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罪基因:凱瑟琳・福比格可能真的沒有謀殺她的四個孩子

假如福比格真的無辜,那會是非常可怕的冤案。

 

  1990年代的澳洲,凱瑟琳・福比格(Kathleen Folbigg)因為四名子女都在襁褓中猝死,引發警方注意。過去這種嬰兒接二連三死去的案例,相當有可能是父母(尤其是主要負責照顧的母親)行凶。2003年,福比格被控三項謀殺,一項過失殺人,儘管她始終堅持自己清白,但仍遭判刑。福比格起初被判40年徒刑,30年不得假釋,後來刑期減輕。由於被控殺嬰,她在獄中遭到獄友暴力毆打,後來獲准轉移到比較安全不會被打的地方。

 

  近年,科學家注意到此案很可能是冤案,並呼籲重啟調查。然而,法院最終沒有採信科學證據改判無罪,而是依據間接證據的私人日記維持原判。這促使大約90名知名科學家,包括諾貝爾獎得主和其他重要的澳洲和國際科學家,連署發起特赦請求。科學家們指出,2020年11月發表的基因證據顯示,福比格的兒女帶有突變基因,使他們很容易發生心臟併發症,可能導致他們在嬰兒時期猝死。

 

  假如福比格真的無辜,那會是非常可怕的冤案。她不僅承受兒女猝死的悲傷,搞不清楚究竟發生什麼事,還失去了人身自由。

 

福比格的四名子女都在襁褓中猝死,死亡年齡介於19天到18 個月。

 

  2003 年,福比格被控謀殺了自己的孩子:派翠克(Patrick)、莎拉(Sarah)和蘿拉(Laura),並過失殺害了迦勒(Caleb),四人死亡時的年齡介於19天到18 個月。科學家依據現有的醫學和病理學證據,要求法院重新調查兒童自然死亡的可能性,並於2019年4月開始進行。調查發現,福比格的女兒莎拉和蘿拉帶有過去從未提到的CALM2突變基因,該基因控制鈣在心臟細胞內外的運輸,而且是嬰兒與兒童猝死的最常見原因之一。

 

  2019 年5月聽證會結束後,美國有兩名帶有類似基因突變的孩子死亡,其中一人死於心律不整,另一人心臟驟停。基於這些證據,在法官做出判決之前,科學家們撰寫了一份報告,在結論表明基因突變很有可能是莎拉與蘿拉猝死的原因。專研心律不整和CALM基因相關疾病的遺傳學專家也都認可了這個結論,並呼籲法院必須考量基因突變的因素。

 

  2019年7月,法院認為沒有任何合理理由懷疑福比格「沒有謀殺親生子女」而維持原判,主要原因是法院對福比格私人日記的解讀,以及認為一個家庭很少出現多起嬰兒猝死症(SIDS)。

 

  卡蘿拉‧加西亞‧德‧維紐薩(Carola García de Vinuesa)是發表基因證據與連署特赦請願書的科學家之一。在福比格的司法調查之前,她從未參與過其他任何司法程序,而作為此案無支薪專家證人的首次出庭經歷,使她認為司法體系存在盲點,並且對於法院未能採信科學證據感到十分不滿。

 

福比格在日記中曾提到希望女兒閉嘴,並且寫下了一些可疑的句子,譬如「這次我不要獨自撐起一切,壓力讓我做出可怕的事情……」。但到底是因為育兒的疲倦,還是殺人的自白,則無法分辨。

 

  在2003年的實驗中,基因學還處於起步階段,參與此案的遺傳學家無法找到任何導致兒童猝死的基因原因。然而,在2018年,福比格的律師找到維紐薩,詢問目前的基因技術是否能找出導致兒童死亡的可能原因。這確實可能:在過去十年內,科學家發現了許多造成猝死的基因原因。

 

  研究團隊首先用棉花棒採集福比格的唾液與嘴巴樣本進行基因測序,因為她很有可能也攜帶突變的基因。結果發現,福比格確實也攜帶CALM2突變基因。2019年初,作為對福比格定罪調查的一部分,維紐薩被正式要求組成遺傳學家團隊,分析福比格及其孩子的基因。

 

  維多利亞臨床遺傳學中心根據嬰兒出生時足跟採血的血液樣本,對其中兩名孩子的全部基因進行測序,並取得另外兩名的冷凍組織和永生細胞。結果發現,兩名女孩的CALM2基因與母親帶有相同的變異,也就是「G114R」變種。關於這種變異影響的研究表明,它影響鈣的結合與通過心臟細胞運輸的方式,進而影響心肌收縮。維紐薩團隊得出的結論是,變異可能改變正常心率並導致兩名女孩的自然死亡。兩名女孩可能在死亡前受到感染,以及她們服用的藥物再加上基因突變,都讓她們特別容易發生心臟併發症。

 

  尤其是蘿拉,她患有嚴重的心肌炎,出席2019年調查的所有三名法醫教授都表明,他們本應將蘿拉的死因歸為心肌炎。兩名男孩的醫療狀況也表明他們死於自然原因:一個因喉軟化症導致呼吸困難,另一個則患有癲癇和失明。當維紐薩重新分析福比格的基因時,他們還發現兩名男孩在「BSN」基因中也帶有兩個不同、新穎且罕見的變異,一個遺傳自母親,另一個可能遺傳自父親。當老鼠帶有這種基因缺陷時,很容易引發早期的致死性癲癇。

 

2003年被控謀殺四名子女的福比格走出法庭。

 

  作為一名科學家和經驗豐富的醫生,維紐薩無法理解法院做出的判決。因為早在發表新的基因證據以前,當時就已經有可靠的醫學和病理學證據表明,福比格的兒女很有可能是因為自然原因而猝死。福比格之所以被列為重大嫌疑人,完全是因為事件的罕見性,以及法院對其日記的解讀,而這些間接證據皆成為了定罪依據,維紐薩說:「法院似乎忘記了確實可能發生極為罕見的事件,而且在遺傳學領域,一次性的孤例其實很常見。」

 

  再來是專業知識的缺乏,維紐薩原本以為會有其他專家來作證,但結果在心律失常遺傳學和CALM基因方面,都沒有任何專家出庭。這種缺乏保障措施以確保科學家所提出的證據為可靠與充分的做法,帶來了消極的經驗,使得維紐薩日後不願再參與類似的刑事案件。如果維紐薩的經歷不是特例而是常態,那司法面臨的真實危險是:越來越多專業科學家,不願再參與法律事務。如果想讓科學家參與涉及複雜科學問題的案件,維紐薩認為就必須改進招募專家證人的流程;也應該選擇那些經過同行評審的科學證據,以支持科學家的個人推理。

 

  維紐薩還希望在提供科學證據的過程中,不要發生太多無謂地爭辯。維紐薩在整個聽證會過程中感到害怕,她被迫回答很多「是」或「不是」的問題,而且多次被打斷發言。事實是,自然界很少「是」或「不是」的非黑即白答案。若科學家感覺沒有受到與律師同樣平等的對待,他們就不太可能自願花時間幫助司法審理。最終,法院只會剩下少數的專家證人,而他們可能無法代表各自的領域發言。

 

  維紐薩希望在未來幾年內,看見司法更信任科學證據的態度。因為隨著科學工具的改進,科學越來越常走出實驗室進入法庭,而這樣複雜的案件也可能更頻繁地出現。

 

 

原文出處:Conver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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