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祕書在哭是悲劇,兩位就是社會學了:泰瑞・伊格頓《論幽默》

《論幽默》中文版書封。

 

文|Terry Eagleton

譯|方慈安

 

  喜劇可以是正面肯定的詞彙,也可以是貶損。如果稱某人為諧星,除非對方真的是做這份工作,否則恐怕稱不上誇獎。喜劇演員肯・杜德(Ken Dodd)遭到一位律師指控逃漏稅時,主張雖然有些會計師是喜劇演員,但恐怕沒有太多喜劇演員是會計師,成功為自己辯護。「人間喜劇」(human comedy)這個詞,指的可能是欣喜於人類存在的活力與多樣性,一如巴爾札克的同名作品;但這個詞也可能意指人類這種生物不過是個笑話,不值得認真看待。

 

  確實,假設站在眾神的立場思考,可能會覺得人間一切都是拙劣的鬧劇,最憂鬱的哲學家叔本華就是這麼想的。由於內心充滿哀愁,叔本華發現:當自己看見名為人類的可悲螻蟻時,很難壓抑難以置信的哼笑,他說:「這個世界充斥永不饜足的生物,他們自相殘殺,只為了多存在一段時間,而存在的時間都在焦慮與匱乏中度過,還得忍受可怕的折磨,直到落入死亡的懷抱方始告終。」在這個「生命承受痛苦與折磨的戰場」上,沒有什麼遠大目標,只有「暫時的滿足、受需求宰制的短暫愉悅、漫長沉重的受苦、持續困鬥、與萬物為敵、既是獵人也是獵物、壓力、匱乏、需求、焦慮、尖叫與咆哮,這一切會持續到永恆萬世,或至少持續到地殼再度分裂。」 

 

  儘管充滿憎惡,這一觀點卻有種陰鬱的喜感。從這種奧林帕斯眾神的角度看待事物,和積極徒勞追求目標、深信自己非常重要的俗世男女恰成對比,喜劇就在兩者的不協調間產生。這種雙重視角也出現在湯瑪斯・哈代的小說裡,這位小說家會先把視角放在人物的肩膀後方,然後拉遠鏡頭,放寬視野,顯示出這個角色在遼闊的自然風景裡,只是一個蠕動的小點。這種喜劇和史威夫特的諷刺作品一樣,運用激烈的精簡手法,踩在虛無主義與療癒人心之間的纖細界線上。從這等高度俯瞰,人類的多樣性被縮減到只剩幾種典型,他們各自相信自己擁有自由與獨特性,實際行動卻在不知不覺間,符合了某種角色的殘酷命運。正如所有鬧劇一般,這種觀看角度也把喜劇與無意義彼此結合。

 

  不過疏離也可以產生某種同情心。知道沒什麼事要緊,會讓我們放鬆下來,因而有餘裕同情他人。自己的事務不再如此壓迫,可以用更冷眼嘲諷的角度去看待,也可以對他人(同樣無足輕重的)事務更自在地做出反應。或者,我們會將視線離開個人之惡,轉而關注彼此共通的困境,藉由削減個人的特殊性,來換得對其處境的同情。如果一個人會對人世場景作嘔,一定也能從中看出嘲諷的趣味,就如威廉・薩克萊(William Thackeray)在《浮華世界》(Vanity Fair)的結尾所言:「啊,空虛啊!在這世上我們有哪個人快樂?有哪個人擁有欲望?有哪個擁有欲望的人獲得滿足?──來吧,孩子們,讓我們蓋上盒子,收起木偶,因為戲已經落幕。」在小說進程中,我們視為血肉之軀的角色,在最後這段疲憊且帶有優越姿態的宣言中,被降格為塗脂抹粉的玩偶,而書中種種複雜的行動,也只不過是給小孩打發時間的餘興節目。

 

  在《亞當・貝得》(Adam Bede)裡,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說起她筆下那些不起眼的中下階級小人物,也採取類似的筆調:

 

  我們必須接受這些凡夫俗子本來的面貌:你不能把他們的鼻樑扭正,不能讓他們變聰明、矯正他們的性格。你就是在這些人的圍繞下度過一生,所以應該包容、憐憫、愛這些人,在這些多少有點醜陋、愚蠢、言行反覆的人展現出善行時,應該有能力去欣賞,該為他們珍惜所有可能的希望、可能的耐心……在忠實呈現這些無趣尋常人物的場景中,我找到同理心的來源,這些人的遭遇,正是我生命中諸多平凡人的命運,既不富裕也不匱乏,沒有悲劇性的苦難或是足以撼動世界的大事件。(第十七章)

 

  從這種深情但保持距離的角度俯瞰,每個人都了無生氣、愚蠢、有點令人反感。不過,雖然他們或許和悲劇英雄主義或充滿遠見的理想主義相距甚遠,卻並不是毫無價值。這種帶有反差的優越態度,一方面對這些可笑生物抱持溫馨開明的同情,一方面以帶有挖苦的寬容來面對他們的怪異與缺點。同情心之所以珍貴,正是因為這些人實在很難讓人喜愛。這些平凡的角色毫無希望,但也並不邪惡。平庸讓他們的人生乏味單調,卻也使他們免於接觸駭人之惡。如果他們更英勇或更亮眼,我們可能就不容易有共鳴。只要不對這類個體抱持過多期待(艾略特在夏文中,指責烏托邦主義者和革命家「這些高尚的理論只適合極端的世界」),他們就成為能夠憐憫、也適合消遣的對象。不過,寬容的觀點也可能導向不良政治後果:如果平民百姓果真如此充滿缺陷,他們也許需要政府鐵腕管理。

 

  根據這種帶有溫和貶損的評價,人類不是獲得救贖或革命的料,他們只能做自己。像舞台劇演員或小說人物一樣,他們只能扮演經過細心編排的角色,無法再多做什麼。從這種優勢角度,就能看出人的行為多麼受限,宛如觀察一窩螞蟻。他們並不自由,也無法自主決定,不過他們可能需要假設自己具備這些能力,社會存在才不致崩潰。葉慈在〈一九一六年復活節〉(Easter 1916)這首詩裡說:約翰・麥布里德(John MacBride)「辭去在隨興喜劇中/所擔任的角色」,但他跨出這一步,只能迎接死亡。從這種冷酷的命運決定論中,也許能得到某種陰鬱的滿足感。小人物可能沒特色,但至少可以預測。他們不會有超乎尋常的作為,但我們知道該如何看待他們。

 

  如果人類就是活在無意義的循環中,便不會催生犬儒主義或優越感,只會產生喜劇。我們大可放心,因為在世界周而復始的迴環中,不會真正失去什麼;一切最終都會回復,只是略有不同;每一種現象都只是永恆存在的元素形成的暫時組合;如果我們自己並非永生不死,至少我們隸屬的這個世界的精神、或龐大的事物洪流會是永恆。因此,有別於艾略特的《荒原》,喬伊斯在《芬尼根守靈》中能夠以狂歡姿態慶祝這種永劫輪迴,他的同胞葉慈則期待未來在歷史之輪的轉動下,不屈不撓的盎格魯愛爾蘭人能夠取回光榮地位。在他的詩〈天青石雕〉(Lapis Lazuli)中,石雕裡的中國人居高臨下,俯視著腐朽、毀壞、暴力、更迭的種種場景,看進一切的雙眼閃動著愉悅。

 

  因此,殘酷和痛苦確實存在,但世界也非常清楚這些事實。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既然我們什麼都見識過了,就可以免去面對陌生事物產生的心理不適。由於在這個名為宇宙的龐大藝術作品中,一切都無法改變,我們必須接受人的價值判斷沒有意義,每一件事物都有分配好的位置,面對世界唯一合適的態度就是從美學角度去欣賞,介入與改變都不可能。喜劇與宿命論因此相互結合。擺脫道德良心的負擔,我們就能看見整個世界,知道自己和不滅的萬物相連,但在世界眼中不比海上的一片波浪更具重要性。這種在宇宙中活得自在的深層輕鬆感,正是最深刻的喜劇經驗之一,這自然不是滑稽可笑的那種喜劇,幽默在此是從平靜之中萌發。當然,這並不代表幽默可以不受批判。深刻未必代表正確,這種觀點無法理解承受絕對損失的悲劇經驗。畢竟如果一切都能回收和恢復,就沒有什麼傷害是無法挽回。這也可能衍生道德與政治怠惰,因為我們最多只能把現實視為某種偉大藝術品,心知我們和大自然一樣不會以失敗告終、能夠平靜超脫圍繞著我們的一切不幸。

 

  某位我認識的社會學家有一次到系上去,發現他的祕書在哭。為了想辦法安慰她,他走過走廊,眼光飄進另一間辦公室,卻看到另一個祕書也在哭。「一位祕書在哭是悲劇,」他對我說,「兩位就是社會學了。」或者,也可以說是喜劇,按照剛剛所說的定義來看。社會學家關注的不是個體現象,而個體現象也不適合成為喜劇。從一段距離之外觀察人事的整體構成,包括共通的行為模式與儀式般反覆出現的特色,才是喜劇的關注重點。這是最最仰賴人類本性這個概念的藝術形式。這種方式在高級悲劇中是例外,在喜劇則尋常不過。第二位祕書的哭泣,似乎讓第一位的悲傷減損了價值,把焦點從個人轉移到整體狀態,拉開和第一位哭泣祕書的距離,使我們的情緒反應變得平淡。後文會再細說,相似和重複也是喜劇元素,釋放了用來關注單一現象的精力。讓我們覺得好笑的是重複,而非悲傷。我們預期事物各自不同,所以如果不經意遇上一模一樣的例子,不協調感就會讓我們發笑。只有在這種情境裡,不協調感不是來自兩種或更多種不同現實的相互撞擊。

 

(本文為《論幽默》部分書摘)

 

 

書籍資訊

書名:《論幽默》 Humour

作者:Terry Eagleton

出版:商周出版

日期: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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