搖滾樂結合了白人的鄉村音樂與黑人的節奏藍調，它在民權運動的浪潮之中萌芽。然而，整個美國南方的觀眾都被迫參與一種隔離形式：場地被非正式地劃分成黑人或白人區域，被警察或主辦方隔開。有時，黑人站在隔離的側邊廂房，白人站在樓下地板；有時設有一條畫好的線沿著劇院中央向下延伸隔開，或者用一根繩子把觀眾分成兩半。

海萊因於1966年所創作的《怒月》概念豐富，科幻先生將科幻小說的定義進一步擴展，不僅是想像力無邊無際的催生，它更根基於實際的人文脈絡，探究關乎社會、政府以及個人意義在未來可能有的質變翻轉，開啟了社會科幻的風潮。將人置放在優劣勢更具象化的未來劇場，那些積極和頹喪都會在聚光燈下更加鮮明和銳利。

《女也》由長期致力於環境議題的楊亞祖貝彤，與人權紀錄片導演安娜絲塔西雅米科娃共同執導，走訪全球50個國家，訪問超過2000名女性，不同膚色、國籍、語言，試圖在佔全世界一半人口的女性身上，挖掘如此多樣的姿態。

《紐約時報》出品的紀錄片《框陷布蘭妮》在拍攝過程中不乏令人震驚、不忍直視的時刻，這部紀錄片以簡潔和傷痛的方式，審視了流行巨星小甜甜布蘭妮的職業生涯，以及備受爭議的法律監護問題。

「顱相學」聽起來是很久遠的東西，它試圖藉由頭骨的大小和形狀來判斷一個人的心智功能（例如記性好不好），西方學者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經犯過這樣的錯誤，顱相學後來也被判定為歧視的偽科學。然而，近年顱相學再次浮出水面。

工作主導了我們「所有的」時間。作者提到大多數人忽略的重點，工作控制我們的時間不只有合約明定的時數，除了無薪的加班外，我們也並非一下了班就完全擺脫職場的束縛，如果工作太累，平日的晚上只能拿來休息，為隔天上班做準備，所謂的週末也不過區區兩天，且被明確規範限制，這些根本不算能長期妥善運用的自由時間。對於零時契約（zero-hour contracts）或自雇的不穩定勞動者而言，想生存甚至不能奢望多少休息時間。如果受不了現有的工作，或是失業中，求職的過程更是極度耗時傷神。

這個我們引以為常的世界，對女性而言是否其實是寄生獸盤據的世界，是否對女性而言，男性最可怕的一面並非是粗壯兇猛的怪獸，而是在於那種隨時變異的「不確定性」。於是，如同當一名女性被丈夫殺害時，其他人往往會驚訝於那名丈夫平時待人謙和且文雅。

漫畫改編直木賞作家新田次郎的同名小說，以昭和初期登山家加藤文太郎為原型進行改編，描述一名對他人和自己的生命都感覺疏離的年輕人從學生至成家，最終在K2攻頂中失去手指與腳趾的故事。

史丹福大學科學家麥克‧科辛斯基建立了一套機器學習系統，宣稱可以用臉部辨識技術看出一個人的政治傾向。早在2017年，科辛斯基就曾宣稱能用臉部辨識技術看出「性取向」，他強調研究刻意避免落入「現代顱相學」的陷阱，並得出一個可怕的結論：我們的外表可能透漏出更多的個人資訊。

紀錄片《女人的工作》揭示了「職業啦啦隊員」的不堪處境，她們妝點球場，帶動氣氛，但是收入不成比例。自2014年平佐恩和四名隊員對吉爾斯啦啦隊、管理層和水牛城比爾隊提告要求補發最低工資與律師費以來，美國國家美式足球聯盟就因普遍存在的薪資過低、限制性合約與不當待遇受到越來越多的檢視。此後，26支設有啦啦隊的美式足球聯盟球隊中，有10支面臨無薪加班、性騷擾、身體羞辱、惡劣的工作環境、低薪（有些低到每小時只有2.85美元）和「公然歧視」等訴訟。

父母在車禍中雙亡的女孩安達桃子，放棄升學獨自撫養三個弟弟長大，終於家裡的長男即將大學畢業，桃子也依隨自己的心意交了男友，但這個男友的身分卻曾是受刑人。在社會極度嫌惡犯罪者，不管青紅皂白一律抹殺的前提之下，桃子與吉岡在工作場合一同計畫聖誕節活動而萌生的戀情，本來註定還沒開始就該結束。觀眾等待的是究竟桃子與她的親友要怎麼面對吉岡的過去，而誰又會先感覺到相信對方太過困難而放棄。不過，觀眾期待的事情幾乎都沒發生，這不是過去看過的任何一種劇本。

透過化學藥品，白人作家約翰．格里芬將自己的外表變成一名黑人，維持平日的服裝、談吐和真實身份，在1959年前往美國南方數州進行為期七週的種族觀察之旅，並將這趟旅程中的日記整理、集結成這本文字流暢易讀的《像我一樣黑》。他以親身經歷揭露不同形式的種族歧視，剖析內心的真實感受和糾結，進而提出多層次的反省與思考。

開場的畫面是穿上鞋子的腳，出門而後復歸。這一去一回的過程僅在幾秒之間，但我們知道一天的日子過去了。而《用甜酒漱口》正是以日子為最小單位，日記本般、平淡而美麗的電影。

我好奇西班牙出版社在規劃這一系列藝術家傳記繪本時，是否刻意讓性別相同的插畫家描繪筆下人物。譬如，《璀璨奪目的佛萊迪・墨裘瑞》是由亞豐索．卡薩斯執筆，而《燃燒烈愛的芙烈達．卡蘿》則由瑪麗亞．艾塞詮釋。若芙烈達．卡蘿繪本不是由女性插畫家執筆，那麼我們看見的非常可能有所不同。

新研究表明，英國劍橋中世紀居民的「骨骼」記錄下社會的不平等，科學家從三個不同的埋葬地點挖掘出數百具人類遺骸並進行比較。

「隔絕聲音」是現代人最想要的功能，靜音成為許多app與裝置的熱門功能，例如2019年Uber進軍全球市場時打著「可以指定司機不出聲聊天」，形同對人類也能按下靜音。一直自顧自聊天的司機固然不怎麼討喜，但我們是否真的能夠心安理得杜絕為我們提供方便服務的人們想說話的慾望呢？如果是的話，他們對我們來說還是人類嗎？聲音是一種關不掉的外來資訊，它比視覺更強硬的侵入腦海中。而關閉聲音、隔絕資訊的慾望，也化為各式裝置與功能按鍵，成了科技社會的一環。

《超時空甩尾》無疑是為大銀幕而生的作品，耗時七年全程手繪十萬張，只為給觀眾102分鐘的獨特體驗。這樣的體驗是純粹的烈火焚身，誓要燃盡空氣中最後一滴水份，機器在咆嘯、駕駛在吼叫、觀眾在高潮，不分性別國家種族，沒有政治險惡陰謀，唯一有的只是單純對速度的崇敬。

作為一部非比尋常的公路電影，《破處》在嬉鬧的表皮下，談論著成年人的黑暗世界。這種黑暗世界是將青年童真吞噬掉的黑暗，不能接受被這黑暗吞噬掉的人，就會被這個世界給淘汰。所以作為成年人，開著小休旅車擺攤的胖女孩不斷在為了這種童真被吞噬掉所哀傷，她打扮得像個少女，內心缺渴望童真，而這個童真是作為直播的兩人所散發出來的東西，也是她所失去的東西。這種東西是一旦成年之後就不會再有的東西，那種兩小無猜，那種坦誠以對，處處閃耀著他們有而成年之後就不會再有的東西。

科學家在以色列發現了可追溯至3000年前大衛王和所羅門王時代的紫羊毛考古證據。以色列的研究團隊使用放射性碳定年法和特殊的化學分析技術，確定了三份來自以色列提姆納河谷的紡織品樣本可追溯至約西元前1000年。這些纖維被染成了「真紫色」，原料是地中海的軟體動物「染料骨螺」，製造這種紫色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通常只有一定社會地位的貴族、官員和宗教領袖才能穿，包括《聖經》裡的國王。

澳洲近來討論是否應該讓分食廣告利潤的社群媒體、搜尋引擎支付費用給新聞業者，並強勢要求Google和Facebook付錢以彌補連年虧損的新聞產業。然而，這些被點名的企業的回應同樣強硬：Google表示，假如澳洲政府繼續推行「強制性談判規定」，不排除將關閉澳洲的搜尋引擎；Facebook最近則表態拒絕妥協，宣布停止澳洲用戶觀看和分享新聞。媒體學者阿曼達‧羅茲認為，想解決新聞業在網路時代所面臨的危機，這種規定不太可能發揮多少作用。

基於台灣早期社會物質環境困乏，台語片總體呈現出一種悲哀的感覺，文藝悲劇、戰爭片如此也就算了，喜劇片也多描寫中低階層的角色，在他們流浪或謀生之中插科打諢、博君一笑。在各片主角受苦受難的過程中，普遍存在一種暫且泛稱他／她們為「朋友」的角色。這些願意提供救援的角色可大可小，有的小到根本路人甲，助人動機薄弱到讓人覺得莫名，也無法站到劇情的核心位置。然而對於觀眾來說，他們卻是相當重要的慰藉，讓人相信險惡的江湖社會裡，還是有天使存在，暖心作用與《我們與惡的距離》裡的News哥、老謝、買肉粽的路人如出一轍。

在量子層級，觀察者的行為以及測量物理屬性的行為，都會造成許多干擾：我們獲得的結果通常由亂數決定，且物體的狀態可能會在測量時突然受到影響而變化。要測量的物體位在量子世界，而測量儀器位在古典世界，科學家正積極研究這兩個世界之間的界線，而許多實驗的結果，似乎顛覆了我們對於時間的概念。

當我們看二十年前的電影會覺得好像沒有什麼改變，除了穿搭風格不同以外，電影裡的人似乎跟我們差不多，只是他們手上都沒有智慧型手機。過去大部分的文學作品和電影對未來的預測都失準了，但在70多年前法國導演J‧K‧雷蒙－米勒的電影《電視：明日之眼》似乎已經預見未來的樣貌：人們無時無刻帶著一台長得跟智慧型手機類似的手持裝置，汽車裡也有配備螢幕。

人人都希望別人可以了解真實的自己，甚至會有人因為自己在不同人面前拿出不同的樣貌而感到羞恥，認為這樣十分虛偽。但，說不定我們所想的「真實的自己」並不存在，面對不同的人所展現出不同的容顏的總和其實就是真正的自己。就像骰子，骰子有六個面，每次都有可能擲出不同的面相，但那怕是磨除一個骰面，骰子就變回普通的立方體，不再是個骰子了。

班尼喜歡宅在家把燈關暗看錄影帶，看租來的錄影帶還不滿意，還自己偷錄人家殺豬的錄影帶，看一次還不過癮，看一看還倒轉細細品味。然而，他卻是個唇紅齒白、皮膚白皙、身形纖細的捲髮俊俏小夥子。

歷史學家和科學家幾個世紀以來都認為，當早期人類群體尋找食物時，男性負責狩獵，而女性負責採集。然而，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一項新研究表明，在南美洲安第斯山脈發現一具九千年前的女性獵人墓葬，講述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故事。

讓人工智慧（AI）執行人類指令的危險之處在於，我們可能對自己想達到的目標不夠謹慎。驅使機器的程式碼不可避免地會出現錯誤，例如忘記給予說明與警告，最終使AI的目標和手段與人類的真實需求不符。

美國作家安東尼．馬拉推出的小說《我們一無所有》的舞台設定在舊蘇聯，以及舊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和車臣。雖然本書每個篇章都可以看作是獨立的作品，但我把這本書看作是一本以短篇小說集的形式寫成的長篇小說；因為每篇的故事和人物之間互有因果關係和人際關聯，猶如由數枚花色各異、圖案連貫的碎片拼裝出一只球狀拼圖，讀者才得以窺見其立體全貌。

「或許我們唯一找到的，就是我們什麼都沒有找到。」《沉默的天使》中的精神科醫師Laszlo Kreizler在追查殘忍肢解及虐待多位男童妓的兇手時如此說道。兇手Japheth被殺害後，角色們理當迎來大快人心的結局，可Laszlo卻說道：「我們以為我們在追查一位惡魔，一位殘忍的殺人犯，但是我們最終看到的，卻只是一位受傷的孩子。」與開頭的話相比，兩者所處的情境雖不相同，卻意外地有所映照。

從一八六○年代政府頒佈《傳染病法》開始，直到白教堂謀殺案發生的這段期間，幾乎所有政府機構，包括倫敦警察廳，都對於何謂「娼妓」以及如何辨識娼妓沒有任何共識。娼妓究竟是什麼？是在街上流浪，又因為孤單與受到威脅，而同意和男人發生性關係的女人嗎？是在工廠工作時因為男孩熱烈追求又贈送禮物，而同意發生性關係的少女嗎？是深夜逗留在酒吧痛飲，又被許多人說「免費又容易上鉤」的女人嗎？是帶著三個來自不同父親的孩子，又為了讓自己與孩子有遮風避雨的屋簷，而和另一個男人同居的女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