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拉‧羅德里格斯‧福勒:性暴力倖存者不欠你一個解釋

「說出真相」本身並沒有什麼對錯可言,但問題是揭露「真相」後迎接的未必是真相的終點,而是更多的質疑。

 

  作家亞拉‧羅德里格斯‧福勒(Yara Rodrigues Fowler)寫了一本與強暴有關的小說,從此之後她就覺得心很累,因為她發現近來的文化氣氛使得「講真話」、「說出真相」、「挺身而出」、「從公開中治癒」變成像強迫一樣。總是有記者或評論家問她,小說是否從她的個人經驗改編,彷彿小說本身的藝術價值並不重要,只有作者是否揭露自己的私生活才重要。

 

  「說出真相」本身並沒有什麼對錯可言,但問題是揭露「真相」後迎接的未必是真相的終點,而是更多的質疑(你的話是真的嗎?你當初為什麼不保護自己?),她心裡不禁感慨:「難道講出來還不夠嗎?到底是欠了你們什麼?」

 

  2015年,福勒開始著手寫一本「沒有強暴場景的強暴小說」,她不想描寫主角所經歷的性暴力,而是描寫性暴力每天帶來令人生厭的創傷。由於作品沒有描述強暴場景,自然沒有提供所謂的「證據」,她說:「故事情節經常沉默與描述背後發生的事情,因為故事的核心是假設讀者相信主角。我寫這本書不是為了說服那些不斷質疑的人,而是在為『倖存者們』寫作。」

 

  兩年後(2017年11月)福勒簽下出書協議,當時哈維‧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醜聞才剛曝光。在尋找出版商的數個月後,#MeToo運動的態勢越演越烈,有太多真實的故事要讀,太多生動的細節,還有許多有說服力的證詞。但福勒沒有發表任何言論,她還沒讀完所有故事,她心裡很累畢竟才剛寫完一本與強暴有關的小說。

 

「去你的說出真相。去你的跟那些打從心底覺得你在說謊的人說出真相。去你的閱讀文字重溫那些破事,難道這樣還不夠嗎?」

 

  她嘗試拼湊出一套理論解釋為什麼自己的作品沒有描述性暴力細節,後來她看到克莉斯汀‧布萊西‧福特(Christine Blasey Ford)出面作證,福特在開場說:「我的責任是告訴你真相。性侵受害者應該能自己決定何時,以及是否將自己的私人經歷公之於眾。」

 

  讓她驚訝的是福特過去只對丈夫和心理治療師說過布雷特‧卡瓦諾(Brett Kavanaugh)這個名字,而在性侵事件發生的30年後,她才終於跟丈夫解釋為何她在裝修房子時想再安裝一扇獨立的前門。福特不願公開分享性侵細節,當卡瓦諾被列入共和黨候選人名單時,她私下分享自己的經歷,因為她覺得這樣就夠了,而且還能保持匿名。福勒認同福特的想法,她寫道:「去你的說出真相。去你的跟那些打從心底覺得你在說謊的人說出真相。去你的閱讀文字重溫那些破事,難道這樣還不夠嗎?」

 

  儘管對創傷和性暴力事件的公開證詞具有重要作用,倖存者者挺身而出呼籲罪犯停止犯罪,為求法庭內的正義,為求人與人之間的保護與立法,並嘗試說服人們相信。近年有許多這樣的人:莉茲特‧馬丁內斯(Lizzette Martinez)、德莉亞‧凱利(Drea Kelly)、凱蒂‧瓊斯(Kitty Jones)在紀錄片《倖存的羅伯特‧凱莉》(Surviving R. Kelly)發聲。

 

  2018年2月,#MeToo運動創始人塔拉娜‧伯克(Tarana Burke)就所謂的「創傷故事」主題接受採訪,提問者問:「你有沒有別人沒想到或不同意的想法呢?為什麼它如此重要?」伯克強調快樂是治療過程的一部分,她回答說:「有時候我們必須講述自己的故事來幫助其他人,並允許他們也講出他們的故事,對吧?有時候我們必須為自己講述自己的故事,或者為他人服務,但就這樣了嗎?這都不是解決辦法。我真心相信這個運動應該集中在我們能培養快樂與愛,以此作為推進治癒過程的手段。」

 

  描述或展示一個引起內心創傷的事件(我們稱之為真相),然後讓旁人知道有什麼影響嗎?福勒表示:「我不確定這是否反而變得緊張,對那些沒有跟性暴力倖存者同樣經歷的人,我擔心這讓別人誤以為自己能感同身受,而受害者也好像證明已經能恢復正常生活了。如果自我揭露這種方式對一個人來說是一種宣洩和肯定,那就夠了。就像伯克所言,有時我們必須為自己講述自己的故事,而有時是為了幫助他人。」

 

公開作證並不是輕鬆簡單的事情,必須面對龐大的輿論壓力與死亡威脅。

 

  然而,公開作證並不是輕鬆簡單的事情:2018年,巴西一名自稱「上帝的約翰」(João de Deus)的精神治療師被指控性侵了500多人,包括他自己的女兒;2019年2月2日,反對神棍性侵運動的領導者薩賓娜‧比滕庫特(Sabrina Bittencourt)自殺身亡。

 

  2016年,比滕庫特建立了在巴西瘋傳的「#eusousobrevivente」(我是倖存者)主題標籤,她來自摩門教家庭,她自己從四歲起就在家庭教會遭到性侵,不久後她又建立了專門揭發宗教和精神領袖性侵行為的組織「Combate ao Abuso no Meio Espiritual」。2018年,她協助揭穿「上帝的約翰」和另一位巴西精神治療師「Prem Baba」的惡行。此後,比滕庫特陸續收到死亡威脅,她擔心自己的生命安全,只好逃離巴西到西班牙,最後於異地去世。

 

  福勒反問,難道一定要像布萊西‧福特、安妮塔‧希爾(Anita Hill)還有那些發表「#MeToo」故事的人那樣出面作證嗎?性暴力倖存者究竟欠誰了?她寫道:「我不這麼認為。當然,這只有在倖存者自己想做的時候才應該做,這不是任何倖存者『必須』做的事情,布萊西‧福特有權保護自己的隱私。眾所周知,把事情曝光並不總是安全,有時候也不是一個人想要的結果。另外,有些人(也許很多人),不管怎樣打從心底都認為你在說謊。」

 

  印度詩人米娜‧坎德薩米(Meena Kandasamy)的小說《家庭暴力——年輕妻子的自述》(When I Hit You: Or, A Portrait of the Writer as a Young Wife)根據作者親身遭到婚姻虐待的經歷寫成,她沒有在書裡透露丈夫的名字,也沒有說出書中主角是誰,而是在小說結尾寫道:「有時恥辱並不在於毆打和強暴,而是被要求在眾人面前公審。」

 

「在這個世界裡,面具讓我們感到安全,幫助我們痊癒,它是我們為自己創造的東西,面具並沒有任何不誠實的地方。」

 

  福勒認為當旁人要求倖存者揭露自己的性暴力經歷時,逃避並不可恥,因為害怕是正常的,逃避或戴上「面具」並非懦弱的表現。畢竟,作證後「安全」的可能性對倖存者而言還有很多疑慮。布萊西‧福特曾說她不敢回家,薩賓娜‧比滕庫特也是如此。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事實,這也是為什麼許多倖存者不願公開。

 

  福勒寫道:「我對面具有不同的看法:這是一種生存技巧,跟女性特質有點關係,有如濃妝豔抹的臉龐帶著不失禮貌的微笑。面具可以是一種表演,可以是我們的技能;它同時也是一種對資訊的隱瞞,一種戰略上的考量。在這個世界裡,面具讓我們感到安全,幫助我們痊癒,它是我們為自己創造的東西,面具並沒有任何不誠實的地方。」

 

  自從福勒的小說在英國出版以後,她遇到了許多事。一些評論家私下向她披露自己曾遭性暴力的經歷,告訴她為什麼他們對這本小說感觸良多,但當他們問她小說是否改編自親身經歷時,她拒絕回答。其他書評家可能出於尷尬,也可能是因為小說沒有描述強暴細節,在評論時好像根本不當它是一本探討性暴力的小說。

 

  福勒寫道:「這就是小說的一部分,不是嗎?讀者沒有權利知道它是不是真實的,也無法確定故事與作者之間的秘密關聯。這就是小說約定好的模式:讀者同意擱置他們的疑惑,無論起點是『你在說謊』還是『我相信你』,這是讓作家自由寫小說的原因:這裡沒有陪審團、沒有審判、沒有證明,也不談證據。我的觀點認為,這就是最完美的面具。」

 

  她在結尾寫道:「我說自己在為『倖存者』寫作,這不是唯一的方法,我也不知道我做的對不對。但對我來說,為倖存者寫作並不意味著拯救、解決或回到過去。我知道治癒不是像擦灰塵那樣能輕易地抹去傷痛,它不可能像書本那樣讀完闔上放回書架。當我寫作的時候,我認為治癒不是目的地,而是來了又走、一種能感受到的快樂。」

 

 

參考報導:Electric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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