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加倍佳覺得自己是西班牙品牌，應該找西班牙之光重新設計商標和包裝，於是邀請達利為加倍佳設計新款商標。直到現在，加倍佳官網仍自豪的標示品牌商標是達利所設計。

「應該要再努力一點的。」在《血橙》裡，我感覺自己最常看到的句子就是它了。女主角艾莉森的丈夫卡爾失業，讓艾莉森不得不挑起養家重擔，重新披上律師袍、戴上刺癢的假髮，重回顛倒是非的刑事司法戰場。這不是一份輕鬆的工作，每天從助理那收下的粉紅絲帶綑起來的文件，都是在期待她能翻轉自己人生的委託人。她拚命的工作、賺錢，但肩上的沉重擔子非但無人分憂，還只是越來越重，因為她在外頭做得越好，變成「男主內」的丈夫卡爾就會更不滿足。

以精神分析的觀點而言，主體、父親及母親三人即構成一個伊底帕斯三角關係，主體終其一生所需面對的創傷多來自於此三角關係。Pinky跳樓後的性格轉變、尤其是與Edgar之間的曖昧關係，顯示了佛洛伊德所說的潛意識衝突：女兒藉由模仿母親的行為以獲得父親的喜愛，父親是女兒及母親共同爭奪的對象。

長期關注司法議題的李家驊導演，這次以《我的兒子是死刑犯》深入探討死刑議題。李家驊以在監獄服刑的A、陳昱安殺父案及鄭捷案，三起死刑案件作為論述的中心。採訪對象遍及律師、高等法院法官、監所管理員、廢死聯盟的法務主任，甚至包括意想不到的冤案受害者蘇建和等。電影一開始，映入眼簾的是來來去去的雙腿、缺乏情感的廣播聲，再加上一雙刺青的雙腿，以及監獄的高牆風景，漸漸的把焦點帶進監獄之中，也帶出電影的主題：死刑犯。

《大西洋》記者阿曼達‧穆爾判斷，最近反種族歧視運動與武漢肺炎造成的失業潮脫不了關係，而全球疫情造成的收益損失，又反過來逼迫主流時尚產業龍頭正視消費者所發起的抵制活動（時尚界長期拒絕回應，以彰顯自身的尊貴）。一時間，「美白肌膚」、「燙直頭髮」、「購買白人名模代言的名牌包」變得不再理所當然，而產生可以質疑的空間。

一九七○年代初期，密西根州有一家保齡球館推出一個廣告，標語是：「盡興地玩，今晚打爆你老婆。」這反映出家暴在當時被視為常態。受虐婦女經常被別人問：「你做了什麼惹他生氣？」社工力勸婦女留在有暴力傾向的男性身邊，說這是為了孩子好。醫護人員包紮傷口時不敢看受害者。安全的庇護所非常罕見。接到家暴的報案電話時，員警有時會嘲笑受害者。他們很少將施暴男性帶離家中。警察通常使用「柔性勸導」的方式，目的是緩和緊張情勢。有一州的警察指導手冊就建議員警，「不要太嚴厲，或者批評別人。」

「外國的男人都很好，」穿著亮麗衣服，笑瞇瞇的媒婆說。同樣的話語或許也曾進入阿紫的耳朵裡，除了要下田，還要接一些不固定時段的蚵田工作，她可能得天未亮時就得出門，天已暗時人還在外面。她的老公抱怨她「沒有顧這邊的家」，她的婆婆說她「像牛一樣笨」，她的大伯喜歡使喚她服侍，然而無論如何她不願回越南。

尼安德塔人生活的時代很艱難：冰河時期在歐亞大陸西部的狩獵採集者，必須依靠獵捕猛獁象、野牛和其他兇悍的野生動物才得以勉強活下去。自從2010年的「尼安德塔人基因組計畫」，科學家發現部分現代人身上傳承著過去一度認為已滅絕的尼安德塔人基因，但這究竟意味著什麼呢？有些研究指出，尼安德塔人的基因不少是因為不利於生存，逐漸在演化過程中被淘汰。最近的研究則顯示，帶有尼安德塔人的基因可能讓人對痛覺更加敏感。

就像人一樣，書本也有靈魂與身體。我們先不提靈魂或文學價值；身體，也就是外框或封背，少了它，書本的內容就毫無用武之地，而這也正是裝訂工的特殊責任。基本上，他會產出書本；他決定了書本的外型與裝飾，診療它的症狀與腐朽狀況，並頻繁地在它死亡後進行解剖。

紀錄片《凝視蕾妮瑪莉佛森》的片名讓人想起另一部關於「凝視」的紀錄片：《凝視瑪莉娜》。兩部片的核心及母題截然不同。然他們的中文片名中都包含著「凝視」二字，表明了兩部片之間以「凝視」作為橋樑、作為共通的特質。

在美國憲法第十九修正案（任何一州不得因性別而否認或剝奪公民的選舉權）批准的一百年後，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發現，大多數美國人支持性別平等，而支持的人中有不少「並不認為自己是女性主義者」，這個訊息該如何解讀？

英國獨立記者哈莉特‧威廉森最近發現一個問題：媒體業越不景氣，藍領家庭出身的子女就越不可能進入這個產業。不是因為他們發現此行前景黯淡不願挑戰，而是自己的經濟條件需要立刻就業，導致根本撐不過無薪實習的階段。這使得媒體的觀點越來越單一，因為只有在私立學校受教育、出身富裕權貴的特定階層（白領與白人）才能進入媒體業。最終，精英階層不僅主導著政經界，更掌控了整個國家的輿論走向。

到了十九世紀，被稱作「地下鐵道」的秘密逃亡網絡逐漸成形，如葉脈浮現於葉面般錯綜複雜地交織延伸，在由非裔奴隸的血淚寫成的美國歷史黑頁上閃現著隱然的光芒。「地下」指的是地下抵抗運動，「鐵道」則為交流暗號。「地下鐵道」並不是字面上所指的有形的鐵軌和火車，而是協助奴隸逃往自由州或加拿大的秘密路線網絡，包含了會面地點、秘密路徑、避難所和廢奴主義者的支持與協助。在非裔美國作家柯爾森．懷特黑德榮獲2017年普立茲小說獎和2016年美國國家圖書獎的作品《地下鐵道》中，他將「地下鐵道」的概念具象化為真實存在的秘密逃亡鐵路，成為這本參照糅合大量史實的小說中最魔幻的部分。

起初翻開郭強生的《尋琴者》，是好奇男男之間若有似無的羈絆，和他們之間的火花。看完後，我才發現它像是一部公路電影：40多歲的調音師是本書的敘事者，在因緣際會下和60多歲的林桑結識，結伴走訪紐約「尋琴」。

皮尤研究中心對34個國家約38,000人進行的跨國普查發現，不同國籍、不同經濟收入的人，對「宗教信仰是否與良好道德有關」具有非常不同的看法。越是富裕與平等的國家，越傾向認為即使不信仰神，人也有能力向善。調查顯示，相對富裕與相對貧窮的國家和階層之間存在巨大的「信仰鴻溝」。

「我就像是用自己的音樂生涯打一場牌局。重點不在有沒有破銷售紀錄、被葛萊美提名或賺很多錢。對我來說真正重要的是創作這件事，這是一場牌局——但這是一場非常嚴肅認真的牌局。」

寂寞的母胎單身的英國經濟學者彼得·巴克斯沒有女朋友，朋友都知道原因出在哪，他自己卻不明白。所以決定計算在他的居住地英國，究竟有多少適合他的理想對象。經過一番思考，終於想出一個假說：「找到真命天女和在銀河系發現外星人的機率相差無幾」。於是，他使用一九六〇年代由法蘭克·德雷克博士提出的「德雷克公式」。這是什麼？簡單說，就是一種可以「預測出宇宙中能與我們通信的外星人數量」的公式。透過這個公式，彼得計算出英國有可能與自己發展出戀情的女性人數，所以也被稱為「約會公式」。

電影一開場接到朋友求救而踏上旅程的菲利普所聽的廣播，還有他的碎語便已經說明了背景。這是個歐洲大同的時代，邊界被取消，語言被混雜，一條大路直直嚕，一台小車直直開，一次又一次的圈入與圈出告訴我們這一趟旅程的漫長，卻也告訴我們這一趟旅程的均質化。既然在哪裡都是一個樣，那麼到哪裡也就不重要了。既然如此，旅行的意義剩下什麼？世界變大了，但卻沒有變得更加寬廣，因為世界被變成一樣的模樣。

我們對於電影的情感是複雜的，當我們想起電影，或者嘗試去評論一部電影，總是無法單單純純的就其文本內部斷言，因為每一次的電影欣賞都有每一次的時空背景，如同當我們談論電影，電影是膠捲或數位拍攝的也會有差異，而跟誰看電影在哪裏看自然都也會有差異，種種的差異構成了名為電影院的電影身體。你甚至可以說新天堂樂園不只是那一間電影院，而是整個多多的家鄉，因為他的電影啟蒙與電影經驗與他的家鄉經驗，早已密不可分。

大部分人每天早上醒來就會立刻滑手機，查看全世界正在發生的事情。這些事情能激起我們內心的情緒，我們偶爾也會隨著情緒行動，從而實現想影響世界的欲望。但整個「儀式」中有哪部份是真實的嗎？事實上，我們所體驗的並不是現實世界，而是媒體；當我們做出反應時，我們不是為現實世界付出行動，而是在媒體上採取行動，我們只是透過滑動螢幕與媒體直接進行互動。法國社會學家尚‧布希亞對於這樣子的未來，他不會感到意外。早在約40年前，布希亞預見了今天「現實如虛擬」的世界——真實世界具有虛擬世界的性質，並不如一般人所想的那麼「真實」。

「男人的差別最多是天堂和人間，但最好和最壞的女人差別是天堂和地獄。」書中瑪格莉特母親的貴婦好友引用了這句諺語，但當「最好的女人」可能是一種折磨。瑪格莉特只有在監獄是自由的，回家便必須嚥下性向的祕密、喪父的哀傷、對自由的渴盼，還要應母親要求，當個合格的女主人操持宴會，上流階級對女性的種種規範禁錮著她。

社交恐懼症、強迫症、重度憂鬱症、邊緣型人格障礙、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和焦慮症都是描述心理健康問題的「標籤」，但以上這些是有用的「疾病」名稱嗎？臨床心理學專家梅麗莎‧布萊克認為，目前人們分類精神疾病的方式，有點像是把流行性感冒分為「咳嗽失調」、「高溫失調」、「流鼻水失調」，這些標籤本身是對的，但如果不整合起來幾乎無法知道該怎麼治療。因此，她主張以「跨診斷模型」來統合精神疾病的臨床治療。

《雖然是精神病但沒關係》中將該部電視劇打造為暗黑童話敘事。女主角高文英在劇中曾表示：「童話是將現實世界的殘酷與暴力，悖理違情描寫而成的殘忍幻想。」然而童話的本質到底是為何？瑞士分析心理學家榮格（Carl Jung）將童話視為人類集體無意識的再現。無論是在童話、夢境亦或是神話中，都有著某種相同意象，榮格將此稱為──「原型」。

日出、日落與午夜大約就是一天的組成了，而這分別是三部曲《Before Sunrise》、《Before Sunset》與《Before Midnight》的片名，組合起來正是完整的一天，也同時對應到角色 Jesse 與 Celine 間的愛情樣子：一天，就是愛情所需的所有時間，其後的一切，都是這一天的延續。

娜烏西卡是大家的女神，對各種立場階級懷著慈悲諒解的心；我們則比較像庫夏娜，帶著無法改變的過去及立場做選擇。庫夏娜與娜烏西卡相遇後，允許、觀看、幫助娜烏西卡，在神、人、蟲的爭鬥中，庫夏娜在有限的選擇裡向娜烏西卡逐漸靠近。如果說娜烏西卡是難以達成的理想版，庫夏娜就是現實中的實踐版。

作家安‧紐曼探討了資本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如何確保女性薪資必然少於男性，好讓女性覺得生孩子的個人經濟損失也沒那麼大，並且更加依賴男性的「養家能力」，即使遭到家暴也無法輕易離婚，因為她們在經濟上離不開另一半。她認為這是個圈套，因為如果打從一開始就不生孩子，也不用思考怎麼帶著孩子還能自食其力。紐曼說：「不要懷孕！這是離過婚的父親給我最重要的建議。」

然而，要說到利用網路優勢的性別運動，便不可忽略早在2013年就出現的德國 #Aufschrei運動。兩者之間有許多共通點，不僅平台都是推特，也同樣都是被性侵犯醜聞所引發：2013年1月24日，擔任記者的辛姆萊希於《亮點》周刊發表了名為〈男人的垃圾話〉的文章，指控自由民主黨政治人物布呂德勒對其性騷擾。辛姆萊希描述一年前在訪問布呂德勒的過程中，對方不僅用輕挑的言語騷擾她，還親了她的手，甚至盯著她的胸部說：「你穿起 Dirndl（巴伐利亞的女性低胸傳統服飾）一定很好看。」儘管這篇文章與相關報導引起了軒然大波，但布呂德勒堅持不道歉。他甚至還在一年多後出書表示，自己所受到的批評不公正。

澳洲智庫「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於2020年6月17日發表的報告指出：多年來，中國警方不斷在中國境內採集男性與學齡男孩的DNA樣本。中國政府的目標是採集與儲存約全國男性人口10％的基因數據（也就是7000萬人），只要得到這些DNA數據就能構建出全中國男性的基因關聯，總人數達到約七億人。中國政府宣稱，基因數據庫有助於打擊犯罪，因為大部分追蹤的罪犯為男性。但這份報告將此舉描述為中國政府深入掌控社會的一部分。科學家與人權專家也表明，蒐集完全沒有犯罪紀錄的人的基因數據庫是前所未有的舉動。

《他人》這書大概是近年讀過性別議題的小說裡，面向最複雜的，甚至可以說是性別議題的殘酷競技場，約會暴力、性侵、酒後撿屍、性病、家內性暴力、自殺自殘、權力不對等的性騷擾、父權社會、男尊女卑、重男輕女的家庭觀、學院裡的性別天花板與為著往上爬不擇手段的博士生、助紂為虐的假女性主義者副教授……讀完真的很驚愕，這樣一般厚度的小說裡，到底能裝下多少苦難？本書用多重敘事角度，讓讀者能更全面知曉「她們都經歷了些什麼」。

電影裡有許多空景，那是監獄的牢房、走道、會客室，構成了一種空洞，這是人消失前最後佇留的地方。同樣消失的還有片中受害者家屬還有受害者的觀點，我們只看到鄭捷的父親在媒體的包圍下，用自己的肉身不斷的開出一個下跪的空間，向整個社會道歉，直到氣力放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