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您大發慈悲心,感恩您願借錢予我:《借錢》

《借錢》中文版書封。

 

文|Charles R. Geisst

譯|蔣小虎

 

  雙關語策略:盈利不是利息

 

  中世紀末期和文藝復興初期,貴族的舉動也是放貸變遷的關鍵影響之一。除了國王與貴族的信用低,皇室金庫裡的錢財價值也保不住。放貸因此漸漸步入新的發展階段,而其罪惡性終於打開了一個缺口。

 

  西元十四世紀,法國知名牧師奧雷斯姆尼可拉斯(Nicholas of Oresme)在《論金錢的首創》(Treatise on the First Invention of Money)一文中指出:放貸不過是金錢的第二罪過,金錢的第一罪過是改變。他所說的「改變」並非調整外觀或指定價值,而是像飛利浦四世刻意貶低價值或用其他貨幣代替等行為。皇室是金錢最邪惡的敵人,他們除了將猶太人逐出自家領地,還使錢變得不值錢,臣民同時因為苛捐雜稅而生活艱困。在中世紀借貸和銀行歷史中,猶太人和聖殿騎士團被視為牛鬼蛇神,而國王則是絕大多數金錢危機背後的煽動勢力。

 

  西元一五一二至一五一七年,第五次拉特蘭會議召開,這是最後一屆討論放貸問題的宗教會議,儘管教義對此似乎已經沒有更多可以論述的空間。不過,值得一提的是,會議特別提到了深受窮人歡迎的公共放貸機構。有人指控這是國家組織收取利息,並對借錢的窮人帶來傷害,教會也曾竭力反對公共放貸機構。然而,此次會議教會對這項指控的回應卻令人大吃一驚:「無論如何,它們都不該受到譴責。相反地,這類放貸恩澤天下,應當嘉獎推廣︙︙」支持背後的原因絕非出於教義,而是出於現實考量,由此可知數世紀的商業發展終於對教會產生了積極影響。教會把這些機構稱為信貸組織,並表示只要支付的利息是為了抵消借貸成本,且不會對借方造成傷害,就不算高利貸。也就是說,公共放貸機構是非盈利性組織,不過,當時採用的方式為低利息的當鋪營運。

 

  這些公共放貸機構規模最龐大的,當屬今天的義大利西雅那銀行集團(Banca Monte Dei Paschi Di Siena)。西雅那銀行集團在西元一四七二年成立於古城西雅那,旨在秉承借錢給窮人的傳統。二十年後,該機構踏出了最初的經營範圍,提供了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一四九二年大航海所需資金貸款,然而這筆錢未能收回。發展至今,西雅那銀行成為全球最古老的銀行,以核心資本計算,其全球排名第六十七,義大利國內則排名第四。

 

  當時的西雅那銀行為何選擇僭越界限,我們不得而知。不過,銀行服務的大量需求以及高額回報,很快便影響了義大利北部城邦的公共放貸機構。

 

  數學領域和致力學習的熱情,推動了商業實踐的發展和細化。雖然當時義大利的貿易學院大多已開始教授斐波那契的著作,但許多商業行為並未規範化,依然沿襲自羅馬帝國。直到十五世紀末期,此狀況才得到改變。

 

  一四九四年,首部廣受認可的記帳方法論著《算術、幾何、比例總論》(Summa de Aritmetica, Geometria, Proportioni, et Proportionalita)問世,為商業史的里程碑之一。從十三世紀初起,複式簿記經歷了近三百年的發展,第一次有了整體統一的方法,能夠更精準地體現成本和收益。儘管構思比較簡單,目的也很單純,但在當時確實極具創新意義,因為它為廣大商業人士提供諸多便利。

 

  《算術、幾何、比例總論》的作者義大利數學家帕喬利出生於一四四五年,曾在帕多瓦大學接受教育。他的第一份工作是為威尼斯富商安東尼奧.羅比亞希(Antonio Rompiasi)的孩子擔任家庭教師。除了教學,他還幫忙富商打理生意,對日常貿易事務非常有見地。這部作品是以義大利文撰寫,因此義大利商人都能讀懂。

 

  帕喬利特別以一個章節闡釋威尼斯式記帳體系,並解釋了如何計算公司盈利。不過,此書並不純粹以務實為出發點。帕喬利在整部作品一邊不厭其煩地論述盈利,一邊又強調相信上帝的重要性,好讓他的核心思想看似不那麼世俗。然而,此舉明顯是為了避開借貸及盈利等更棘手的問題。他著重地討論了若商人想盈利,就必須能力不凡,並成為十五世紀管理類書籍的典範。他毫不掩飾自己對商人的偏愛:「在偉大的共和國裡,良心商人之言辭最為可貴,他們言而有信」。

 

  儘管傳統上喜歡將帕喬利視為複式簿記的功臣,但義大利之外的商人早在數世紀之前,就以各種方式實行了此模式。早在帕喬利的一百年前,喬叟(Chaucer)就曾提及。他在《坎特伯雷故事集》(Canterbury Tales)講述了僧侶約翰爵士(Sir John)向商人借了一筆錢,這位商人對這筆債緊追不捨。僧侶沒有直接把錢還給商人,而是給了他妻子。這則〈船長故事〉如下:

那天您大發慈悲心,

感恩您願借錢予我。

我祈求上帝保佑您,

然我已還錢給令正,

悉數還清在您錢櫃。

令夫人心知又肚明,

那可是夫帳婦來記。

 

  喬叟這篇作品顯然是玩笑幽默,雖然用了雙關語,卻反應了複式簿記的實際應用。更明顯的關鍵是,喬叟時代的借方和貸方一般會使用記帳棍,放貸時將棍子折斷成兩半,等還清欠款時,又重新接起。這也許能夠解釋我們之前提到的僧侶之複式簿記概念,不過帕喬利對於複式簿記的應用遠比記帳棍複雜精確。

 

  帕喬利後來為米蘭公爵盧多維奇.斯福爾扎(Ludovico Sforza)工作,很快地,米蘭成為歐洲百花齊放、精緻典雅的地方。帕喬利在米蘭結識了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兩人一拍即合,成為合作夥伴。一五○九年,他吸收古希臘數學家歐幾里得(Euclid)的思想,出版了《神聖比例》(Divina Proportione),並由達文西繪製插圖。這部著作共三冊,主要論述文藝復興時期廣泛應用於建築和設計且深受達文西推崇的黃金比例(golden ratio)。帕喬利最終回到了家鄉,於一五一七年逝世。

 

  帕喬利之後,用來幫助商人和金融學生的文獻增多,十六世紀的法國商業因此得以發展。不論教會的態度如何,十四本商業計算書籍中,仍有十本是指導讀者如何計算利息。不過,這些手冊以盈利或利潤掩蓋了利息,同時也討論了複利問題,即償還本金時收取的金錢額度。有些人喜歡把複利稱為「猶太利息」,暗示的其實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不會向同胞收取複利! 但是,不論如何解讀,既然計算方法有了標準,就算在沒有明定利率的情況下,也能算出究竟能得到多少利潤。

 

  以下是一則西元一五六五年的例子:某人投入一千里弗(livre,譯註:古代法國貨幣單位),六個月後賺到三百五十里弗,如果按照同樣的利潤計算,借出四千五百里弗的十一個月之後能拿多少錢?答案是七千三百八十七里弗,其中四千五百里弗為本金,兩千八百八十七里弗則是利潤。在這項案例中,單利為每年70%,不論貸方信仰哪種宗教,絕對都算得上是超高利率,不過如果說成「回報很可觀」,便聽似無可厚非了。果然是高招!

 

  自西雅那地區的銀行機構隕落後,得益於這些創新,義大利銀行業迅猛發展,再一次證明了就算和金錢打交道是種罪惡,廣大人民仍然甘之如飴。

 

  梅迪奇銀行在佛羅倫斯總部之外的其他義大利城市都設有分支,甚至包括倫敦、比利時布魯日(Bruges)和日內瓦,打好了建設本土化機構的道路。究竟金錢的社會作用為何? 許多學者百思不得其解。儘管當時提出的理論過於基礎和簡單,卻為大家提供了某種視角,讓我們得以了解,為何自羅馬帝國以來,每每論及借貸收息人們便義憤填膺。

 

 

  梅迪奇神話

 

  西元十二世紀中期到十三世紀中期,佛羅倫斯人口增加了五倍,雖然總數未超越中世紀的巴黎和米蘭,但增加速度卻是空前,遠遠超過羅馬和倫敦。比起巴黎和米蘭等城市,佛羅倫斯或許缺乏強大政權和悠久歷史,但很快地,財富彌補了這些方面的不足,這主要歸功於新興的銀行業。

 

  十三世紀末,銀行主要集中在小城市西雅那,位於距離佛羅倫斯南方約四十公里的一座山上。當時眾多銀行家族都在為教宗和皇室貢獻,然而放貸容易,收回卻非常困難。在付出沉痛的代價之後,西雅那的銀行家終於發現法律只是為了統治者而制定!

 

  西元一二九八年,當時最重要的銀行家族邦西諾里家族破產,義大利金融中心轉至佛羅倫斯。很快地,佛羅倫斯的銀行貿易被三大倫巴底銀行家族占據,他們分別是佩魯茲(Peruzzi)、巴爾迪(Bardi)和阿奇亞奧里(Acciaiouli)。尤其是富可敵國的巴爾迪家族,據傳,其資產相當於英王愛德華三世一年的收入,而愛德華三世也是巴爾迪的顧客之一。不過,由於利息禁令,他們的主要收入並非來自於存款付息和高利率放貸,而是今天所說的「收費銀行業務」。收費業務不同於放貸利率高於存款利率的差價銀行業務,它是指辦理外匯、匯票或黃金交易時收取固定費用。這種做法非常普遍,連羅馬也不得不認可,因為教宗老是缺錢,而收入來源又太多,必須依賴兌換機構進行貨幣轉換,或為各教區撥付補助。

 

  自十三世紀起,猶太人銀行界就在義大利定居了,而且大多數在羅馬和部分大城市。銀行家承蒙教宗庇護多年,但也免不了產生摩擦,每當利益受到威脅,猶太銀行家就會向教宗聖座積極遊說,雙方倒也相安無事。

 

  就是在此時期,近代資本主義的基礎在佛羅倫斯得以建立,複式簿記的使用、信用借貸形式的開創、轉帳和匯兌的發展,佛羅倫斯的商貿一片欣欣向榮。這些銀行機構和梵蒂岡(Vatican)關係不錯,但與部分惡名昭彰的當權者借方就沒如此友好了。他們的財富既成就了響亮的銀行家名聲,也讓其更容易受到打擊。在英國和法國的百年戰爭期間,由於巴爾迪和佩魯茲兩大家族與英王愛德華三世往來密切,因此盡數宣告破產。

 

  當時,為了打贏法國,愛德華四處尋找支付軍費的資金來源。他禁止英國出口重要貿易商品羊毛,主要買方法蘭德斯人(Flemish,現今比利時和荷蘭接壤地區)的衣物製造商因此受到致命打擊。他用麻袋裝著英國製造的羊毛作為抵押,借錢支付戰爭費用。他也試圖授予富裕的英國羊毛製造商行業壟斷權,以換取經濟利益。可惜,這些計畫最終皆告失敗。愛德華大致清點之後發現自己的債務數字竟然是七萬英鎊!其中,巴爾迪五萬英鎊,佩魯茲兩萬英鎊,在當時如同天文數字,相當於數百萬義大利達克特金幣(ducat)。巨大的戰爭開支使愛德華視義大利人為消耗犧牲品,他把兩個家族的銀行代表囚禁在倫敦塔,隨後又將其逐出了英國,終結了兩大家族銀行不求盈利的傳奇故事。

 

  很多小型銀行機構未能存活,勢單力薄的它們無力承受政壇更迭,以及十四世紀中期黑死病席捲歐洲的人間浩劫所帶來的社會波動。天災人禍沉重地打擊了歐洲的信貸市場。十四世紀末,佛羅倫斯的「三大家族」最終悄然落幕、銷聲匿跡。但是,銀行業的需求卻日益加大,很快地,另一個名聲顯赫的佛羅倫斯大家族填補了這片空白,在一片蕭條與動盪中,梅迪奇銀行大放異彩,成為最矚目的新勢力。

 

  十三世紀初,梅迪奇家族離開故鄉──義大利穆傑洛的加弗吉奧羅村,想去佛羅倫斯碰碰運氣。他們居住在聖羅倫佐教堂四周,從聖羅倫佐步行到老市場(Mercato Vecchio)只需幾分鐘。那裡是商業中心,一大早通向大廣場的街道便車水馬龍,熱鬧非凡。梅迪奇家族從事貨幣兌換的業務,到了十三世紀末,已然成為當時有名的貿易家族。不過,他們真正擺脫「貴族」或「商人」的名頭,並列入佛羅倫斯主要家族的名單,則是在一二九六年阿迪尼格奧.德.梅迪奇(Ardingo de Medici)當選為行政長官之後。

 

  佛羅倫斯是獨立的共和國,其領導者是行政長官,由抽籤選出,任期兩個月。然而,抽籤名單逐漸被部分重要家族操控。梅迪奇家族注定長期受到景仰,繼阿迪尼格奧之後,古奇奧.德.梅迪奇(Guccio de Medici)和阿偉拉多.德.梅迪奇(Averardo de Medici)也曾當選行政長官。

 

  在十四世紀初,佛羅倫斯共和國已經進入了不安定時期,經濟長期蕭條,接著黑死病來襲,近三分之一的歐洲人死於那場鼠疫。此時,梅迪奇家族已經發展壯大,核心家族的族系達到二三十之多。利用佛羅倫斯三大家族破產所造成的空白,梅迪奇家族開始進軍銀行業。他們建立了獨立小公司,兄弟們以合夥人的身分聯合,共同提供最初的資金,每天一起打理銀行,忙於外幣兌換、小額存款,以及羊毛商人和紡織商人的季節性貸款。漸漸地,相對精明或相對幸運的幾家小公司,平安度過了政治和鼠疫的衝擊,成為梅迪奇家族力量的基礎。

 

  一三九七年,喬凡尼.比奇.德.梅迪奇(Giovanni di Bicci de Medici)在佛羅倫斯成立了總公司,他身為來自羅馬的銀行家,把營運北移到佛羅倫斯。毫無疑問地,羅馬及羅馬教廷(教宗法院)和所有出席者的支持,為銀行提供了很好的收益來源。佛羅倫斯成為歐洲銀行業的重要都市,為投資提供了最好的機會。

 

  梅迪奇銀行的啟動資金是一萬弗羅林(Florin,此貨幣平均每枚約3.5公克),其中五千五百弗羅林由喬凡尼提供,其餘由兩位合夥人提供。在第一年的交易中,銀行獲得了大約10%的利潤。據說,喬凡尼在老家加弗吉奧羅買了農場,資產因此多元化,以應對變化無常的世界金融。隨後,梅迪奇銀行看重佛羅倫斯的羊毛加工業,又提供三千弗羅林建立了布料生產工廠。不過,喬凡尼是謹慎的銀行家和投資者,即使在銀行最繁榮的時期,也沒有像沒落的三大家族一樣廣泛擴展業務,而是在佛羅倫斯周邊買下了許多土地。他不僅創立了梅迪奇銀行的業務法規,也為家族打下了堅實的財富基礎。這家銀行機構接下來的繼承管理者,則是更為人所知的科西莫(Cosimo)和羅倫佐(Lorenzo)。

 

  梅迪奇銀行很快成為業界翹楚,它與教宗及不少歐洲具影響力的商人都有合作,在義大利與歐洲各地均設有完善的分支網絡。和先前的聖殿騎士團、巴爾迪家族、阿奇亞奧里家族一樣,梅迪奇銀行也沒有直接放貸,而是運用一套非常精密的匯票制度,用「盈利虧損」掩蓋利息,意即將利息包含在匯票成本。

 

  梅迪奇銀行的各個分支也按照此模式營運,看起來只是從事收費業務,而不是放貸。期間也許兼營當鋪,但對象並非急需現金的窮苦百姓。喬凡尼曾貸款給原來的約翰二十三世(John XXIII,或譯為若望二十三世),以教宗鑲嵌珠寶的頭冠為抵押品。後來取回這件抵押品的是後繼者馬汀五世(Martin V),他也是此家族銀行的優質客戶。

 

  十五世紀初,銀行的實際運作在歐洲漸漸站穩腳跟,匯票和放貸組織的地位已經不可撼動,商人圈子出了不少銀行家,不過很多都維持商業銀行家(merchant banker)的身分,此術語沿用至今。雖然相關業務無處不在,但仍是以義大利人主導市場,他們是名震歐洲的專業金融家。得益於義大利銀行家的慷慨捐贈,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和建築得到了蓬勃發展。科西莫捐錢資助修道院修葺,希望教會出訓令赦免梅迪奇過往的罪行,很顯然,他是在為自己和後代免遭可能的利息指控而努力。類似的捐贈在十五世紀的義大利屢見不鮮,巴黎聖母院就是放貸者捐錢建造而成,精明如教會自然也知道該從哪兒尋求完成崇高偉大事業的經費。

 

  中世紀末和文藝復興時期開始發展的義大利銀行網絡,推動了歐洲金錢市場的進步,絕大多數義大利城市都有銀行中心,只有羅馬情況比較特殊。當時,教會的行政機構羅馬教廷(Roman Curia)是銀行的主要客戶,因此,梅迪奇特派專門服務羅馬教廷的銀行專員,為了開展業務,他們甚至須陪同教宗出差,但通常是在義大利境內。

 

  總之,梅迪奇竭盡所能地避免利息問題,但想要逃開佛羅倫斯的政治審核談何容易! 想要保住財富,必須得到掌權者的肯定,然而此家族不容小覷的財富讓掌權者又疑又怕,即使梅迪奇借助自身與教宗在經濟和政治層面的雙重關聯,也難保安穩。

 

  梅迪奇盛極一時,可惜壽命不長。西元一四六四年,科西莫去世,整個家族(乃至佛羅倫斯)都被他的兒子皮耶羅(Piero)掌管至一四六九年;接著又交給科西莫的孫子羅倫佐執掌至一四九四年;最後在皮耶羅二世接管不到數日之間便宣告徹底破產。

 

  銀行厄運的開端是經濟嚴重衰退,黑死病和百年戰爭的影響延續了一個世紀,這是梅迪奇家族和佛羅倫斯遭遇的最大災難。西元一四二二至一四七○年,佛羅倫斯從事國際業務的銀行從七十二家減少至三十三家;到了一四九四年,只有六家倖存。在這次經濟衰退中,不少曾與梅迪奇銀行有過業務往來的公司紛紛破產,皮耶羅和兒子都無力回天。曾經由科西莫掌管的這家銀行,經歷了轉瞬即逝的絢爛,雖然「偉大的羅倫佐」是此家族在政壇的知名人物,可是繼承者都不擅長銀行業務,錯用了家族銀行一手遮天的權力,結下的梁子遠遠多過交上的朋友。

 

  除了時代的商業難題之外,佛羅倫斯的政治氣氛也是銀行破產的一大原因。一四九○年代初期,梅迪奇家族沒落後,熱愛焚燬且手段殘暴的布道者薩佛納羅拉(Giorlamo Savanarola)控制了這座城市。這位極端的牧師主張苛刻嚴厲的天主教精神,對銀行家及教宗的金融伎倆不屑一顧。由於當時經濟蕭條,他所宣揚的樸素天主教思想頗得人心。

 

  一四九四年,羅倫佐的兒子皮耶羅二世執掌了家族銀行,就在此時,年輕的國王查理八世(Charles VIII)率領的法國軍隊打進了佛羅倫斯,皮耶羅二世不願投降,所以撤出佛羅倫斯。家族資產由此被鳩占鵲巢,銀行成了一盤散沙。十八年後,梅迪奇家族才重回故里。

 

  近一個世紀的輝煌、歐洲有史以來最成功的銀行網絡,自此化為烏有。然而,它的營運模式並沒有被遺忘。歐洲信貸機構再次出現空缺,促使許多荷蘭和英國的小商人開始放貸給客戶,儘管仍是一波三折,但歷史的車輪終於開始步入國家銀行體系的初始發展階段。

 

(本文為《借錢:從利息、債務到金融商品,2000年的演變真貌》部份書摘)

 

 

書籍資訊

書名:《借錢:從利息、債務到金融商品,2000年的演變真貌》 Beggar Thy Neighbor: A History of Usury and Debt

作者:Charles R. Geisst

出版:日出出版

日期: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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