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新銳哲學家凱特‧曼恩打破了一個不成文的潛規則，她讓嚴肅的理論哲學紆尊降貴彎下身來俯視「厭女的邏輯」。過去，一位女性哲學家如果要受人尊敬，最好是專心討論一些更「普世」一點的主題。「厭女」不是一個尋常的哲學主題，更不是一個能夠顯著增加學術聲望的主題，因此這本書才顯得特別難得。在著作一開始，曼恩引用了一則可能觸發讀者強烈情緒的小故事。川普在植髮手術失敗之後心生憤懣，怪罪第二任妻子伊凡娜，於是他「扯下了她的一把頭髮」，接著強姦了她。隔天早上，他得意洋洋地問伊凡娜：「痛嗎？」

一項大規模研究探討全世界人類的歌曲，結合現代數據科學與音樂錄音和民族誌記錄，試圖找出歌曲背後是否存在共通的規律性。他們發現儘管每個文化的音樂有其獨特性，但也有不可小覷的一部分是共通的原則。

表面上看來，這位教師可以說是十足地「風流」了，但仔細看來，吉姆在劇情中的形象可不是如此。從他甫出場開始，崔西與迎面走來的吉姆老師打招呼， 畫外音出現她內心獨白的聲音，這個聲音一點都不像是被從中作梗的學生對位階比他高的老師說話，反而更像是上帝一般居高臨下的俯視，她說：「他應該要接受現實，而不是干涉命運。」這個命運，我們可以看完整部電影後用後見之明去說，這個命運是「經過重重偶然她最後仍選上學生會長」的必然，但其實在這個必然背後訴說的更是「除了崔西以外，每個人都只能夠乖乖地各安其位」的命運，這個「每個人都只能乖乖地各安其位」仿若是電影中代表著不同階層的人物的悲哀，更在小人物蚍蜉撼樹般的行為裡，滲透出專屬於小人物的喜劇基調。

2019年4月15日，一場大火幾乎摧毀掉巴黎聖母院，同時也燒出全球鉛安全法規的漏洞。巴黎聖母院的大火在短短幾小時內，向大氣排放數十噸的有毒鉛塵。隨後，巴黎市政府意識到公共安全法規的一個缺陷：他們對沉積在地面的鉛塵危險性，無法找到任何的評估標準。

白卜庭代表了民主共和國惡化後的必然，人們開始對自身力量失去信心，於是要求更強大的政府來保護自己，乃至於最終的社會極權主義，強大的政府反過來對付放棄自身力量的人民。在本片中他以一人便能與萬千船隻匹敵，而常人畏懼的行屍走肉，正是他得以苟延殘喘多年的秘密，無臉的西斯教眾意味著放棄主體性的人們，然而，黑暗原力或許能戰勝一時，卻終會被打敗，因為黑暗原力的永生來自於對同一連續性的執著，而光明原力的永生則體現在一個又一個不同的「我」，他們不眷戀生者的肉體，前者剝奪生者主體性，後者啟發生者主體性，這也是為什麼後者總是勝利。

當探討到人類的擇偶策略時，女性出軌似乎缺少一個合理解釋：人們喜歡拿演化論為男性的出軌脫罪，說這是「盡可能延續後代」的演化策略，但既然女性出軌並不會大量增加後代數量，她們為何還會出軌呢？

每一季進入總決賽前，主持人魯保羅總會拿出幾張照片，是參賽者幼年時的照片。然後他問：「現在的你，會對小時候的你說什麼？」儘管這是可以事前準備講稿的段落，但大部分的參賽者還是都會在此時泣不成聲。他們很多人遠在照片拍攝的年齡之前就已經開始對女裝有興趣，他們可能遭到霸凌、遭到責打，他們可能感到孤獨，但生命中總有那個人，就像是胡利安的奶奶，成為溫暖的支柱。

除了有心人士或特定國家、組織的惡意攻擊之外，還有另一種假新聞來源──你自己。新研究發現，人們在面對爭議問題時（如同婚、墮胎、移民等），即使已經看過準確的統計數據，往往也會因偏見將數據記反，進而塞進傳播的訊息中。

理性所未及之處，正是黑色電影的韻味所在，在那裡，理性的燭光使得被照亮部分的黑暗更加妖媚，如黑人酒吧的爵士樂以及萊諾的妥瑞氏症一般攫住我們，支配我們，讓我們消解舊殼，各自融入更深邃的新的我。

《鋒迴路轉》是一個張力很強的故事，從英文片名《Knives Out》可一窺究竟。刀鋒出鞘自然是你死我活，除了故事本身就用一個謀殺案來包裝裡裡外外的情緒張力，導演兼編劇雷恩強森更是聰明地帶出美國境內自川普上任後一直在刀鋒上的移民議題。

初起，燈光漸暗，展演廳後方隱約響起巫祝般的鈴聲，諸位舞者身穿斗篷如薩滿術士、或是異星探險隊，在無重力狀態下爬過人群朝舞台走去。當抵達（或離開）某處，舞者昂首回視觀眾，徹底告別我們所處的日常。忽然，仿若膠卷斷片，舞者瞬間倒落為無數肉塊，在地面磨擦擠壓的皮膚像空轉故障的齒輪作響：舞蹈就此（重新）開始，但在觀眾眼前展開的，將是一次怪奇、瘋狂的放映。地面抽搐的身體逐漸匯聚，像倒轉的影帶逆流上高臺，觸發出高張的基因編—解碼過程。所有去肢體的軀幹如地層彼此擠壓，一位舞者緩緩從中站起，以肩胛骨的抽搐暗喻著失敗、注定墜落的飛行 ; 從無頭肉堆中爬出的蠕動身體，令人無法辨別這究竟是生成的內爆時刻，還是死亡將至的衰敗場景。至此，整部舞作永恆地處在由兩道相反時序交疊成的無盡溶接（dissolve）中，無論開始與結束、抵達與離開，所有時態皆荒誕地共同棲居於舞蹈的每一瞬間。

作為馮內果第一本長篇小說，《自動鋼琴》確然有其粗糙處，包括人物較多發散扁平、無從理解主要角色以外的所思所想、後期結構筆觸較亂、結尾意欲太過顯白云者，未臻至馮內果後期融幽默諷喻與行文暢然於一體的境界。或許名聲不如類似性質的《美麗新世界》、《1984》及《我們》，但作為1952所先行的世界預言，它仍舊如巨型器械遺址橫亙在前往烏托邦的山頭前，舉目盡在，不得無視。馮內果向來不只被視為個科幻小說寫手，科幻類型素材被壓製成輕薄一片，他所關注的是，如何隔著這一層前設去拓印人的輪廓，探究人類在宏觀層次下反被忽略的荒唐和哀怛。

黃色有自己一個字，紅色有自己一個字，但橙色卻是水果的名字。感覺有些蹊蹺？在葡萄牙商人把柳橙帶到歐洲之前，歐洲人其實沒有「橙色的柳橙」的概念，他們有其他柑橘類植物，但是不是紅色就是黃色或綠色，當他們第一次看到橙色的柳橙的時候很驚訝，不知道怎麼稱呼。

如果仔細觀察古埃及藝術品會發現，有些埃及人頭上戴著古怪的「錐狀頭飾」。長久以來，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考古學家，它究竟只是象徵性的符號，還是實體的頭飾。最近，一項新的考古研究在埃及古都阿肯那頓距今3300年前的古墓裡發現了兩頂頭飾，證明錐狀頭飾確實存在過。

求學時期Aaron Bruno因為無法待到最後而總是早早離開，被同儕取了一個綽號，說他不是「Aaron」而是「AWOL」，後者是「Absent Without Official Leave（擅離崗位）」的簡稱，原本來自美軍用語。作為詞曲創作歌手，Bruno的成功來得既快又猛，他原本可能只是想抱怨一下自己的「疾病」，卻在第一張正式專輯就打造出了美國有史以來最賣座的另類搖滾歌曲，恐怕也是始料未及。更有一些人說他不應該詆毀醫學跟學習障礙的診斷，不應該讓抗拒「被標籤」看起來這麼酷。

《大鼻子情聖》是於1897年12月27日在法國首次上演的舞台劇，這個年末也是歌劇院的寒冬。時間回推兩年，1895年12月28日，電影在法國誕生，同樣是一年的最後幾天，電影與舞台劇卻面臨了完全不一樣的明日。站在產業革命的交叉口，這些以舞台劇維生的人們、熱愛舞台劇的觀眾將如何看待這19世紀末的劇變？連片中主角艾德蒙羅斯丹都在看了一部電影之後直言：「再十年劇院都要關門了。」這樣的時代背景如此地具歷史感，又如此迷人。一百多年前那個舞台劇與電影看似互相競爭甚至逼近生死存亡的時刻，而本片卻是以電影呈現了《大鼻子情聖》橫空出世的過程，如此完美的結合真的十分符合人們對於法國的浪漫懷想。

過去的看法認為自欺的主要目的是要瞞過自己，如果發現自己的處境已是四面楚歌，你就會對自己說謊以自我激勵，這是社會科學家所說的「自欺欺人的潛能」。最近幾年，如羅伯特．崔弗士等科學家發現這並非自欺的主要目的，我們其實是藉由瞞過自己以瞞過他人，崔弗士指出：自然界不會設計出一種自欺的生物，除非自欺只發生在罕見、也許是生死存亡的關頭。基本上，生物體需要理解身處的環境，當他們能夠正確判斷可能的風險與酬賞，就能提升生存機會。如果機師欺騙自己壞天氣沒有風險，飛機就會失事。但是要是自欺能夠誤導其他人對我們動機的想法（很明顯這常常發生）那麼自欺就特別適用於這些情況。

歐洲藝術風格中的「巴洛克」風格原意是葡萄牙文「巨大變形珍珠」的意思，但當珍珠被稱呼為巴洛克時，還沒有人想到用這個詞形容巴哈和維瓦第的音樂、卡拉瓦喬和魯本斯的畫作，或是奢華的教堂建築。即使到了今天，人們依然用「巴洛克」形容各種奢華壯麗的事物。然而，珍珠貿易的背後卻充滿危險與不幸，哲學家蒙田在1580年寫道：「這麼多的城市被夷為平地，這麼多的國家被消滅，這麼多的人被劍殺死，世界上最富有、最美麗的地方都因為珍珠與胡椒貿易被搞得天翻地覆。」

Netflix美劇《獵魔士》是改編波蘭小說家安傑·薩普科夫斯基的奇幻小說《The Witcher》。或許大家對於這個名字更熟悉，大名鼎鼎的電玩遊戲《巫師》。作為一個龐大、史詩級故事的開幕，獵魔士第一季的責任十分重大，它得在短短八集的時間內編排、陳述這可能橫跨百年的歷史故事、並交代重要角色的背景。而在這之中很快就遇到一個重大問題。

《去年聖誕節》巧妙的縫合了當代的器官移植與反移民焦慮議題，過去我們將賽柏格定義為有機與無機物的結合生命體，彷彿有機與無機間有一層扞格，然而當有機物作為一種材料能用3D影印機列印出來，例如今年四月十五號以色列臺拉維夫大學宣布已成功用人體細胞製造出世界上首顆3D列印心臟，雖然那只是個兩公分的迷你心臟，卻彷彿是打破了有機與無機，天然與非天然間的對立，讓進入的他者能夠與原本的「身體」和諧運作，而同樣的在移民議題，俄國人逃到英國，對英國人而言其實也是一場器官移植，伴隨而來的是不一樣的人生觀、習慣、經驗、所思所想……而既然是器官移植，就必須要達成雙方的契合，否則雙方就會一起死去，消亡，然而一旦成功，新的東西會被創造出來，那不是我，也不是你，而是全新的「我們」。

雖然「悲傷垂釣」這個詞近期才出現，但很多人對這種在網路尋求他人同情的行為或許已經司空見慣，無論是看見別人這麼做，還是自己偶爾也這樣。里德對「悲傷垂釣」的定義是在網路上發表敏感、情緒化的私人內容，希望博得社群同情或關注，里德的原文並沒有譴責意味，但悲傷垂釣一詞卻逐漸變成一種貶義詞，經常被用來指責尋求關注的行為，或是批評和貶損別人的文章內容。

全新一季的《去X的世界末日》第二季裡的艾莉莎與詹姆斯剛結束末日之旅，還來不及迎接全新的人生，滿懷殺意的復仇者從半路殺出緊追不捨，原來過去不曾隨著歲月流轉而遺忘，恐懼與創傷隱藏在寂靜的日常裡，隨時都會爆炸。如何逃過末日追殺且僥倖生存呢？

楊認為「白人異性戀資產階級男性」的特權群體為什麼會與公正理想聯繫在一起，純粹是出於一組歷史偶然：因為提出並尊崇理性準則的那些人都剛好屬於特權群體範疇。特權群體使其公正理想與公共領域高度共鳴，不過事實上群體多元性並未消失，只是從公共領域被驅逐出去。原先群體用以區別彼此的利益、需求及欲望，放到公正理性的公共領域時就變為私人、特殊且主觀的。普適性公正社會強調的是抽離群體特殊性，以其抽離後所帶有的非情境式理性來衡量一切事務。

戴著羊角面具的惡魔搖著金屬鎖鏈和叮噹作響的鈴鐺，穿梭在村莊挨家挨戶地尋找不乖的小孩。在捷克首都布拉格東南方約330公里的瓦拉斯卡波蘭卡村，聖誕節前夕依然能看到這個看似陰森的傳統，這其實是為了紀念四世紀的聖尼古拉：聖尼古拉身穿戲服送糖果給乖小孩，而尼古拉的隨從坎卜斯則負責處罰壞孩子。

當女主角詢問追殺他們的一家人是誰時，她只回答：「我們是美國人（United States）。」同樣都身為美國人，為什麼會有這樣生活的落差呢？對複製人而言，他們也是被創造出來的人類，而人人生而平等，於他們而言卻出現了極大的差距，例如上述所提到的飲食、生活環境、人生際遇，都因為身為複製人而產生變化，所以女主角才希望可以體驗地面本尊的生活。而United States的縮寫則是US，除了呼應片名外，住在地面下的人們，也想用行動證實，他們就是地面上的我們，並無不同。

大提琴手亞瑟‧羅素活躍於1970年代中到1990年代初，他是個充滿想像力的音樂創作者，更是堅持不懈的音樂探索者。羅素成長於愛荷華州的鄉下，從小就是個安靜的孩子，喜歡到圖書館借閱關於極簡主義與迷幻藥物的書籍。十八歲時，他帶著大提琴與好奇心搬到了舊金山，在音樂學院裡學習當代實驗作曲與印度傳統音樂。羅素的羞怯性格成為了他的力量，是他細膩內省的源泉，也因為受佛教深刻的影響，他所創作的音樂不分國界且平靜沉穩，包括失戀的民謠、後迪斯可舞曲、古典音樂，以及真摯動人的流行樂。1992年，年僅40歲的羅素因愛滋病併發症離開人世，留下許多令人驚嘆的美妙音樂，但或許是由於完美主義的個性，實際發行的作品數量很少。

對羅馬時期的馬賽克藝術家而言，描繪在迷宮中的牛頭怪形象非常重要：不只因為這是古典傳說中張力最大的圖像，這個圖像更可以帶來工藝類的工作。經過模組化的迷宮，可有無窮盡的圖紋變化。比如， 希臘回文式圖騰（Greek keydesign），圖案可作為馬賽克迷宮的一環，但單看時，也能當作迷你迷宮，自成一格。同樣的例子還有另一個古老的圖案：卍字圖紋。葡萄牙北方的柯寧布里嘉，已挖掘出的部分遺跡之中，有座「卍字府」，其中地板的鋪面優美，保存良好，其設計之精巧，後來的文明難以忽視。

「如果要問我的意見，我希望他被關到老，關到死。」這是《陽光普照》裡一位父親對不肖子的意見，也是我對《黑色聖誕節》的意見，它應該被關在倒閉百視達的地下室裡面，而不是在2019年放到大銀幕搶走其他好電影上映的機會。

羅馬尼亞藝術家阿德里安‧博達從大提琴的內部拍攝了精美迷人的照片。博達的作品是從「拿破崙時代一把非常古老的法國大提琴內部拍攝」。照片有如勝利號戰艦的內裝和沙特爾聖母主教座堂的殿堂，從f形聲孔照射下來的光線彷彿神聖的光芒。

在新的網絡戰場上，戰鬥將不再有明確的起始，在時間與空間上都會擴散，敵人也不再明晰可辨。戰鬥可能不動聲色，耗時長久，也可能瞬間結束，破壞慘重，可能發生在不知不覺之間，也可能來得迅雷不及掩耳。網絡空間成為新戰場的後果是加劇了現代戰爭的「混合戰」趨勢，一方面，衝突的性質不明導致無從區辨真正的衝突，網路世界中聲勢浩大的網軍出征，能當作現實攻擊行動的徵兆嗎？一旦誤判恐怕代價慘重，這大大提升了精確回應的成本；另一方面，衝突方的身份也變得模糊，訓練有素的網軍與跟風的網民彼此無以分別；最後是所有自由民主國家的難題，在言論自由的前提下，幾乎沒有可以收束網絡空間戰場化的政策工具與法律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