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瑪麗亞‧平佐恩（Maria Pinzone）被啦啦隊「吉爾斯」（Jills）錄取後，她以為自己找到了夢寐以求的工作。「吉爾斯」隸屬於她熱愛的家鄉球隊「水牛城比爾隊」（Buffalo Bills），她從小就夢想成為美式足球聯盟的職業啦啦隊員，但隨著賽季進行，這份工作開始讓她感到不安。這份工作需要不斷練習和參加數十場社區活動，但這一切都是無償的。那一年，這支球隊的收入超過2.5億美元，但平佐恩還要付自己的制服費650美元，她的總工時達到840個小時，但最後只收到105美元。她跟其他啦啦隊長一樣，必須有另一份全職工作（她在會計師事務所工作）支撐生活。

　　平佐恩在2013年退出了啦啦隊，在另一名啦啦隊員對薪資表達同樣的擔憂時，平佐恩把合約拿給律師看，她接受《衛報》採訪時表示，2013年底的那次會面「感覺像是告解式的懺悔」。這份合約讓人感覺很不對勁──水牛城比爾隊的吉祥物、特約工人、保全和清潔人員都按工時獲得相應的薪資，但每週在同一個體育場工作的啦啦隊員卻不是這樣，她心想：「是我瘋了嗎？我簽約成為美國國家美式足球聯盟的啦啦隊長，這是一份很有威望的工作，我從來沒想過合約會出什麼問題。」

　　導演顧玉（Yu Gu，音譯）於2019年完成的紀錄片《女人的工作：美國國家美式足球聯盟的啦啦隊員問題》（A Woman’s Work: The NFL’s Cheerleader Problem）探究了平佐恩訴訟的背景，並追溯全聯盟的職業啦啦隊員所遭受的不公待遇，迫使聯盟對女性員工做出公平的賠償。自2014年平佐恩和四名隊員對吉爾斯、管理層和水牛城比爾隊提告要求補發最低工資與律師費以來，美國國家美式足球聯盟就因普遍存在的薪資過低、限制性合約與不當待遇受到越來越多的檢視。此後，26支設有啦啦隊的美式足球聯盟球隊中，有10支面臨無薪加班、性騷擾、身體羞辱、惡劣的工作環境、低薪（有些低到每小時只有2.85美元）和「公然歧視」等訴訟。

　　回到2014年，當時很少人公開談論啦啦隊員的問題。啦啦隊是美國國家美式足球聯盟數十年來的主打內容，從1960年代起，這個原本傳統是「志願」性質的職位已經無法適應聯盟不斷膨脹的財富、知名度與專業程度。競爭激烈的美國國家美式足球聯盟啦啦隊制定了自己的規則，規定最重的訓練與最低的薪資才是合理──如果公開說出來或挑戰球隊就是「不忠誠」，然後就會坐上冷板凳。顧玉接受《衛報》採訪時表示：「這種事已經持續這麼長的時間，這種恐懼的文化從第一天起就逐漸灌輸在啦啦隊隊員身上。這是一個急需解決的大問題。」2014年初，來自路易斯安那州薩爾弗市的奧克蘭「突擊者隊」（Raiderette）的萊西‧蒂波多─菲爾德斯（Lacy Thibodeaux-Fields）提起集體訴訟後，該紀錄片的另一個主角也加入到這個陣營。

　　在美國有許多人跟平佐恩、蒂波多─菲爾德斯一樣，從小夢想成為專業的啦啦隊長，當蒂波多─菲爾德斯於2013年加入突擊者隊啦啦隊時，她在18年內已經投入了10560小時的舞蹈訓練。然而，美國國家美式足球聯盟不但沒有獎勵這項專業能力，相關規定也根本站不住腳：突擊者隊的規定是直到賽季結束後，啦啦隊員才能拿到薪資，也就是開始訓練的9個月後。蒂波多─菲爾德斯必須自己付美髮、指甲和曬黑噴霧的費用（每次要價225美元），但她的薪資平均每小時不到5美元，還要輪八小時的班。

　　顧玉在南加州大學讀研究所時，從《洛杉磯時報》第一次聽聞蒂波多─菲爾德斯的訴訟案。在中國出生、成長於溫哥華的顧玉對啦啦隊的刻板印象並不陌生，但她對美國癡迷足球的文化感到不解。美式足球隊經常以各種理由來合理化過低的薪資，例如在美式足球隊當啦啦隊員是一種榮譽、啦啦隊員之間的姐妹情誼、曝光度和名聲都比金錢更有價值等藉口。

　　《女人的工作》觀察蒂波多－菲爾德斯和平佐恩多年來的訴訟與回響，將這些事件交織到她們的日常生活中，帶有強烈的個人色彩。在顧玉的鏡頭下，我們看到蒂波多－菲爾德斯與孩子躺在地板上，兼職保母的工作讓她忙得不可開交，下班後也沒有力氣跟丈夫約會；我們在車上凝視著平佐恩，幾天前她的母親──她最好的朋友和動力來源──死於癌症，她坐在車裡以淚洗面。

　　顧玉表示，這部未經修飾、與訴訟無關的紀錄片展現了「在職場受到不公待遇、薪資過低或被低估的後果」。由於拿不到突擊者隊的薪資，蒂波多─菲爾德斯的生活只能依靠丈夫的工作支撐，偶爾兼差保母貼補家用；平佐恩則必須處理訴訟的壓力與妥善分配時間，同時兼顧在會計師事務所工作和照顧生病的母親。

　　蒂波多─菲爾德斯最終與突擊者隊達成和解，但平佐恩的案件，一場由73名吉爾斯啦啦隊員（其中有60人選擇退隊）共同提出的集體訴訟，包括美國國家美式足球聯盟也列為被告，則一直拖延至今仍處在緊張的僵局中。提起訴訟的幾天後，水牛城比爾隊毫不留情地把近50年歷史的吉爾斯啦啦隊解散，平佐恩說：「我簡直不敢相信他們會這麼做，還把矛頭指向我們，所以我們都變成了壞人，這真的令人難以忍受。」平佐恩在影片中表示，被告所提出的和解金很低，並不想補償合理的薪資，她說：「他們以為我們會接受這麼低的和解金，證明了他們對我們的看法：我們什麼都不是。」

　　美國國家美式足球聯盟近年致力於解決聯盟內部的性別與種族歧視問題，並在聯盟發生家暴醜聞後舉行2016年的「女性高峰會」，但它卻沒有想要從聯盟層面解決啦啦隊的薪資問題，啦啦隊員的合約和薪資仍然由各隊及其所有者決定。顧玉指出：「聯盟沒有介入為啦啦隊員營造安全且公平的工作環境，我想是因為他們覺得自己沒必要這麼做。」因為無論有沒有啦啦隊、有沒有得到公平薪資，觀眾還是會繼續看足球比賽，她解釋說：「聯盟的立場認為這是每支球隊的責任，不同球隊之間缺乏一致的規則與方針，各隊之間也缺乏透明度和有效的溝通。」

　　儘管如此，部分球隊在幾起訴訟案後已經開始做出改變。平佐恩不知道訴訟案還會拖多久，但她心裡仍抱持希望，她說：「我們只能繼續前進，希望這些問題解決後，他們也能用正確的方式將吉爾斯啦啦隊重組。」

原文出處：Guard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