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啊，那就離婚吧。」他說。「不過呢，到時候我會把妳和妳爸媽還有兩個小孩統統宰掉。」女兒坐在他膝上看圖畫故事書，他說完這段話，摸了摸女兒的頭，接著說：「我不是開玩笑。既然失去了一切，區區這種事當然做得出來。我絕不是那種厚著臉皮夾尾巴逃走的人！」女人止住哭聲，直視著他問說：「為什麼沒有任何理由竟能做得出那種事呢？」「理由？那種玩意等宰了以後再想就行啦！」

現實不斷的惡化，如同莎瑪的眼睛，人性的美好如燭火，在大環境裡令人動容但無濟於事。拉斯馮提爾用這樣的方式，來展現當火車不斷往懸崖下墜落時，裡頭人們越是頑強，越是充滿希望，越使得這一切令人難以直視，這樣下墜的橋段不禁讓人想起《撒旦的情與欲》開頭下墜的小孩，又如在《傑克蓋的房子》裡作惡多端終墜入地獄深淵的傑克，都是被攆出天堂墜落地面的墮落天使形象。

電影是一簡單的劇本，男人與夥伴臨時受命，限時奔赴戰地前線傳遞撤退的指令，以免我軍落入敵方陷阱。這趟任務、一場英雄旅程之初，角色和方向就定了調：主角隨身攜帶充飢的食物、對任務的可行性存疑，同袍讀著遠方捎來的音信、憂心身在前線的手足安危……自此，故事的戰爭之旅順勢發展為：支撐人們穿越戰火、度過危難的力量為何？男人本持的生存慾求和同袍象徵的信念招引、兩造衝突彼此依存，何者為要？

世界上有很多億萬富翁聲稱以「雙贏」的解決方案對抗不斷惡化的貧富差距。然而，金字塔頂端的成員或許深信這個觀點，但美國作家阿南德‧古列達拉達斯表明，所謂的「雙贏」純粹是天真的幻想：因為無論出發點多好，除非掌握權力或財富的人放棄掉一部分，否則根本不可能改善其他人的處境。

媒體或出版社總習慣使用顛峰之作來稱讚《惡人》，而我卻私心認為吉田修一真正的顛峰是2009年出版的《橫道世之介》。但即便文學如此主觀，我卻也不會否認《惡人》是吉田修一的代表作。連他本人也在2008年中文譯本的扉頁上自信十足地說：「出道十年來，這絕對可以稱得上是自己的代表作。」

曾幾何時，人們認為合成器的聲音新奇而獨特，能激起強烈的情緒反應——憤怒、恐懼、笑聲。一位德國音樂學家在1954年抱怨，合成器的聲音讓他想起「狂吠的地獄犬——這些聲音源自沒有人類、只有惡魔存在的世界」。

「就像是烹調羊肉，你不覺得應該根據時間或內容，來變化繪畫的主題嗎？就像是擺盤時，可以把羊肉放在盤子的旁邊、上面甚至底下？」費雪說道。然而，面對摯友的建議，畫家康斯塔伯僅僅回覆：「謝謝你，我心領了，但我認為繪畫主題就像是釘釘子，我只在乎釘子是否釘進對的位置。」

過去十年，美國沒有任何一個月的經濟衰退，當美國經濟發展到有史以來最富裕的時期，中產階級的人數卻減少了，壽命也縮短了：很顯然，一整個世代的人落後了。2010年代的核心經濟動態是，無論市場表現如何，無論經濟擴張持續多久，無論經濟增長多少，大部分的家庭都在苦苦掙扎。這是一個讓美國對於經濟增長能做什麼、應該做什麼而緊張的十年，因為對許多人來說，這十年的感覺糟透了。

披著傳統舞蹈的紅袍站在主考官面前的Merab，儘管扭傷的腳踝仍未痊癒，他的眼神卻比片中任何時刻都還要澄澈清亮。看著最後這支長達一分半的舞，我無法不想起那個在岩井俊二的鏡頭下用紙杯當舞鞋的愛麗絲。那些痛到出血也不停止的旋轉，主考官翻袖而去仍持續敲響地面的跳躍，是此刻最真實的Merab。離席的人不懂也罷，陪他走進試場的Mary懂就好；一直看他練習也沒有中斷伴奏的樂師也許懂，那默默看到最後的老師懂嗎？或許吧，但那都不再重要了。他只想盡情地感受一次，沒有那些枷鎖負重的自己，究竟極限在哪裡？究竟那個不用扮演既定角色的自己，會是什麼樣子？

人為何會想攀登高山？或者說，山為何如此令人著迷、吸引人不斷群聚攀登？人面向山的關係由懼怕、猶疑、排斥開始編織，最終成就於壯美、感嘆或敬畏，在此發展過程中，山成了人面向的開闊鏡面，從中看見最純粹自身：於此種種，都可以在羅伯特．麥克法倫的《心向群山》尋到痕跡斑斕。

「熊貓、猴子、香蕉，請選出其中兩個成組的項目。」有些文化的人會選熊貓跟猴子，有些文化的人會選猴子跟香蕉。不同的文化帶來不同的心理學研究結果，也產生了不同的精神疾病症狀。

結合民俗樂器與喉音唱腔的蒙古搖滾在孕育十幾年後，近年逐漸受到世人注目在國際樂壇崛起。這股風潮與鄰國「中國」形成了鮮明對比，儘管中國擁有14億人口，但至今仍沒有一個融合傳統與現代，或至少在國際上具影響力的搖滾天團。相反地，中國搖滾圈始終停滯在大量模仿其他國家的曲風，這衍伸出一個問題：為何蒙古搖滾能以自己的風格走向世界，中國搖滾卻無法？

拍攝現場如殺人般的勞動強度，讓工作者們習慣了粗暴且偏激的態度，再加上學徒制文化的影響，使得整個組織變得極為軍事化。在威權導向的職場文化中，勞工的基本人權被侵害，變成一種理所當然。忍受不了這種暴力的人，會被當成脆弱的適應不良者。反而，故意裝得一臉凶神惡煞，一天到晚辱罵同事和下屬的人，會被視為是有能力的。放任「本來就都是這樣」的合理化以及對暴力行徑的麻木，如此不公不義的氛圍，在拍攝現場不斷蔓延。

馬來西亞人是有反叛與抗議的權利的，而中國人則沒有，因此身為中國人，意味著沒有抗議甚至革命的必要，因為中國的制度是適合中國人的。而這解釋了為何電視上播的節目是中國武術神話與馬來西亞抗議，因為中國沒有抗議，正如馬來西亞沒有武術神話。女主的反叛乃是一種對自身命運的革命。

「今天不是我生日啊。」他一頭霧水地說：「離聖誕節還有好幾個月，我也沒有特別厲害，連乖都稱不上。」（他不得不承認。）「我大概不會喜歡這禮物吧，但是不知道它從哪裡來，我也沒辦法寄回去。」他仔細想了好一會兒，基於禮貌，打開了信封，上頭寫著：童叟無欺，神奇收費亭。在家安裝簡便，專供不曾去過奇想之地的人使用。「奇想之地？」米羅邊讀邊想。

幾年前的報導顯示，僅有約旦、卡達和阿聯酋三個國家的男性明顯比女性更不喜歡算數學，而其他國家的女性更可能覺得「算數學很無奈」。那麼，為何性別越不平等的國家，在科技領域擁有更多女性從業呢？在《心理科學》期刊發表的新研究認為，這或許與一個現實有關：在性別越不平等的國家，女性只能找尋一條實現財務自由最直接的途徑，而這條路通常指向理工專業。

由俄國怪才新秀，基里爾索科洛夫帶來的黑色家庭喜劇，描述一個男孩要上門殺了岳父，於是一場發生在狹小室內的腥風血雨就此展開，我不知道哪一個比較有種，是小成本拍出本片的導演，還是把這部片代理到台灣的麻吉砥加電影，簡直就像是俄羅斯版的《弒婚遊戲》，藉由赤裸裸的暴力將一個俄羅斯家庭內的問題通通攤開。

研究團隊也觀察了黑猩猩母親介入兒子愛情的行為，他們發現雖然黑猩猩母親跟倭黑猩猩母親同樣愛管閒事，但她們最好別管太多：因為與不干涉兒子愛情的母親相比，介入兒子愛情的黑猩猩母親反而使兒子的繁衍機會降低。

你為什麼喜歡我？在你眼中我是一個怎樣的人？如果不能永遠在一起，你會如何地想起我？從情人的絮語中，我們總想拼湊出自我，並且比對自我的認知與情人的捕捉是否相符。這是一齣愛情悲劇嗎？只有終生相守才是愛情唯一的成功嗎？這是一部同性戀電影嗎？一如其他所謂同性題材，我不希望把這部片分類為同性戀電影，我深知，愛情的終極目的與昇華方式是屬靈的，從來與性別，毫無關涉。

這種教主所主導的教會就算其教義謳歌同理心或神愛世人，依舊容易產生教主控制信徒、剝奪其主導權、獨善其身的情況。自由的精神、真正的創造力、自然的情愛在此都遭到壓抑與抹消。明明目標是桃花源，卻淪為集中營，這才是重蹈覆轍到令人厭惡的真相。相信各位讀者已經發現這些共通點不僅出現在邪教領袖上，也能在瘋狂的政治領袖身上一探究竟。

出得去的想愛她而不被認可，出不去的不想愛也非得愛了。然而真正的愛是什麼沒人說得清楚，正如每個華人心中都或多或少有一個中國，然而中國是怎麼樣的卻不是隨隨便便的每個華人說了算。尋求意見大鳴大放，終淪落七嘴八舌，或噤若寒蟬，不如依循傳統，奶奶怎麼騙爺爺，把爺爺騙死了，便怎麼騙奶奶。每個騙人的人，終究會有人來騙死她，因為說到底，奶奶的腳踏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當然得用中國式的愛來愛她，求仁得仁，夫復何求？

統計顯示了新生兒命名的趨勢：某些名字變得越來越熱門，然後享受一段熱潮，接著又變得過氣，為什麼會這樣呢？是什麼原因讓名字突然間流行，然後又迅速退燒？社會科學家和歷史學家幾十年來始終找不到滿意的解釋，但還是有一些線索可循。

相對於韓國原作電影的《高空彈跳》，泰版電影《這一次不再錯過你》則將兩位主角相遇的時間從大學往前提至高中。這種改編，不僅增添了整部片更多青春羞澀的清新之感，同時更多著墨於家庭的部分。一端是出身於陽剛父系家庭被要求需有男子氣概的小波、另一邊則是由單親媽媽撫養的阿嘟，在尚未長大成人之前，兩位高中生主角面對自身感情與家庭都有各自的難題。

羅賓‧威廉斯和史提夫‧馬丁兩位喜劇大師在1988年10月和11月聯手演出了《等待果陀》的愛斯特拉岡和弗拉迪米爾，這齣劇在百老匯的米特茲‧紐豪斯劇院上演，票幾乎是立刻售罄。威廉斯和馬丁並不是唯一的焦點：該劇由著名導演邁克‧尼可斯執導，其他演員還包括莫瑞‧亞伯拉罕飾演專橫跋扈的波卓、比爾‧歐文飾演幸運兒、盧卡斯‧哈斯飾演果陀的信童。

人類是看著蜘蛛長大的。當我們努力改善及熟練操作各種狩獵、烹煮與縫紉的器具時，周圍總是存在著這些完美無瑕的網，網上綴飾著它的製作者，怪不得這種生物與我們的心理層面如此緊密連結。牠們實在是值得學習的對象，不論是自給自足的能力，或者驚人的效率與創意。也許因為蜘蛛同時兼具創造者與毀滅者的身分，因此出現在許多創世神話中，其中包括哥倫布時代之前的祕魯、迦納的阿坎族，以及美洲一些原住民部族。

女性近幾十年來在學術界取得很大的進展，但她們的地位仍不如男性。大學全職教師的數量男性多於女性，女教授的薪水也低於男教授，這種差異或許一部份源於男性特別敢誇讚自己的學術研究。最近的研究表明，男性科學家更願意使用「新穎」、「極具潛力」來形容自己的論文，而且還會寫在論文裡誇獎自己，他們爆棚的自信可能真的影響了論文被接受的程度。

事到如今，要成為夠格的環保份子好像非吃素不可，但是吃素還能保持健康，其實是第一世界有錢人的特權。如今，各種私人利益和政治偏見包裝在「道德飲食」與地球可持續性的偉大說詞背後，其後果卻是窮人的營養不良、破壞生物多樣性的單一文化，以及對糧食主權的侵略。

林摶秋下定決心，集資超過新臺幣六百萬元（約為今日新臺幣五千五百萬元），要開展臺灣的電影事業。占地超過三萬坪的湖山製片廠，等於是把一座荒山蛻變成臺灣的好萊塢影城。山路迴繞，出入片廠需仰賴載運煤礦的「五分仔車」，從鶯歌鎮出發也得花半個鐘頭才能抵達，因此大家都說來玉峯拍片如「赴道場修行」。湖山製片廠由林摶秋仿效日本東京寶塚製片廠設計而成：有一座攝影棚，一間技術館，館內設有洗印部、錄音室、剪接室，甚至有一整間鐵工廠，另外有數間教室、餐廳和學員宿舍男女各一幢，與臺灣公營片廠相比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I Tell a Fly》的主軸圍繞在「愛」，這是班傑明童年所欠缺的情感。專輯靈感源自精神分析學家唐納德‧溫尼科特的理論：無論在童年或成年後，人們生活都需要「玩耍」。溫尼科特認為，人們在玩耍的時候能展現「真實的」自我──發現真實的自我可以讓我們更親近他人。假如父母沒有培養孩子表達情感，「虛假的」自我就會取而代之──一副體面的面具，一種防衛機制。

電梯裡，三位金髮女性共處一室，卻無所可言，甚至還略顯尷尬，她們都是受害者，然而在這整部片中，她們與彼此最多是擦身而過，沒有太多的對話，有的話也就是一兩場戲而已，這部電影裡不會有什麼三人大集合，打倒大壞蛋這種戲碼，她們都是能幹與野心勃勃的女強人，但也都防範與刺探著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