飄零族是階級嗎？《理解階級：二十一世紀階級論》

2022/07/09 12:00

《理解階級：二十一世紀階級論》中文版書封。

文｜Erik Olin Wright

譯｜李屹

　　社會學及相關學科探討理論的時候，偶爾會有人提出這個問題：某一個社會類別該不該被當成「一個階級」。我們討論David Grusky和Kim Weeden的提案，亦即細分過的職業類別是「微階級」的時候，已經碰過這個議題。當類別換成世人逐漸熟知的「飄零族」（the precariat），它算不算一個階級？這就是本章我要探索的問題。這個概念源自1980年代到1990年代間，當時經濟處境愈來愈不安穩，飯碗岌岌可危（也稱作「危疑」），只是早先的討論中，人們只把飄零當成工人面臨的境況，並非階級結構中的一個特定階級。當代資本主義的分析者紛紛看重這股勢頭，但要從視飄零為境況重新構築視飄零為階級的概念，爭議就多得多了。鼓吹後面這個看法的人當中，最有影響力的是蓋伊．史坦丁（Guy Standing），他出過兩本書，《飄零族》和《飄零族憲章》。接下來，我要盤詰他對這個看法的論證。

　　我會先勾勒Guy Standing對飄零族的基本分析，以及他論證該把飄零族視為一個階級的理由。接著，我會審視飄零族在廣義理解的階級分析中所處的位置。我將論證：固然飄零族的議題可以放進階級分析，把它當成自成一類的一個獨特階級並沒有什麼效用。

　　一、Guy Standing論證「飄零族作為一個階級」

　　Standing根據相對複雜、三向度的階級定義，來論證飄零族是一個階級：「階級可以這樣定義：階級首先是由特定的『生產關係』、特定的『分配關係』（所得來源），和跟國家的特定關係所規定的。從這些關係茁生了一種特殊的『意識』，意識到人可以欲求哪些改革和社會政策。」

　　許多階級分析者重視階級跟國家的關係，定義階級結構時就加以考量的卻寥寥可數，所以Standing明確納入跟國家的關係，堪稱與眾不同。Standing相信，當代資本主義下，飄零族在其位置上活生生的實在，難逃每況愈下的邊緣化，排擠掉許多人享有正常狀況下伴隨公民資格的權利。經濟狀況危疑，政治處境又被排擠，正是兩種狀況重疊，才深深劃下了一條界線，將飄零族和工人階級分開。

　　奠基於三向度的關係──生產關係、分配關係，以及跟國家的關係──Standing識別出組成當代資本主義社會階級結構的七個階級：

　　1.菁英或財閥。在古典馬克思主義的意義下，這是真正的統治階級。照Standing的話說：「佔領運動說他們是百分之一，不，他們遠少於百分之一，握有的權力卻超出大多數人所知。他們的金融實力捏塑政治論述、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

　　2.受薪階級。Standing定義此階級的人「有穩定全職，一部分希望能邁向菁英，多數只是憑著退休金、有薪假和企業福利，享受他們這類人的各種虛華，還常常由國家補助。受薪階級集中在大型企業、治理機關和公共行政部門，包括公務人員。」

　　3.專技師（profician）。這個術語「結合『專家』和『技師』的傳統觀念，但要涵蓋的是那些身賦多組技能的人；他們行銷這些技能，以約聘的方式賺取高額所得，像諮商師或獨立、自立門戶的工作者。」

　　4.舊「核心」工人階級（無產階級）。此階級的「定義是仰賴大規模勞動、仰賴工資所得、無從控制生產工具，生產工具亦非其所有，而且會習慣與其技能相匹配的穩定勞動。」

　　5.飄零族。

　　6.失業者。

　　7.流氓無產階級（或「底層階級」）。Standing特別指出這個類別是「一個疏離的群體，成員跟社會格格不入，靠社會的殘羹渣滓過活。」

　　Standing的目標不是要對這些階級逐一提出深思熟慮、分析嚴謹的定義，他真正在乎的只是區別飄零族跟階級結構的其他部分，特別是跟工人階級作區分。正因如此，其中部分類別只得到模糊的一套界說和理據。舉例來說，照他的分析，非經理職的白領，還有國家和私部門中通過資格審查、有穩定職位的雇員，都很難說要歸到哪個階級。兩者都不像是屬於核心工人階級（Standing認定他們只能幹粗活），可是也不盡然符合他對受薪階級的定義，因為該類別也包括「希望能邁向菁英」的高層企業主管。兩者也不符專技師的類別，專技師是自立門戶的工作者，他們走到哪、學到哪。倘若Standing有意拋出當代資本主義一般階級地圖，不精確到這樣的程度恐怕會是個問題，然而他志不在此。他的目標是迴護飄零族的概念，為其有別於工人階級的特色，提出一套琢磨過的說法。

　　為此，他依據階級關係的三向度，對比工人和飄零族。

　　獨特的生產關係。Standing指認區別飄零族與無產階級的判準時，沒有明確賦予階級關係三個向度中的哪一個更大的權重。話雖如此，不論是定泊這個概念還是為這個概念命名，其中的第一個[向度]──生產關係──似乎是基礎。他這麼寫生產關係：「屬於飄零族的人，工作朝不保夕，失業或放棄找工作（被錯誤稱為『不事生產』［economic inactivity］）的日子穿插在[上下份]工作之間，生活不安穩，未必能指望住處和公共資源。」Standing認為上述生產關係一絲不苟地區別了飄零族跟無產階級：

　　飄零族不屬於「工人階級」或「無產階級」。後一個術語讓我們想到一種大部分由工人組成的社會，工人有長期、穩定、固定工時的工作，晉升途徑穩妥，父母能理解他們的職銜，他們跟叫得出名字、認得出特徵的在地雇主打交道。

　　工人階級被期待要提供穩定的勞動力，即使[達成這項目標會迫使]個別成員失業。無產階級化，意思是習慣穩定的全職勞動，這個術語刻劃了他們的工作生活…無產階級的常態是習慣穩定的勞動，飄零族則不得不習慣不穩定的勞動。

　　為闡述飄搖（insecurity）這個核心觀念，Standing主張飄零族欠缺二戰後刻劃工人階級的「跟勞動有關的七型安全」：勞動市場安全（不缺掙取所得的機會）；雇用安全（避免任意解雇的保障、雇用和開除的管制等）；職務安全（在職場上留存一席之地的能力和機會）；工作安全（工作意外和傷病的保障）；技能再生產安全（經由見習累積技能的機會）；收入安全（確保充足、穩定的收入）；代表安全（透過獨立且有權罷工的行業工會，在勞動市場中集體發聲）。飄零族所處生產關係的特殊之處，就在於缺少前五型安全。

　　獨特的分配關係。Standing提醒我們，所得的形式五花八門：「自用生產、生產或市售所得、貨幣工資、企業非工資給付、社群或團結給付、國家給付，還有來自金融及其他資產的所得。」飄零族與眾不同的特徵是，除貨幣工資以外的所得來源，它都無緣：

　　二十世紀當中，[所得給付的]趨勢逐漸拋下貨幣工資，漸增的份額是來自企業和國家給付的社會所得。我們正好可以從相反的趨勢區隔飄零族：除工資之外，他們的所得來源幾乎都在萎縮…諸如有薪假、醫療假、公司退休金等非工資的津貼，都與飄零族無緣。飄零族還欠缺基於權利、連結法益的國家福利，僥倖有之也只能依賴裁量性、不安全的給付。此外，飄零族還無從獲得社群福利，其形式是豐富的公有財（公共服務和設施）以及強健的家庭與在地支持網絡。

　　全靠貨幣工資維持物質生活水平，沒有社會安全網、社群後盾，沒有其他福利來源，人愈來愈脆弱易損，我認為這是人們在此面臨的關鍵議題。按上述說法，儘管緊縮的年代裡樣樣都在縮水，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仍有貨幣工資以外各種形式的所得撐持，但那些給付十之八九已不存在，輪不到飄零族。就業不穩，所得易損，共同界定了飄零族經濟危疑的狀況。

　　獨特的跟國家的關係。Standing 之所以把飄零族視為一個階級，最明顯的因素莫過於經濟狀況的許多面向都岌岌可危。不過他也覺得飄零族跟國家的獨特關係，才創造了飄零族與工人階級間的真實界線。他繞著「公民」跟「長居民」（denizen）的對比展開分析：國家賦予完整權利的人民是公民；「長居民」只是區區住民，受國家管轄，權利卻大大受限。「飄零族，」Standing寫道，「缺乏提供給核心工人階級和受薪階級公民的許多權利。飄零族的成員都是長居民。」傳統非公民的移民都是這個意義上的長住民：他們獲准在某處生活，然而他們受到政治保障的權利卻[比公民]窘迫得多。Standing主張，這種情況如今已擴及規章上仍屬公民的人，為數可觀。對照之下，在工人階級身上，這些權利多半完好無損。

　　那麼，飄零族就是由三項主導判準所定義的：生產關係中的危疑（precarious），分配關係中的易受損傷，還有跟國家的關係僻處邊緣。工人階級有些分支容或也有上述部分特徵，可是飄零族融全部特徵於一體，這就令它成為一個獨特的階級。

　　話雖如此，飄零族當中還是有區分。2010年代中，發達資本主義世界裡的飄零族內部已經分成三個主要的次類別。第一類人先前穩穩做他的工人階級，可是被資本主義的發展軌跡排擠，他們是「被攆出工人階級社群和家門的人。他們經驗到相對剝奪感。他們、他們的父母或祖父母一輩子幹工人階級的職業，有地位，有技能，受人尊重。」第二類「由傳統長住民組成──移民、羅姆人（Roma）、少數族裔、尋求庇護而前途未卜者。這群人不管走到哪裡，權利都是最沒有保障的。還包括一部分身體障礙者和日益增加的更生人。」第三類在Standing看來，乃是飄零族不斷變化的核心，「多是二十幾、三十幾歲，當初人人都說他們前程似錦，個人的發展和滿足[都不會落空]，受完教育卻正相顛倒，落入飄零的境地。但不獨他們飄零，許多漂離受薪階級境況的人陸續入列…他們的差事不是起初的志願，也幾乎沒有從事志願的指望。」

　　這三大分支的飄零族全都經驗到深刻的剝奪感，他們生活中切身體驗的實在跟他們期望的生活之間，有一道令人痛苦的鴻溝，不過在三種不同狀況下，鴻溝的焦點有所不同：「第一類飄零族經驗到的剝奪是相對於真實或想像的過去，第二類是相對於缺席的現在、缺席的『家』，第三類則牽連著一種沒有未來的感受。」上述聯結飄零的不同主觀剝奪經驗，造成厚重的隔閡，損及飄零族如同階級般集體行動的能力。「飄零族已經分裂到，」Standing寫道，「說是跟自己開戰的階級也不為過的地步。」儘管如此，他還是相信飄零族成為一個「危險階級」的潛力，遠比工人階級更有能耐去挑戰「二十世紀的主流政治議程，亦即主流『右派』的新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派的勞工主義。」

　　二、飄零族在階級分析中的位置

　　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數種向度的危疑已經蔓生成一種生活境況，這大抵已是共識，只是該怎麼從概念理解這樣的現象，仍有疑義。Guy Standing的提案是說飄零族是一個階級，其意同工人階級是一個階級。飄零族還沒作為統整就緒的集體行動者而行動──還不是傳統馬克思主義術語中的自為階級。他考量到這個事實而將飄零族當成一個打磨中的階級，但無論如何，就資本主義的階級結構裡的結構區位而言，飄零族已經是一個獨特的階級區位，跟他臚列的工人階級及其他階級都有所區隔。

　　Standing為其主張辯護的基本策略，是辯稱有一組獨特的條件區隔了飄零族和傳統工人階級的生活。倘若分別考慮這些條件，飄零族跟部分工人階級有所重疊，然而他主張這些特徵湊在一起就產生真實的劃分邊界：「總之，十項特點界定了飄零族。倒不是說樣樣都是飄零族所獨有，只是這幾項要素湊在一起就界定了一個社會群體，我們基於這樣的理由稱飄零族是打磨中的階級。」

　　若有學者不同意飄零族是一個階級，Standing不大理會，但他特別批判馬克思主義者，說他們「將飄零族軋進『工人階級』或『無產階級』等舊思維的欲望，害我們不能專心發展一套切合實情的詞彙和一組形象，引導二十一世紀的分析。」那麼橫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是，如果拿Standing闡述的這組社會－經濟特徵，夠不夠把一個社會類別描述成一個階級？確切來說，我們能憑藉什麼樣的判準來回答這個問題？

　　馬克思主義者和韋伯學派的階級分析傳統都採用的判準，最基本的就是階級利益。1979年左右有張海報，上頭有一個女人靠著籬笆，文案寫道：「階級意識就是知道你在籬笆的哪一邊。階級分析則是弄清楚哪些人跟你同一邊。」這則文案就訴諸階級利益：一個給定階級中的兩個人，物質利益重合的程度一定大過分屬不同階級的兩個人。因此，宣稱工人階級和飄零族是不同階級，形同宣稱他們的物質利益迥異。

「階級意識就是知道你在籬笆的哪一邊。階級分析則是弄清楚哪些人跟你同一邊。」

　　這項宣稱當然只是置換了原本的問題，置換後，對於什麼東西構成「階級利益」，我們需要更明確的判準。這是社會理論揮之不去的難題，一批棘手的理論爭議也隨之浮現。

　　關於利益的討論中，歧見最深的大抵是客觀相對於主觀利益的議題。有些人主張，只有指涉行動者的主觀狀態、關乎他們自己所理解的自身利益時，才能正當地使用利益這個觀念，其他人則堅稱討論客觀利益同樣說得通。乍見之下，利益觀念密切地聯結著偏好，但再想一想，對即將要做某件事的人說：「你錯了。這不符合你的利益，」是合情合理的，這麼說的意思是利益不該跟偏好混為一談。不苟同客觀利益的見解透露了一種憂心，畢竟口口聲聲工人階級的「客觀利益」，輕易就有可能淪為菁英告訴大眾什麼才是「對他們好」。歷史上，關於客觀利益的宣稱曾經被當成武器，迴護威權政黨和國家強推的政策，所以對客觀利益之助紂為虐多一分提防，總是好的。不過提防歸提防，沒有必要全盤捨棄客觀利益的觀念；提防的意思只是把關於客觀利益的宣稱當作命題，而非挾帶權威的飭令。

　　無論如何，馬克思主義和韋伯學派的階級分析，都對一個特定的客觀利益領域指手畫腳，把這個領域叫「物質利益」。而我們總能找出某些行動或社會變遷，會改善或損害某人生活的物質境況，不論此人是誰都一樣。「物質」這個術語，狹義用法只意謂所得，廣義用法則囊括某個個人的經濟處境的諸多面向，包括勞動條件、機會、閒暇、經濟穩定的程度、多大程度能控制時間的用途，諸如此類。馬派和韋伯學派在狹義與廣義的用法中，都宣稱個人經濟處境的這些面向會受哪些策略和替代方案影響，是有可能客觀評估的。

　　可被客觀定義的物質利益是區別階級區位的正當判準──如果我們接受這個想法，下一個問題就是，在當代資本主義的階級結構下，如何廓清這些利益。這會有助於回答「飄零族和工人階級是不是截然不同的階級」的問題。第六章探討Grusky-Weeden的微階級模型時，我引入遊戲的隱喻，用在這項任務上會有所助益。不論在遊戲本身的層級、遊戲規則的層級，還是遊戲中的招數的層級，我們都可以指出資本主義經濟系統中所有區位的客觀物質利益。

　　在遊戲本身的層級，馬克思主義的提問如下：人的物質利益本來落在資本主義中迥異的區位，當遊戲從資本主義換成社會主義，物質利益會受到何種影響？不消說，人們對這個問題爭議甚深。許多人不問是什麼類型的社會主義，總之全盤拒絕社會主義可以是資本主義以外的可行方案這樣的想法，不然就是辯稱，就算社會主義行得通，幾乎所有人在社會主義下日子都會比較難過，所以在遊戲的層級上不存在階級的區別。這個主張的意思是，社會主義實際上會牴觸資本主義中所有階級區位的物質利益。其他相信資本主義可能有積極替代方案的論者，對於「社會主義」確切是什麼意思，見解南轅北轍。對社會主義的構想不同，替代方案在資本主義下牽連的利益版圖會因而變動。

　　我們姑且把這些難題放在一邊。資本主義中的階級結構和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兩者的關聯，乃是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本格命題；要是連資本主義的出路何在都不能言之成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就無所依憑了。探討階級的當代馬克思主義作品，無不把這些議題視作棘手的挑戰。當代階級結構的複雜性顯而易見，人們身處既存的經濟結構，我們要如何對照一個像「社會主義」這麼抽象的出路，清楚指明人們的利益？資本主義的階級關係就只由資本家和工人組成──用這種簡單、二元的見解定義上述利益也就罷了——若要在更具體的層級上分析資本主義複雜的階級結構，並標定出其中的區位所聯結的利益，那我們還有一段路要走。

　　我以階級為主題的著作一心一意嘗試解決這個難題，在此不贅述細節，總之我提出「階級關係中的矛盾區位」概念，以將資本主義中階級結構的複雜性，接上社會主義這條出路。基本的想法是這樣的：資本主義的階級關係中，有一系列的區位，可以（某種意義上）同時在不只一個階級找到。確切來說，就支配和剝削關係而言，有些區位可能被支配同時也支配著[其他階級]，或是剝削著同時也被 [其他階級]剝削。照目前的文脈，在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這場遊戲所定義的物質利益，對這樣的區位而言是矛盾的──利益指向相反的方向。

　　在遊戲規則的層級上，假定各個區位上的人都會繼續玩資本主義這場遊戲，那麼階級利益的難題關切的是哪一套規則主導，遊戲中的不同區位會得到最佳結果。各工業領域中幹粗活的工作者，要玩美式資本主義遊戲、丹麥的遊戲，還是德式資本主義，哪種比較好？像醫生或工程師這樣高教育程度的工作者又如何？資本主義遊戲的不同規則，果真會帶給系統中不同區位的人某一些優勢或劣勢嗎？這些問題不論是針對資本主義規則的大尺度或次一階的變異，都可以提出來。大尺度的變異，例如安全網薄弱、公共財供應短絀的新自由資本主義，對立於福利國家包山包海、大方供應公共財和公共服務的資本主義。重點在於，我們有辦法定義物質利益，繼而是人在階級結構中的區位，它的性質為何。而且，我們參照的這種變異是資本主義的規則變異，而非拘泥於資本主義這場遊戲本身

　　最後，在遊戲中招數的層級上，階級利益的難題涵蓋的是人們確保和改善其物質利益的最佳策略，當然是假定不改動規則本身。在社會－經濟體系裡，人們佔據特定的位置，每個個人面對的難題是這樣的：就我的物質利益而言，我在現在的位置上應該做什麼？我該不該嘗試朝不同種類的位置移動（成為不同種類的玩家）？我該不該參加更多培訓，以改善我在目前這個區位上討價還價的本錢？我該不該搬家？為了互相提攜，我該不該找跟我相似的人集體行動？如果要集體行動，就這項任務而言，其他「跟我相似」的人是誰？這樣提問，就跟規則怎麼改，我才會在一場截然不同的遊戲裡，過上更好的生活，是相當不一樣的問題。我在第六章論證了，Grusky-Weeden建立在職業上的微階級模型，可以詮釋成在遊戲中的招數這個層級上的階級分析。

　　把資本主義如同遊戲的隱喻放在心裡，現在我們可以轉向下一個問題，亦即飄零族是不是有別於工人階級的獨特階級。按照Guy Standing 的定義，就遊戲本身、遊戲規則和遊戲中既有的招數而言，飄零族人跟工人階級的物質利益會有多大差別？

　　民主社會主義在當前的歷史情境也許難以實現，但只要你相信它有可能是資本主義的出路，那麼在遊戲本身的層級，飄零族和工人階級在階級結構中顯然佔據相同的區位。資本主義這兩個區位上的人，在以下列方式打造的替代經濟中，生活的物質條件都會有所改善：各式各樣的社會所有權、決定挹注先後次序時以合乎民主的方式為人們充權、擴張去商品化的公共財領域、市場關係採協作的形式，以及其他民主社會主義的組成要件。話說回來，目前政治的視野裡還不存在朝向上述替代方案的集體鬥爭，「飄零族是不是一個階級」這個問題更攸關於遊戲規則層級以及遊戲中的招數層級的階級區隔。

　　至於遊戲規則，在現存規則──寬泛來說，即新自由資本主義的規則──下，飄零族三大分支生活的物質條件，全都比多數工人階級更差，這是明擺著的事實。說到底，危疑本身就是深遠的損傷。然而這是不是就意謂，遊戲規則一改變，飄零族的境況顯著改善，工人的物質利益就會反受其害？又，使工人受惠、卻令飄零族每況愈下的大幅度規則改動，真的存在嗎？倘若籬笆是沿著資本主義中遊戲規則的鬥爭而劃定，那麼雙方是在籬笆的同邊還是不同邊？

　　改變規則，飄零族就能受惠。我們先來考察這些變動。Standing在《飄零族憲章》中，將改善飄零族處境的要求列成概略的清單提出來。這部憲章有29條：

　　第一條：重新定義工作。具備生產和再生產性質的活動都是工作。

　　第二條：改革勞動統計。

　　第三條：招聘流程採簡短會晤。

　　第四條：管制彈性勞動。

　　第五條：提振結社自由。

　　第六到十條：重新建構職業社群。

　　第十一到十五條：停止以階級為基礎的移民政策。

　　第十六條：確保所有人都享有正當[法律]程序。

　　第十七條：移除貧窮陷阱和引人落入飄零族的陷阱。

　　第十八條：受益評估測驗統統燒燬。

　　第十九條：停止妖魔化障礙者。

　　第二十條：停止工作福利。

　　第二十一條：管制發薪日貸款和學生貸款。

　　第二十二條：取得金融知識與建議的權利成為制度。

　　第二十三條：教育去商品化。

　　第二十四條：補貼統統燒燬。

　　第二十五條：朝基本收入制努力。

　　第二十六條：經由主權財富基金分潤資本

　　第二十七條：復興公有地。

　　第二十八條：復興審議民主。

　　第二十九條：讓慈善事業重歸邊緣。

　　以上全都是有憑有據的前瞻提案。果真落實，飄零族人的生活肯定會煥然一新。有些條文是針對飄零族面對的特殊境況，相當狹隘，譬如第四條，管制彈性勞動。有些條文僅適用於非常特定的一類人，譬如第十九條，停止妖魔化障礙者。有些提案談的是當代資本主義這場遊戲裡，十分侷限的規則，譬如第二十一條，管制發薪日貸款和學生貸款。又有一些條文，要是認真落實它指出的規則轉型，那麼越過資本主義的出路就已粗具雛形，譬如第二十五條，朝基本收入制努力；第二十六條，經由主權財富基金分潤資本；第二十七條，復興公有地；第二十八條，復興審議民主。當然，有些提案似乎沒那麼迫切──消除貧窮陷阱和引人落入飄零境地的陷阱，就比倡議改革勞動統計更迫切──，但所有提案都符合飄零族人的物質利益。

　　然而，眼前的問題不是「這些提案是否符合飄零族的利益」那麼簡單，而是人們能否根據這些提案的鋪墊，主張飄零族是一個跟工人階級判然有別的階級。這份憲章對資本主義的遊戲規則提出若干改動，就此而言，飄零族和工人階級間的物質利益是否截然不同？我認為答案是：否。這些改動遊戲規則的提案，無一損及工人階級的物質利益，甚至近乎全部條文都會顯著地促進工人階級的利益。儘管這份提案影響飄零族人的生活，多過還在穩定工人階級之列的人，卻同時符合資本主義的階級結構中兩種區位的利益。但資本主義下的其他人的利益就不見得了。這部憲章的條文一上路，鐵定損及Standing定義的財閥菁英的權力、財富和自主；多數受薪階級一樣會吃虧，尤其企業階序中報酬優渥的分支。部分條文雖不至於侵犯專技師，卻還有許多條文會打攪他們佔的便宜。要是拿這29條「飄零族憲章」來診斷測驗階級區位跟遊戲規則的關係，飄零族和工人階級將是相同階級的一份子。

　　反過來問：對遊戲規則作怎樣的重大改動，將促進工人階級多數人的利益，卻對飄零族有害？這麼一問，我們對客觀利益的剖析不免更形複雜。比方說，改動就業法，讓[業主]更難解雇工人，會不會一方面讓工人的一口飯更有保障，卻有損害飄零族的副作用？美國修法限制業主打壓工會之策略，工人或許更容易就能組工會，但[這又會怎麼影響飄零族]？在此我們遇上貨真價實的正負交融，因為這些種類的規則變動，可能會有加深勞動市場二重性的副作用，使位置危疑的人更難移向比較穩定的工作。危疑工作相對於穩定工作的數目也可能會增加，視這類改變的細節而定。

　　在遊戲規則的層級上，若要將飄零族視為工人階級的獨特分支，上述正負交融之處就是基礎。一個階級的不同分支對於資本主義下最佳化的遊戲規則，大方向的利益一致，但要是有機會改動既有規則的優先次序，他們的利益就有差別了。此外在特定的歷史脈絡下，同一條規則之於不同分支的利益可能會水火不容。

　　另一種可能的主張是：前述工人階級的飄零族分支跟其餘部分工人階級的緊張，反映二十一世紀資本主義下特定一種階級關係內的矛盾區位。此處的想法是，對工作其實仍有可強制執行權利的工人──工人階級中最安穩的一群，容或持續縮減中──具備一種有限的財產權：開除一位雇員的權利。正常狀況下，擁有生產工具才會伴隨這樣的權利。他們可以辭職，不過沒有人能開除他們。徹底無產化的工人欠缺這樣的權利，十分類似十九世紀中期工業革命下的工廠工人，什麼權利都沒有，工作也沒有保障。前述工作上具備這種準財產權的工人，在階級關係中便處於一種獨特的、矛盾的區位。如此框架本文的提問，大部分飄零族就不折不扣地入工人階級之列，而保障最安穩的工人則佔據矛盾的階級區位，享有特權。

　　就遊戲中的招數定義的階級區位，又該怎麼說？設若在既有的遊戲規則下，但憑實現物質利益的最佳招數來標定階級，那麼我在第六章已經說明過，可以把Grusky和Weeden提出的微階級視為階級結構中彼此有別的區位。若是用這樣的方式指認階級，說不準飄零族和工人階級是不同的階級。本方案帶出兩個難題。第一，倘若我們拘泥於遊戲中的招數來指認階級，工人階級本身將不再是「一個」階級。只要是由遊戲中的招數而非遊戲規則定義利益，身在不同產業部門與職業的工人，他們的物質利益輕易就會分歧到足以造就分界線的地步。第二，在這個分析層級上，Standing本人也知道，正是飄零族內部也分成不同的類別。我們又一次看到，即便「飄零族憲章」承載了飄零族次類別下的人們共同的利益，如果利益是根據新自由資本主義既有的規則下可運用的策略來界定，那他們的利益就未必有交集了。

　　歸根結底，如果從二十一世紀發達資本主義的基本規則解析階級，飄零族就是工人階級的一份子；如果以遊戲中的招數定義同質的利益，再據此給階級狹義的定義，那麼飄零族本身就聚合了數個獨特的階級區位。我們視之為工人階級分支的飄零族，成長迅速，滿心憤恨資本主義；不論是針對資本主義的規則抑或資本主義本身的鬥爭，飄零族或許會軋上格外重要的角色，只不過它本身稱不上一個階級。

　　對於本文，有人的回應是「那又怎樣？」，誰在乎？當今之世有數以百萬計的人生活陷於危疑，至於處境危疑的人要不要視為一個獨特的階級，還真是無關宏旨。當務之急是他們面臨的實際情況，乃至於可以對症下藥地做些什麼。在某些修辭脈絡下，稱飄零族為一個階級，有助於拉抬跟危疑相連的議題的聲勢，這種作法也讓行動綱領更正當、更堅實。我認為這是Standing提出「飄零族憲章」的用意。儘管如此，倘若階級分析要能幫助我們發展融貫、一致的方式，從理論來理解社會的裂隙和轉型的可能，那我們使用的概念，意義不但要精確，更要照見共同和衝突利益的性質，以及潛在的集體能力。基於這樣的目的，將飄零族當成一個階級──即便是「打磨中的階級」（class-in-the-making）──，不但沒有把事情弄清楚，反倒更含糊了。

（本文為《理解階級：二十一世紀階級論》部分書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