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維·溫斯坦可以被取消，凱文‧史貝西可以被取消，金基德可以被取消，我們把這些人從檯面上抹殺，就像用手指把螞蟻拿開。哈維·溫斯坦可能有坐不完的牢，他也活該如此，但奇怪的卻是那些沒坐牢的人，過得並沒有比哈維·溫斯坦更好。隨著取消對象不斷增加，取消文化越來越讓人感到不安跟焦慮，我看不見它的盡頭在哪裡，也看不見它除了把人一鍵刪除之外，有沒有允許對方自我修正的空間。就連坐牢都有出獄的一天，遭到取消的人卻沒有「不再受取消的日期」。

專門開發與研究色彩的「彩通」（Pantone）公司日前宣佈2021年的年度代表色是灰（PANTONE 17-5104極致灰）與黃（PANTONE 13-0647亮麗黃）。灰是2020整年經歷風霜的不幸，而黃色卻是還能讓人繼續走下去、給予希望和光明的能量。但為什麼是黃色呢？這是科學。

約翰．伯格的小說《婚禮之途》原版出版於一九九五年，那年他已經六十八歲。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這種暮年的自由，伯格的小說看來境界相近。那時伯格大概並不知道，距離他90歲離世，大概還有二十二年的時光；不吝是充滿災難的時光。伯格只是按著他的生命的領悟去寫。暮年的時光，張望著生命的盡頭，死亡迫近，而他仍然感受著世界的美好，生命的躍動，文學與藝術的滋養包圍著他，他想在死亡中傳遞希望。這就是《婚禮之途》此書美好的力量所在。

作為父親的良多曾經是個小說家，後來走向頹廢，開始貪賭，即便離婚後連贍養費都付不出，但是前妻響子已經向前走了，卻只有自己留在原地。印象深刻的是，良多與良多的父親過往，或是與兒子真悟，一同在颱風的日子拿著手電筒前往公園的溜滑梯內，說著話、吃著零食，這就是幸福與安全感。一直喜歡著下雨在室內的感覺，外頭狂躁著，而我卻安逸地與這世界隔開，好似整個世界的騷亂都與我無關，就這麼靜謐著，我在這。

現代文學中經常出現性愛場景，但未必有必要，很多只是當成調味料。英國文學評論雜誌《文學評論》因此設立行之有年的「超爛性愛獎」，提醒作者避免書寫一些意義不明、沒有美感的性愛場景來譁眾取寵。但《文學評論》最近宣佈暫停頒發2020年的「超爛性愛獎」。

當《靈異調查員》在串流平台首播時，它迅速登上了埃及的最熱門影集。埃及人不僅渴望收看串流平台上第一部埃及原創影集，而且好幾個世代的埃及人都是閱讀被譽為阿拉伯科幻之父的艾哈邁德‧哈立德‧陶菲克的袖珍版恐怖科幻小說長大，而這部影集就是根據這些小說改編。

《國王排名》是一部神奇的作品，不僅在於作者十日草輔當了20年上班族才決定開始畫漫畫，本作是他第一部作品就入選「2020這本漫畫真厲害」，堪稱大叔追夢的典範。更在於這個故事無論是劇情或者風格都具有強烈歐陸民間童話色彩，卻在細節部分全部逆轉，變成既懷舊又嶄新的引人入勝故事。而且，因為主角波吉王子無法說話，因此他的思考、回憶全都是無聲的連環圖畫，這讓仰賴文字資訊的讀者需要更慢一點費心觀看跟思考，而收效非常顯著──這樣的設計讓人不停回想起兒時閱讀經驗，而感到非常舒適跟愉悅。

一對因國標舞結識的夫妻，丈夫鄭子漢進行腿部截肢手術後依舊不幸離世，為留「全屍」的妻子錢鈺盈卻面臨醫院百般刁難和互踢皮球，只好展開一場「奪腿計畫」。片中由死去丈夫的口白貫穿全片，在這條「尋腿」之路中，道出兩人過往的回憶，如此苦澀、憤恨，卻也無法掩蓋的美好曾經。

《神力女超人1984》可能是DC宇宙開創以來最好的作品，派蒂‧珍金斯說好了一個立基於左派視角的偉大英雄故事續集，同時又陰錯陽差對應著時下的美國政局，而且這個撥亂反正的左派英雄並非高喊蠔爹油，也非上街打砸搶，黛安娜‧普林斯、神力女超人這個至今來看有點復古的超級英雄在本片裡成長為一個令人懷念的英雄形象。

我們都知道聖誕老人住在北極的生活：他養了一群馴鹿，手下有許多小精靈，當然還有妻子「聖誕老婆婆」陪伴。聖誕老婆婆誕生在維多利亞時代末期並非巧合，瑪琳寫道：「1880年代出現的聖誕老婆婆反映了為雜誌寫稿的女性某部分的不滿。美好的聖誕節看似只需要聖誕老人就能實現？她們對此感到憤慨：他最好是可以一個人做到。」

許多Netflix的對外宣傳，都會強調「媲美好萊塢」、「突破日本動畫特效創出科幻新高度」。確實影集中許多浩瀚場景的後製特效都很到位，不管是洪水、猛獸、乃至雷射槍殺人的特效都堪稱出色。如果以動作片的角度來看，或許是不錯的作品。但是如果以讓人耳目一新的「死亡遊戲」的角度，卻未免感到莫名的失望。

1929年，格瑞格花了兩年時間開發出新款的檸檬萊姆汽水，也就是後來熟知的七喜汽水。當時的配方含有被用於多種成藥中、可以穩定情緒的「檸檬酸鋰」。格瑞格宣稱，汽水添加鋰能影響飲用者的心情。儘管在汽水中添加治療躁鬱症的藥物聽起來很詭異，但其實採用鋰鹽做為調味的選擇並沒有那麼違背常識。

看《親愛的殺手》時，想到了里歐卡霍的《新橋戀人》——兩部電影同樣都是以社會邊緣人的斷裂愛情故事為出發點。與《新橋戀人》相較之下，《親愛的殺手》中的六與泡麵面臨了更多現實層面的問題。

來自越南、不到八十分鐘的電影《人性爆走課》講述在破舊的街道跳上跳下，搶著給貧窮街坊鄰居跑腿買地下彩券兼報明牌的少年們，以及一場關於都市規劃的縱火陰謀，然而比起陰謀的真相，社會的真相更加懾人。

思覺失調症不像水災，因為我們可以想像所有的財產被水沖走的情況。思覺失調症也不像癌症，我們可以想像慢慢長出腫瘤，在器官與器官之間蔓延，榨取我們的生命。不，思覺失調症則是瘋狂。罹患思覺失調症的人行為怪異、說奇怪的話、與社會抽離，甚至傷害別人。他們跟以前不一樣了，他們瘋了！我們不瞭解他們的言行，也不瞭解病程。思覺失調症不像慢慢長大的腫瘤，而是腦部失控。我們要如何同情一個被無名力量控制的人呢？同情一個瘋子？

精神病態或者具有施虐傾向的人本身，並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在安定公平的社會，他們大多能表現得正常，甚至有所貢獻；當社會分崩離析，我們才會看見，他們在絕境中具有多麼卓越的競爭力──只是是以他人的生命為代價。

人們在整理莎士比亞劇中人物的死法後發現共有74種，包括《安東尼與克麗奧佩托拉》的毒蛇攻擊、《泰特斯‧安特洛尼克斯》把人丟到火裡跟餅一起烤，當然還少不了很多把角色莫名捅死的方法。

「我已經年紀太大，無法攀登富士山了。」無法攀登富士山，卻可以聽到山之音，山之音是媳婦向自己的呼喚。人與人、表與裡、上與下、對與錯的問題纏繞著所有人都盼望主持公道的老爺，而他卻已經年邁，他該如何處理這一切？手心手背都是肉，揮刀所至，皆是至親。

DAU系列電影，最初僅是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為物理學家列夫・朗道所規劃的一部傳記電影，然而最終演變成一項龐大的電影計畫——電影的演員、拍攝與剪輯通通成為了這項計畫的一部分，也就是成為了一種實驗。

《手，琵琶魚》是個相當陰暗的故事，描述一個小孩因為長得非常可愛，所以受到母親的百般呵護，但久了之後，母親希望她回報自己，分憂解勞，小孩卻說，因為從沒有使用的必要，所以她變得沒有手也沒有腳，於是母親怒叱：「你不是什麼完美的孩子，只是隻沒用的琵琶魚！」接著便將小孩丟進了大海。

女友聖誕節要回老家探親，邀請身為孤兒的你一起參加，希望讓你愛上聖誕節。一同上路後你才發現她從沒跟家人提及過你，而她一家人基本上是那種「菁英模範家庭」，還有童年閨蜜以及帥氣前任都在等她。更糟糕的是你不是你，而是「妳」，獨在異鄉為異客的妳要怎麼突破堅硬的「菁英模範家庭」外殼，而不是被輾壓窒息而死呢？

當猶太裔自由作家奧斯卡・施瓦茨的父母興高采烈地把唾液樣本寄給基因檢測公司，證明他們是純正的「100％德系猶太人」身份時，他感到有些奇怪和恐怖。因為他知道大多數驗DNA的人是得到與地理區域對應的祖先結果，比如中國人、英國人、西非人。相比之下，猶太人通常的解釋是一種宗教或文化身份認同，但近年DNA檢測在以色列被廣泛用來確認一個人的猶太人身份，這衍伸出一個更大的問題：「基因上的猶太人」意味著什麼？科學可以證明宗教或文化身份嗎？

如果你要發表一篇對全人類有益的研究，你必須用英文書寫，或者至少找人把研究內容翻譯成英文。如果不這麼做，你就等於沒有發表過這篇文章。對於自己語言有驕傲的大國，譬如德國與法國的研究成果經常被低估，世界「大學排行」也比較低，這並不是意味著他們沒在好好做研究，而是他們沒有把所有研究成果都發表到英文期刊上。英文作為學術發表預設值的狀況，難道沒有任何妥協的空間嗎？

如果以人口跟國土來說，成為丹麥首相的焦慮感應該比不上擔任美國國務卿，丹麥沒有那麼多需要分分鐘馬上處理的棘手外交事務，沒有在那麼多國家出兵，也沒有對那麼多國家進行貿易制裁。但《國務卿女士》編劇讓每秒數十萬上下的伊莉莎白‧麥科德保有了婚姻，《Borgen》卻誠實地揭露女性從政的真相：能夠為了成全妻子的政治事業而犧牲自己事業的男人少之又少。

雖然彼得‧漢德克以《守門員的焦慮》描述一位與普通人無異的德意志人布洛赫的行為，但是當我們來到故事的結尾，我們會發現這些行為的集合體並不包含「焦慮」這樣的情緒——若更深入地探究，甚至會發現布洛赫從頭到尾並沒有表現出任何的情緒。

對藝術家而言，沒有什麼政治正確，只有平庸的驢蛋或者驢黨人才會在乎政治正確，藝術家只在乎正確，漢姆特紐頓就是這樣的藝術家。有些思想家著迷於分辨情色與色情，但漢姆特紐頓並不在乎這一點，他利用尖銳的作品來挑動觀眾的脆弱神經，他追求的是一種超越性別的力量，無論男人或女人，他都只企求他們的力量。

美國重金屬搖滾樂團Van Halen的團名好記易懂，以創團兄弟檔亞歷克斯和艾迪的姓氏為名，但其實在取這個團名以前他們並不叫Van Halen，而且也從沒想過以姓氏命名。

某天早晨文字消失了。那之前，文字非文字。事實曾經，臉曾經。亞里斯多德有篇精彩故事告訴我們，眼前發生的每件事都會被另一件事擠壓。某天有人注意到星星存在但文字不在了。為什麼？我問過很多人。這是個好問題我想。三個老女人彎著身子在野外。女人說問我們有用嗎？好吧但很快就水落石出：她們對雪原和綠秧子和俗名「大膽」的大理菊（有些詩人還誤以為是三色堇）簡直瞭若指掌。我開始把但凡說過的抄下。那些記號逐漸構成自然的瞬間，免去了故事的無聊，這正是我要強調的。無論如何我得避開無聊。這是一生的使命。人永遠懂得不夠，做得不夠，永遠不定詞和分詞用得不夠怪，煞車踩得不夠猛，念頭甩開不夠快。

在喬治‧佛洛伊德被謀殺，乃至爭取平等和反對警察暴力的抗爭行動後，美國各所大學紛紛尋求證明與重申在各層面對於種族正義的承諾。校方正制定制度性計畫以解決結構性的種族問題，教師也調整課程大綱更強調多樣性與包容性。這些遲來的改變相當受歡迎，也是解決高等教育集團長期存在的不平等與不公正的一個機會。但善意無法阻止錯誤的做法，哲學和文化研究者班傑明‧Y‧方撰文指出，學校教育應該擺脫「教育即為社會變革」的觀念，而是開始思考「有關社會變革的教育」。

在移民歸化議題的《未來的我們》中，導演兼男主角將自己的設定套用到劇中：伊朗到德國第二代、生活放縱喜歡派對，遇上一對來打工且簽證快到期的中東姊弟，與弟弟之間產生激情，同時也讓我們看到作為非白人的他即便在德國土生土長，說得一口好德語，還是時常感到格格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