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新聞工作者海倫‧露易絲早在2020年寫道，武漢肺炎會成為「女性主義的災難」，許多女性為因應政府和雇主的要求，被迫改變時間安排的優先順序。研究過往傳染病的科學家預測，學校關閉迫使職業父母被勞動力市場排除在外，而在家上課的負擔更多地落在母親身上。女性更有可能是單親家長，而如果是異性戀夫妻，她們也更可能變成收入較低的一方。科學家預測，由於實際的經濟原因或無意識的文化原因，多數夫妻在被迫選擇讓一方繼續工作時，通常會選擇保留男性的工作。疫情讓許多家庭回到了1950年代的情況，重新出現了養家者與家庭主婦的分歧。

熔岩的溫度確實足以燒掉一些垃圾。2018年，夏威夷島上的基拉韋厄火山噴發時，熔岩流的溫度超過了攝氏1100度，這個溫度比金星的表面溫度還高，而且與垃圾焚化爐的溫度差不多，但並非所有的熔岩溫度都一樣。除了溫度以外，還有其他不能把垃圾丟進火山裡焚化的理由。

一切始於約十年前雪城大學黑板上一組潦草的方程式，認知神經學家馬克‧霍華德和當時的博士後學生卡蒂克‧尚卡爾想找出時間進展的數學模型：表示過去時間、與神經相關的可計算函數，就像大腦用於描繪記憶與感知的一張心理畫布，霍華德說：「思考視網膜如何作為顯示螢幕提供各種視覺資訊，而時間則用於顯示記憶。我們希望用理論解釋它的運作模式。如果你能寫出大腦的狀態……數以千萬計的神經元在做什麼……那方程式與方程式之間的變換就是思考。」

電影裡薇龍好不容易坐上了回上海的船，在擁擠混亂的人潮中，她被擠亂了裙、撓亂了髮，連隨身的皮箱行李都差點被恐怖的擠船大媽給搶走。最後，薇龍放棄了，她走到了河邊，噗通一聲把皮箱丟進河裡，然後甘心情願地走回姑媽家。這段被電影改寫得非常成功，將薇龍的心理掙扎和自我放棄兩種情境的拉鋸寫得具體而合理，完全說服了疑惑的觀眾，但在書裡張愛玲的描寫實在也非常精彩，不得不拿出來一併提之。

不能稱呼別人是「孕婦」，要稱呼為「懷孕者」，因為要尊重「跨性別人士懷孕的權利」。像是這樣的思想檢查跟語言政治正確糾察隊在推特上相當熱門，如果名人做了什麼不那麼政治正確的事情，忽然被「取消」也是時有所聞。過去一般大眾以為這些人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左派人士，不過研究顯示：這跟學歷一點關係也沒有。

打從研究計畫一開始我就知道，光憑文字無法捕捉到遷移者在過程中經歷到的暴力、苦痛、勝利的複雜、情緒與真貌。唯有聽見他們的聲音並且看見他們的臉，才能感受到他們是活生生的人。過去這幾年有不少生活在美國的無證遷移者勇敢站出來，說出他們的故事。你接下來會讀到的那些人也是如此。他們也想被聽見、被看到。因此，我在書裡收錄了邊境穿越者在路程中拍攝的照片，還有怵目驚心的受傷與死者照。或許，唯有將這一大群我們稱為無證者的人還原為「人」，我們才能開始認真討論如何解決美國千瘡百孔的移民制度。

演員之路不順遂的青年羅素跟男友吵架後，決定離開不被男友認同的秀場回鄉看奶奶，順便借汽車自殺，但當奶奶意外救了他之後，他發現奶奶跟自己一樣需要幫助。於是他決定留在奶奶居住的小鎮，一邊照顧奶奶，一邊偷點奶奶的錢，一邊給自己找點事做，一邊跟吧台小哥談情說愛，一邊想想自己之後到底要幹嘛。

首先需要強調，兩位作者並不是抽象地談動物有（或者沒有）公民的地位。他們的著眼點是「關係」，強調具體的關係才會帶來具體的責任。舉例而言，狼跟狗在許多方面都屬於同一物種，但是因為狗進入人類的社會已經上萬年，體型、行為、習性都被人類所改變。人類與狗的關係非常深厚，造成了狗必須與人類一起生活，所以人類對狗應該承擔大量的責任，對狼卻無此義務。這時候，我們應該承認狗有權利成為人類社會的成員，但是狼並沒有這種權利。當然，「關係」一詞的所指過於廣泛，那麼在人類與動物的關係之中，哪些關係會帶來政治性的責任，特別是把動物納入人類社群的責任？

阿爾豐斯‧慕夏，一個優雅又時尚的名字，光是念出來就讓人感到口齒清新和愉悅，就更別說他的作品帶給人如薰衣草之風的通體舒暢感了，簡單的線條，亮麗的色彩，化繁為簡卻又不失古典的視覺風格……然而關於他，我們仍然知道的太少，那些漂亮的明信片以及雅緻的小物品，遠遠不足以代表這位嚴肅的創作者。首先，他為了愛人而畫；接著，他為了自己而畫；再來，他為了祖國而畫；最後，他為了人類而畫。

自古以來，人們就知道狗靈敏的嗅覺可以引導人類找到特定東西，但自從美國警方推出K9警犬培訓計畫，以及協助辦案的私人公司的蓬勃發展，嗅探犬和警犬才逐漸轉變為打擊犯罪的好夥伴。如今，警察經常使用警犬追捕逃犯和搜尋失蹤者，並以警犬提供的線索為由（即獲得搜查令的合法理由）搜查非法藥物或毒品。刑事調查也會使用訓練過的警犬，將在犯罪現場蒐集的證據與嫌疑人或屍體的氣味進行比對。因此有越來越多案件把訓犬師的證詞當作直接證據，而不是以屍體、毒品或其他做案工具等實物證據將嫌疑人定罪，這樣的做法可靠嗎？

你有時候可能會想，為什麼台灣沒有自己的超級英雄電影，或者沒有自己的超級英雄起源電影。而這就是了。素還真是一個完美得不可思議的角色。你完全能想像得到，這樣的角色如果沒有天才的劇本會無聊到多麼不可思議。因為完美的角色是距離觀眾最遠的角色，觀眾有七情六慾，所以才守不住四維八德。所以我們才喜歡看漫威裡那些超級英雄，不只因為他們可以飛天遁地，排山倒海，而是因為他們在有這些異能的同時，也與我們有同樣的情感，也面臨著各種人生選擇。這部電影厲害的點正在於，它聰明的倒退回素還真沒那麼完美之前，找了一個好的起點，讓觀眾看到一個是天才但不完美的素還真。

作品極受歡迎的中國詩人顧城則是另一個狀況，1993年他在紐西蘭激流島以斧頭殺妻後自縊身亡。數十年來，顧城很少被當成是個殺人犯對待，而是被一再的美化，譬如認為這不是一樁可怕又殘忍的犯罪，而只是一個很有藝術性的才子的「癲狂悲劇」之類的。之所以一再被美化，主要原因可能是他具有文革時期反抗精神的指標代表性，畢竟他寫下了這麼知名的句子：「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

1942年迪士尼改編上映的《小鹿斑比》講述可愛的小鹿斑比在森林裡找到愛情與友誼，但1923年的原著可比迪士尼動畫還要黑暗，它是一部關於1920年代猶太人在奧地利受反猶太主義迫害的存在主義小說。2022年新出版的英語新譯本希望重新確立菲利斯‧沙頓的《小鹿斑比》在成人文學界應得的地位，並揭示沙頓如何試圖以故事警告全世界，猶太人將在未來幾年內被迫害、被非人化和被屠殺。新譯本呈現的《小鹿斑比》並不是美好的兒童故事，而是黑暗的寓言，講述當時猶太人與其他少數族群身處在日益法西斯化的世界裡，所遭受的不人道待遇與生命危險。

新生兒的命名趨勢就跟時尚與其他流行文化一樣不停變化，卡內基美隆大學的科學家開發出一個數學模型，以理解為何這些行為模式不斷改變。研究表明，人們的心態在「想要與眾不同」和「融入社會群體」之間交戰，當他們默默觀察著社交網路中的其他人，從眾或獨特的動機相互影響產生了複雜的結果。

現在，台灣是外國之地，但我還要感懷敘說台灣「永遠都在」，或許會為目前的台灣人民徒增困擾，但是，我們這個世代所追憶的，並不是國家、公領域的台灣，而是生養我們的大地之母——台灣島。數十個寒暑之後，看見島上的山巒風姿依舊，我們體會到自己曾經蒙受這片土地無盡的恩惠。我認為這是人生的學習，是很質樸的人類情感。對於人也是一樣的，以前的台灣籍幼友、學友，現在和我們並沒有國籍隔閡，依舊是熟稔的「俺とお前」（我和你）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希望各位能理解，不講究禮貌客套的另一面，正是多年的親愛之情，是日本的全舊制高校生之間共通的「知的血緣」。

《沒有人該成為孤島》這部紀錄片有一種神奇的感覺，特別是當國外首都乃至於電影中的信義、西門、東門街頭一度人滿為患又一度清空，循環往復，不禁讓人感到直指當下的感覺。那種生命的無常彷彿是在說，即便到了2022年，跨完了年但我們並沒有真正跨過這個劫，一切都還沒有結束，甚至讓人懷疑是否會有結束的一天。而我們需要的是什麼？《沒有人是孤島》有答案。

Netflix認為他們之所以迅速發展為媒體巨獸，顛覆了整個電影產業，只是單純的供需問題：觀眾想要，他們就去做。為了回應這樣的訴求，Netflix把製作規模提升到自好萊塢黃金時代以來的最高層級。Netflix每年發行70多部新電影，不但讓傳統電影公司的發行量相形見絀，還促使HBO Max和Disney+等競爭對手擴展自家原創內容，並在網路推出母公司的最新電影應對，只為了繼續留在戰局之中。在這場串流媒體戰爭中，觀眾能選擇的電影比能看的還多。然而，諷刺的是，在急於提供消費者更多「選擇」的過程中，串流媒體卻也貶低了創意價值，造就出大量平庸無奇的電影，觀眾看完後也隨之淡忘。

「幸運的人一生都被童年療癒，不幸的人一生都在療癒童年。」網路上盛傳心理學家阿德勒說過這句話。雖然出處仍有爭議，但撇開真偽不談，這樣的組合有可能嗎：一個需要療癒童年的人，可以讓另一個人的一生被童年療癒嗎？一個不幸的人，可能養育出幸運的人嗎？

影像在最初出現時，首先是作為記錄，有了影像，人得以關注自己的一舉一動，於是影像的誕生也導致了人對自我理解的新階段。當麥特與麥斯參與朋友表妹的愚蠢微電影，兩人被迫重現當年的親吻，一吻下去卻讓兩人之間的朋友關係生變。然而，此時麥特已經有女友，而麥斯也即將遠行澳洲，時間滴答滴答的走，風暴也逐漸醞釀……

世界樹的枝幹直達天際，而根紮在地底，它出現在世界各地的宗教與神話故事，無論是美洲、亞洲、印度、非洲、中東和歐洲都有記載——雖然種類和細節可能因地而異，但有一個定義幾乎總是不變：世界樹是宇宙結構的中心。

「深海裡有一種長得很奇怪的魚，專吃小孩子的夢，等吃了九千九百九十九個夢之後，身上會長出翅膀，從海底飛到天空。如果在海中央，日出時看到它，嘴裡唸著『我是魚』、『我是魚』，魚就會載你到海裡到處玩，到了龍王宮給你吃紅色的珍珠，之後就會變成沙羅曼天王，還會變得很聰明，考試考第一。」這是劇中主角劉志強寫在作文上的故事，也是他被綁架時告訴小弟弟王道南的故事。 

電影是夢，洪常秀乃是可以用少數材料就可以構成夢的高手之一。在他的夢境裡，人不需要會飛簷走壁，或者憑空變出一把槍，他只需要在劇本上不動聲色地動手腳，就能讓觀眾在細思之下發現，片中的現實其實是如此如夢似幻且充滿縫隙。現實是連續的，然而我們對現實的感知卻時常是不連續的，生活在無意為之的記憶模糊與有意為之的謊言之間，人作為一種基於記憶採取行動的主體，本身就變得如此可疑。究竟記憶與行動，孰先孰後，早已搞不清楚。

只有在接近夢，但還沒進入的恍惚中，我們才接近了我們靈魂的靈薄（limbus，意為地獄邊緣）。在靈薄裡，那些往事都像幽靈一般席捲而來，如此生動，彷彿死氣沉沉的我們才是幽靈。因為我們被困在記憶的迷宮內，躊躇所到之處都似曾相識卻又素昧平生，彷彿本書〈你的第二個妻子〉裡，職業是負責扮演他人亡妻的女主角的獨白。

當亞娜‧霍恩在寫〈Jordan〉時，她並不知道會寫出怎樣的歌詞。分手後，她到哥哥家待了兩天，反覆琢磨著兩個和弦，突然間冒出了一句歌詞：「他們呼召我到約旦。」她順著這個思路繼續創作，她說：「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寫些什麼，但靈感真的很重要，彷彿我必須完成這個故事。」於是，〈Jordan〉變成了一則五分鐘的故事，描述某個人聽從呼召踏上了漫長艱辛的旅程，從加利利徒步走到約旦。抵達後，他收到指示要炸掉家人所居住的城市，他面臨一個難以理解的抉擇：是否該為了信仰而盲目地毀掉摯愛與家鄉？

如今，人們想盡辦法擺脫化石燃料，航空業正在認真考慮的一個選擇是重啟比空氣還輕（如氦氣）的飛船，但當初飛船為何會走入歷史呢？答案跟自然資源的分布不均，以及二戰前美國對抗納粹主義的態度有關。

我們歡迎任何類型的合作結盟，

無論是大企業、小公司、NGO、還是NPO，

只要有好點子，

隨時歡迎來信。

我父親努力父兼母職，他認真充實我的知識，因為他無法豐富我的心靈。他並不是個冷酷的男人；他只是個男人。我的母親聰慧無比，是他心靈所屬。母親是能溫暖他臉龐的火焰。她從不會把女人天生的激情與同理心擱在一旁—他還告訴我，許多時候，當他厭倦世界時，只要她摟著他，那感覺就勝過閱讀世上任何一本書。我堅信這一點，正如我相信有許多好書尚未問世，我也不認為我必須在理智與心靈間選邊站，劃下分界。

珂拉琪是興盛於二十世紀，拼貼不同媒材的藝術表現。名之為珂拉琪的樂團在主唱夏子與吉他手王家權的共同編曲中，透過拼貼彼此相異的文化背景與音樂品味，表現出他們眼中回望的二十世紀。曲中映照的時代景象在2018年底展開的政治局勢中，共享著集體的無能為力，無處傾訴的情緒認出彼此的頻率，共鳴如聽見自己的聲音。

在這個影集中，全名為「美國創造者商品」的「美創商」就是一種宗教，而各個地方的直銷頂級高層就像是該區域的大主教，掌握著與上天／命運對話的能力。下線看待地區直銷高層的方式，就好像是看待有通天本領的神人。當這些欠缺特色甚至品質不佳的洗手乳、衛生紙、洗髮精賣不出去時，克利斯朵的丈夫或是寇弟這樣的下線就反覆聆聽地區高層的課程錄音帶，努力思考自己究竟還有哪些地方不夠心領神會。

《鈦》絕對是你今年看過最怪異的電影之一，至少一開始會是這樣。電影以一場車禍為由，在年幼的艾莉西亞身上裝奇怪的金屬片還有固定架。然而將這場戲從頭看到尾的我們知道，車禍不過只是一個給女主角的症狀貼上標籤的過程，這種標籤是使其言語化的嘗試，因為我們必須先給事物先安上一個名字，才可以開始對其進行操作。於是與其說是鈦片影響了思維，不如說是鈦片讓她找到了描述自己的詞彙，她撫摸著汽車，似乎也預示了她的未來，如同之後冰冷汽車上的火焰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