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中有一個鏡頭是秀琴即將被帶走去問話的時候，夾在兩位教官中間漸漸離去，而這個畫面竟與陳桑要被處決前比出二條一的背影十分相似。這兩個畫面充分展現了白色恐怖的「獄外之囚」，表現出受難者家屬在社會上孤立無援的情形。從許毅生看王淑慧自殺的敘事也可以知道，其實他本人是對自己妻子如何離去的過程完全不了解的。許毅生只有夢見王淑慧離開、只有夢見自己丟出離婚協議書，只夢見自己與妻女共樂、跳舞的美好時光。

史蒂芬妮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問蝙蝠俠：「這一切都是真的嗎？我真的是羅賓嗎？」蝙蝠俠回答：「妳當然是。」但在2007年DC執行編輯丹‧迪‧迪奧被問及「為何史蒂芬妮沒有被悼念？」他回說：「她從來就不是一個真正的羅賓。」2011年，DC正式刪去了史蒂芬妮擔任羅賓的時期。同年，《蝙蝠女孩》作者狄倫‧霍羅克斯透露，史蒂芬妮的死早在《戰爭遊戲》出版以前就已經確定，她扮演羅賓的時期「純粹是計畫好的，目的是戲弄讀者」。儘管史蒂芬妮的下場遭到霍羅克斯和格雷森的反對，但她最終還是遭到酷刑折磨至死。

每個瓢瓣的形狀恰好遵循人類牙齒的排列方式，所以一旦從外部容器取出某個瓢瓣之後，還可以將它放回齒列的瓢瓣之間，而且輕壓便足以讓包膜破裂來提取果汁。除了果汁，這些瓢瓣通常還包含同一株植物能結果的細小種子。這是生產公司免費提供給客戶的小禮物，讓客戶可以自行生產這些物件。請各位注意：雖然這個禮物不會讓生產公司蒙受經濟損失，它卻能在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產生重要的心理紐帶：消費者幾乎不會去種植橘子樹，但這種完全的利他讓步會讓消費者擺脫閹割情結，從而建立相互信任的關係。因此，柳橙幾乎是完美的，因為它有完全協調一致的形式、功能和消耗方式，連顏色都正確無誤。如果柳橙是藍色的，那將錯到離譜。

出生在一個沒有戰亂的國家，出生在一個有疫苗可以打的國家，成長在一個父母健全的家庭，沒有出生成為某個國家的少數族群，每天離開家移動沒有被車撞死……能夠活著看到現在這段文字都需要很多的運氣。儘管多數人承認生或死需要一點運氣，但運氣在其他方面也有微妙的影響力，個人成就就是其中之一，-人們卻經常抗拒用運氣來解釋成功。就像作家埃爾文‧布魯克斯‧懷特所寫：「運氣是一個不能在白手起家的人面前提起的字眼。」

《裡面的裡面》故事開始於台灣共產黨員潘欽信的逃亡，他窩藏在大姊家的閣樓裡，奇蹟式的躲過了憲兵追查，隨後便坐船潛逃到香港。以他的潛逃為核心，向外輻散出周遭人們生活樣貌、以至於往後生命上的漣漪：信仔的妻子廖盆開始潛藏故事，拒絕滿足他人對寡婦的想像、遠在滿州國做翻譯的哥哥阿仁察覺了語言的透明、從來沒有展現笑容的大姊潘笑自此不再走出房間，以及藏起那遺傳才思的外甥阿寬。信仔的失蹤像是引力強大的黑洞，隱然拉扯偏離他們各自的思路軌跡，紊亂躁動或平靜隱藏，顯見了不同身分在當時背景下的微型縮影。

由探險活寶製作人Pendleton Ward、加上喜劇演員兼Podcast主持人Duncan Trussell共同製作的美式動畫《午夜福音》，在4月20號國際大麻日於 Netflix 上映。這部每集僅有25分鐘、共8集的動畫，畫風滿是迷幻風格，內容卻充滿哲學帶有詩意，讓它一上映就引起許多討論。

古印度經典《斯刊達往世書》寫道：「就像露水被晨光吸乾，人類的罪孽也被喜馬拉雅淨化。」當意為「雪的故鄉」的喜馬拉雅山冰雪消失，災難肯定隨之而來。隨著冰川消退，長年凍結的土壤露出表面使得山坡鬆動。這種現象會造成岩石表面產生裂縫和山體坍塌，將在瑞士阿爾卑斯山等地區帶來災難。

以撒‧艾西莫夫的第一任妻子葛楚‧布魯格曼曾問他：「如果你沉迷寫小說，寫了一百本書，最後卻錯過了人生，你在死前會說什麼？」他回答：「什麼？只有一百本嗎！」艾西莫夫在1969年出版的第一百本書《第100號作品》裡記述了這個事件，而他一生撰寫和編輯過的書籍超過了500冊。

講到洪常秀，就想到金敏喜。「金敏喜是洪常秀的謬思女神」對初見洪常秀的我而言已經成為了一種制約式的東西，所以開始看洪常秀的片就進入了一種「金敏喜在哪？」然後是「金敏喜魅力在哪？」過程之中，我總在懷疑自己是否落入了某種陷阱。

這些軍械的性能都沒有工程師說的那麼好，因為沒有一套成文規範說明該如何讓機器了解使用的人。鴻溝可能出現在無線電設備上，而這些設備是用人耳聽不見的電波在發射說話聲音。那位只差幾分鐘就能安全降落、卻在空中迷航的飛行員，就是遇到這種情況。鴻溝也有可能出現在，雷達就是無法從雜訊中分辨出有用的訊號。人類判讀周圍的機器傳遞什麼意思，這件事情存在珍貴的小知識。有一位空軍心理學家說：「理論上，我們可以用炸彈瞄準接雨水的桶子。但是實際上，我們連一座城市都瞄不準。」

「我們是說故事的敘事者，我們為自己編的故事構成了自我，我們的一生就是一場完整的敘事」，這樣的想法非常流行，無論在人文學科還是心理諮商領域，人們對這個觀點具有強烈的共識。但事實真的如此嗎？如果這個故事很破碎且不連貫呢？如果這不是好故事呢？如果我根本不想講故事呢？

職業棒球員的薪水相當可觀，頂級球員的年薪超過3000萬美元，而大聯盟球員的平均年薪也有400萬美元。十九世紀時，儘管職業棒球員的薪水通常比工匠高，也比藍領階層高得多，但當時棒球員並不是一份體面的職業。業餘球員純粹因為樂趣而打球，得到上層社會的尊重，但職業球員的社會觀感跟演員和拳擊手一樣，經常被視為粗俗無禮、愛作弊和酗酒的社會底層。

「如果妳真的要這樣，我就和我老爸一樣去樹海上吊。」當我說出這句話的瞬間，日奈的眼中失去了光輝。彷彿突然進入了隧道似的。只要我這麼說，日奈便陷入沉默。雖然我也不想像個小孩一樣說些撒嬌任性的話，但我不想和日奈分手。

什麼是美？美可以兌換什麼？在世界小姐選美的舞台上，美可以換來金錢，更換來了更堅固的體制。《愛美獎行動》改編自1970年最具爭議性的「世界小姐選美大賽」，述說一群女權運動者對本次大賽的抗議，以及最終由一位黑人女性首次奪得后冠，顛覆白人才是美的傳統價值觀。

「Yebba」是本名「Abbey」的倒寫，這是母親為她取的暱稱。在母親過世後，艾比為了紀念母親開始以「Yebba」之名演出。儘管每次演出有些不同，但有一點不變：她對音樂的熱愛轉化成富感染力與張力的歌聲，獨特的嗓音就是她最大的特色，聽起來有如愛黛兒與艾美‧懷斯的混合體。

人類為何發明文字？為何開始寫作？受歡迎的「統治假設」認為，寫作最早純粹是滿足統治上的需求：精英們為了鞏固權力，必須追蹤人口、土地和經濟生產（計算榖物牛羊數量），以及政治和軍事上的需要，在此過程中逐漸發展出寫作。但語言學家麥可‧埃拉德列舉了歷史上的一些反例，表明寫作可能不只是如此。

尊龍的盛世美顏使得溥儀的軟弱都成了一種令人目不轉睛的美，他是枯枝、是殘花、是敗柳，然而在他出現之前，不同年齡的小溥儀們都展示自己的早熟。他一點都不無知，他知道慈禧太后的恐怖與虛弱，他知道自己地位的崇高與虛浮，他知道西方世界的逼近與進步，他知道自己人生的特別與畸形，他從一開始就知道自己在戲臺上，也知道所有人都在看，他的人生從來就沒少過觀眾，他以「象徵」的形式成為任何要向「中國」提款的人之信用卡。溥儀是誰？中國最後的皇帝？滿族最後的希望？國共眼中的封建餘孽？日本手中的提線人偶？那個寫《我的前半生》的人？

暴力大師三池崇史總算不再毀滅原著，而是回來搞其在行的黑道題材。被宣告腦癌的年輕拳擊手、被爸爸賣掉的年輕女孩、財迷心竅的年輕黑道與不安其份的中年警察、甜蜜蜜的毒販情侶、橫行霸道的日本黑道與中國黑道……碰撞在一起形成荒腔走板的黑色喜劇，究竟誰能在這個意外不斷的夜晚成為最大贏家？

話說回來，為什麼奧地利猶太人的阿德勒會在過世超過70年之後忽然在亞洲引爆一波風潮呢？就表面上來說，或許可以簡單歸因為阿德勒的心理學理論比起同時期的思想家佛洛依德、榮格更注重人與所處的社會的關係。而現代化到某個程度之後，人與社會的關聯必然成為造成困擾，或者至少說是「值得反思」的來源。

拿破崙在滑鐵盧戰役慘敗再度遭到流放，被放逐到更遙遠的「聖赫勒拿島」。英國同意為拿破崙提供充足的酒、肉和樂器，但拒絕供應他最渴望的東西——家庭、權力和歐洲。更慘的是，拿破崙在島上幾乎沒有能閱讀的刊物，報紙被明令禁止，而他設法弄到的幾乎都是英文報紙。這也是為什麼在1816年1月16日，拿破崙決定學習敵人語言「英文」的主要原因。在接下來的三個月內，他幾乎每天下午都在上英文課。

當瓊安和我來到台灣時，共產黨革命與國共內戰已經結束二十年了，政治緊張與歷史仇恨依然存在於每天的互動當中。外省統治階層依然占據上位，公開討論任何嚴肅話題還是十分危險。許多我們的熟人是跟著中華民國政府一起從中國大陸撤退來台的，對於日本對中國大陸的所作所為懷有強烈仇恨。這些外省人是瓊安在故宮博物院學習時所認識的古物鑑賞家，或是屬於瓊安被引介而認識的其他權貴圈的人士。相對的，我所認識的朋友，是台大醫院的年輕醫生和護理人員，幾乎都是本省人。他們來自受過教育的家庭背景，與父母說日語，他們的父母從小就說日語，自認是日本人。

英國艾希特大學的研究人員對水獺玩雜耍的原因進行了廣泛研究，這種遊戲通常被稱為「石頭雜耍」：水獺躺在地上把石頭拋向空中，然後接住石頭，再把石頭滾到胸前和脖子。專家過去猜測，這種行為可能有助於水獺練習覓食，但最新研究顯示，肚子餓可能才是水獺玩石頭雜耍的主要原因。

兒童應該無憂無慮，不應該時時揣測大人的臉色，不應該懷疑自己是否被愛。這不只是道德問題（成人有責任給兒童友善的環境），更是心理健康問題。充滿憂慮的童年將導致兒童難以變成健全的成人，並失去日後面對生活困境的能力。

片名取作《真實》，故事裡卻是充滿了家人之間躲躲藏藏的謊言，透過是枝裕和溫柔的敘事手法，讓這些謊言有的顯得有趣，有的狼狽，有的一針見血。但電影並非要闡明事實，每件事情發生在不同家族成員的心裡都有不同的真相，一場餐桌上母女的激烈討論，關於一位已過往的女演員莎拉如何離世，莎拉在母女彼此心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兩人對她的記憶和回憶幾乎有著完全不同的解釋，露米相當喜愛這位阿姨，和母親爭執時，氣得眼淚直流，充滿對法比安的不諒解。

公雞沒雞雞。這不是啥禪宗公案。我說的是，公雞沒有陰莖。或者，更精確地說，公雞丟失了陰莖。公雞是最常被拿來代稱男人性器的動物，但牠本身卻沒有陰莖，實在匪夷所思。雞的陰莖是如何消失的，該謎題近年已有答案，然而為何會消失，這在研究鳥類陰莖的專家小圈子裡仍然存有爭議。

查爾斯‧達爾文的演化論改變了人們思考世界的方式，然而，創造「適者生存」一詞的人其實不是達爾文，而是赫伯特‧史賓賽。史賓賽跟同時代的作家一樣醉心於演化論，但達爾文只關注生物學方面，而史賓賽認為演化理論可以應用得更廣泛且深入整個社會。今天，當人們談到史賓賽時，通常是因為他啟發了一種名為「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意識形態：簡單說就是，成功的人就應該成功，而失敗的人就應該失敗。可想而知，現代的學者和公眾不可能認同這個說法，在維多利亞時代所有偉大的思想家中，史賓賽無疑是「名聲跌到最谷底的人」。

對於亡國感的面對，或許不是消極地無動於衷，更不會是視而不見，而是積極地起身抵抗，呼喊自身所擁有的身分認同。所謂呼喊是個意象表示的詞彙而已，不是一定要出聲地喊，而是要如同站在山谷一側面對著龐大可畏的自然時仍無所顧忌地呼喊，因為我們必須要有所作為，我們必須要反抗並表態。共同的想像與信念並不是行動的產物，而是我們必須假定共同的想像與信念的存在，我們才能行動。

柏格曼的《假面》，無論是在其生涯四十多部作品或是電影史中都是屬於晦澀難懂的，初次觀賞時令人痛苦難當，激起的漣漪卻又難以抹去。其對於影像符碼散的使用、揭發電影本身的後設視角及內容與形式的結合，造就了它在現代電影中的代表地位。柏格曼稱他透過這部片的製作發現了電影不為人知的的秘密，這樣的想法雖不免自我膨脹，但也令人難以駁斥，也許在所有的傳播媒介或藝術形式中，只有電影能如《假面》所呈現的那樣以反身性作為基調、讓形式與內容變得難以區分，讓電影變成不只是視與聽，更是灼人的、是能被觸碰的。

「無限猴子定理的表述如下：讓一隻猴子在打字機上隨機地按鍵，當按鍵時間達到無窮時，幾乎必然能夠打出任何給定的文字，比如莎士比亞的全套著作。這個理論說明把一個很大但有限的數看成無限的推論是錯誤的。猴子精確地通過鍵盤敲打出一部完整的作品比如說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在宇宙的生命周期中發生的機率極其低，但並不是零。」這個實驗在我們的有生之年能彈出簡單的諾基亞手機鈴聲嗎？幾乎可以肯定不會。但如果有足夠的時間呢？幾乎可以肯定總有一天會發生。

2018年，丹麥奧爾胡大學的精神病學專家奧萊格‧普拉納－里波在研究一個關於精神疾病令人困惑的事實：很多病患都有多重病症，例如焦慮加憂鬱，或思覺失調加躁鬱。他想釐清這樣具有一種以上精神疾病的普遍性，所以他找到一個數據庫，裡面有大約590萬丹麥公民的醫療資訊。他被眼前的結果嚇了一跳，因為無論症狀明顯與否，每一種精神疾病都讓病患更容易有其他精神疾病，普拉納－里波說：「我們知道共病的重要性，但我們沒有想到會發現疾病之間的關聯性。」這項研究再度提起困擾了科學家一個多世紀的基本問題：精神疾病的根源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