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上帝存在，祂一定專職寫喜劇，而且一定被自己的喜劇逗得哈哈大笑。祂之所以要哈哈大笑，不是因為祂的喜劇寫得有多好，而是因為祂無論怎麼寫，喜劇都像悲劇。一切都是命中註定的災難，且裡頭的人物總是大驚小怪。這是一部關於矯揉造作的電影，關於一個愛聽黑膠與老電影的偽公子蓋茲比，長了一張過於俊美的臉，這張過於俊美的臉註定使伍迪艾倫塞給他說的所有巧言妙語都黯然失色。他帶著他的亞歷桑那女孩艾什莉要到紐約來一場浪漫之旅，他的話語裡充滿著土味，但他的姿態卻非常高貴。

往黑暗走去、或甚至是在其中漫舞，一切都是莎瑪的樂意之至。來自波希米亞的她先是如此存在，才去思考如何改變的；於是她唱，只要看過了，那還有什麼好留戀？既然未來的、未知的幸福已與自己無關，被利用又怎樣？隨著觀眾全知的眼，我們因明白看見事實而動容：這並非僅是母親的無私，而是善良的靈魂原來根本不值得世上能見的一切。

這些形式的宗教禁忌——對神的恐懼和對罪的恐懼——受到廣泛的社會和心理因素影響。但最近的行為研究強調了另一個非常重要且基本的動機，或許就隱藏在這兩種恐懼之下：噁心的感覺。

《吹哨奇案》這部電影，就像裡頭的哨語一樣，你喜不喜歡裡頭的哨語設定，就會決定你喜不喜歡這部片。說到底，「因為無時無刻不被警察監控，所以要用哨語這種不見容於都市的語言，理由不太充足。讓我們想想車水馬龍的都市如何能用這種哨音溝通，尤其是那麼遠的距離。觀眾不可能那麼短時間就學會聽懂哨語，可能導演也知道這件事，所以片中角色聽完另一個人吹完哨語，還會用口語告訴另外一個人。這群人其實都聽的懂哨語，為何需要轉述呢？

北村薰在1989年憑著出道作《空中飛馬》向世人宣告一種嶄新的推理小說形式，從那時起，推理小說將不再僅僅出現充滿密室、槍彈與血腥屍體等殺伐又超現實的元素，以解決發生在日常生活中的軼事為主的新形態創作模式逐漸在若竹七海、加納朋子、米澤穗信等作家的努力之下另成一派，踏上原本由社會派與本格派各據鰲頭的推理舞台。

販售基因檢測採樣工具包的23andMe公司日前宣佈，他們已經把一種有潛力的新型消炎藥專利權賣給了一間西班牙製藥公司。23andMe蒐集數百萬客戶的健康數據並推動醫療的進展，這是同類產品中的首例。但幾周後，該公司宣佈裁員，理由是市場萎縮，執行長將原因歸咎於公眾對隱私的擔憂。這兩種發展是具有關聯性，我們提供了自己最私密的數據（基因組成），而它們被用在我們不知道、也無法控制的層面。有些被用於製作更有效的藥物，這確實是好的部分，但有些則令人們擔心。

童話版本的《藍鬍子》眾人熟悉，講述丈夫再三叮囑妻子不得踏入那道禁鎖之門，陰影面躺了幾多具血腥屍體，這秘密是陰森的、寓意或許在於遏止人們窺探他者隱私，否則最後光景會令人難以承受。但在馮內果筆下，《藍鬍子》典故轉化成詼諧基調，那秘密轉為馬鈴薯倉中純粹的猜疑：五道厚重鎖後是一幅怎麼樣的作品？它有多少價值，在繪畫史上又是如何地位？種種臆測出自藝術，最後卻廣闊散發至歷史、戰爭、記憶以至於人生片段如煙花燦綻。

網路時代等同大虛構時代，「真實是什麼？」可能是當前所有人都想要解釋的問題。「老派」作家也許會要你踩在泥土地裡，呼吸青草味，看著碧藍如洗的晴空，說這就是真實──偏偏多數人成長於都市；且，高樓巨廈等同虛幻，這樣的指陳過度武斷。小說綜是虛構之術，如何讓讀者感到真實、感到身臨其境，是小說家最重要的功力展現處之一，而邱常婷在《新神》的五個中篇小說，製造了幻異無比的「真實」，是小說技法的極出色展演。

不同世代的女人都讀過那個時代版本的《小婦人》，四位個性各異的姊妹構成了一部流傳百年的經典文學。「如果劇中主角是女的，那結局一定要讓她結婚，不然就是死亡。」出版社老闆一句話血淋淋地揭露了當時女性的困境，「結婚」是童話故事必然的結局，是專屬於女性的Happy Ending。有別於前幾部《小婦人》電影，導演很巧妙將結尾做了一點改變，賦予了喬很大的成長。

在漫長的十年結束時，我們彷彿看見一個階段的終點線，於是開始評估已經完成什麼、還沒完成什麼、現在生活是好是壞等等。研究表明，時間是一個無可避免的動力，它能驅使我們做出重大改變，只是需要先退一步思考這些選擇是否正確。

「第一次毒氣屠殺發生在1943年10月17日，至少有150名波蘭人和20名比利時猶太人被殺害。屍體在火葬場火化或直接焚毀，有些就地埋在拆除前的猶太人區廢墟裡。死亡集中營的受害者人數估計超過21.2萬人，主要是波蘭人與數千名非波蘭人。」這段對二戰期間納粹有組織地殺害波蘭人的描述，摘自英文維基百科的「華沙集中營」。對一些波蘭人來說，這個滅絕營是波蘭受害的歷史證據，他們定期在這舉行悼念儀式，紀念在華沙西站附近毒氣室被殺害的數千名波蘭人，並豎起紀念碑與牌匾緬懷同胞。但有一個問題是：這個滅絕營不曾存在。華沙沒有毒氣室存在的歷史證據，也沒有20萬人死於滅絕營。

在《蘋果的滋味》一片中，可以清楚看到壹傳媒如何攪亂媒體生態，然而在台灣對中國的經濟越來越依賴，甚至造成中國直接與間接地影響台灣政局後，壹傳媒竟成了媒體中較為中立者。在反媒體壟斷運動時，僅有無法上架的壹電視和少數媒體到場，這個台灣媒體版圖即將重整之際，更顯現了台灣民主發展過程中媒體的重要性。媒體推動了台灣民主與自由的發展，卻在這個危難關頭退縮，而攪亂台灣媒體界的壹傳媒卻一次次在台灣民主發展史上插旗。

無論是台商或港商，在中國大陸做生意都要面對各種各樣的潛規則，但這些潛規則實際上是如何操作，卻不易知道。有趣的是，吳介民以台陽公司早期的研究中，發現台陽在支付費用給勞動局、公安局、合資公司、宿舍出租等公司，都分別報上不同的「工人數目」，對公安局說工廠有一千個工人，對合資公司則說有六百個工作。這種「流動」的工人數目，揭示出「各個部門之間對於外商的經營實況欠缺良好的溝通和協調，或許這些部門根本不在乎橫向資訊的流動」。所以，來自台灣的幹部才會說：「（即使工廠有十萬個工人）打死都（說）是二萬五千個人，共產黨不可能到床鋪用公安一個一個數人頭，這樣你明白了吧。」

科學家已知灰狼把藍莓當點心，但牠們不只是為了填飽自己的肚子。一項偶然的新觀察發現，成年的狼會把藍莓餵給小狼吃，這是科學家第一次記錄到這種行為。

儘管「傳遞聖火」看似重演古希臘奧運傳統，但其實這完全是一部現代政治劇，而且全部由納粹德國策劃與出資。古希臘人雖然在古代奧運使用聖火，但他們從來沒有接力傳遞過聖火。這項前所未有的活動其實是柏林奧運主要組織者卡爾‧丁姆的創意，他想像3000多名火炬手將聖火從古代奧運的起源地，接力傳遞到柏林的奧林匹克體育場，並點亮第11屆奧運開幕式上的主火炬。雖然丁姆並不是納粹黨員，但他的傳遞聖火概念被納粹當成強大的宣傳工具，不僅連結古代奧運與現代奧運，更暗示古希臘與第三帝國的關聯性。

「對，本格派到底在搞什麼東西啊！」我猜想這也是中井英夫透過這本小說所傳達出的嘲諷。他不選擇如社會派、冷硬派一般從創作層面重新詮釋推理作品，而是選擇寫出一部滿是本格元素的小說來推翻本格小說。京極夏彥在《姑獲鳥之夏》中說過：「光是觀測這件事本身就會影響事件本身。」那推理小說中的觀測者又是誰，不就是身為讀者的我們嗎？

《賽道狂人》不似勵志電影，一群人一起努力往同一目標最後成功了，雖然拍攝手法讓整個故事的娛樂性很高，尤其是在賽事進行的時候，血脈賁張，宛如親臨現場，但劇情其實是在和豬隊友搏鬥，那種一起攪爛泥的搏鬥。共同面對外部敵人也就算了，要剷除的都是內部敵人。

所有聲音都可以是音樂，而在電影部門中，則如交響樂團般。為了要創造偉大的作品，如同庫柏力克所言：「好電影要像好音樂一樣。」音樂的分門別類成了必然：有的人負責擬音、有的人負責對嘴配音、有人負責微調、有人負責配樂、有人負責剪輯、有人負責混音……然而無論分多麼細膩最終目的仍然是一樣的──創造偉大的電影。

研究發現在挪威、丹麥和德國的1034名成年人樣本中，有10％的人曾有瀕死經驗。意外的是這些瀕死經驗都有幾個奇怪的共同點——包括盡頭明亮的黑暗隧道、靈魂出竅，以及與逝者對話。

一個階層分明的社會幾乎是近年韓國電影的基本背景，例如今年奧斯卡最大贏家《寄生上流》就是如此。窮人被比喻為蟑螂，他們也在房子主人回來時，用爬的證明了這個比喻。而《超「人」氣動物園》裡，人被比喻為動物，愛滑手機的天真少女是樹懶，不苟言笑的嚴肅醫生是獅子，哀聲嘆氣的無能園長是北極熊，熱血正直的男孩是猩猩。除此之外，西裝以及專屬辦公室則成為了另一種「扮裝」與「獸籠」，吸引著男主角。於是這便形成了一個有趣的循環，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扮裝與獸籠，作為一個大事務所實習律師的主角，必須進入一間沒有動物的動物園，指導他人扮裝與進入獸籠，甚至自己也要扮裝與進入獸籠，可以說是電影裡兩個動物園的有趣疊合。

1851年，當時的坎貝爾勳爵在上議院對貴族說：「在這個王國內，有一種資產比爵位或國會大廈具有權勢，那就是這個國家的律師。」簡單來說，律師們維護英國的地主菁英過著舒適的生活，他們保障和擴張地主的資產，甚至以法律保護客戶對付債權人索討，那他們是怎麼做到的呢？

是在正向思考的世界，你不用教養任何人，也沒有人會揭露逆耳刺眼的真相。別人只會鼓勵你、讚美你、肯定你。這些話聽起來雖然刺耳，不過許多人卻把它奉為信條，牆匾或保險桿貼紙上都是禁止「發牢騷」的圖樣。大家似乎都缺乏同理心，而且面對這種現象的反應竟然是收回自己的同理心，好像都沒時間或耐性來處理別人的問題了。

以色列的國歌以給人壓抑印象的小調寫成，歌名卻是《希望》：歌詞中唱明了「我們的希望還未破滅」，甚至與波蘭國歌中的那句「波蘭從未輸過」始終相似。而其作品始終被視為充滿實驗性、甚至帶有激進成分的導演那達夫拉匹，這次則明確地將以色列對比法國。他再次自己寫劇本、甚至將自己帶入為主角：一個裸身來到巴黎的男人，也是電影的第一幕。

蔓延在影像各個角落的死亡氣氛，不只是山姆曼德斯嶄露他的導演才華，更是羅傑狄金斯攝影功力的極致展現。然而諷刺的是隱藏在殘破廢墟的底層，地下室似明似暗的燈火，孤寂的映照在年輕婦女與孩子的身上。那道看似隨時可能熄滅的燈火，卻璀璨的照亮了史考菲對於家庭久遠的記憶，和史考菲身上那張象徵家鄉情懷的照片相互輝映。

研究顯示，銀髮族確實在使用科技設備上經常遇到困難，但成年子女對於父母不會用科技設備這件事情並不怎麼關心，也不太願意花時間提供協助。通常是孫輩比較願意幫忙，不過他們幫忙的方式通常也不是教導使用原理，而是直接幫祖父母解決問題或添購硬體設備。菲格雷多與阿萊蒂的研究表明，科技快速發展伴隨著高齡化社會的到來，讓這個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年長者也需要教導和學習新科技，否則他們一直與社會脫節、被詐騙或被假消息誤導，也不是我們所樂見的事情。

感知「數量」的能力似乎是與生俱來的，新生兒能分辨相同數量與不同數量的物體，這種不涉及抽象思考或學習、對數量粗略地感知被稱為「數量感」。過去的研究表明，猴子、魚類、蜜蜂和狗可能都有數量感。然而，以前絕大部分的動物行為研究都是使用訓練過的動物，答對給予獎賞並進行多次測試。這留下了另一個問題：這些物種是否跟人類一樣「天生」有數量感，還是受到科學家引導或訓練後產生的結果。最近一項新研究證實，狗「天生」就有數量感，而且不需經過人類的訓練。

據說古羅馬人以「儲淚瓶」哀悼死者，將傷逝的淚水蒐集在一個小瓶子裡，與死去的親友一同陪葬。而「儲淚瓶」也在《光年紀事》裡成為寄託思念的道具，代表著演員對於親人的不捨。廣義地說，「儲淚瓶」正是人類科技（尤其是影像技術）的隱喻。影像的技術是一門記憶的技術，其功用總是在捕捉逝者：每當拍下一張照片，便意味著照片中的風景已經永遠消逝、不再重來，唯獨保留在這幅影像之中。

「紅皇后效應」是指你為了維持原有的地位，而必須不斷地向前跑；就像國家和社會跑得很快，目的是為了兩者之間的平衡。在卡洛爾的小說中，所有的奔跑全都是白費功夫，但在社會和國家巨靈的鬥爭中並非如此。如果社會鬆懈下來，跑得不夠快，不能跟國家的成長並駕齊驅，受制約的國家可能會快速變成專制國家。我們需要社會的競爭，以便保持國家巨靈受到約束。國家愈強大、愈能幹，社會就必須變得愈強大、愈警覺。我們也需要國家巨靈繼續奔跑，在面對艱難的新挑戰時，壯大自己的能力，同時維持自主性，因為這樣不但攸關解決爭端和公正無私地執法，也攸關打破規範的牢籠。

韓國現代文學近幾年在日本已經颳起一陣旋風，在台灣的譯介，也有急起直追之勢。但是戰前，特別是殖民時期的韓國文學在台灣的譯介極少。姜敬愛是殖民時期的代表女作家，也是此文學選集唯一收入的女性作家。姜敬愛1931年移居滿洲（間島），許多作品都依據其滿洲經驗寫成，〈地下村〉也是其中之一。其寫作傾向在殖民地的糾葛與矛盾捕捉階級問題。

2017年，崔菲莉歐聚集了Beach Bunny的現任成員，為的是參加芝加哥的樂團比賽。樂團成功掌握住自己的音樂風格，他們不但登上「Coachella」音樂祭演出，也與影響崔菲莉歐很深的偶像、明尼蘇達獨立搖滾樂團「Hippo Campus」合作演出，並且憑藉2018年單曲〈Prom Queen〉一夕爆紅（點擊量超過七百萬次），這一切都發生在樂團發行首張專輯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