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本大洋在幼年曾被送到育幼院，在那裏的生長經驗促成了精采的前作《Sunny》。在《羅浮宮的貓》之中，我們仍能看到童年這個主題的影子。故事是這樣的，傳說羅浮宮裡有位五十年前失蹤的少女，名叫愛麗塔，導覽者賽希爾從巡守員馬歇爾聽說了這個故事，而馬歇爾深信他的姐姐愛麗塔仍存在館內的某一幅畫作中，希望賽希爾能幫忙尋找姊姊的下落。同時，羅浮宮閣樓深處的地下居民──一群光譜各異的街貓們，也蠢蠢欲動。

17到19歲的俄羅斯三姊妹在父親長期暴力虐待和性侵後，聯手用刀殺死了他。這起案件震撼了俄羅斯社會，因為父親的角色在俄羅斯傳統家庭中被高度重視，更別提這個被殺的父親還是虔誠的東正教信徒。最近三姊妹即將受審，與此相關的激辯再度浮上檯面。

至於為什麼需要圖解？約翰．伯格在《觀看的方式》中提到「觀看先於語言。孩童先會觀看和辨識，接著才會說話。我們用言語解釋這個世界，但言語永遠無法還原這個事實：世界包圍著我們。」在知識面前言語與圖像之間有所差別，它們像是兩種各有特色的媒介，以不同方式建構我們的認知：前者門檻較高、需要具備一定程度的耐心與學識基礎才能理解，但它足夠細膩，得以深入解釋那些曲折繁複的議題；圖像則是偏向直觀，以愈具體鮮明的形式瞬間帶給觀者衝擊──的確，在某種程度上它更加親切，因為我們出生最先給圖像包圍，看見供給我們思考的素材，母親的臉、窗外的樹、天上的雲、然後才是隨之而來無數個為什麼。

一個將要升官的中年特務因為一場熊貓被劫事件導致失去升遷機會，更糟糕的是若沒有趕快找回這頭作為友好象徵的熊貓，將會危及中韓兩國關係，而喜愛整潔，討厭動物的他發現在被劫事件中撞傷頭的自己突然聽得懂動物們的語言，他該如何利用這種超能力找回失竊的熊貓、自己的官位、自己女兒的芳心？

為什麼《可可夜總會》要拯救祖先的靈魂？為什麼賽德克人不惜犧牲生命也要通過彩虹橋？因為記憶與認同，母語與口傳文化是如此重要；因為脈脈相承的文化，是我們靈魂在世界上存在的座標，以及證據。我們的母語雖然沒有通行的文字（其實有台灣羅馬拼音，但遺憾尚未全面建制化），但其實有豐富的口傳文學、歌仔戲、布袋戲乃至各種母語文藝創作等等，這都構成了台灣人之所以是台灣人的文化迷因。

2017年，在美國舉行一場葬禮的平均價格為7360美元，相當於美國基層勞工五個月的薪水。根據國家殯葬協會的最新平均數據指出，一甕骨灰罈需要275美元，一段程序需要160美元，一份訃聞要價200美元。由於高昂的支出，讓許多家庭在悲痛之餘也感到驚恐。有些人在經濟拮据的情況下，只能無奈選擇最便宜的方式：將死者遺體裝在屍袋裡直接火化，然後不舉行葬禮。儘管如此，這些費用加起來仍需2000美元左右。

遺傳基因的命運將阿茲海默症降臨在龐大的哥倫比亞家族中，但這個家族有一名女性逃過了詛咒，她的逃脫或許是阻止乃至預防阿茲海默症的關鍵。

他需要一場旅行，他對旅行並沒有強大的渴望，也沒有非去不可的理由，就只是他需要去一下。他就只是順道去看看，順道去辦公，順道去度假，一切隨性而毫無戲劇張力。臨行前，他將家中的小樹種到了土裡。旅行的悖論在於，當我們白日離家鄉越遠，夜晚就離家鄉越近，導演先生回家了，在他回家的隔天早上，他慢慢從牆頭升出，發現鄰居對自己栽種的小樹並不特別照料。

難道在無人的世界有伴一起逃亡不是最浪漫的事情嗎？或許這是為什麼在本片中角色們擔心的「啊不想活了因為活著好孤獨好無助還是死掉好了」，結果死掉之後發現「哇勒死了事情居然還沒結束而且陰間有夠擠，都要滿到被趕到陽間了根本是詐騙嘛」。重點不在死了能不能去更好的地方，而是死了萬一去了更糟的地方怎麼辦？

這兩者有何差別？如果社會認為養家活口的男子漢喝點酒無傷大雅，誰會在乎那些半夜躺在床上，聽見爸爸醉醺醺開門回家而心驚膽戰、淚流滿面、滿腹仇恨的人？這樣的話語，在菊池真理子稍微長大一些，知道應該勸戒父親減少喝酒之後，父親的酒友（男男女女皆有）就曾說過，他們說：「你爸爸工作這麼辛苦養你們這些沒出息的女兒，喝點酒過分了嗎？」「因為（媽媽死了以後）你煮的飯太難吃他才會喝酒的！」

當你凝視疾病深淵，你的意識形態也在凝視著你。美國比較宗教學教授艾倫‧里文諾維奇撰文嚴正反對有些人主張「都是我們傷害大自然所以才會有伊波拉、SARS、武漢肺炎產生」，更嚴正反對「只要用自然療法、只要回歸自然生活就會好」等言論。他認為，瘟疫從來都不是什麼破壞自然產生的惡魔反撲。「自然性」本身就是一種曖昧模糊的空洞論述，一種毫無內容卻非常強大的密碼，我們可以隨心所欲地填任何東西進去，包括那些對人類非常有害的想法。

從小學音樂聽起來是很棒的事，但如果過程很痛苦那就不一定了。家長普遍存有一種浪漫想像，認為孩子從小學音樂（或是學才藝）的好處很多，不但讓孩子擁有深刻豐富的藝術體驗，還能培養創意與認知能力。然而，學音樂或許好處很多，但也可能變成創傷的根源，例如被老師強迫握東西彈琴糾正姿勢、彈錯被筆桿敲手指、譜背不起來被罰抄寫、獨自面對龐大的表演焦慮等等，學音樂的悲慘過程似乎不怎麼開心，更像是在「練習吃苦」。

黑澤清第的《X聖治》令人驚嘆，毫無疑問是一部非常優秀的作品，奉俊昊將本片列為他個人私藏的十大好片。它的科幻概念很簡單，有一個人具有一種催眠技術，而被他催眠過的人都會殺人。殺人者完全不知道自己為何會做這些事情，又或者是不知道自己做了多麼嚴重的事情，好像在他們身上曾有一股強大的力量，讓他們行平日不敢為之事，而這股力量的真貌是什麼，則激起觀眾的好奇心。《X聖治》談論的是一種真實存在於人類社會的恐怖，也就是「人性必然是邪惡的」，這種邪惡基於對他人的否定，而殺人正是對他人否定的最徹底表現。

「有一顆炸彈在中央公園，你們有三十分鐘。」李察朱威爾的臉龐在黑暗中一次又一次的吐出這句話，他本來是找到炸彈的英雄，此刻卻成為埋下炸彈的反派，他有被認為是反派的充足理由，但是老英雄克林伊威斯特要我們看的不是他是不是犯人的懸疑，而是李察朱威爾成為自己英雄的過程。

露西是位年輕的實習醫師，卻有個難以說出口的困擾：她總覺得自己處處不合格，並且深為這種病態的情緒所苦，甚至無法好好跟病患介紹自己，因為自己是個冒牌貨，更擔心有天會露出馬腳……考試成績佳，是剛好都出了自己會的題目。考上醫學系，是因為同學的筆記做得好。從來沒被當，是因為臨時抱佛腳的短期記憶。今日的成就，全都是一系列的巧合。她希望能夠擺脫這種在眾人前說謊般的自我懷疑。因緣際會下，她被分派到一間精神重症病房實習，這裡不僅顛覆了她對瘋狂的所有想像，並在以同理心聆聽病患的故事時，讓她開始慢慢找回自信……

天堂長什麼樣子？我們該如何知道？在維多利亞時代，從科學和技術角度看世界的方式變得越來越重要，天堂的問題一直縈繞在人們腦海裡，此時「靈魂攝影」提供了解答。攝影術發明後不久，所謂的「靈魂攝影師」紛紛在美國和英國出現，他們承諾提供已故者回來人間造訪的證據。靈魂照片具有一定的格式：哀傷的親屬坐在畫面中間，而逝者的靈魂從側面觀看。

蝴蝶結髮飾具有悠久歷史，從上世紀左右開始成為了女性化的象徵，在1940年代，十幾歲的少女戴蝴蝶結髮飾，暗示她們已經發育到論及婚嫁的程度。但歷史資料表明，情況並不總是如此。在18世紀的歐洲，蝴蝶結髮飾最早被歐洲上層階級的成年男性佩戴（譬如莫札特），他們以大蝴蝶結裝飾頭髮，以展現其富裕與奢華的形象

宮崎勤的父親稍微平靜下來後，在坂本面前跪坐下來。坂本透過日光燈的光線，察覺對方面色灰敗，短短一個月便形銷骨立。沉默了一會兒之後，宮崎勤的父親抬頭仰天，從口中擠出話語：「我每天如坐針氈，早知道會這麼痛苦，早點死掉不知道該有多輕鬆。死只要幾秒鐘就結束了。我好想死，好想死……」宮崎勤的母親勸戒他：「要是死了，又會成為笑柄。」

作為一部探討伊斯蘭信仰如何影響信徒心靈的電影，達頓兄弟的《少年阿罕默德》絕對是在許多同類電影裡特別突出的。既驚悚又具備喜劇成分，這部電影是關於一個男孩如何努力藉由刺殺他不虔誠的阿拉伯文老師來轉大人的故事。在周遭的人眼中，他絕對是怪咖，然而作為一介虔誠的伊斯蘭教徒，他是自己故事裡的英雄。「每個反派在他自己的故事裡都是英雄。」某本關於英雄旅程的書如是說。

美國著名哲學家瑪莎‧納思邦提出，現代的女性主義運動花費太多時間在「報復」，推動這些運動者的契機為「狂怒」。納思邦認為，狂怒並非「絕對不好」，但「只有狂怒」而沒有其他東西（例如正確的結盟策略，或合理的辨識「並非所有男性皆為敵人」的能力），這樣的運動註定使狂怒者自我變形，最終帶來自我與他人的毀滅。

1839年1月是個寒冷的星期二，查爾斯‧達爾文與大他一歲的表姊艾瑪‧威治伍德在英格蘭鄉間的聖公會小教堂裡舉行了私人婚禮。艾瑪家境富裕，個性聰明冷靜，還是個優秀的業餘鋼琴家。雖然婚禮幸福洋溢，兩人的愛情也無可動搖，但達爾文後來自責或許不該倉促結婚。因為，他們的結合可能是三個孩子死亡的原因，悲傷又反過來影響了達爾文的科學論述。

上吊的話，人會死掉，這也是成功率最高的自殺方法。綁住脖子的人，如果沒有任何奇蹟，就會靜靜地死去。我很想給這孩子一個大大的擁抱，和她們一起哭，但是擔心這樣的舉動也許會更加深她不幸深淵，所以我強忍住淚水，故做鎮定地冷靜開口告訴他們。「已經過世了，你們的爸爸、你的先生已經離開人世了。」

然而，《親愛的莎瑪》一片不輕易說愛，甚至我們能感覺到導演對於女兒滿懷的歉疚，或許也有人會想，瀰漫恐懼的戰地有何可「愛」？但在本片，我們卻能從導演一家對於城市的期盼中，感受到他們心裡的拉扯與疼痛，而這一切都源於他們愛這個城市，即便今日榮光不再，他們依舊要凝視殘破、銘刻於心。

每年情人節的代表物不外乎粉紅色、鮮花、巧克力、愛情片、葡萄酒，以及一個會射愛情之箭的小男孩。他就是現在眾所周知的邱比特，但他最早的形象是個比諸神都更具力量的美少年，這跟現代邱比特天真無邪的小男孩形象相差甚遠。那邱比特究竟是何時、以及為何，從俊美年輕男子變成胖嘟嘟不穿衣服的金髮小天使形象呢？

所以，為什麼我沒有插手干預？絕對不是出於所謂記者的公平客觀，那往往是在掩蓋背後的道德麻痺。相反地，某種新的、令人作嘔的、奴性的東西感染了我，就跟晚上下班終於能脫下衣服時，我還能從內衣上聞到的那股廚房怪味一樣。在真實生活裡，我算是有一點點勇敢，但許多勇敢的人在戰俘營裡被淘空了勇氣，而也許，類似的事情也發生在整體環境有如戰俘營的美國低薪工作場所。也許，在傑瑞餐廳待上一個月或更久之後，我可能會重獲我的十字軍精神。但也有可能在一、兩個月後，我會變成一個完全不一樣的人，說不定就是變成一個會把喬治出賣的人。

最近一項針對音樂產業的新研究調查了「創意製作人產業環境內的結構與文化差異」，他們發現女性參與藝術、音樂和文學等創意領域的比例高於男性，而且通常比男性更富有創意。研究者從1955年至2000年創作與發行的25萬首歌曲中提取數據分析，結果顯示男性和女性在創意製作的產出方面「沒有顯著差異」。然而，如果將音樂類型的性別構成與創作者的合作網路規模列入考量時，結果發現女性音樂家其實比男性音樂家創作了更多新潮的歌曲──音樂性更脫俗、也更不同以往的作品。

《華麗追隨》由攝影家蜷川實花與Netflix首度合作，除了極度蜷川實花的色彩配置之外，觀眾可能也好奇：她是否能駕馭長達九集的影集故事？畢竟，在她跨界執導電影《惡女花魁》、《人間失格》之後，大家不免有一種感覺，蜷川實花或許根本不適合拍任何比MV長的東西。

如果上帝存在，祂一定專職寫喜劇，而且一定被自己的喜劇逗得哈哈大笑。祂之所以要哈哈大笑，不是因為祂的喜劇寫得有多好，而是因為祂無論怎麼寫，喜劇都像悲劇。一切都是命中註定的災難，且裡頭的人物總是大驚小怪。這是一部關於矯揉造作的電影，關於一個愛聽黑膠與老電影的偽公子蓋茲比，長了一張過於俊美的臉，這張過於俊美的臉註定使伍迪艾倫塞給他說的所有巧言妙語都黯然失色。他帶著他的亞歷桑那女孩艾什莉要到紐約來一場浪漫之旅，他的話語裡充滿著土味，但他的姿態卻非常高貴。

往黑暗走去、或甚至是在其中漫舞，一切都是莎瑪的樂意之至。來自波希米亞的她先是如此存在，才去思考如何改變的；於是她唱，只要看過了，那還有什麼好留戀？既然未來的、未知的幸福已與自己無關，被利用又怎樣？隨著觀眾全知的眼，我們因明白看見事實而動容：這並非僅是母親的無私，而是善良的靈魂原來根本不值得世上能見的一切。

這些形式的宗教禁忌——對神的恐懼和對罪的恐懼——受到廣泛的社會和心理因素影響。但最近的行為研究強調了另一個非常重要且基本的動機，或許就隱藏在這兩種恐懼之下：噁心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