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或許是「一種個人選擇」，但「遭到逮捕」的機率卻意外與出生的年代有關。社會學家在分析犯罪率和逮捕率時，多年來都在注意道德品格、人口學資料和社經地位，這些都已成為量化和預測犯罪的傳統指標，但它們漏掉一項關鍵指標：研究對象周遭不斷變化的世界。一項長達近25年的縱向研究發現，當涉及逮捕問題時，更多時候關係到某個人是什麼年代出生，而不是某個人的出身背景，社會學家將該理論稱之為「出生樂透」。

教堂執事莫舍被納粹帶走九死一生回來只為了警告村民說：「猶太人，聽我說！這是我對你們所做的唯一請求，我不要錢也不要憐憫，我只要你們聽我說！」但沒有人願意，執事被當成瘋子。於是納粹來了。這裡的猶太人天真到還認為德軍彬彬有禮，有著親切的微笑，於是納粹的殘忍被懷疑到底所從何來？

「跳水是一門近看很醜，但遠看很美的運動。」開場不久後消失閨蜜留下的這句話可以說貫穿了整部電影。從急著找尋車禍後失蹤的閨蜜，並制止年輕的後輩批評閨蜜，再到發現閨蜜秘密後內心的轉變，恨意可以使人發狂，或許這也是為什麼電影後半段開始失控，卻不夠華麗的原因，因為少了理智來規劃，平板情緒使得夢境變得扁平無趣。

儘管搖滾樂是跨種族的音樂，但1970年代的搖滾圈主要還是由白人組成，黑人音樂家往往錄製迪斯可、放克、靈魂樂和節奏藍調等音樂。然而，1970年代出現了兩支黑人龐克樂團，底特律的Death與費城的Pure Hell成為了龐克與重金屬音樂的先驅。前者沒有受到太多注意，後者卻出名了，而隨後又從搖滾歷史上消失數十年。

全世界每年出產許多科學論文，每年估計約有180萬篇論文發表在28,000萬種期刊上，但這些論文有誰會讀完？根據2007年的研究顯示：很少人，超過一半的學術論文只有作者、審查人與期刊編輯看過，它們發表後就再也沒有人閱讀。

一項研究發現，求學階段那些「受歡迎的同學」其實只是比較老。研究者讓13000多名年齡介於14至15歲之間的英國、瑞典和荷蘭青少年寫出班上最受歡迎的幾位同學，並根據每個學生的出生月份，以及他們在班上的年齡排名編成「人氣分數表」。分析結果發現，無論是哪種相對年齡都會影響受歡迎程度。

宛如男子的暴烈性情，有時會忽然在漆黑閃耀的眼中點燃怒意般的情感，但那股陰影亦迅速地化入了青春夢幻的潤澤之中，麻矢的眼睛就像黑色的葡萄般散發光澤。在洗滌處與由里獨處時，麻矢偶爾會向由里掏出心裡話。當然，她們會先確定繪美矢夫人沒有躲藏在浴室裡，那裡的窗戶就對著洗滌處。繪美矢為了偷聽女兒們及由里和其他租客的對話，明明沒事，卻經常躲在聽得見洗滌處的全部對話的浴室窗下。「團小姐，只要媽媽還在，我就沒辦法結婚。」

馮內果寫下《沒有國家的人》時已高齡八十餘歲，距離他生命結尾不過再兩年光陰，以具黑色幽默特質的科幻小說聞名，最後一部卻留下瑣碎、幽默、憤怒，還有點鏘的雜文集，其形式和內容都替其生命寫下一筆註腳：彈到皮膚上仍有些灼燙的碎屑話語。若兩千年初期已有社群網路，或許可以在上頭看見本書內容，它們篇幅短小、多是諷諭美國時事、對文化政治的漫談及幽默笑語，隨篇還有絹印的手寫箴言，看來也頗適合放在IG。

過去人們追求永生，窮人試圖生多一點傳遞自己的基因，富人試圖活久一點建造自己的碑銘。然而網路時代，所有人都得到了永生的機會，或至少你的一部分會被永久保存下來，在一個名為雲端的地方。雲端在遙遠的彼方，而當所有人都拿到永生的門票時，隱藏自己就成了一種特權，如果能夠被遺忘，你就成了上帝。

社會科學家托尼・席爾瓦在美國郊區發現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不少白人男性會與自己妻子跟女友以外的「男人」發生性行為，但同時他們還是自認為是純粹的異性戀。席爾瓦深入研究之後，發現這些人並非深櫃、也不恐同，甚至很多都表達支持同性婚姻。他們就是真的不覺得跟同性上床的行為意味著任何與身分認同有關的事情。

幾乎每個修過心理學的人都聽說過小艾伯特，他是約翰．華生和雷納在一九二○年發表論文的主角。這篇論文是心理學文獻中最常被引用的論文之一，作為個案研究，它證明了利用相對簡單的心理學原理，能夠解釋人類複雜的行為。該研究因為涉及到一個不滿一歲的嬰孩而增添了吸引力，這項研究也被用來闡釋行為主義—支配美國心理學界數十年的心理學派別—和其研究方法。然而，儘管這篇論文受到歡迎，但研究者和歷史學家指出了其中的瑕疵。事實上，有些人認為這個研究幾乎沒有價值。近年來，它雖然較少被引用，但尚未淪為令人完全不感興趣的題目。最近有研究者試著追蹤艾伯特的後續發展，具體來說，他們想知道這項實驗是否對﹝長大後的﹞艾伯特的行為和幸福造成長期的影響。然而，嘗試找出艾伯特的身分，引來了更多爭議。

就跟許多關於女性意識覺醒的電影一樣，《巴黎應召日記》前提都在名為男性的機器故障。電影有個和諧的開頭，關於一個和諧的家庭，丈夫風趣貼心，妻子賢慧溫順。然而某天在某個夜晚之後，一切突然毀滅：突然出現的七、八萬歐元債務，突然消失的高管丈夫，愛麗絲焦頭爛額，試圖留住自己的房子和家庭，卻發現丈夫的祕密。

大花草科的成員「大王花」擁有全世界最大的花，直徑可超過1公尺，重量可達10公斤，跟一名幼兒的重量差不多。大王花不只很臭，還不肯自己進行光合作用；它是寄生植物，而且基因超級可疑；它會從宿主身上竊取新的基因，將自己本來的基因清除掉，但卻不停複製重複的基因，導致自己的基因體變得異常龐大。

2010年前後，日本影音平台NICONICO動畫在J-POP外自成文化，無以被主流納入懷中的愛恨，以及與其相應的溫柔匯聚於此，孕育出善於描繪故事和角色的音樂創作者。MV發布於網路上，音樂作品不再只是旋律與歌詞，影片畫面，甚至字幕呈現，也都構成一部分敘事，同時透過翻唱等開放參與的再創作，吸引一代年輕聽眾追隨。2019年，橫跨多領域的SME反過來由旗下圖文網站出發，啟動「將小說化為音樂」的企劃，不僅在網路上獲得迴響，更進一步成為日本流行音樂的重要場景。公開至今突破兩億觀看次數的〈向夜晚奔去〉MV，起初不過是一句網路小說的徵文題目：夏夜、你與我的焦躁。

時隔60多年，露比・布麗基回顧了六歲時第一天上學的紀錄影片。這些影片拍攝於1960年11月14日，當時她並不知道這一天改變了自己的一生，也塑造了美國歷史。那天，布麗基成為路易斯安那州第一個進入全白人學校受教育的黑人孩子，但她的故事沒那麼勵志，反而還有點悲傷。

打呵欠不一定是覺得無聊，而且似乎是衡量腦部大小的指標。一項針對一百多種哺乳動物與鳥類的研究表明，大腦越大的脊椎動物打呵欠的持續時間也越長。

《那些要我死的人》描述一個被貶到防火塔照看林地的消防隊員漢娜，某天遇上了被兩個神祕殺手追殺的男孩康納，在離城鎮遙遠的山野裡，外有殺手和閃電還有大火，內有昔日失誤導致的心魔，究竟兩人能否從殺手們的追擊下存活？

《港城三記》帶給我關於凝視的練習，會展裡遊客的步調、呼喊、多國語言的溝通、人流的觀看、被觀看和自我觀看等等。當藝術展在此地年復一年舉辦時，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中國慶典也在此地上演，這是對整個香港生活、身份認同重大轉變的時刻，鏡頭帶著我們重新凝視此地，不動聲色地觀察、冷靜沉著地紀錄，透過含蓄的鏡頭語言，呈現對香港的沉思與省悟，將那些無法釐清的千言萬語化作靜默的凝視。

美國人最近開始注意到，一般印象中「歐美社會文化希望子女滿18歲就搬出去」、「子女長大會離家到其他城市或州生活」的情況已經逐漸消失，相當多成年年輕人（18至29歲）依然待在家與父母同住。根據2017年的統計數據，美國有34.5％的成年年輕人住家裡。然而，這種情況到了2020年不僅沒有減少的跡象，反而持續增長達到歷史新高峰：美國有超過半數的成年年輕人住在家裡，儼然已經成為常態。

關於臨終的書很多，但將病痛、臨終、死亡與母親、女性主義、存在等主題揉合在一起，成為亙古、複雜又難解的議題，恐怕對誰來說都是難以言喻的困難。還好，《一場極為安詳的死亡》出自於西蒙波娃之手，她誠懇、平穩、真切地將面對母親死亡的歷程記錄下來， 過程中雖有驚恐、不捨、憤恨、害怕，但她的筆下都將其理性表述並保留本質，讀起來極為貼近且真實順暢，就很像......讓你可以直視死亡不避開。

表面、裏面，是我們理解這個世界的方式，Goffman以劇場的方式提到我們在《日常生作中的自我表演》，我們的自我在與他人的互動中建構而出卻不覺得奇怪，但看到一個戴頭套的人卻覺得突兀與滑稽，滑稽的會不會是自以為不活在面具底下的我們呢？故事從Jon開始，他唱著歌，趕緊結束與父母的對話上樓去做他的曲子，但還是做不出個所以然，步行到海邊發現有人要跳海自殺，是個鍵盤手，正好他也是鍵盤手，無需理由地被加入了這個樂團：Soronprfbs。

《BLUE》也讓我開始重新思考我跟日本的關係，我確實是一個浸淫在日本文化中長大的人，但我並不是日本人，平成這個日本年號明明應該與我無關，卻又如此熟悉。在葉真中顯的筆下，平成或許是一個經濟衰退的時代、充滿派遣的年代、次文化逐漸興盛的年代…這是他透過這名在平成伊始之日誕生，平成結束之日死亡的少年BLUE告訴我們的事情。但不是日本人的我，平成這個國號，對我又象徵著什麼意義嗎？若我把這兩個單純作為我所親近的文化象徵來看待，這樣會不會又太「方便」了呢？

全世界很多語言都會用身體部位形容情緒和感受，西澳大學語言學家瑪雅‧龐森內與共同作者凱蒂‧吉恩‧拉吉尼亞有系統地研究67種澳洲原住民語言，整理後發現至少有30種不同的身體部位與大約800種情緒感受綁定。有些跟其他語言差不多，例如心臟與愛情有關；有些則比較特殊，例如喉嚨與戀愛的關聯。

以色列導演尤納坦．歐菲克從小在印度靈修營長大，靈師反覆餵養的「真理」，在他的心中造成了難以抹滅的創傷，卻因教條限制，始終不敢公開談論這段過去。戒慎恐懼地保密長達20年後，他終於鼓起勇氣踏上追索之旅，循線探訪過去曾共處道場的兒時玩伴，討論彼此被禁談的童年回憶。

文學作品從很早開始描繪恐怖場景，但第一部恐怖電影從何而來？幾乎可以追溯至電影的起源：1896年，法國特效鬼才喬治・梅里愛製作的短片《鬧鬼城堡》。這個故事並不完整，也不是特別恐怖，但它展現出梅里愛所發現的一種拍攝技巧。

後青春期使得《被愛狠咬一口的掃把星》中的四名主角深陷在自我的徬徨與孤獨當中，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議題必須去處理，卻有找不到任何方法去面對這樣的困境，智也一直想出去，但日日夜夜是大樓裡的清潔工；哈維必須不斷面對自己母親拋棄所帶來的感受；對對胡在混黑道，卻只能當個小弟；而警察柴尾有正當工作，像是個旁觀者，卻始終對自己這三個廢物朋友保持著若即若離的關係。唯一把大家綁在一起的，就是不斷做著白痴事，他們以自己的荒謬，去回應這個不知所措，不知為何而生的世界。

隨扈保鏢是每個搖滾巨星的職業生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湯姆・佩蒂從80年代初開始，生活受到更嚴密的保護，儘管他有點不情願接受這個新的現實，但最後他還是跟自己的保鏢成為朋友，並創作了一首有關保全人員的歌：〈Nightwatchman〉。

《阿依達的救援行動》是一部殘酷的電影，殘酷在於片中並沒有任何的奇蹟，而只有現實。這個現實並非是說對當時歷史環境的重現，而是對於一種永恆情境的塑造，那麼奇蹟是什麼？奇蹟是一種神聖的偶然，這部片裡沒有什麼神聖的偶然，只有人與人間的談判。

當我們把注意力從能動性是什麼、發生在哪裡，轉移到什麼時候會有能動性、能動性在特定狀況下屬於誰，我們或許會開始看到將演算法比喻為黑箱的概念，不只是個本體學或認識學的主張，而是一個政治的主張。把一樣東西比喻成黑箱有很多功能。演算法的黑箱不只是未知，而且在很多狀況下構成了林賽‧麥克高伊所稱的「策略性未知」，策略性未知強調「對組織和個人來說，培養無知通常比培養知識更有利」。以災難控制來說，專家宣稱無知，可以緩和大眾對於災難或醜聞究責。有策略地動員未知，組織和個人可以堅持他們不可能提早知道，或偵測到災難。

2000年前後，二戰檔案因為時間流逝而獲准進一步解密，解密資料顯示時尚教母可可香奈兒不僅協助納粹接觸英國政府，更支持對猶太人進行種族清洗，是個不折不扣的反猶太主義者。然而，直到今天，香奈兒依然被人們視為正面榜樣，是讓女性穿上褲裝的「偉大專業女性」，與同時代德國思想家海德格戰後始終遭到誅心之論的道德譴責相比，實際出手幫助納粹的香奈兒為何從未受到等量檢討便耐人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