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致命的迷思:民主德國的「背刺傳說」

一戰結束後,德國社會盛傳戰敗都是因為有背刺仔與敵人串通,德國才不得已投降。圖為 Julius Schnorr von Carolsfeld 於 1847 年畫的史詩《尼伯龍根之歌》中的一幕。

 

  這世界上存在著許多迷思與陰謀論,有些貌似無害:譬如「登月只是造假」、「蜥蜴人控制著深層政府」;有些則影響了政策走向:「究竟全球暖化是不是真的?」不過大概很少有陰謀論促成了近六百萬人的大屠殺。這一切都要從一戰後的德國講起。

 

  1919年5月,德國外交部長烏立克・馮・布羅克多夫—朗索(Ulrich von Brockdorff-Rantzau)回應和平條約草案說:「德國經濟將被摧毀……這等於否決了德國人民的生存權。」

 

  一戰結束後,德國戰敗了。然而,由於沒有太強烈的「戰敗感」(國境內沒有什麼死傷),德國人容易忽視這個鐵錚錚的事實:戰勝國加諸於德國及其盟國的和平條約,是德國戰敗與投降的直接後果。1919年6月28日,德國簽署了《凡爾賽條約》,但這不是許多德國政客所樂見的「平等談判」結果。

 

  這一切直接源自1918年11月的停戰協議,該協議意味著戰爭暫時停止。1918年夏天,協約國的攻勢將德軍從法國和比利時趕回德國邊境;越來越多德國士兵和前線軍官集體投降——無疑是軍隊失去凝聚力的徵兆。德國高層軍官非常清楚,戰敗迫在眉睫。

 

  但是,以勇敢和耐力為核心信念的暴力組織「軍隊」,卻很難坦承自己的失敗。1918年夏天,許多德國軍官都已經讀懂了戰敗的種種跡象,但總司令埃里希‧魯登道夫將軍(Erich Ludendorff)卻不斷向文官政府謊報,聲稱「戰爭還沒分出勝敗,有大量的後備軍隊可運用,敵人正遭遇龐大的損傷」。

 

  直到9月29日,魯登道夫才終於向軍隊領導層承認戰敗。他要求組成一個全新的民主政府,而新政府必須呼籲「停戰」。因為如果不這麼做的話,軍隊就會全面潰敗。然而,魯登道夫提出的「停戰」方法,其實只是「投降」的委婉說詞,並在各個層面預示了《凡爾賽條約》的條款:所有被佔領的領土與亞爾薩斯—洛林將立即歸還協約國;交出重型武器、軍艦、潛艇、數千輛卡車和火車;同意支付戰爭賠償;協約國將佔領萊茵河左岸與右岸的大片地區。

 

  軍隊無法繼續戰鬥下去,當數百萬名士兵抓緊機會渡過萊茵河回家時,軍心早已全面潰散。然而,德國人民對於前線的危急始終一無所知,嚴格的審查制度與軍隊每天傳回的假新聞,突然其來的停戰消息感覺才是假的。還有一點也很重要:除了1914年的小規模例外,戰爭基本上沒有在德國境內爆發。與敵人承受的損傷不同,德國人民沒有遭受直接的暴力與破壞,反而從被佔領的法國北部、比利時、波蘭、塞爾維亞、羅馬尼亞、義大利北部和烏克蘭的資源開發受益(儘管這些資源大部分挪為軍用)。因此對於戰敗消息,德國人民並沒有眼見為憑的「直觀證據」。

 

1919 年奧地利明信片的插圖,一個漫畫化的猶太人用匕首背刺了德軍。德國社會將投降歸咎於不愛國的民眾、社會主義者、布爾什維克、威瑪共和國,而最主要是猶太人。

 

  這樣的認知失調導致了「被壓抑的失敗」:否認戰敗的事實。而德國政客在這方面串通一氣,違背了常識與良知。12月10日,當疲憊不堪的部隊返回柏林時,德國總理、社會民主黨領袖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向部隊致意說:「沒有任何敵人能打敗你們。」

 

  艾伯特的用意可以理解:歡迎軍隊返鄉,感謝士兵的犧牲奉獻,並盡可能地確保軍隊對現在這個戰敗的弱小新國家還保有忠誠度。然而,艾伯特不知不覺促成了民主德國歷史上兩個最為惡毒與致命的迷思:「背刺傳說」與「被支配的和平」,前者成為了二戰期間猶太人被默許屠殺的主要理由之一。

 

  由於戰敗的感覺不明顯,加上艾伯特激勵士兵的言論,如果德軍真如艾伯特所說「沒有在戰場上被打敗」,那肯定是「有人背刺德國」。因此,德國社會盛傳著一個陰謀論,相信德軍依然很猛很厲害,都是因為有背刺仔(主要是猶太人還有愛鬧事搞罷工的『左膠』)與敵人串通,德國才不得已投降。

 

  這樣的氛圍在納粹上台後達到高峰,納粹先後把共產黨人跟猶太人送進集中營時,德國民眾並沒有大力反對。因為民眾可能或多或少覺得,國家要打仗的話這兩種人很有可能賣國,不如先關起來再說。這種「懶得管的情緒」若要做個最粗淺的類比,或許有點像是:假如中國武力攻擊台灣,政府把可能跟敵人串通的政黨或群體先集中關押預防通敵,你認為這時民眾會因此上街抗議嗎?

 

  在協約國最後通牒即將截止前的緊張時刻,德國政府盲目地贊同了民族主義者的陰謀論,時任德國總理菲利普‧謝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公開聲明:「願那些陷我們於枷鎖之中的黑手(背刺仔)萎縮。」

 

「12,000 名猶太士兵為榮耀祖國在戰場上犧牲奉獻。」德國猶太退伍軍人於 1920 年回應不愛國的指控而出版的傳單。

 

  另一個迷思「被支配的和平」跟和平條約有關:民族主義者與後來的納粹都宣稱,德國所有的問題都源自和平條約,但真的是這樣嗎?無論德國民族主義者假裝對和平條約的內容感到多麼「屈辱」,德軍當時已經不可能繼續與協約國作戰。德軍第二號人物、參謀部總長威廉・格勒納將軍(Wilhelm Groener)在1919年5月14日總結說:「這些(來自西部戰線將領的)報告清楚地表明,我們在西線的戰事中完全沒有戰力可言。」

 

  大多數德國人都同意條約內容很苛刻,卻宿命地接受了簽署的必要性,因為如果不簽,德國就會被協約國入侵佔領,而城鎮和鄉村將被摧毀殆盡。但還有許多將領一心認為軍隊可以繼續抵抗:如果已經不可能保衛西德,軍隊應該還是能守住「在東德的老普魯士核心的完整性」。

 

  不過這只是浪漫的空想。格勒納警告,如果拒絕就代表德國領土被肢解,接著就是「德國人民的全面投降」。就連專橫的外交部長布羅克多夫—朗索也拒絕再戰,他預期盟軍的入侵將演變成災難,導致軍隊兵變發生革命(就跟先前的俄國一樣),從而產生新的秩序,而現在的德國就再也無法重寫命運。

 

  正如德國民族主義者不厭其煩地宣稱,德國人面臨的殘酷現實是「被支配的和平」。這方面他們沒有完全說錯:作為勝利者的協約國,理所當然地向失敗者發號施令,但條約內容真的苛刻嗎?或者對誰來說很不公平?

 

1919 年德國人在柏林郊外拆解坦克。因為根據《凡爾賽條約》,德國必須解除武裝。這輛坦克其實是一輛英國坦克,被德國人俘獲後重新投入戰場。圖:Hulton Archive/Getty Images。

 

  從兩個面向來看:德國期望的和平條約版本,以及跟其他在1918至1920年間簽署的和平條約比較,《凡爾賽條約》其實已經是相對溫和的和平條約,它給予了德國相當大的發展自由。假如一戰最終由德國戰勝,那德國只會繼續無情地剝削、佔領、吞併和索取賠款(他們已經在1918年迫使蘇聯簽訂《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時做過),然後建立一個由德國主導的歐洲集團。

 

  相比之下,《凡爾賽條約》的領土和經濟條款較為寬鬆:《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剝奪了俄羅斯三分之一的歐洲領土,而且是最富裕的三分之一;匈牙利因為《特里阿農條約》失去了一半領土,而德國只失去了13%的領土和10%的人口,而且失去的地區的大多數人口不是德國人(主要是波蘭人和丹麥人),或者根本不想成為德意志帝國的一部分(例如亞爾薩斯—洛林)。

 

  事實證明,任何意圖按照種族界限重新繪製歐洲地圖,以及激起民族獨立運動的做法,都能製造出某種不公正的「感覺」:波蘭自18世紀末以來就沒有作為一個獨立國家存在過,而協約國和德國都承諾要協助其獨立;《凡爾賽條約》將德國人占多數的西普魯士分配給波蘭以提供出海口,從而切斷了東普魯士與德國的連結,而德語人口在波蘭變成了四面楚歌的少數民族;捷克斯洛伐克也有德語人口(但他們從來都不是德國人,而是哈布斯堡人),就跟那些在匈牙利、南斯拉夫、義大利和羅馬尼亞的德語人口一樣。然而,德國外交部沒有忽視這個破壞東歐弱小新國家穩定的可能性,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時期,德國外交部不斷嘗試與鄰國境內的德語人口培養關係,並秘密資助煽動叛亂。

 

  《凡爾賽條約》將德國軍隊人數限制在10萬人,並且禁止徵兵,這其實讓絕大多數的德國人鬆了一口氣:1920年代乃至1930年代德國社會的主流民意是「永遠不要再發生戰爭!」客觀地說,雖然這侵犯了德國主權,但考量到鄰國對德國軍國主義捲土重來的擔憂,這是可以理解的做法。

 

  但這項限制激怒了一部分的職業軍官與軍國主義者,戰爭對他們來說已經是一種生活方式:軍隊是一個大家庭,是躲避和平、工作、家庭與民主政治等複雜現實的避風港。他們拒絕接受戰敗事實,拒絕打起精神走出失敗的創傷,這些都成為民主共和的政治文化的致命傷。

 

1919年,德國士兵根據《凡爾賽條約》規定銷毀步槍。圖:Three Lions/Getty Images。

 

  不負責任的民族主義政客的花言巧語煽動了情緒。1919年之後很久,布羅克多夫—朗索多次譴責「強姦6000萬人民」的和平條約,德國「不會允許自己的身體被撕成碎片」,並指責法國總理克里孟梭(Clemenceau)把德國人民當成活體解剖的野狗對待。德國政客的憤怒主要集中在「榮譽」條款,第231條(民族主義者將其描述為「德國唯一的戰爭罪行」),以及第227至230條,規定引渡被指控犯下戰爭罪的軍官受審。

 

  《凡爾賽條約》真的是一代又一代的學生被誤導所相信的「奇恥大辱」嗎?軍人的認同感與暴力民族主義密切相關,他們都身上帶著封建的「榮譽感」,拒絕接受軍事實力的現實,並且在失敗時感覺受辱。興登堡(Hindenburg)和魯登道夫等軍隊指揮官本應對派遣200萬名德國年輕人毫無理由地到戰場送死而羞愧,但沒有證據表明他們有過悔意。

 

  在經濟方面,《凡爾賽條約》實際上讓德國比之前更加工業化(失去的領土主要為農業區),德國依然能成為歐洲最強盛的國家。不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為何還需要三個世界強國合力,才能打敗仍在復甦中的德國。

 

  第231條為戰爭賠償提供了法律依據,這確實對德國經濟造成負擔。但話說回來,戰爭賠償可視為一種國際債務,當時的大多數國家也都有債務,而且就跟現在各國的債務一樣,它是可以逐步償還的。此外,對德國軍隊的限制也成為和平紅利之一,法國和英國都繼續維持著高昂的軍事費用。

 

  到了1928年,德國經濟已經從戰爭與通貨膨脹中復甦;大多數德國人安居樂業,接受威瑪共和國與戰後的世界秩序。戰爭賠償順利地如期支付,後來擔任希特勒財政部長的德國帝國銀行行長亞爾馬‧沙赫特(Hjalmar Schacht)也承認,這些賠償德國是有能力償還的。

 

1924 年的德國右派政治漫畫,指控宣布威瑪共和國成立並擔任第二任總理的德國社會民主黨政治家菲利普‧謝德曼,以及一戰時與協約國簽訂停戰協議的反戰政治家馬蒂亞斯‧埃茨貝格爾(Matthias Erzberger)背刺德國軍隊。

 

  然而,一個由外交部秘密資助的競選機器,在德國內外大肆宣傳,攻擊和平條約的核心內容:戰爭賠償、「唯一的戰爭罪行」與其他國家的「少數民族德國人」問題。希特勒因此被判叛國罪入獄,但刑期很短,出獄後他開始重建納粹黨,譴責《凡爾賽條約》成為萬年不變的每日任務。1929年,納粹嘗試用全民公投反對旨在重新安排賠款時間的「揚格計劃」(Young Plan),藉此煽動民眾仇視《凡爾賽條約》與威瑪民主政府。但投票結果慘敗,85%的德國人不為所動。

 

  此時的納粹已經把自己確立為最激進的反民主與反條約政黨,準備運用暴力言論和肢體暴力來挑戰「體制」。越來越多憤怒的年輕人轉而支持納粹,使其成為唯一一個政治目標與保守派(軍隊、興登堡總統及其秘密顧問團,以及傳統的民族主義者)一致的政黨。摧毀議會民主和現代福利國家,加上重整軍備與打破《凡爾賽條約》的枷鎖,是興登堡在1933年1月30日做出任命希特勒為德國總理這個致命決定的共同基礎。

 

  那協約國是否應該為了通過「有瑕疵的」《凡爾賽條約》,必須對希特勒的崛起負起責任呢?從事後來看,我們可以說協約國確實在執行上不夠投入,也幾乎沒有嘗試去瞭解德國政治。在1920年代,勇敢的德國和平主義者向全世界通報了德國正秘密重整軍備的消息,儘管明顯違反了條約,但前協約國成員卻不願干涉。

 

  從德國民族主義者的角度來說,他們永遠都不可能滿意勝利者所書寫的和平,因為同意就代表他們承認自己的失敗。更平衡的觀點是,協約國已經盡最大努力維持歐洲的新局面,並嘗試解決利益衝突。因《凡爾賽條約》誕生的國際聯盟在解決衝突方面比普遍認為的還成功,新秩序為德國提供了重新融入國際社會的機會(德國於1926年獲准加入國聯),只是那些一心想著復仇的人永遠不可能接受。

 

  因此,責任不能全部推給1919年的決策者。他們不可能預見一名奧地利逃兵,出乎預料地當上德國最高領導人,屠殺無數的共產黨人與猶太人,並且再次發動了世界大戰。

 

 

參考報導:Irish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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