同,媒體會加以形塑兇手與閱聽者不同之處。比如鄭捷案發生時,媒體將之與暴力電玩畫上等號,彷彿全世界的玩家,都一定是潛在的犯罪分子。主要原因是因為鄭捷案的相關背景資訊太少,很難在其中找到兇手與一般人的相異之處。這種二元論區分法,只呈現出某些人亟欲撇清自己與鄭捷有共通點的論述罷了。

 

《我的兒子是死刑犯》劇照。

 

  當重刑犯做出了選擇、犯下錯誤,他必然承擔選擇後的後果。臺灣的社會有一條隱形的道德底線。當你殺了人,無論是否手段兇殘、無論被害者是否罪應致死,加害者都成為了社會難以容忍的嗜血惡魔。李家驊藉由《我的兒子是死刑犯》對死刑犯人性關懷的同時,也藉由這三起案件所呈現的「人性」,對臺灣司法制度的標準大聲疾呼。

 

  在《我的兒子是死刑犯》中,筆者不只看到死刑犯面對生命的絕望,更讓人感到心碎的是被害者與加害者家屬可能一輩子都難以撫平的傷痛。當槍聲於凌晨響起的剎那,被社會棄絕的靈魂不只是倒臥在血泊中的肉身,而是已然浸泡在悲傷與淚水中,生命已千瘡百孔、還活著的家人。

 

  在李家驊導演的鏡頭下,我看到A的母親,佝僂身影隱藏不住她的憂傷。在鄭捷父母跪下的同時,我感受到他們將背負兒子罪過走完他們往後生命的痛楚。一個錯誤的決定,將造就巨大而難以彌補的生命缺口。

 

  就全片觀之,《我的兒子是死刑犯》的敘事經緯及鋪陳出導演個人觀點的路徑十分明確。但我認為除了A之外,未能有更多的死刑犯家屬願意受訪,使得全片的敘述本質,難以與片名完整扣合是較為可惜之處。相反的,受訪的律師、法官等等,反而成為這群缺乏認同與關懷的重刑犯,最大的心理慰藉與生命的出口了。

 

 

電影資訊 

我的兒子是死刑犯》(Me and My Condemned Son)-李家驊,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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