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友聖誕節要回老家探親，邀請身為孤兒的你一起參加，希望讓你愛上聖誕節。一同上路後你才發現她從沒跟家人提及過你，而她一家人基本上是那種「菁英模範家庭」，還有童年閨蜜以及帥氣前任都在等她。更糟糕的是你不是你，而是「妳」，獨在異鄉為異客的妳要怎麼突破堅硬的「菁英模範家庭」外殼，而不是被輾壓窒息而死呢？

當猶太裔自由作家奧斯卡・施瓦茨的父母興高采烈地把唾液樣本寄給基因檢測公司，證明他們是純正的「100％德系猶太人」身份時，他感到有些奇怪和恐怖。因為他知道大多數驗DNA的人是得到與地理區域對應的祖先結果，比如中國人、英國人、西非人。相比之下，猶太人通常的解釋是一種宗教或文化身份認同，但近年DNA檢測在以色列被廣泛用來確認一個人的猶太人身份，這衍伸出一個更大的問題：「基因上的猶太人」意味著什麼？科學可以證明宗教或文化身份嗎？

如果你要發表一篇對全人類有益的研究，你必須用英文書寫，或者至少找人把研究內容翻譯成英文。如果不這麼做，你就等於沒有發表過這篇文章。對於自己語言有驕傲的大國，譬如德國與法國的研究成果經常被低估，世界「大學排行」也比較低，這並不是意味著他們沒在好好做研究，而是他們沒有把所有研究成果都發表到英文期刊上。英文作為學術發表預設值的狀況，難道沒有任何妥協的空間嗎？

如果以人口跟國土來說，成為丹麥首相的焦慮感應該比不上擔任美國國務卿，丹麥沒有那麼多需要分分鐘馬上處理的棘手外交事務，沒有在那麼多國家出兵，也沒有對那麼多國家進行貿易制裁。但《國務卿女士》編劇讓每秒數十萬上下的伊莉莎白‧麥科德保有了婚姻，《Borgen》卻誠實地揭露女性從政的真相：能夠為了成全妻子的政治事業而犧牲自己事業的男人少之又少。

雖然彼得‧漢德克以《守門員的焦慮》描述一位與普通人無異的德意志人布洛赫的行為，但是當我們來到故事的結尾，我們會發現這些行為的集合體並不包含「焦慮」這樣的情緒——若更深入地探究，甚至會發現布洛赫從頭到尾並沒有表現出任何的情緒。

對藝術家而言，沒有什麼政治正確，只有平庸的驢蛋或者驢黨人才會在乎政治正確，藝術家只在乎正確，漢姆特紐頓就是這樣的藝術家。有些思想家著迷於分辨情色與色情，但漢姆特紐頓並不在乎這一點，他利用尖銳的作品來挑動觀眾的脆弱神經，他追求的是一種超越性別的力量，無論男人或女人，他都只企求他們的力量。

美國重金屬搖滾樂團Van Halen的團名好記易懂，以創團兄弟檔亞歷克斯和艾迪的姓氏為名，但其實在取這個團名以前他們並不叫Van Halen，而且也從沒想過以姓氏命名。

某天早晨文字消失了。那之前，文字非文字。事實曾經，臉曾經。亞里斯多德有篇精彩故事告訴我們，眼前發生的每件事都會被另一件事擠壓。某天有人注意到星星存在但文字不在了。為什麼？我問過很多人。這是個好問題我想。三個老女人彎著身子在野外。女人說問我們有用嗎？好吧但很快就水落石出：她們對雪原和綠秧子和俗名「大膽」的大理菊（有些詩人還誤以為是三色堇）簡直瞭若指掌。我開始把但凡說過的抄下。那些記號逐漸構成自然的瞬間，免去了故事的無聊，這正是我要強調的。無論如何我得避開無聊。這是一生的使命。人永遠懂得不夠，做得不夠，永遠不定詞和分詞用得不夠怪，煞車踩得不夠猛，念頭甩開不夠快。

在喬治‧佛洛伊德被謀殺，乃至爭取平等和反對警察暴力的抗爭行動後，美國各所大學紛紛尋求證明與重申在各層面對於種族正義的承諾。校方正制定制度性計畫以解決結構性的種族問題，教師也調整課程大綱更強調多樣性與包容性。這些遲來的改變相當受歡迎，也是解決高等教育集團長期存在的不平等與不公正的一個機會。但善意無法阻止錯誤的做法，哲學和文化研究者班傑明‧Y‧方撰文指出，學校教育應該擺脫「教育即為社會變革」的觀念，而是開始思考「有關社會變革的教育」。

在移民歸化議題的《未來的我們》中，導演兼男主角將自己的設定套用到劇中：伊朗到德國第二代、生活放縱喜歡派對，遇上一對來打工且簽證快到期的中東姊弟，與弟弟之間產生激情，同時也讓我們看到作為非白人的他即便在德國土生土長，說得一口好德語，還是時常感到格格不入。

幼蟲結成了蛹或繭，最終破蛹／繭而出，蛻變成蝴蝶或飛蛾。幼蟲轉化成蝴蝶的同時，十四歲的Nora也完成了自己的蛻變——然而Nora的蛻變並不意味著她從此不再迷茫，所有過去面臨的問題也迎刃而解。她仍舊帶著自己身為「毛毛蟲」時期的記憶，對於自己的性向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不只是對同性情愫的發覺，她生命中的所有議題讓她明白了比摸索性向更重要的事情——那便是釐清自己與他人的關係。

語言和方言有什麼區別嗎？儘管「語言」和「方言」作為獨立的概念存在，目的是方便語言學家對全世界的人類語言分門別類，但事實是兩者並沒有客觀上的區別。語言學家約翰‧麥克沃特指出，「方言」和「語言」的定義其實很隨意，並沒有一種科學或者客觀的操作性定義可以說「某種是真正的語言，而某種只是方言」，所謂的「同文同種」也只是一種虛構。

讓人意外的是，因為翻拍電影《惡靈古堡》賣座同時被人咒罵不止的保羅·W·S·安德森居然精準的抓住了魔物獵人的醍醐味，將其魅力給展現在電影之中，它是關於獵人之道，是因為有了獵人之道，才使《魔物獵人》不僅是一款刷裝備刷素材刷素質的遊戲，而這是後面繼起模仿者甚至此系列自己都丟失的道。

面對「地方與都市」這個兩極化結構，以及地區所累積的種種課題，「設計」該有何作為呢？這項系列企劃為此串聯了各地區的設計師們，一同思考未來平面設計的可能性。設計師嘗試以看似將底與圖反轉過來的效果，簡單明瞭地表現展覽會標題中的Interchange（交換）。這是一張緊密結合平面圖像與印刷技術、頗具吸引力的宣傳單。

陰謀論並不是現代獨有的現象，歷史學家邁克‧泰勒指出，在法國大革命後所發生的事件，讓許多英國保守派人士將法國大革命歸因於光明會的陰謀：透過滲透共濟會與其他組織，光明會把魔爪伸進法國的精英階層，最終用雅各賓黨的名義推翻了君主制度。

如果小說可以分成動與靜，吉田修一的小說應該是比較靜的。他擅長描寫人與人之間微妙的距離感、大城市下的孤獨與寂寞。吉田修一的《國寶》選擇歌舞伎世界作為背景，拚全力寫出了梨園出身的俊介、黑道出身的喜久雄這兩位截然不同、卻同受命運干擾，最終以屬於自己的方式完成歌舞伎的壯絕一生。

當兩人緊握雙手、挺立地凝望著夜空，如同《波坦金戰艦》「四海兄弟皆一家」的結局，兩部電影都以一個共產黨式的宣傳手法 ，試圖傳達共產黨不斷對生活其中的人們所灌輸的信念：「一切都會沒事的，一切都會解決的。」只是，這樣的宣傳，與Alexander善意的謊言毫無兩樣──即便它們的出發點是對於信仰的堅持與守護，但本質上終究是一種不願面對「共產社會已經在精神上死亡」的自欺欺人。

無論是人文社會或者自然科學研究，雖然長遠來說對人類社會有很大的幫助，但經常都無法直接變成現金，因此必須仰賴來自國家或者私人企業的贊助。至於什麼研究能夠得到贊助，而什麼研究沒有辦法，不免就變成了一個具政治性的「價值觀」問題。這可能危害到公眾的意願，並有利於捐贈者個人偏好的價值觀。

「就像《蝴蝶夢》裡深紅色的杜鵑花，老舊的紙張散發令人陶醉的芳香，營造出一種成熟的氛圍。喚起深奧的書本；秘密的圖書館；上古的卷軸；哲人王喝過的干邑白蘭地，將穿戴者送往一個只有文學才有的神奇、探索與魔力之地。」

在商店街中就地滋長的劇場《十月銀座街》，以紅線、欄杆、工作人員為暗示，在無界線處豎立一道隱形的戲劇牆，框出通往非日常的甬道。於是，過去乏人聞問的黯淡街巷與無臉孔的路人轉而張張澄明且重要無比，因為在這場演出裡無人置身戲外。觀眾被趕入巷弄，像圍觀演出的住戶，卻又像臨演般非屬在地；演員出沒於分岔小徑，忽顯忽隱，既在場也是不在場。

美中對抗，香港攻防雖只是其中一條戰線，但香港局勢如同台海局勢，是測試美國是否決心嚇阻中國野心的試金石。如前述，中共戰術乃是攻守並用。北京在香港部署國安體制加緊鎮壓，假如美國出手，畫出紅線要北京「到此為止」，北京將趨於防守，鞏固在香港的鎮壓體制。假如美國不出手，則北京將食髓知味，繼而攻擊台灣，遂行其領土野心。

照理說作母親的應該要高興，把一個天生特別失能的小孩照顧到長大成人，還考上了好學校，然而作為母親的她卻面露異色，而那不只是擔憂而已。晚上看著電視喝酒，悲傷的她神情詭異了起來。另一方面，已經得知自己錄取學校而只剩下收到錄取通知就可出門的女兒，卻怎麼都收不到自己的錄取信……。

在1870年，美國男性的教育表現首次輸給了女性。隨著越來越多年輕女性在學業上取得成功，「男性終將因為他們對課堂的無所用心而遭到女性取代」開始變成一個流行的焦慮。確實，現代學校教育的模式似乎更有利於女性：講求紀律、鼓勵順從、強調反覆練習，男性則顯得有些格格不入。

大衛‧格羅斯曼是以色列作家，多年以來藉由寫作發聲倡導以巴和平，但殘酷的是，在一場與黎巴嫩的衝突中，他年僅20歲的孩子在戰亂中被炮彈擊中身亡。傷害猝然降臨，在極度逼近戰亂的國度中生存，他持續創作，藉由文字轉化那些痛苦經驗，創作出《直到大地盡頭》、《擺脫時間》等作品，裡頭不斷探詢的是戰爭之於群眾的分離，在異地與家鄉之間、在和平與災亂之間、在生與死之間，人們應該如何去面對這道巨大鴻溝。

從一開始《小魔女Doremi》就是一部披著魔法皮講求現實邏輯的作品，因為這整個故事起於Doremi意外發現魔女身分，並開始拉周遭朋友入坑成為見習魔女。但當見習魔女可不像哈利波特一行人只要靠父母的支援或是親戚的支援，又或者是古靈閣的一筆遺產就可以繳學費連年晉升，作為見習魔女的小魔女們大部分時間必須靠無法用魔法替代的勞動，無論是飾品還是餅乾，又或是她們開發的其他商品，賺錢來獲得魔法球以施法，即便家中狀況較好的羽月與音符都是如此，同時還得面對時而出現的敵對店家的競爭。

「雙語」或「學習外語」能促進腦部活動，但雙語是否讓大腦變聰明，科學家沒辦法給出「是」或「不是」的明確答案，因為大腦是否以及如何適應多種語言取決於使用的方式。

紙花是什麼？何以不用有生命的鮮花，而要用無生命的紙花，來給一條消逝的生命陪葬，這既是片名，也是電影開頭不久後埋下的懸念。作為一名傳統的禮儀師，年邁的尚吉需要繼續工作來供自己還有臥床的兒子生活，然而在更實惠的價格下，他被名為「快樂結局」的大企業禮儀公司給打敗了，對方甚至還邀請他與公司合作，但他始終放不下給任何有送人最後一程需求的顧客，折上他們需要的紙花。

兩起兇殺案，呈現女兒對明星母親又愛又恨的心情，在奇葩的情節中表露無疑，為母殺人、為母吃醋、為母懷孕……一輩子的生命都離不開母親，母親是神。討厭繼父的女兒，不顧女兒的母親，對母親不好的繼父，電影一開始就給我們呈現了這樣一個三角關係。發現繼父欺負母親，且說自己永遠不會與母親分手的小女孩，做了一個恐怖的決定，就是調包繼父的藥物，使其車禍身亡，機場裡等待母親的蕾貝卡一邊回憶著自己的第一次犯罪，一邊等待著母親。

信仰基督宗教的男人，他們唯一服膺的對象是被稱為「神」的耶和華，或是轉述了神的旨意的聖經。至於信仰基督宗教的女人，她們所服從的對象除了天上的神，還包含地上的「神」，也就是男人。

一九八○年代，加州有為數眾多的柬埔寨女人因為相同的問題就醫：她們都看不見。這些女人當中，有許多遭到強暴、酷刑折磨，要不就是受到殘忍的對待。為這些女人──大約共有一百五十人──檢查的醫師發現她們的眼睛功能正常。進一步檢查結果顯示她們的腦部同樣正常。換句話說，這些女人因為看了太多令人震懾驚懼的恐怖景象，難以繼續承受，於是她們的心智便遮斷所有光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