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幾年對我們兩個來說都很難熬，我極度渴望將這些情緒宣洩出來。〈Voices〉是一首古怪且偏執的流行歌曲，並不是你常聽到的那種音樂，聚焦在思緒如何同時成為一股善的力量與一股惡的力量。我們有很多音樂都非常情緒化，但似乎還能挖掘更深層次的東西，〈Voices〉對我來說或許就是最原始的情感。有段時間，我真心覺得自己無法再繼續創作，而我希望人們能看見它，這也能讓他們更親近我們。」

有一種眾所皆知的殺人，是奪走他人生命的殺人，另一種無人知曉的殺人，則是奪走他人存在的殺人。存在不能等同存有，存在是一種反身性的指認，我們與身俱來的存有總是等待與存在的相遇，存在是關於「我」的指認與操作，在本片裡，存在與存有的關係被撕裂開來，一個男人在事故後只剩下短期記憶，還有事故前的記憶，而他要為妻復仇。「我才不會為了錢殺人。」「那你會為了什麼殺人？愛嗎？」

某位我認識的社會學家有一次到系上去，發現他的祕書在哭。為了想辦法安慰她，他走過走廊，眼光飄進另一間辦公室，卻看到另一個祕書也在哭。「一位祕書在哭是悲劇，」他對我說，「兩位就是社會學了。」或者，也可以說是喜劇。

20世紀初，英國考古學家亞瑟‧埃文斯爵士在克里特島出土了近3000塊石板，上面刻著一種從未見過的語言。這個埃文斯稱其為「線形文字B」的考古發現，開啟了長達數十年對歐洲古老文明語言的破譯競賽。1952年，線形文字B終於成功破譯，並推翻原本公認的古希臘歷史。

六個各有故事的人，踏上八百公里的路途，從法國朝西班牙邁進。人為何要離家？為何要出遊？為何要行走？為何要活著？而這條每年都有幾十萬人朝聖的道路，究竟有什麼魅力，使得人們趨之若鶩？他們能夠在路途上找到答案，抑或只是為了逃避現實？導演以樸實有力的方式記錄了這群偶遇的人們分分合合的旅程。

一項研究針對9至11歲兒童進行腦部掃描分析，試圖找出攻擊性與反社會行為可否被提早阻止。賓夕法尼亞大學的麗蓓嘉‧沃勒和佛羅里達國際大學的撒母耳‧霍斯的研究探討了這個問題，特別針對那些表現出冷酷無情特質的孩子，沃勒說：「早期行為問題確實是家長擔心的問題。我們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觀察兒童在發生更嚴重的犯罪行為以前，他們的大腦反應是否有所差異。」

糟糕與惡俗之間有什麼區別？糟糕就像人行道上的一坨狗屎，一次留級，或一例猩紅熱──是某種沒有人會說好的東西。惡俗不一樣。惡俗是虛假、粗陋、毫無智慧、沒有才氣、空洞且令人厭惡的東西，但不少美國人竟會被說服，相信它們是純正、高雅、明智或迷人的。割破手指的浴室水龍頭手柄是糟糕的，一旦鍍上金，它們就變成惡俗了。不新鮮的食物是糟糕的，若餐館刻意奉上不新鮮的食物，還要賦予美食之名，那就是惡俗了。

「難以想像現在還有人在看村上春樹！」，那天友人看見我正在閱讀《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時，語氣流露出些許驚訝。我也忘了什麼時候開始看村上的書，我只記得看完第一本後（還恰巧就是《挪威的森林》），就渴望尋找下一本來讀。那股動力確切為何，實在難以詳述，但我想這就是村上春樹作品的力量：讓人投入在他的文學世界裡，跟著筆下描繪的角色，身歷其境地感受故事與人生的精采交錯，一本接著一本深陷其中。

雖然同樣是侯麥哲思的體現，也同樣談論命運，《夏天的故事》卻相當和藹可親，這歸功於男主角賈斯柏的高顏值，以及片中古靈精怪的的瑪戈。她是最先在片中陪伴賈斯柏的人，也是陪伴他到最後的人，她是最先在片中鼓勵賈斯柏的人，也是在最後重擊賈斯柏的人。一場一男三女的愛情遊戲，誰是玩家，誰是玩物，要到最後才知道。

對於《春天的故事》我想說，不要被侯麥「高知識分子對話」給嚇到了，其實主題就是一個簡單的東西，關於我們如何設計他人的命運，以及對他人對我們命運的設計之反抗。從對他人命運的關注，最終復返到對自己命運的關注。這件侯麥作品基本上設計感很重，他不是從生活出發到哲思，而是從哲思降下到生活。

據說這部電影從導演詹姆士‧達西有靈感到拍攝花了十多年，然而實際的成果卻並非什麼宏大鉅製，相反地它是一部談論傷痛的療癒小品，初看輕鬆愉快，回憶起來卻餘味無窮。是會讓人想要修改劇本，以現有元素重新調度的作品。我們跟著麥可李察遜飾演的傑克，帶領連恩尼遜飾演的邋遢隨性父親，回母親故鄉整修老屋。因為離開了太久，一切都是陌生的，然而正如封閉已久的大門被打開，所有以為消逝的記憶都逐漸鮮活了起來。

塔羅牌最早於600年前的歐洲發明，近幾個世紀經常被用來占卜命運、探究宇宙與一切事物的神秘真相。即使在越來越數位化的今天，塔羅牌並不只是歷史珍品，在許多方面仍具有很大的魅力。

悲劇與喜劇只有一線之隔，差別僅在於敘述的語氣與觀點，當你被困在同一天，無論你做了什麼，一切都會恢復原狀，只有記憶會被保留下來，你等同於擁有無限的時間，但也等同擁有無限的孤獨。因為凡是前一天認識的人，都會完全忘記你，昨天跟明天還有隔天，都是一樣的一天。漸漸的，你生活在人群之中，逐漸知曉關於他們的一切，但他們卻仍然對你一無所知。但是你卻可以嘗試人生從沒做過的事，反正一切都會回歸原狀，所以這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

武漢肺炎疫已經持續多月，疫情對犯罪率產生了重大影響。某些類型的犯罪（例如竊盜、搶劫、傷害、性侵）在全世界都因隔離而大幅減少，但有些類型的遠距離犯罪提升了，例如電腦詐欺。此外，或許是因為加害者待在家的時間變長，家暴案件也有所上升。但最奇怪的是，美國36個城市的謀殺案件反而全都上升了。當然，短期研究很難確定疫情與犯罪率之間直接的因果關係，但統計數據揭露了一些共同點。

如果單看《棕櫚泉不思議》的劇情簡介，或許也很難理解為何這部電影能賣出2200萬美金的高額發行權，一舉刷新日舞影展的交易紀錄。乍看之下，這只是又一部小額成本、大量製造的浪漫喜劇，上演著「及時行樂」的美式精神。但在千篇一律的喜劇套路之外，《棕櫚泉不思議》的確夾帶著一些珍貴的新意，稍稍突破了萬年不變的類型公式。雖然只有一瞬間，但鐘面上的指針確實跳了一下。

在今日的預設立場中，人類幾乎無所不能。我們可以，起碼自認為可以，從細胞和化學的角度理解疾病生成的原因，因此應該能夠透過遵循醫學立下的規矩避免生病：拒菸、運動、接受例行性醫療篩檢，以及只吃時下觀念認為健康的食物。任何沒照著做的人，形同自己找死。或者換個說法，如今每個人的死亡，都能被理解為自殺。

推廣論文開放取用的「Plan S」與其背後的資助機構宣佈將從2021年實施一項新規定，讓受資助的研究者能避開期刊的付費限制，向公眾免費開放已經發表的論文。這個改變讓科學家得以發佈他們在任何期刊上發表過的論文，無論期刊本身是否為付費訂閱制。

每天世界上的物種都會滅絕一些，今天存在的鳥類，明天或許就絕種。該計畫以電子音樂的方式記錄了牠們的歌聲，提醒我們這些生物真的存在過。計畫創辦人羅賓‧帕金斯表示：「我相信音樂對於改變社會和環境具有強大的影響力。」

透明性的概念是人的行為舉止──他們對外表現自己的方式──提供一個真實而可靠的窗口，讓人能了解他們內在的感受。它是我們用來了解陌生人的第二種關鍵工具。當我們不認識某個人，或無法與他們溝通，或沒有時間深入了解他們時，我們相信可以透過他們的行為和外表來了解他們。

婁燁如何在《推拿》裡給觀眾強力的感官體驗？電影開始沒多久，我們就看到一個幼時失明的青年小馬，在門邊平靜地聽完醫生告訴他的家人，他這輩子再也沒辦法看見後，便靜靜地走到一個家人旁邊，拿起一個飯碗，然後靜靜地走了幾步路後，將碗打碎，朝脖子劃了深深的一口子。之後便是源源不絕的鮮血噴射而出，濃稠的紅色在醫院的白色襯托下特別刺眼。

戴芬不是那種很強勢的人，但也不是很溫順的人，不過她絕對不是適合當朋友的人，她對自己的標準很高，對朋友的標準更高。侯麥的經典作品《綠光》講述了一名都市女秘書在放假時，陰錯陽差的踏上一次又一次斷斷續續的旅行，她希望能夠透過出遊結識他人來擺脫情傷，然而一路上她所遇見的人，卻沒有一個能讓她滿意。

一名男子在實驗時嚇壞了，他喃喃自語說：「這些數字長得太怪了。」他看著盤子大小的數字「8」圖案，眼裡呈現的卻是一團雜亂無章的形狀。但當他把圖案轉90度時，數字形狀聚焦變得清晰起來。他開始不斷旋轉數字，一遍又一遍地看著它糊掉又聚焦。這個代號為RFS的人是一項新研究的實驗對象，他能閱讀單字和字母，但他無法讀數字。

看到有將本片比喻為台版《屍速列車》的說法，但我只能說是遠遠不及。在《逃出立法院》裡看不到任何選擇的橋段，裡頭的角色犧牲了什麼？選擇了什麼？這種最「政治」的橋段正好在片中缺席了。取而代之的是高舉自己的議題而不管任何客觀條件的任性。我們完全看不出來這些人跟一般殭屍片的路人受害者有什麼差別，而這也使得這整件事發生在立法院與發生在立法委員身上的意義不太明顯。它完全是可以發生在其他地方的故事，關於政治的探索也幾乎沒有，反正就是「搞爛台灣的就是愛錢的政客」這樣層級的理解，既然只有這樣程度的理解，那麼應運而生的笑點就不會深刻。

軟禁所限制的不僅僅是行動的自由，而是要讓你知道從窗外望出去的美好，香甜的黑莓、麵包，公園裡的鮮花與初雪，歌劇院的戲劇與其他一切邂逅都再與自己無關，這即是權力的展現，當權者要告訴被軟禁者，你的生死掌握在我手裡。肉體的痛苦可以透過心靈的超脫來得到救贖，所以軟禁要折磨的始終是人的精神。權力淌過身上、胸上、心靈上所帶來的羞辱與痛苦才是最惡毒的刑罰。

Asaf Avidan的祖父母是羅馬尼亞猶太裔難民，父親為以色列的外交官，他自己也服完以色列嚴格的兵役規定，但他在2015年3月法國《世界報》的訪談中表示：「我不覺得自己是以色列人。我沒有辦法感受以色列，在以色列團結我們的是恐懼，我們永遠是被迫害的那群。所以我不想再住在那裏，我不想再感受到那股恐懼。」

如果這只是一部「靈異現象謎底是阿茲海默」的電影，那麼我想那也只會是一部普通的電影。厲害的電影將我們習以為常的事物在同一概念下以不同的形式表現，以有趣的方式震懾我們的感官。本片的核心概念雖是阿茲海默症，但其呈現已經超出阿茲罕默症。充滿想像力的讓與奶奶長年廝守的，囤積大量古物的老房子變形扭曲成一個駭人的迷宮，在電影後半部將原本無法體會奶奶感受而只能感到恐怖與怪異的母女與觀眾帶入以房子為媒介，在具現化其精神世界的活體迷宮內哀號逃亡。

人的身分認同是由他所從事的活動、他的薪水來界定的；退休以後，他就喪失了這樣的身分認同。 退休的技工不再是技工——他什麼都不是。畢傑斯表示：「退休人員的角色是不再扮演任何角色。」 這等於是在社會中失去了地位，失去了尊嚴，而且幾乎是失去了他的真實性。此外，他們不知道怎麼排遣自己的空閒時間，他們陷在無聊中。

當你讀這篇文章的時候，其實已經對未來做出十幾次的預測，例如從標題猜測這篇文章的內容，以及自己是否感興趣。每個人都是預測者，所有人都想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但說實話，我們預測未來的能力很差，這就是為什麼經常求助各種預測專家：氣象學家、經濟學家、選舉學家、保險公司、醫生和投資基金經理，人類極盡所能預測即將發生的事情，希望為未來做好心理和實質上的準備。「預測市場」簡單說就是「未來事件交易所」採用的機制，讓人們買賣事件走向的機率，藉以得知大眾對未來事件的預測。但這種機制如何確保不被玩壞呢？

只看故事大綱的話，《怪胎》就是一部台灣常見的小情小愛電影，如何在常見的命題玩出不同的滋味，讓觀眾有全新的體驗，就是其出奇制勝之處：從構圖、色彩、燈光、服裝、演員魅力、故事元素都別出心裁，在這個苦悶的瘟疫之年，其無疑是一場五光十色的煙火，烙印在你我的視網膜，直到燒焦都讓人不願移開目光。

1969年，加倍佳覺得自己是西班牙品牌，應該找西班牙之光重新設計商標和包裝，於是邀請達利為加倍佳設計新款商標。直到現在，加倍佳官網仍自豪的標示品牌商標是達利所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