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通行證》:奈莉‧拉森1929年精巧絕倫的小說

《白色通行證》的意義不在於表面的事實,而在於其出色的手法:優美的文筆,細膩的人物刻畫,以及心理焦慮之強烈。

 

  奈莉‧拉森(Nella Larsen)的《白色通行證》(Passing)探索了一種微妙的騙局——生來是被排斥歧視的種族,但為了特權、安全或權力而冒充為另一個種族。然而,《白色通行證》的意義不在於表面的事實,而在於其出色的手法:優美的文筆,細膩的人物刻畫,以及心理焦慮之強烈。

 

  拉森的小說散發出感官上的魅力、挫敗感與不祥的預感。1927年的芝加哥,兩名淺膚色的黑人女性,她們雖然是兒時玩伴,卻走上了不同的人生之路,後來在「白人的空間」裡再次相遇。儘管這樣的關係可能帶來危險,但這段詭異的友誼就此重啟。

 

  愛琳‧雷德菲爾德(Irene Redfield)是一名黑人醫生的妻子,活躍於哈林區的社交圈,對她來說,冒充白人只是一種無傷大雅的放縱,偶爾為了「方便」這麼做,而這樣的種族彈性使她獲得了「餐廳、戲院門票之類的好處」;對美麗的孤兒克蕾兒‧肯德利(Clare Kendry)來說,冒充白人是一種生存方式,克蕾兒跟那些看不起黑人的白人親戚同住,她想得到更多的東西,然後牢牢抓緊它們。

 

奈莉‧拉森(Nella Larsen)。

 

  這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女性的奇妙重聚:一個魯莽、輕浮、大膽;另一個封閉,規矩,謹慎。長大後的克蕾兒以白人的身份生活,她是時尚貌美的女性,嫁給了一名種族主義的富商,一無所知的丈夫肯定無法接受克蕾兒的混血身份,以及她過去的交友圈。她的選擇出於絕望與野心,但在對期望嗤之以鼻的同時,她逃避了種族分類的獨斷與靈活性。她拒絕按照過往的規則生活,也拒絕完全離開她現在的世界。當她遇見老朋友、已婚的愛琳,這場重逢點燃了她內心的渴望。

 

  相反地,愛琳小心翼翼的生活在自己打造的高牆裡,她總是注意自己的言行,甚至擔心丈夫會告訴孩子「種族問題」。她試圖讓孩子遠離醜陋的世界,認為自己能保護他們不去知道種族主義。但這是一個信號,表明她已經脫離了現實。

 

  兩位女性之間的對比、相似性與相互影響是《白色通行證》如此美妙的部分原因。每一個選擇都經過精心思考,她們的互動禮貌客氣,但拉森卻有辦法讓這些簡單的事情,都感覺像是暴風雨來臨前的序曲。

 

  除了社交方面的描繪,拉森也一再地嶄露其藝術技巧:尤其是她對情節、角色與情緒的嫺熟處理。懸疑與恐懼的語言和形象從開始就一直存在,以及角色微妙的情緒轉變;愛琳的心境變得越來越緊張,因為她跟克蕾兒的交情加深,她開始覺得這個迷人的闖入者,正在威脅她所建立的生活。

 

Netflix出品的改編電影《白色通行證》劇照。

 

  拉森大膽地把哥德式的方言放進愛琳的腦海,以此喚起害怕、預感,與恐懼。在克蕾兒歇斯底里的言談中有一段鋪陳,她在跟愛琳對話時,把自己形容為一個威脅,說道:「難道你沒有意識到我一點都不像你嗎?為了得到我想要的東西,我願意做任何事,傷害任何人,拋下任何東西。真的,我很不安全。」或是在愛琳見過克蕾兒的丈夫後,她在街上產生渾身冰冷的感覺:

 

  「她微微打了一個寒顫,她對自己說:『沒什麼,就只是像孩子們所說的那樣,有人走過了我的墳墓而已。』」

 

  《白色通行證》出版於1929年,當時正值哈林文藝復興運動——拉森也參與其中。在《白色通行證》出版後,它引起的漣漪多於轟動,在評論界的好評遠遠超過了銷量。著名的社會學家W.E.B.杜波依斯(W.E.B. Du Bois)在美國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ACP)發行的《危機》(Crisis)雜誌中,給予了《白色通行證》正面評價,並讚譽它是年度最佳小說之一,他寫道:「拉森解釋了事物的心理;它對朋友與敵人的反應。這是一項艱鉅的任務,但她無所畏懼地以精湛的藝術解決了問題。」

 

  近100年後,拉森的影響依然存在。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期的文學作品中,「悲慘的黑白混血兒」是非常典型的角色:一個有黑白混血背景的人,因為非洲血統與憧憬白人的生活,從而導致了巨大的孤獨和痛苦。儘管具有相似的輪廓,但拉森的小說超越了過往的手法。她巧妙地在心理層面與大環境之間切換,更深入也更矛盾地把這些舊有形象複雜化,使杜波依斯的雙重意識概念變得栩栩如生。拉森呈現了親密的選擇是如何與社會力量連結,同時賦予了書中角色不可磨滅的獨特性。

 

 

原文出處:NPR

 

既然您在這裡… 您知道MPlus這些年來一直都是非營利網站嗎?我們秉持「思想自由」與「價值共享」的信念,希望打造一個不受商業操控、專注在讀者身上的平台。如果您也認同我們正在努力呈現的觀點,請您點擊以下的贊助連結。只要新台幣50元,您就可以支持我們,而且只需要您一分鐘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