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勇氣:《二十一世紀的烏托邦》(Völlig Utopisch,2015)

 

「這本書裡描述的就是這樣一群人。另一種生活的任性典範。書裡描寫的是那些不願放棄希望者,他們朝根深柢固的宿命論和失敗主義的反方向指出一條明路。」

 

文|伯恩哈德‧巴爾許(Bernhard Bartsch

譯|張筠青

 

  早晨八點。中國其他家庭的孩子已經在學校裡參加升旗典禮,唱著國歌。蓮蓮的一天則是從兔籠開始。這個十一歲女孩動作嫻淑地打開籠門,將兩隻囓齒動物放在草地上。她用手指逗弄著兔子,摩娑下巴,餵牠們吃草莖。接著蓮蓮開始動手清理兔籠。打掃地板後鋪上青草,在水槽裡灌滿水。兔子們這時蹦蹦跳跳來到院子的籬笆旁,被蓮蓮的同學抓住送回籠子中。黃老師出現在樓梯口,拍著手並精神抖擻地看了眼校園。第一堂課:太極。

 

  南山學校位於北京北郊,距離首都市中心需要一個半小時車程,校址設在一間農舍中。從鄉間的街道上一眼望去,低矮的農村式建築與其他田莊無異。棕灰色的牆壁,顏色與周遭的乾旱田地融為一體。農民們為了澆灌稻米和蔬菜費盡心力。學校校舍後方的景致則較為賞心悅目:在一片寬廣的庭院中,兔籠旁設置了遊樂器材、桌球桌和足球球門,不遠處還有一處人工瀑布和一座小型中國式涼亭。就連一旁的果園也是學校財產。大約八十名孩童在此接受魯道夫‧斯泰納(Rudolf Steiner)所開發的華德福教育。在沒有強制管理和課業壓力的環境中,讓學童接受音樂和藝術的薰陶,並且親近大自然。

 

  此類教育在德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已經有近百年歷史,在中國卻是革命性發展,而且不僅限於教育意義上。這群家長從四年前開始自發打造了中國第一所森林小學,不但讓自己的孩子脫離中國競爭壓力龐大的常規教育系統,而且也與中國現代社會觀念背道而馳。他們反對極端的物質主義和民族主義,力抗共產黨宣傳手段和被同化的媒體。對於孩子在進入森林小學教育後便無法進入主流求職道路,以及可能與有關單位發生爭執,家長們都願意照單全收。「官方教育體制會毀了孩子,」學校創辦人黃明雨這麼說道。「我們想要讓孩子成為快樂、富有創意而且能獨立思考的人。」在不遠的將來,這些品質可能將比隨波逐流和弱肉強食更為重要—這是家長們的夢想,使其甘冒風險,讓孩子在非主流世界中尋找快樂。

 

  第二堂課:數學。四年級教室的牆壁一片翠綠。天花板上懸掛著宇宙樣式的圓形吊燈。牆上貼著書法作品,一根大拐杖靠在教室的角落,那是班級演出的道具。這堂課的教學內容是面積計算。蓮蓮坐在小課桌前,用彩色筆在作業本上畫出幾何圖型。幾名同學和黃老師站在黑板前,還有一些人拿著量尺跪在地板上測量磁磚。課堂氣氛輕鬆。如果覺得課題太簡單,可以改用英文將作業再寫一遍,或是到院子裡玩耍。

 

  南山學校並未獲得國家承認。嚴格說來,將孩子送入這間學校就讀,其實是違反義務教育規定。不過有關當局並不會核實父母是否把小孩送去上學,而且對黃老師和他的學校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我們盡量不引起太多注意力,」這位校長說道。因此,南山學校放棄在網路上公開宣傳。少數獲得黃校長接待的記者也受到請託,不要公開這座位於北京市郊的小鎮名稱。過多的關注可能危及這個教育計畫,尤其是來自媒體的關注。當地鎮長相當支持學校的開辦,因為它吸引了富裕的城市人來到鎮上。他成為黃校長面對高層機構時的靠山,勉力在一條棘手的政治鋼索上取得平衡。這是他唯一能提供的幫助,前提是學校不要得罪強大勢力。

 

  儘管採取各種保密措施,南山學校的存在仍在口耳相傳間聲名遠播,黃校長接獲來自全國各地家長有關送孩子入學的詢問。他只能接受一小部分的學生。「從詢問度能夠看出許多家長對中國教育體制的不滿,」他說。「但我們的目標不是擴張,而是盡可能辦好學校。」如今已經出現其理念的傚仿者。

 

  黃校長心目中最重要的選拔標準是,家長必須清楚知道自己即將進入什麼樣的未來,而且做好長期接受此種教育模式的準備,學童的課業表現則不在考量範圍內。對中國家長而言,這必須跨出很大的一步。因為若想再回到正規教育體制內已是困難重重。倘若不參加為期三日的高中畢業考試,即所謂的「高考」,在現行制度下,孩子將被拒於中國大學的門外。唯一的出路是出國留學,或進入昂貴的私立學校,也或許乾脆放棄就讀大學,甘於平淡人生。

 

  魏春燕的兒子和蓮蓮同樣就讀四年級。她說:「對於這個選擇的後果,我們非常清楚。但是,對小孩子而言,如果心靈不健全,能上大學又如何?」她對這樣的結果再清楚不過。四十一歲的魏春燕可說是中國教育體制中的既得利益者。她原本在一間知名大學擔任心理學講師,直到在兩年前,她帶著兒子搬到北京郊外,以便讓孩子進入南山學校就讀。

 

  「我們自己經歷過中國的教育體制,」她說道。在中式教育體制中,孩子的童年不受重視,個人興趣和意見無法獲得培養,孩子們被教育成死記硬背的機器。如今她的先生單獨扛下一家生計,每天長途通車到北京上班。這對這一家子來說並不輕鬆,不過夫婦倆難以忍受將孩子送往公立學校就讀的情景。他們也不願屈從於社會壓力,不認為念大學便是快樂的唯一途徑。

 

南山學校的歷史課:不再從中原本位的虛構神話開始,而從西亞講起。(圖出自南山教師「一滴水」微博)

 

  「人生還存在更多可能性,比中國人如今眼界所能及的更多。」魏春燕如是說。「不過,如果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還有自己是誰,又怎麼能活出自己的人生?」

 

  其他的家長則懷有政治考量。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母親說:「公立學校會教導不符合事實的中國國家形象和歷史。」她所指的是中國歷史中的黑暗篇章,像是文化大革命或天安門大屠殺,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禁忌話題。「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夠獲知自己國家的具體模樣。」即便如此,南山學校並無法在課堂中太光明正大地反對共產黨路線。這名母親寄望的是:「當孩子學會自主思考後,他們就能提出正確疑問。」

 

  第四堂課:英文。肯尼‧普蘭克薩瑪(Kenny Prenksamar)與每位同學握手。「早安,Miss Lotus。」他向蓮蓮問好。「早安,Mr. Kenny。」她乖巧的回話。

 

  普蘭克薩瑪來自菲律賓,在中國生活長達十年,曾經在北京的名牌中學裡教書—那是一個備受尊敬而且領取國家高薪的工作。不過他並不滿足於此。這名三十五歲左右的教師回憶道:「當時主要是教導教科書內容。小孩子根本無法用英語溝通或交流。」南山學校則採取互動式教學。普蘭克薩瑪拉開了一扇屏風,讓孩子輪流躲到後頭,其他的同學負責猜猜屏風後的小朋友在做什麼。

 

  「Is he jumping?(他在跳躍嗎?)」「No, he is not.(不,他不是。)」

  「Is he kissing?(他在親吻嗎?)」「No, he is not.(不,他不是。)」

  「Is he sleeping?(他在睡覺嗎?)」「Yes, he is sleeping.(沒錯,他在睡覺。)」

 

  學校為這個班級安排兩個月的英文課,之後將換成日語課。

 

  課程的輪替是為了避免孩子對一個語言產生倦怠。「還可以這樣學語言,對我而言相當新鮮。」普蘭克薩瑪說道。「不過效果驚人的好。」

 

  在一般的中國學校中,這樣嬉笑玩樂的光景並不常見。主流學校崇尚的是紀律以及知識教學,學習樂趣並不在考慮範圍中。中國教育體制是一場殘忍的淘汰賽,競爭從小學就展開。好學生會被分進好班裡,壞學生只能被降級。成功和失敗會被公開展示:教室的座位經常是依照課業表現分配,考試成績被公布在黑板上。為了讓孩子能在競爭中生存,家長會安排課後輔導直至深夜。中國學生讀書的最終目標是「高考」。在每學年度的兩千萬名學子中,只有約一成能擠入良好大學的窄門。其他學生則被中國社會視為失敗者。

 

  表面看來,中國教育體制確實有其過人之處。二○一○年,上海學生首次參加國際學生能力評量「比薩測試」,綜合表現拔得頭籌,尤其在數學和自然科學方面更是成績斐然。這一結果震驚了許多西方國家,特別是德國。多年來,國際的教育評比結果總讓德國感到幻滅。在比薩測試的成績公布不久後,《虎媽的戰歌》一書引起空前迴響,華裔美籍作者蔡美兒在書中敘述嚴厲的教育方針,這樣的教育使她的女兒陷入委屈絕望,但卻又成就非凡。這本以回憶錄方式寫成的育兒經,發生地點不在中國,而是圍繞著美國菁英大學耶魯。不過,蔡美兒清楚闡明對中國傳統教育系統的支持,指責西方家長不給孩子制訂野心勃勃的目標是無視其潛能的行為。這本書激起了層層漣漪,許多評論家直接戳破了西方人對經濟競爭力的擔憂。西方人的自我中心意識,是否使其無視東亞更占優勢的教育系統?

 

  然而,在中國仰慕者對中式教育體制推崇不已的同時,中國人卻開始抱持強烈疑問。一個傳授制式化知識的教育系統,是否真能造就以知識為基礎的現代社會所需要的創意頭腦?還有另一個疑問是:難道孩子不需要快樂嗎?

 

  午休時間。蓮蓮和同學們坐在學生餐廳裡的大桌旁。身旁的老師帶領班級一起唸誦華德福頌辭:「麵包由穀物做成,穀物靠光而生長,光在神的臉上閃閃發亮。」餐廳大廚在大鐵碗中舀滿食物,有米飯、番茄炒蛋和菠菜,純樸但營養的家常菜色。所有材料都來自附近的有機莊園,孩子們會定期去那裡幫忙。午餐結束後,學生端著碗筷放入水槽裡,用茶粉洗滌。然後他們會到院子裡或在圖書館中看書。直到下午第一堂課開始前,還有一個小時的自由時間。

 

  在南山學校裡,孜孜不倦的不僅是學生,老師也要不斷學習新知。「我們還在建設階段,很多人以前從事的是其他職業。」黃明雨校長如此解說著。「這間森林小學對所有人都是一場大冒險。」

 

  黃校長是名纖瘦的男子,雙眼炯炯有神並且透著溫暖,近似大師級人物的光芒。在成為教師前,四十一歲的他曾在北京經營參考書及新思潮刊物出版社,這在資本主義高速發展帶來劇變的社會中擁有廣大市場,因為人們開始對本質意義提出疑問。共產黨給出的解答融合了民族主義和對發展的樂觀態度,許多中國人對此感到失望,轉而尋求外來觀點。黃明雨最成功的經歷就包括教育書籍出版,鎖定的客群是年輕父母。「那是我第一次接觸森林教育。」他當時就萌生讓孩子念這樣一所學校的願望。

 

  二○○二年,黃明雨成為父親。女兒亦恬上幼稚園後,他開始認真鑽研魯道夫‧斯泰納及其教育理念。斯泰納在二十世紀初期開創人智學,揉合了各種不同的傳統,如德國理想主義和印度靈學,歌德的世界觀以及科學發現。一九一九年,這名改革教育家在斯圖加特為華德福菸草工廠員工子女創辦了第一所學校。當年其他學校嚴格遵循人文主義的教育準則,斯泰納則提倡實踐以及強調自由的教育模式。孩子們不再被做為小大人對待,而是任其不受約束的發展。

 

  近百年後,斯泰納的許多構思進入了西方國家的主流教育系統中。不過對黃明雨等中國民眾而言,這是一個全然的新概念。二○○五年,這名出版人與朋友共同成立了一間小型幼稚園。他們租用了一間公寓,將牆壁粉刷成繽紛色彩,添購木製玩具,並且聘用了一名女老師,要求她接觸森林教育文學。幼稚園的孩子過得很開心,家長們覺得受到了肯定。每天晚上他們會聚集在一塊討論教育方針。其知識來源主要來自翻譯的教育指南,不過並非出自斯泰納本人。斯泰納的作品幾乎沒有中文譯本,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斯泰納艱澀的語言難以翻譯。

 

  女兒上小學時,黃明雨的人智學實踐過程暫時告終。當時並不存在國家教育體系外的替代方案。不過黃明雨注意到,亦恬上幼稚園時所展現的熱情,在小學校園裡快速消逝。「她是個好學生,但是在課堂上無法獲得樂趣。」這名爸爸說。思及女兒還得過十二年這樣的生活,黃明雨難以接受。一年半後,他下定決心開辦北京第一所森林小學。

 

  要找到志同道合者並不困難,因為對中國教育體制的質疑聲浪正在擴散。但是甄聘合格教師卻不容易。因此,黃明雨毅然決然做出決定,將出版社的經營交給妻子,自己擔任教師工作。

 

  他又另行聘請了音樂、藝術和語言教師。此外,黃明雨與其他國家的華德福學校展開聯繫,邀請教育學家教導他的團隊一些無法自行在書本上學習的知識:例如動作藝術「優律斯美」(Eurythmie),或在華德福教育中擁有悠久傳統的北歐神話戲劇。

 

  黃明雨的第一個班級共有十一名學生。從第二年開始,學生人數已經增加至二十人。自此之後,每年又會增加相同數量的學生,因為學校的年級數不斷增長。教學資金來自學費,黃明雨無意藉此獲取利潤。家長每年繳交三萬五千人民幣的學費,只有富裕的中產階級家庭才可能負擔得起這筆費用。不過,被中國家長視為國民教育替代方案的國際學校,要價可是這裡的四倍。

 

  為了避免學校成為有錢菁英人士兒女的聚集地,黃明雨還通過人脈,在中國貧困地區招收學童,為其提供免費教育,並讓這些孩子寄宿在同學家中。其中一名學童就是蓮蓮,她與黃明雨的女兒住在一起。蓮蓮的老家在貴州,來自少數民族侗族,在他們的傳統中,孩提時便要為自己選定一棵樹木做為自己死後的棺材材料。黃校長說,讓蓮蓮就讀南山學校,目的並非救濟貧困,而是盡可能讓不同背景的孩子玩在一起。畢竟多數的學生來自城市家庭,與自然相處的經驗遠不如鄉村小孩。「他們從蓮蓮身上學會如何爬樹或對待小動物。從各個角度看,這都是巨大的財富。」

 

  午後:直笛課。音樂教室的風格就像奇幻電影裡的騎士大廳。牆壁是用粗獷的天然石塊堆疊而成,牆上有座大壁爐,教室中央有棵樹。兩年前學校進駐此地前,這間風格奇異的教室前身是經營不善的鄉村俱樂部。

 

  孩子一起演奏民謠,接著張老師分給每人一張樂譜,讓學生個別或兩人一組在教室的不同角落練習。「聽好囉,」張老師為蓮蓮彈了一段特別為她選擇的莫札特樂曲。如同其他教師,張老師來到南山學校也是因為理想使然。這名近三十歲的男老師曾就讀於北京音樂學院,原本可以在優秀的公立學校教書,掙更好的薪水。「但是中國小孩學樂器,多數是為了申請學校時加分。」張老師解釋說。「在這裡,音樂純粹是為了樂趣。」

 

  南山學校在中國還只是個小眾現象。不過從二○一二年《我不原諒》一書在中國的出版不難看出,民眾對傳統教育體制的質疑充滿爆炸性威力。二十二歲的作者鍾道然在書中對學校生涯做出嚴厲批判。他在書裡有段話寫道:「小學拿走了獨立價值觀,中學拿走了自主思考,大學拿走了理想夢想,自此以後,我們的腦子就像太監的內褲,裡面什麼都沒有。」這本書的問世投下了一顆震撼彈。中國的中學生開始示威抗議,質疑教師的權威。書迷在網路上成立了粉絲俱樂部。

 

  當「我不原諒!」開始被年輕學子掛在嘴邊,成為抗議學校的口號後,教育部不得不介入,將該書列入黑名單。中國政府極力防止認同危機造成青少年偏離數千年來促進中國社會發展的美德:勤奮向學。

 

一本「90後」寫作的憤怒之書,成為某種對時代與教育的標記。

 

  如今中國的主流教育圈中也出現呼籲聲浪,要求重新對集中控制的教育系統進行省思。不過共產黨在短期內從善如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歸根究柢,數百年來,中國嚴苛的科舉制度就是對社會正義的一種保障,它賦予了窮人和富人平等機會—至少理論上是如此。與此同時,與全球各地無異,中國城市裡富裕人家子弟又占盡優勢,因為他們能上得起最好的補習班。

 

  黃明雨說:「我知道,在這個國家體制內,有很多菁英份子與我們有同樣的擔憂。」不過他無法坐等教育機構由內而外進行改革。他的女兒亦恬和養女蓮蓮需要的不是幾十年後的好學校,而是今日的良好教育。

 

  下午四點。孩子們從運動場魚貫走出校門,迎面而來的是等待孩子放學的家長。不是每個學生都願意立刻回家。蓮蓮和幾個同學在玩跳繩。教音樂的張老師踢著足球來到球門前起腳射門,瞬間眾人便嬉鬧成一團,學生、家長和老師都玩在一塊。誰知道南山學校的孩子會有怎樣的未來。至少此時此刻,他們幸福愉悅。

 

 

(本文為《二十一世紀的烏托邦: 17個實踐美好生活型態的新選擇》部分書摘)

 

 

書籍資訊

書名:《二十一世紀的烏托邦: 17個實踐美好生活型態的新選擇》 Völlig utopisch

作者:馬克‧恩格哈德 [編] (Marc Engelhardt Ed.)

出版:健行

日期: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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