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朗伊斯法罕一份古老手稿中，最常出現的主題是惡魔拜訪睡著的人類，然後做出一些奇怪的舉動，例如拔牙、挖眼，以及舔腳。

伊利亞蘇萊曼在巴勒斯坦三部曲的拍法，是刻意去除古典敘事的三幕劇結構，將解說性臺詞降至最低，在寫實電影的基礎上達成敘事的精簡化，再以多名角色作為影像的核心述說他們的故事，最後在電影中加入荒謬的敘事手法，諷刺、鞭笞、調侃人際間的衝突與人世間的紛爭。這些富有戲劇性、突然衝進原本敘事結構的荒謬情節，稍稍舒緩了電影敘事結構的鬆散，增加了電影本身的戲劇性，這樣的手法運用亦是蘇萊曼欲鬆綁寫實與戲劇分野的巧妙一手。

風暴過後，還剩下什麼，又帶走什麼。這麼直率的電影名稱，很顯然地用一種吊人胃口的姿態吸引著觀眾的注意，把一對令人稱羨的幸福夫婦所面臨的腥風血雨，用一種強而有力的對比設定，揪起觀眾的好奇與批判感，並試圖剖析他們如何在道德束縛下，對抗與迎戰內心的心魔。

許多人深信成功者必須具備熱情，熱情不但讓挑戰變有趣，還賦予超越他人所需的毅力。但研究表明，熱情似乎不是成功的必要因素，其中一個反例是學業成績。我們可能以為成績好的學生應該對學校教育充滿熱情，進而用熱情來片面解釋為何有些學生成績好，有些學生成績差──但這是錯的。研究發現，學生的課業成績表現其實跟他們對學校教育的態度毫無關聯，即使學生對學校毫無熱情也能有好成績。

「那時我們負債累累，我感覺身處在一個夢境裡，無論我們再怎麼努力追求也永遠不會實現，這些情感全都注入了〈Sweet Dreams (Are Made of This)〉裡。從第一行開始，這就不是一首快樂的歌，而是黑暗陰鬱的。我感到非常脆弱，而這首歌也表達出我那時的感受：絕望與虛無。」

太陽一直都存在，不管有沒有感受到它、不管白天或黑夜，它都在那兒。需要陽光之時通常覺得溫暖宜人，不需要的時候就顯得刺眼，甚至需要陰影來閃避它。人若永遠受到陽光的照耀，其實就和永遠處於黑暗之處一樣，百害而無益。哥哥阿豪和弟弟阿和看起來是截然不同特質的孩子，人生際遇南轅北轍，不過他們其實是一樣的：都需要父母的理解和看顧，需要對父母說出內心話的空間。

劇中有兩位來自對立家族的留學生戀人嚴一朗和林娟娟，他們返抵臺灣，但苦於兩方家族無法和睦相處。他們的煩惱映襯在熱鬧的廟會歌仔戲表演中，而讓兩人顯得像是臺灣版的羅密歐與茱麗葉，羅密歐與茱麗葉正是在一場舞會上相遇。正因為廟會是地方重要的慶典，兩個村莊同時延請了高水準的劇團「双雲陞」前來鬥戲，双雲陞裡兩位歌仔戲演員貴雲與雲嬌的情感糾葛也同樣是故事重要的看點，貴雲與雲嬌都是女性，卻有著不足為外人道的情愫，兩人的情感默默地透過由清代李漁戲曲《憐香伴》改編的戲中戲劇碼《憐香惜玉》烘托出來。

2009年，紐約市法院傳喚輕罪犯應訊的數量達到巔峰，每年超過32萬起。儘管數字這幾年來有所減少，但紐約市的司法系統仍然負擔沉重，地方政府也開始思索其他的可行辦法。「重置計畫」於2015年啟動，目前適用於紐約市的三個區，它是司法與布魯克林博物館合作的初期轉化程序，旨在透過藝術課程引導輕罪犯重新檢視自己的錯誤行為，以藝術挽救誤入歧途的年輕人，並使他們擺脫前科紀錄的恥辱和影響。

頗負盛名的美國書評作家、新聞工作者、大學退休教授蓋瑞‧威爾斯在《紐約書評》撰文回顧了自己過去歧視女學生、隨同事一起歧視女性同儕，以及他所見過的性別歧視，並做出他的詮釋與懺悔。

或許是因應史蒂芬金的喜好，或者導演自己的習慣，又或者是市場的需求，《安眠醫生》充滿了大量的對話與情節，保證觀眾能夠清晰的理解本片的設定，不會有「看不懂」、「太藝術」的問題。這就與《鬼店》緩慢且令人不安的節奏完全不同了，比起《鬼店》緩慢醞釀與之後的劇烈爆發，還有中間穿插不不少日常生活的展示，《安眠醫生》在情節設計上更重視速度感，降低了生活感，具有許許多多的轉折，並不隱藏自己的血腥。

「妳有被喜歡的人深深抱住的經驗嗎？」夢馬搖搖頭。「是嗎？那等妳有了經驗之後，我再來幫妳看稿子。」說完便將原稿交還給夢馬。這就是夢馬開始探索性愛的契機，也是性的啟蒙。她是女性，又是身障者，夢馬在尋求慾望的過程中總無法像一般人那樣順利。

1995年，一位北京的大學女生無故病倒，全身劇烈疼痛，頭髮甚至還掉光了，爸媽心急如焚，將她送到最好的醫院，卻查不出病因。眼看這個女學生已經離死不遠，她的幾位高中同學不願意放棄希望，透過BBS系統把女學生的發病詳情以英文傳到全世界，懇求有其他國家的專家學者能夠提供治療線索。沒過多久，從世界各地都傳回了類似的判斷：「鉈中毒，快給她普魯士藍。」

沒有屍體，親屬不會知道親人是死是活，就像一齣沒有結局的故事，只能徒勞的期盼奇蹟發生。由此產生的情感痛苦是一種心理折磨：在賽普勒斯，暴行的受害者被藏在井裡，而在波士尼亞，屍體被從懸崖扔下。法醫考古學家與人類學家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運用他們的專業技術協助親屬找尋並確認死者的身分，揭露更多的暴行證據。

一個地方以許多方式留存於人們的記憶之中，視覺上或許是獨有的景色，是山林河流，是與傳說相伴的風景；在觸覺上或許是悶濕的風附著於肌膚帶來的塵土，是乾冷的空氣啃咬後的鼻腔，在聽覺上或許是某個特定的呼喊，在特定時間會出現的小販或響聲；在嗅覺與味覺上，或許是某個土產代表的濃濃懷香。

「斯瑪奇」這隻加拿大貓是近年在網路爆紅的「女人吼貓」迷因的來源，最初照片註解只寫著「他不喜歡吃蔬菜」。2019年，一名Twitter網友突發奇想，讓《比佛利嬌妻》的泰勒‧阿姆斯壯憤怒地對著挑食的斯瑪奇嘶吼。隨後，一個迷因就這樣誕生了。各個論壇的網友開始為照片配上各種註解，而「女人吼貓」迷因也以繪畫、漫畫、角色扮演等不同形式出現，

電影開頭時，「新聞媒體存在意義是什麼？」女主角吉岡如此自言自語著。在現今資訊爆炸的時代，媒體間競爭更為激烈，為爭取廣告收入、點閱率，媒體利用聳動標題、吸睛照片，甚至是剪輯過的片段事實做新聞。這是新聞媒體存在的意義嗎？

雖然神經性梅毒和歇斯底里通常被視為相互獨立的疾病歷史，但羅珀和伯勒爾明確表示，它們之間存在許多方面的關聯。舉例來說，這兩種疾病剛開始都被誤認為其他疾病的「偽裝」，或是互相誤診（梅毒被誤認為歇斯底里，反之亦然）。但更重要的是，性——以及對性的焦慮——在兩種疾病上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十七世紀時，吉他在王公貴族宮廷裡的演奏家和作曲家手中孕育而生。製琴師克萊夫‧蒂特馬斯寫道：「巴洛克吉他與今日熟知的現代六弦吉他（或經常使用的七弦和八弦吉他）很像，只有調音方面的不同。現代吉他是男中音／男高音……而巴洛克吉他屬於中音樂器，尺寸大約跟中提琴差不多。」

在臨床心理學和精神醫學中，精神分析很大程度上已經失寵了。總的來說，臨床心理學將研究和實踐方法建立在自然科學的經驗模型之上，精神醫學越來越穩固地紮根於生物醫學。兩者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神經科學的發展。但是，精神分析思想在大學的人文學科（特別是文學系、電影和媒體課程）繼續蓬勃發展。西方文化繼續被精神分析思想所滲透。

松鼠的記憶究竟能記多久呢？「動物學家發現，松鼠愛秋天大約會收藏掩埋一萬枚松果，到了冬天可以成功挖掘出四千多枚，可見松鼠擁有良好的記憶力。」但換做人類，如果交往十任女（男）友，只記得五任，則會被人譴責薄情，截然不同的理解，拋出了個惹人思考的思維命題。

以終結者以外的科幻作品視野來看，本片述說的並不是什麼新穎的宗旨，但就「終結者系列」而言卻有不少新意。除了懸疑設置妥當，劇情節奏快速外，還安排了大量的打鬥與逃殺場，更重要的是將世界觀打開，也會方便之後作品的創作。以美墨兩國及美墨邊界演繹故事，將「未來」拉回「當下」，也說明了科技問題不再是未來問題，而是當代必須處理的議題，包含大數據資料庫、全球網路、全面監控、無人機……。《終結者》不再是個聖母生子救世的基督教式故事一再重述，而是人人都是莎拉康納的時代。

核分裂的發現使核彈與核電廠變為可能。曾有一段時間，物理學家深信像鈾這麼重的原子不可能分裂成兩個。但在1939年2月11日，一切改變了。當時《自然》期刊主編收到一封信，信上詳細描述了核分裂的過程，物理學家莉澤‧邁特納與助手侄子奧托‧弗里施在這封信裡對核分裂做出了物理解釋。這是核子物理學界的一次巨大進展，但時至今日，莉澤‧邁特納的名字仍默默無聞，幾乎被世人遺忘。她被排除在這場重大發現之外，只因她是猶太女性。

貓的形象是如何遊走於「可愛無害」與「殺人狂貓」之間呢？評論家認為貓在恐怖題材的角色源於兩種截然不同的目的：製造緊張氛圍，以及復仇的道德借鏡。

無造作的紳士總是以一種無可奈何的態度面對生活中所有事，認為自己無法改變這樣的狀況，而說「這有什麼用？」這是法式幽默也影射創作者賽吉‧甘斯柏本人，曲調雖然輕快卻帶著哀愁，由他的情人所唱更顯示出無奈，似乎預言這段感情的終結。歌詞中一直重複著：「這是一個什麼都沒有用的人，一個悲傷幽默的製造者。」

「人類從歷史學到的唯一的教訓，就是人類沒有從歷史中吸取任何教訓。」《大權在后：前第一夫人伊美黛》的話題沈重，卻又不會拍的很沈悶，反而是富含幽默與嘲諷，並在幽默與嘲諷間，沒有失去自己的方向。這是關於菲律賓逆襲而來的黨國母親，伊美黛以母親的身分所策劃的「重返榮耀」行動，而一切隨著杜特蒂上台就緒。

家中時不時會出現老鼠，對一家人來說是令人厭惡的存在，他們買了老鼠藥，女僕卻徒手抓它。老鼠藥後來成了這家人威脅女僕的工具，他們把她視為老鼠，在進門之際她就抓住了自己，她勾引男人讓自己陷入困境。夫婦的女兒是個跛子，男人買了一隻松鼠給她，告訴她即使牠被關起來也要讓牠鍛鍊身體。對他們來說這間房子是最重要的，不論你的本質適不適合這裡，你都得改變自己去迎合它，這個女孩就代表了中產階級家庭陰暗的一塊，他們看似幸福美滿，卻仍在時代的轉變中掙扎。

人們只會在「犯罪者是白人」的時候認為是受到暴力電玩影響，當犯罪者為有色人種的時候，電玩遊戲突然變得不重要，因為有色人種對他們來說「本來就容易犯罪」。

我們可以在嘈雜的房間裡彼此交談，或是從雜亂無章的雜物中找到鑰匙。儘管周圍有其他大量的資訊刺激感官，但我們仍能專注於眼前重要的事物。神經科學家過去認為注意力就像舞台上的聚光燈，沒有照到的地方陰暗，而照到的地方明亮顯眼。但越來越多的研究發現剛好相反，大腦其實是用「過濾」的方式先批次篩選掉不重要的事物，使我們注意到重要的事物。也就是說，大腦是在「抑制資訊」而非「增強資訊」。

卡繆的小說《異鄉人》中，主角毫無理由的殺了一個阿拉伯人。他並不認識這個阿拉伯人，不知道對方的名字，也沒有任何的深仇大恨。他的殺戮既沒有意義也沒有理由，主角因為自己對於世界的冷漠無感而被判處死刑。七十年過後，卡梅‧答悟得寫了一本小說，宛如鏡像一般，從本該無名無姓被殺掉的那個阿拉伯人兄弟的視角，說了另一個故事，稱為《異鄉人：翻案調查》。這本小說不僅在阿爾及利亞暢銷，也引起了法國人的關注，卡梅‧答悟得因此獲得龔固爾首部小說獎。《異鄉人：翻案調查》如今已經翻譯成37種語言。

人們都說沒有什麼會維持不變，甚至從而延伸出了世上唯一不變之事就是世事恆常在改變，但當我們身處其中之際，甚至夾在時代更迭的交疊之時，能深刻保有自我的人少之又少，有人急著往新時代奔去，有人舉起螳臂而後被無情地壓碎。《擺渡之歌》探討這個簡單卻困擾人們長久的議題，優美得好似宇宙一切華光都集結於此的畫面，百年前的日本農村揭開了這一哲理的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