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造色彩:顏料和色彩科學的歷史

1839年由化學家謝弗勒爾所制定的七十二色「色度圖」

 

文|Mumu Dylan

 

   幾千年來藝術家們追尋著藍色-從埃及的藍釉料到群青藍、藍銅礦、鈷藍和靛藍。將它們從土地上的礦物、金屬和植物取得,這些顏色代表著天空,它著色在文藝復興時期的處女長袍上,也映在提香(Titian)十六世紀所繪的傑作《酒神與阿利阿德尼》(Bacchus and Ariadne)神與凡人後的飽和天空。尋找各種藍色(和其他所有的顏色)的故事不僅與美學和傳統緊密相連,也與科學和技術息息相關。

 

  在這麼長的時間裡,複雜的追尋被記錄在倫敦的國家美術館的《製造色彩》(Making Colour)展覽上。這場展覽帶領我們看到莫內(Monet)或是梅姆林(Memling)發亮光滑的油畫上,透露出顏料和其來源的化學和物理特徵。在一間專門探討藍色、綠色、黃色、紅色、紫色、金色、銀色的展間裡,範例性的畫作擺放在原料旁,而這些顏料就是從它們提煉出來的。旁邊還有用相同染色劑所製造出釉面或是染色過的物件。這都說明了一個事實:直到十九世紀,許多顏料是生產染料、冶金和其他工業的副產品。

 

  「我們試圖用非常直觀的形式,傳達歐洲繪畫原料的歷史。」展覽的聯合策展人阿朔克・羅伊(Ashok Roy)這樣解釋。他領導美術館的科學部門,數十年來的分析和收集-涵蓋十四世紀到十九世紀歐洲藝術的重點院校。羅伊也指出,超過大部份的時間藝術家們「需要光譜搶眼的色彩用於畫作,特別是通常都穿著光彩絢麗長袍的宗教人物。」

 

《Two Crabs》(Vincent van Gogh,1889)

 

  有著七十二色的「色度圖」在1839年由化學家謝弗勒爾(Michel Eugène Chevreul)所制定,作為思考互補色的方法。旁邊是梵谷繪製的《兩隻螃蟹》(Two Crabs,1889),火熱的紅色和酸性的綠色形成鮮明對比,足以證明謝弗勒爾的影響力。其他研究顏色色盤的還包括歌德,這位德國文豪設計的色盤概念雖然是混亂的,但他為謝弗勒爾開闢了一條道路,並且影響了威廉・泰納(J. M. W. Turner)。這名畫家將他的調色盤塗上混濁的褐色和綠色厚塗顏料,也在對面的展間展出。

 

  除此之外,近乎黑色的牆面給了畫作和物件強烈的反差。另一個重點在於它是怎麼取得的,包括運輸和製作顏料的過程。「藍房」設有一張巨幅照片,上面是阿富汗礦工拖運著孩童尺寸的青金石塊-源頭從青金石礦場取得,可以提取天然的群青色。從西元後約1200年左右一直到十九世紀,歐洲畫家經由巴格達、大馬士革、塞浦路斯和義大利的港口,從現為阿富汗遙遠的薩爾山(Sar-e-Sang)礦場進口青金石。萃取顏料的過程牽涉鹼液、蠟和大量的苦力,是一件耗費力氣的苦差事,但都無法阻止藝術家們渴望著濃厚的藍色和它昂貴的地位。

 

  托馬斯・庚斯博羅(Thomas Gainsborough)1785年為劇院女伶薩拉・西登斯(Sarah Siddons)繪製的肖像裡,藍色的條紋連衣裙為化學實驗如何提供替代方案畫下了記號-普魯士藍。約莫在1704年,柏林的煉金術士兼顏料師傅狄斯巴赫(Diesbach),嘗試透過鉀鹽、硫酸亞鐵和用乾燥胭脂蟲煮製成的湯劑,來做出紅色湖泊般的顏料。然而,鉀鹽沾染了胭脂蟲提煉出來的紅色,使得整個實驗結果變成深藍色,意外的成為最早的現代合成顏料。

 

《Lady Elizabeth Thimbelby and Dorothy, Viscountess Andover》(Anthony Van Dyck,1637)

 

  透過徹底研究黃色,可以發現顏料作為工業附帶價值的最佳範例。文藝復興時期德拉・羅比亞(Della Robbia)工作坊製造色彩強烈的天使裹著芥末色調的長袍,是立基於鉛和銻製成的染色劑-黃色的系列有時候還會採用錫。這些穩定的氧化物數個世紀以來被用在製造玻璃和陶瓷釉料,它們出現在十七世紀的藝術家們作品上,像是尼古拉・普桑(Nicolas Poussin)和安東尼・范戴克(Anthony Van Dyck)。對於決定子爵夫人們的肖像畫《Lady Elizabeth Thimbelby and Dorothy, Viscountess Andover》(1637),范戴克挑選出最佳的鉛錫黃色來繪製她華麗的金色絲緞禮服;科爾托納(Pietro da Cortona)繪製《聖則濟利亞》(Saint Cecilia)裡用的黃色則是由鉛、錫和銻調成。

 

  用羅伊說的話來說,十九世紀是「色彩化學的大爆炸」,擁擠的調色盤上有鈷藍色、鎘製的顏色和合成的群青。保羅・塞尚(Paul Cézanne)1890年繪製的《普羅斯旺山坡》(Hillside in Provence)裡,銳利輕點著清新的綠色和橄欖色,證明了新研發用鉻所調和的鉻綠色和銅砷化合物翡翠綠的濃度、穩定性和光澤。

 

《Combing the Hair》(Edgar Degas,1896)

 

  這些預先混合在試管裡的顏料,幫助了外光派(en plein air)這種新穎的繪畫方式得以實踐。然而,新的做法並沒有否定舊的。1896年愛德加・竇加(Edgar Degas)繪製的《梳髮》(Combing the Hair),他調配了紅土、紅鉛和水銀硫化物的朱紅色,這個幾千年來的顏色最初是天然礦物的硃砂,然後是合成的形式,最終被用在繪畫上。

 

  主色和副色的色彩線索遇到了金屬色,也只能停頓下來。沙瓦多(Giovanni Girolamo Savoldo)十六世紀繪製的《抹大拉的馬利亞》(Mary Magdalene)幾乎竊取了整個展覽的目光,即便她的銀色斗篷是一個由鉛白和碳黑精細打造出的美麗錯覺。在這裡你看到的每個色調都是電磁輻射波長之間的舞蹈,視覺神經和大腦是最後一個接收到的。

 

《Mary Magdalene》(Giovanni Girolamo Savoldo,ca. 1535-40)

 

  往展覽出口的路上,放映著一部探討人類感知的精美影片,內容包括一項大眾實驗。在總部位於倫敦的威康信託基金會支持下,由神經學家安雅・赫爾伯特(Anya Hurlbert)創設。這個探討色彩恆常性(我們如何在不同的燈光下看待一樣的顏色)的試驗,透由邀請觀展者在不同的燈光下,來鑑定塞尚的兩個靜物複製品。

 

  不過回到原點,《製造色彩》迎接我們走進原料的世界。除了藝術家如何透過彩色礦物跟滑石粉製造出描繪失樂園的光芒燦爛彩繪玻璃,更有著化學與商業的探索──美學的渴望於焉得到支撐的基礎。

 

原文出處:《Nature

 

展覽資訊

Making Colour》-The National Gallery,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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