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演越烈、沒完沒了的「要是⋯⋯怎麼辦」：《焦慮世代》

2022/03/03 09:00

《焦慮世代》中文版書封。

文｜Roland Paulsen

譯｜溫澤元

　　根據伊索（Aesop）的說法，希臘神話中有三位神祇在藝術方面一較高下。（Poseidon）創造一頭公牛，雅典娜（Athena）創造一座房子，宙斯（Zeus）則創造出一個人。他們找來批判之神摩墨斯（Momos）擔任裁判，而摩墨斯認為三件作品都各有缺點。他對於公牛眼睛的位置不滿意，認為眼睛應該擺在牛角正下方，好讓公牛看清楚要將牛角往哪個方向推刺。他認為雅典娜的房子是一棟有缺陷的建築，因為房子底下沒有輪子，搬家時無法輕鬆拉著走。而人的問題就在於人能向他人隱藏內心想法。摩墨斯認為應該要在人的胸口開一扇窗，這樣其他人才能透過這扇窗洞悉此人的想法。宙斯認為摩墨斯抱怨太多，索性把他扔下奧林帕斯山（Mt. Oylmpus）。

　　《伊索寓言》是此神話最古老的典故來源，而在寓言故事中，摩墨斯並沒有說明為什麼他希望能洞察人的內心，而是把這個論點留給讀者解讀。有份較晚期的古老神話版本指出，摩墨斯之所以提出此批評，是希望能輕鬆判斷一個人是在說謊還是講真話。這個解釋固然有理，不過除此之外，我們還能找到其他挺有意思的原因，來說明為何希望透過窗口來窺探別人的思緒。另一項值得反思的解釋，是這樣一扇窗能減輕人的孤獨感。

　　我們常低估他人的不幸，這是個有憑有據的現象。在科學研究中，實驗參與者先描述自己碰到的問題，然後再評估他人的問題。研究結果清楚明瞭：我們認為其他人過得比我們輕鬆。這個想法不僅適用於陌生人，也能套用在我們認識的人身上。最低估他人之不幸者通常承受最多痛苦。光是別人過得比我們快樂的想法，就會引發焦慮與憂思。這種想法背後有時還藏著嫉妒的感受，但是如果體認到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難處，我們通常就不太會將個人痛苦視為挫折或失敗。

　　要是能知道別人內心正在經歷、感受什麼，我們內心的焦慮又會有多強烈？

　　震耳欲聾的思緒

　　丹尼爾是一位音樂家。他留著一頭濃密的棕髮，大家應該不難想像他在演奏奏鳴曲時，頭在大提琴上方隨音樂擺動的畫面。我之所以安排時間與他會面訪談，就是因為他心中有某些問題。儘管知道這點，初次見面時他還是給我一種很陽光正面的形象。我立刻在腦中勾勒出他童年生活的景象：健康營養的飲食、甜蜜和睦的父母、音樂訓練營以及無數個在夏季別墅度過的假期。成長過程中，他就培養出對大提琴的深厚熱忱，小時候就希望能熟練這種樂器。在音樂學院跟志同道合者共度的那段音樂時光，讓他有機會到巴黎與史特拉斯堡等海外地區演出。以上描述中，有些確實與他的個人背景吻合。音樂始終是一線希望，即便是在單調重複的練習過程中，音樂也是他的避風港。現在，他很遺憾自己沒有更積極投身音樂。要是他夠投入，音樂或許能將他從許多苦難中拯救出來，尤其是他那破壞力十足的企求：當個徹底的好人。

　　當個好人本身沒有什麼不對。這個目標本身沒有問題。唯一的問題在於，「當好人」究竟是什麼意思？對丹尼爾來說，這基本上代表他要為個人行為負責。不過，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丹尼爾的家鄉有條河。每逢夏天，孩子會跳進河裡泡水；到了冬天，他們會在結冰的河面上奔跑。丹尼爾喜歡站在橋的欄杆邊看著河水，或是將石頭扔進河中，看著石頭被黑色的河水吞沒。有天放學後，他在路邊撿了一些石頭，把石頭扔進河中，之後就回家了。

　　後來，躺在床上準備睡覺時，他突然想到自己也許做了件蠢事。

　　幾年前，有人將一輛腳踏車扔進河裡。從那時起，腳踏車就一直躺在河水中，沒有人去把它找回來。一想到腳踏車躺在河底慢慢生鏽、半淹沒在沙堆中，他就覺得心情很沉重。

　　要是⋯⋯該怎麼辦？

　　他還記得，這個想法對他來說簡直像笑話一樣。不可能會有人認真看待這個念頭。這個想法不僅不符合現實，而且還不大可能會成真。不過，風險還是在。只是這個風險根本是微乎其微。不切實際。當然囉，他扔進河裡的石頭，還是有可能砸中倒在河底的腳踏車。不太可能，但還是有可能。而且，雖然可能性極低，但石頭還是有可能把腳踏車的鐵鏽震起來，讓鐵鏽在河中擴散開來。

　　微乎其微的風險？小到不能再小。但風險依然存在。他想，這大概跟飛機失事的機率一樣小。或者更像是地球被小行星擊中那樣，機率低到不行。微乎其微的風險，有時候還是會導致災難。還有另一個風險，那就是鬆動的鐵鏽現在飄散在河中，而且⋯⋯不對，我們現在談論的是一個無限小的風險，一個小到不可能發生的風險。

　　儘管如此。

　　他腦中還是浮現這個念頭。

　　要是腳踏車上的鐵鏽因為石頭而鬆動飄散在水中，導致河裡的魚中毒，那該怎麼辦？

　　這真是個瘋狂的想法。他立刻意識到這點。不過風險確實存在。如果他真的造成這樣的災難，是不是該為之負責？

　　他在床上輾轉反側，無法認真對待這個念頭。

　　然而，這對他來說是個沉重的負擔。他越是去想，負擔就越重，因為這個想法不斷螺旋加劇。在腦海中，他彷彿已經看到當地報紙刊登死魚浮在水面上的照片。他看到一名警察，警察說找不到嫌疑人，但目擊者證實有一名男孩從橋上扔了大量石頭到河中。或許還有另一位專家在旁邊解釋，指出假如河底有廢棄金屬，當然是不能把石頭扔進河裡，這有可能會對河裡的「所有動物」、「所有生物」與「生態系統」造成影響。

　　他再次審視最初的想法。這根本是瘋了！但是，下一秒他又回到原點。他為什麼要把這麼多顆石頭丟進河裡？而且丟的石頭還這麼大顆！

　　這個念頭讓他無以成眠。他難道不該採取行動嗎？跟大人聊一聊？但這個想法如此荒謬，他知道到一切最後根本不會應驗成真。既然如此，為什麼這個念頭會讓他如此困擾呢？死魚的照片再度浮現在他眼前。屋裡其他人早已熟睡，只有丹尼爾還醒著，躺了好久都睡不著。隔天一早，睜開雙眼時，丹尼爾傾聽內心的聲音。

　　這個念頭還在嗎？

　　沒錯，還在。連續數日，這個想法一直在他心底徘徊不散。

　　他在內心跟自己爭論。應該自首嗎？直接坦白一切，讓該發生的事就這樣發生？但其他人一定會嘲笑他！這才是最糟的。他在橋上可能做出的事使他害怕，但這又反過來加強他的恐懼，因為假如他如此害怕，肯定代表他認真看待這個潛在的念頭。有些事出了問題，他不太對勁。

　　最後，他決定為個人行為負責，並向母親坦白。然而，由於母親顯然無法理解到底哪裡出了問題，他不得不鉅細靡遺描述每個有可能觸發危機的環節，藉此清楚表達他到底幹了什麼好事。時至今日，他依然不確定她是否對情況有確實的理解，但從那一刻起，他就時常向母親表露內心擔憂與焦慮，母親則不斷扮演安撫者的角色。

　　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引發他的焦慮，從可能罹患癌症的死亡恐懼，到根本沒有任何明確災難跡象、還會不斷擴散的不安全感。他常擔心把課本忘在家，或是忘了帶儲物櫃的鑰匙。是不是再去檢查一下比較好？即使母親篤定地說他剛剛才檢查過書包而已，但是在上學途中，他還是拉開背包拉鍊十幾次，檢查所有隨身物品是否都已帶齊。純粹從理論上來看，他前幾次檢查時確實有看錯的可能。有時他會在儲物櫃前站二十分鐘，確保儲物櫃有確實鎖上。

　　「為什麼這對你來說這麼重要？」

　　「我也說不上來，在學校裡表現好對我來說就是這麼重要。為了考試，我準備了好幾個禮拜。我也不知道是為什麼，或許是個性使然。我可能覺得要是不好好表現，一切都會崩潰。不過，我其實也不曉得在我的情況中，『崩潰』到底是什麼意思。」

　　憂慮有所轉變，進一步成為後續憂慮的來源。他到底怎麼了？每次向母親坦露焦慮時，他已經知道母親會說些什麼來安撫他，同時也曉得母親是對的。然而，這些疑慮就像腦中揮之不去的雜音，只有靠運動還有密集演奏樂器才會停止。

　　即便是搬離父母家，到外地去唸工程學系，丹尼爾還是不斷打電話給母親，讓母親來安撫他。他剛交出學士學位論文，就開始瘋狂擔心自己有抄襲之嫌。有位同學在理論方面給了他一點建議。雖然丹尼爾實際上也曉得這不是抄襲，但還是上網查詢抄襲的標準。針對抄襲的真正定義，以及何謂抄襲的灰色地帶，網路上有許多討論，但這些討論都不適用於他的情況。但是，搞不好這些討論也適用，只不過適用於非常抽象的層次？

　　他擔心自己誤解法律準則。所以，他先找來前例，並擬定一份檢方能用來對付他的論據清單。在下一個欄位中，他開始擬定辯護律師的反駁論述。他想像自己被大學退學，然後這起事件會被學生報紙大肆報導。母親想盡辦法安撫他，但在他腦中，法庭審理持續了好幾個小時。過不了多久，他就開始研究經典命題邏輯，還成為著作權法方面的專家。

　　他在精神上陷入下一波苦難時，抄襲的擔憂才剛消失沒多久。但是跟新的折磨相比，先前的憂思看起來反而像是冥想救贖的階段。

　　對丹尼爾來說，上色情網站總是令他陷入天人交戰的掙扎。早在年輕時，他對色情網站的衝突思緒就已經開始運轉了。舉例來說，為什麼看女人替男人口交時會興奮呢？要是讓他興奮的不是女人的動作，而是男人勃起的陰莖，那該怎麼辦？這代表他是同性戀嗎？同性戀本身不是什麼大問題，只是他不認為自己是同性戀。他被女人吸引，而不是男人。還是說他根本是在騙自己？要是內心深處他根本就是同性戀，只是不自知，那該怎麼辦？搞不好他單純是有恐同症，跟那些厲聲譴責同性戀是魔鬼的禍害、下一秒立刻被逮到跟男人在公廁裡幽會的牧師或神父一樣。

　　這次，母親非常認真看待他的擔憂。假如他真的是同性戀，她不希望他感到羞愧，並試著不要針對性向給出篤定的論斷。

　　丹尼爾懷疑自己有戀童癖時，已經無法繼續向母親求助了。他剛申請到史特拉斯堡（Strasbourg）當交換學生，也已跟當地樂團取得聯繫。有一天，他點開一個色情網站，突然有好多視窗彈出來。點擊這些視窗時，他發現有個視窗的內容似乎與兒童色情片相關。他的耳朵立刻充血發紅。丹尼爾驚慌失措，猛然將電腦關起來。

　　「我好害怕，怕到躲在床底下。」

　　兒童色情片會這樣突然出現在螢幕上嗎？想看的人不是都得到「暗網」去才看得到嗎？他電腦上有跟谷歌互動的病毒嗎？但另一方面，谷歌不是努力阻止兒童色情網站傳播嗎？

　　他上谷歌搜尋。

　　他被自己向來認為不可能的想法控制住了。在他腦裡，他再次接受審判。以「要是」開頭的問題接續連發，他越想越可信，同時又覺得難以置信。

　　第一，要是這真的算是擁有兒童色情片，那該怎麼辦？網友說只要從網路上下載這種內容，就算觸法。

　　第二，要是警方對他起疑心，還在他電腦上查出任何數位足跡，那該怎麼辦？不過，警方又怎麼會對他的電腦起疑呢？

　　第三，要是他在進行谷歌搜索時，電腦向網路犯罪小組發出訊號，那該怎麼辦？天啊，他輸入的關鍵字看起來超可疑：如何找到兒童色情片？假如這還無法引起警覺，那特勤部隊的存在根本就一點用也沒有。

　　第四，要是警方現在正在調查他，並監控他的網路活動，那該怎麼辦？不過，這不也是件好事嗎？這樣他們就會發現他沒有其他可疑的頁面瀏覽紀錄。沒錯，正是如此。不過，根據第一點的推論⋯⋯

　　第五，要是檢察官辦公室已經展開調查，那該怎麼辦？他的理由聽起來有多麼空洞？但檢察官會明白的，不是嗎？說到底，他什麼事也沒做，他們必須了解這點。即使展開調查，檢方也能判定證據太薄弱，不足以展開司法審查。這點他早就知道了。

　　第六，要是真的展開司法審判，他不得不找辯護律師替自己辯護，那該怎麼辦？他真的能挺過審判過程嗎？

　　第七，要是他被無罪釋放，情況又會如何發展？這絕對比被定罪還要好，但他是否能接受一開始就被當成嫌疑人呢？被起訴的事實會留下紀錄嗎？畢竟大家都說無風不起浪。難道他一輩子都得替自己辯護嗎？

　　第八，要是他被定罪判刑，該怎麼辦？

　　丹尼爾說，隨著每個「要是」出現，焦慮就獲得全新養分。

　　「現在依然如此。雖然被定罪的機率就跟十分之一毫克一樣小，但我還是沒辦法安心。只要有一絲風險存在，我就會焦慮到無心去想其他事。在這次案例中，我甚至開始想像如果被定罪、朋友都背棄我，我會怎麼做。」

　　「你會怎麼做？」

　　「我會去當僧侶，離群索居。」

　　除了擔心觸法，他也再次質疑自己的性向，但這次有一點令他無法忍受。為什麼這件事如此困擾著他？他是怕會被法律制裁，還是背後有其他令他焦慮的因素？連續幾週，他都在想兒童色情片的取得途徑到底有哪些，而這種想法本身不就很啟人疑竇嗎？當然，他確實是想確定自己沒有觸法，但如果這個念頭背後藏著其他動機呢？如果他是一位無意識的戀童癖該怎麼辦？要是這就是他之前所有問題的原因，那該怎麼辦？

　　這些念頭在他腦中飛速運轉。丹尼爾感受到戀童癖的內疚和羞恥，卻不像戀童癖那樣有想看兒童色情片的衝動。同時，這也是他唯一的慰藉，讓他知道一切只是他的想像：想到戀童癖，他就感到厭惡。但如果這種厭惡是真正的興奮呢？他真的能確定自己沒有想看兒童色情片的衝動嗎？

　　在史特拉斯堡交換的那年，他拿自己進行試驗。

　　「情況發展至此，每次我看到孩童，都忍不住懷疑孩童對我來說到底有沒有性吸引力。這本身就很可疑。如果對孩童沒有性衝動，那為什麼又要往那邊看？」

　　丹尼爾再也無法說服自己說自己不是戀童癖。在他的內心法庭，每場上訴都是失敗收場。如果他將一切視為想像，他就會責備自己是在壓抑。如果他刻意尋找被撩起性慾的跡象，他的舉止就跟戀童癖一樣。每次他決定不再去想這些事，這些念頭還是不由自主浮現。而他無法停止關於戀童癖的想法，這本身不就是戀童癖的最佳證明嗎？

　　情況並沒有隨著時間推移而好轉，反而不斷惡化，因為只要他像隻老鼠那樣，在這個思緒滾輪上跑越久，焦慮感就越強烈。所以，丹尼爾到史特拉斯堡大學的健康諮詢中心求助。他大略描述自己的思緒旋轉木馬，但不敢明確表述內心的想法與感受。直到回到瑞典，他才向一位精神科醫師傾訴。

　　丹尼爾向她描述一切後，精神科醫師講出一句救了他一命的話。她說如果她不希望自己的小孩被性侵或性騷擾，她絕對會找丹尼爾來當保姆。她表示丹尼爾根本不是戀童癖。事實正好相反：假如他沒有對戀童癖的厭惡，這件事就不會變成強迫性意念。

摩墨斯批判波賽頓、雅典娜和宙斯的作品。荷蘭畫家Maarten van Heemskerck於1561所繪。

　　與不確定性共處

　　丹尼爾患有強迫症（OCD，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更確切來說，這是一種無法擺脫特定想法的現象。「要是我是戀童癖怎麼辦？」這種討人厭的想法強行出現在他腦中、主導他的思維。每個人腦中都有可能萌生這種不受歡迎的念頭。只有在我們不接受這些想法，並試圖「抵銷」這些思想（也就是譴責或駁斥）時，這些念頭才會變得越來越棘手。這個時候，這些想法會矛盾地開始乘載特定意義、變得越來越主導。

　　目前我們還不清楚這種疾病是如何產生的，但近年來學界提出各種理論，以下兩種對醫學界的影響特別顯著：

　　1. 丹尼爾的症狀成因是大腦中的連接功能失調，問題可能是出在眼眶額葉皮質、基底核以及丘腦之間。簡單來說，眼眶額葉皮質處理感知訊息，將訊號發送給基底核，而基底核再將訊號傳送給丘腦。丘腦負責控制運動功能，據推測也會抵銷不受歡迎、多餘的意念，並且將訊息送回眼眶額葉皮質。這是一段持續發生的循環。不過，當丘腦收到錯誤感知訊息（沒有風險），而向眼眶額葉皮質發送錯誤警告信號時，就會出問題。這麼一來，需要被抵銷的意念的預期結果，就會與實際結果不符。這時，大腦似乎得重新進行抵銷，「嘗試錯誤」（Trial and Error）這種讓人越陷越深的泥淖就此出現。

　　2. 丹尼爾已經發展出一種超道德觀（Hypermoral），藉此來隱藏和補償那些關於自己、讓人感到不自在的事實。這類事實不勝枚舉，其中包含青春期手淫的潛意識罪惡感，還有被超道德觀有意識地壓抑住，但是以強迫性意念形式重新出現的侵略性衝動。佛洛伊德就以所謂「鼠人」（Rat Man）的個案來解釋這段過程。有一名男子擔心他的父親和未來的妻子會遭受一種酷刑，也就是有一隻飢腸轆轆的老鼠會鑽進他們的直腸裡吃東西。這個想法讓他感到痛苦和厭惡，並成為揮之不去的強迫性意念。佛洛伊德得出結論，認為這是一種被壓抑的肛門情慾的表現。藉由將思想引導到父親肛門裡的老鼠上，這個人就能不去面對自己的肛門情慾傾向。所以我們也可以說，丹尼爾的強迫性意念，無論表面上看起來有多駭人，事實上都是在幫他掩蓋另一個關於自己、更令人不自在的事實。

　　兩種理論都有可能成立，它們並不互斥。不過，兩者都有不足之處。例如，它們並沒有解釋丹尼爾的問題究竟是怎麼產生的。假如強迫性意念的成因是大腦的連接功能失調，那又是如何發生的？如果丹尼爾的病症與壓抑可恥慾望的超道德觀相關，那這種超道德觀又是從何而來？這種道德觀又會有哪些前導狀態？

　　在本書中，我想提出第三種理論。我推測丹尼爾的問題其實是一種無能狀態的極端表現，但這種無能是後天學習而來的。某種程度來說，多數人都有這種困擾，不過近兩世紀以來，這種現象變得極為普遍。這種無能不僅出現在個人行為中，在社會、政治、立法、科技以及勞動職場中也隨處可見。所以這不僅是單一的個別症狀，而是一種臨床表現：現代人普遍沒有辦法與不確定性共處。

　　「要是……怎麼辦」這種以因果關係為出發點的思考方式，是一種處理不確定性的工具。我們在腦中想像已經發生或可能發生的事，也會計算事情發生的機率並權衡風險。在我寫下這些句子的同時，公眾討論幾乎都繞著與新冠肺炎相關的各種「要是⋯⋯怎麼辦」打轉。

　　幸運的是，許多這些以「要是」開頭的問題都能快速得到解答。疫情爆發以來，許多新聞平台網站的點擊率增加了一倍。我們手邊有統計資料和科學論文可參考，無數專家學者也會站出來給予建議。在這些專家的職涯裡，他們專門研究各種與流行病學相關的議題。然而，未來似乎充滿不確定性，每個決定都值得商榷。專家學者的意見並不一致，而意見的分歧也反映在各國政府採取的不同防疫措施上：禁止外籍旅客入境；宵禁；關閉中學、大學與餐廳；以及禁止民眾群聚。各國民眾討論熱烈，大家都在爭辯這些措施是過於膽小還是太過激進。

　　不過，私底下面對這類「要是」問題時，情況可能會變得相當複雜。

　　「要是⋯⋯怎麼辦」這種越演越烈、沒完沒了的問題，近幾十年來顯然有普及化的趨勢。在一九七○年代，估計有百分之○‧○○五到○‧○五的美國公民受強迫性意念所苦。執業心理師在職涯中可能永遠不會碰到半個強迫症患者。一九七三年，有位美國研究人員表示強迫症「無疑是最罕見的一種精神障礙症」。

　　如今，世界衛生組織將強迫性意念納入最普遍的精神健康問題中。研究估計，此診斷適用於西方世界約百分之二到三的人。然而，強迫性意念只是某種思維模式的眾多表現形式之一。其中包含所有以「要是」開頭的擔憂，還有針對未知事物的複雜風險評估。經過一段時間，許多以「要是」起頭的焦慮，都已被歸類為不同臨床表現：

　　●「要是我的頭痛是腦膜炎引起，那該怎麼辦？」—疑病症

　　●「要是其他人沉默的原因是因為他們不喜歡我，那該怎麼辦？」—社交恐懼症

　　●「如果我現在死掉，那該怎麼辦？」—恐慌症

　　多年來，臨床表現變得越來越多樣，但它們始終只是相同主題的各種變化而已。把所有基於「要是」的所謂焦慮障礙症結合起來，約有三分之一的歐洲人在人生的某個階段都患有焦慮症。在全球，焦慮症是最普遍的精神疾病形式。

　　「障礙症」一詞本身需要修正。這裡所謂的「障礙症」，指的主要是當事人被他們的「要是⋯⋯怎麼辦」所困擾。假設今天有一個人想著「要是殭屍世界末日即將到來，那該怎麼辦」，並在花園裡挖出一個避難地堡。從診斷的角度來看，只要這個人不被自身行為所困擾，那就沒有障礙可言。反之，他們甚至能透過這種行為獲得社會認可，並以此為基礎建立個人身分認同。

　　系統開發人員建立監測系統來追蹤業績、客戶聯繫與銷售，他只是在做他的工作。衡量業績和實現利潤最大化時，風險當然是越小越好。在政治上，不管社會犯罪率是增還是減，只要承諾會用更強硬的手段來打擊犯罪，候選人就能贏得選票。政治現在已經具有保護的功能。政治應該抵禦各種威脅：經濟危機、失業率上升、競爭力下降、成長衰退、健康威脅等。如今，更激進的政治策略也把焦點擺在風險上。靠各種手段與行動來阻止全球暖化的政策，其實就是奠基於風險評估之上。儘管這個目標貌似有理，但基本觀念還是一樣的。

　　人類以前並不是這麼想的。

　　任何恐懼都其來有自，所有風險都不是想像出來的，而是個人不安全感的展現。太陽確實有不再升起的風險；丹尼爾丟進河裡的石頭，也有可能因為不幸的蝴蝶效應而毒死至少一條魚。災難可能在任何時刻降臨。疑病症患者懷疑症狀是癌症造成、到醫院看了七十五次醫生，這不代表第七十六次檢查時就不會找到癌症病灶。如果將沒那麼神祕的死亡、疾病與事故風險全部加總起來，我們在人生中至少會碰到一次可怕的事情。這麼看來，認為世界是安全的想法反倒是種錯覺。

　　但恐懼不僅清楚勾勒出威脅我們的風險，更與我們的行為以及應付這些風險的方式息息相關。這就是焦慮與恐懼的差異。

　　在丹麥哲學家齊克果（Søren Kierkegaard）的定義下，恐懼是人看向深淵時心中升起的感受。危機迫在眉睫：要是我此時此刻摔倒，會發生什麼事？另一方面，焦慮則是源自這種想法：想像自己站在深淵旁往下看、直視無底黑洞，並自己決定是要繼續往下看，還是邁步往下跳。

　　焦慮不僅帶出某件事發生的風險，同時也是一種自我反思：我將會做出什麼舉動？為什麼我在想這件事情？我是不是一步步走向瘋狂？根據齊克果的說法，有了這種自我反思的疑問，自由的眩暈（Schwindel der Freiheit）也因而出現。

（本文為《焦慮世代：為什麼我們活在充滿不確定性與不安的社會》部分書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