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亞里斯多德的理論，世界以五種元素構成，即火、水、土、氣和以太。美食學教授喬爾戈斯‧帕利西迪斯以希臘北部（亞里斯多德家鄉）的食物和食材複製出古希臘時期的「亞里斯多德菜單」。

在這個高峰會上，拉丁美洲的元首各懷鬼胎，他們都希望在這場會議獲得最大的利益，其中更不乏隔壁鄰居「美國」也來參一腳。墨西哥希望會議上可以通過讓私人企業也加入「南方石油聯盟」的決議，墨西哥總統的提議正是美國政府所期待的，如此一來美國便能藉由私人企業將勢力再深入拉丁美洲。

在19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運動潮流橫掃西方之前，刺青行為多半是一種叛逆的標記、對於愛國主義的支持、隸屬於某個團體的團結性象徵，或是一種賺錢維生的手段。但當時序進入1970年代後，社會的變遷為刺青開拓出截然不同的活路。

無論是皮諾可或者黑傑克，都過著非常孤獨的生活。不受同業理解的黑傑克，就像是手塚自己的化身。手術刀與畫筆，其實都是精密的機器。剖開的無論是人體，或者是世界的表象，都只能濺射出唯有自己理解的孤獨。

詹姆斯‧喬伊斯所寫的《尤利西斯》和《芬尼根的守靈夜》不僅晦澀難懂，創作過程也十分艱辛。「他手持藍色鉛筆、身穿白色外套蜷縮著躺在床上，用蠟筆在硬紙板創作出大部分的《芬尼根的守靈夜》，大支的蠟筆幫助他看清楚所寫的東西，而白色外套在夜晚則將光線反射到書頁上。」喬伊斯完成最後一部小說時，困擾終生的眼疾幾乎使他失明。

大約三分之一的重度憂鬱症患者未能從現有治療中得到緩解，光是美國就有320萬人飽受憂鬱症所苦，科學家迫切希望從大腦中找到與憂鬱症相關的分子以研製新藥。最近，科學家發現了一種具有潛力的生物標記——乙醯左旋肉鹼。

跪拜於彌勒之前的韓國人，把擺脫痛苦的希望寄託於未來，而非當下。而對彌勒的信仰，則是《與神同行：最終審判》最好的註解，只相信眼前現實的人不會在眾多神明裡挑出56億年以後才會成佛的那位來崇拜，脫離苦難的烏托邦終將來臨，但不是現在。

《她不知道那些鳥的名字》交纏不清的落寞及回憶之所以撼動，正因為我們深知所有對過去的留連不捨，其實遙遙接往一個再三被憧憬的未來。將之名為當下的時光，是「以前」和「以後」辯證的倖存。沒有以前，我無法體會何謂此刻。沒有以後，我不曉得還可再把握些什麼。我們用以思念過去的姿態，影響了當下開出的花朵。

《命帶追逐》是蕭雅全導演2000年的作品，得到許多國際大獎，但就像片中主角的掌紋一樣，這部電影莫名奇妙的消失了，直到十八年後才又再次搬上大銀幕。

1961年，一個單親媽媽生下了三胞胎兄弟，兒童精神學家彼得‧紐鮑爾策劃了一項秘密實驗，將三兄弟分開安置在不同經濟階層的家庭成長，希望瞭解遺傳基因和後天養成對性格的影響：他們分別是大衛‧科爾曼、羅伯特‧巴比‧沙夫蘭和艾迪‧格蘭德。他們不知道彼此的存在，也不知道自己被當成實驗對象，一直到1980年他們才偶然發現了這個殘酷真相。

美國人平均每週洗澡五次，超過了中國人、英國人和日本人，但還是輸給平均每天都洗澡的巴西和哥倫比亞人。大多數國家不是每次洗澡都用洗髮精洗頭，只有墨西哥人和日本人幾乎是每次。整體而言，女性比男性更常洗澡，只有瑞典的男性比女性更常洗澡。

在多倫多大學珊卓拉‧崔赫伯的團隊所做的另一項實驗中，他們在媽媽對六個月大的寶寶唱歌前後，監測了小嬰兒唾液中的可體松濃度，並因而有了意外的發現。人們體液中的可體松濃度，是受到刺激與壓力程度有多高的一項指標。這些多倫多科學家期望媽媽唱兒歌的聲音，能夠降低寶寶體內的可體松濃度，而當寶寶受到過度刺激，一開始可體松濃度就很高時，這樣做的確就能將濃度降低。

如果說，由於歇斯底里驅使，我們當下就希望受到注目，因而維繫我們的社交；由於強迫症驅使，我們期待在未來受到注目，因而編造出某種社會秩序；恐懼症則讓我們看到，我們對信仰懷抱著不可思議的渴慕，需要創造一個想像出來的決策者，他可能會認可我們，並賦予我們生命的意義。

約瑟芬是個不被看好的女演員，棕色長髮、身材微胖且不擅打扮。約瑟芬在學校裡灰暗如塵，在朋友眼裡是溫和可欺的處女，在家裡始終是優拉的姐姐，正常、聽話且善良，每天偷偷地觀察對面的鄰居而不敢真正相見，沒有人認為約瑟芬有存在感，更別提在她舞台上的樣子了。但是，當劇場導演在試鏡時選上了約瑟芬，讓她成為劇目「卡蜜兒」的主演，一切事物、情感如暴雨般落在她身上。

2017年成軍的Superorganism當時一張專輯都還沒發行，便憑藉三首熱門單曲入圍BBC的潛力新秀指標名單「Sound of 2018」。除了樂團界罕見的多人配置，八名團員還分別來自不同的國家（日本、韓國、澳洲、英國和紐西蘭），他們的作品彷彿一幅又一幅的拼貼畫，充滿奇怪的素材、聲音效果、人聲和樂器，結果卻十分和諧悅耳。

對歐洲早期的印刷商來說，製作一個木刻印刷板的成本昂貴且費力，為了不浪費他們會將木板回收再利用，繼續描述其他內容完全不同的歌謠詩歌。相同的圖案擁有截然不同的含義，這種具重複性和依靠文字賦予意義的相互作用，有如現代的謎因文化。

韓國兩任總統李明博與朴槿惠以政治力干預新聞編播，促使KBS和MBC兩家公共電視台記者為爭取新聞自由大舉抗爭。一個一個主播起身離開播報台，寧可放棄光鮮亮麗的工作也不屈就現實。抗爭的參與者、身為MBC工會宣傳局長的李容馬記者寫下他二十年來見證的南韓政治文化弊病，但他相信「世界可以改變」。

家庭是個看似很簡單、也複雜的組成，通常只要有血緣關係、更廣來說有法律關係，就組成一個家庭，但用這樣一劃為二的定義，將一群人綁在一起，是否就可以成為一個「真正」的家庭？是枝裕和挑戰「家庭」的定義與界限，帶給我們《小偷家族》。

狼是很社會化的群居動物，他們不僅照顧彼此，也懂得如何化解內部衝突。最新研究發現狗其實比狼更不懂得社交，狼在衝突過後很快就會和解，但狗則不會。

「他們不是怪物或禽獸，而是活生生的人類。把他們比喻為其他物種，只是淡化他們犯下的罪行。一名男子強暴了我，另一名男子企圖強暴我，我走路的姿勢、出門的時間點和穿著打扮，都與他們做出的行為毫無任何關聯。」

看似無止盡的蠻荒地景上，人所構築的一切，從稀疏的平房、牛仔群集的酒吧、到塵土飛揚的露天法庭，在殺人的陽光下有如臨時佈景；不是電影劇組不夠認真，而是走到文明的邊緣，法律、正義、自由、乃至歌聲中那個家園和「甜蜜國度」，愈是追尋、逼近，就愈讓人懷疑。

「我反抗，故我們存在。」這句名言並非流於文字表面，更帶上了實際行動的意義。日常生活周遭有太多以不合理姿態存在的事物，人們慣於處在其之下，鮮少揭開醜陋面紗。《意外》全片體現了卡繆精彩的荒謬與反抗論點，整部電影都是由社會上不起眼的小人物來維持正義，每個人都在主持自己認為的是非對錯，撞見分歧，選擇對話，試圖瞭解彼此處境與考量。

中世紀歐洲貴族往往藉由城堡展現自身財富和力量，而在法國北部的埃丹曾有座非常厲害的「整人城堡」。美麗的埃丹堡（Hesdin）外是田園詩般的景觀莊園，而內部則藏有各式各樣的惡作劇機關：自動式機械朝朝訪客噴水、用麵粉灑在客人身上，或是害他們掉進堆積如山的羽毛堆。

長久以來，科學家一直懷疑是基因讓人們對孤獨有不同的感覺，有些人似乎很享受孤獨，而有些人則認為孤獨是種折磨。劍橋大學臨床醫學學院的三位研究人員發現了一些基因會影響人的孤獨傾向，並或多或少改變其社交模式。

差異如此大的兩人卻相愛了，但佛羅倫斯幼年被父親傷害的陰影卻一直沒有散去。這是本片很精彩的一個隱喻，利用佛羅倫斯幼年與父親相處時的畫面色調，帶出陰冷的感覺，更以繩索表現了可能被父親性虐或猥褻的過去。

現代輸血技術是科學與科技結合的奇蹟，一切始於1901年卡爾‧蘭斯坦納發現人類主要血型，也讓他獲得諾貝爾獎肯定。其實十七世紀的歐洲人便發覺身上血液有其神秘之處，不過那時候他們選擇胡亂地將獸血注入人體，期望能造成改變。當然有時免不了一死。

這群回不去卻也與德國格格不入的客人及其後代被德國人稱作「Kanake」。這個字最初是專門蔑視外邦人的髒話，而後漸漸開始指涉那群「老是在火車站附近遊手好閒、喝酒鬧事、不會說標準德文、用詞簡單又一堆文法錯誤、超愛聽沒深度的嘻哈、通常有移民背景」的傢伙（或許能以有移民背景的8+9來嘗試理解）。

根據勞保局統計，台灣平均每11天就有1人過勞死。2011年至2015年間的過勞案件共398例，其中163人死亡、143人傷病，以及92人失能。儘管事實擺在眼前，資方代表還是不斷辯稱「勞工過勞是本來就有病」。現在，2018年新發表的研究報告再度證實，工作壓力真的會讓人患上精神疾病。

開發商與支持者聲稱性愛機器人不僅可滿足人類性幻想，還能促進婚姻關係和解決殘疾人士需求，並降低性暴力與性犯罪者對女性和兒童可能造成的傷害。然而，醫學和犯罪專家高度懷疑這些毫無科學根據的說法，並認為性愛機器人不會讓女性和小孩更安全，甚至可能帶來更多危險。

2017威尼斯影展最佳修復電影獎得主《見證》於1985年由蘇聯導演埃列姆．克利莫夫拍攝，有「史上最恐怖的戰爭電影」之稱。本片描述二次大戰期間，德國占領區白俄羅斯，主角是一個十六歲少年，在片頭他興奮的想加入游擊隊對抗德國，但一天天不堪入目的景象衝擊著他稚嫩的心靈，到最後他變成實際年齡尚輕，但已然白頭，充滿皺紋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