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爾‧利諾特瘦弱的身體全身插滿醫療設備，病懨懨地躺在病床上，分居的妻子卡洛琳在病床邊露出焦慮神情，站在她身旁的父親、電視主持人萊斯利‧克勞瑟則緊緊握住她的手。作為硬搖滾樂團Thin Lizzy的靈魂人物、詞曲創作者和貝斯手，曾經主宰舞台的利諾特這時已經被酒精與毒品摧殘得不成人形。

《石榴的顏色》曾受2019年第21屆台北電影節數位修復單元選映，乃亞美尼亞裔導演帕拉贊諾夫對18世紀吟遊詩人薩亞諾瓦之詩作及生命經驗的詮釋與轉譯，開頭便以字卡明志：本片並不意圖「訴說」詩人的生平，反而大量運用吟遊詩人的符號與寓言傳統展現詩人的「內心世界」。

這是一部「碎敘事也能有好故事」的優良範例，用日常的聲音，結合生動的影像，合成一部關於現代生活無意義與加速度充斥的美學風景，人身上長出喇叭鈕與香菇，彷彿在說人也參與進了現代緊湊生活的大合唱之中，同時慢慢的發霉生鏽，兩個評審懶散的評點一個人的起跑，那個人起跑後，然後又跑回起點，但這有什麼意義呢？手機統治了一切，評審在看手機，平面上的車輛也如手機一般震動著，人被困在其中出不去，只能任由自己發霉，豐富的十分鐘，雖然依賴聲音，但聲音本身平凡無奇，反而襯托出影像的優秀，才得以昇華聲音的意義。

幾世紀以來，英國多塞特山谷有個奇妙的「塞那阿巴斯巨人像」靜靜的躺在地上，身體為草叢而輪廓是白色沒有長草的地面，描繪著擁有相當鮮明生殖器的巨人。

這些剝奪孩子發呆和隨興玩耍的行程，不都是父母安排的嗎？有多少孩子真正有機會表達他們對滿滿行程的感受或喜好呢？我曾聽過一個全職媽媽說過，她辭去全職工作就是為了可以在家好好地陪伴孩子，但最後發現她和孩子奔波於安親班及才藝班的路上，「我們根本就不在家！」她說。

語言學研究發現，如果名字裡有較多「響音」（例如Anne或Owen）人們會認為你的個性比較隨和、情緒化和有責任感。相反的，如果有比較多「不帶音的塞音」（例如Kate或Kirk），就會被認為是外向、開朗，或許難搞的人。

江戶時代製作的春畫，數量據說約有兩三千件。春畫最主要的使用目的是觀賞，與現代不同，在當時並非是見不得人的作品。然而，畢竟因為「有礙風俗」而禁止銷售，所以也不是毫無罪惡感。只是在明治時期引進西方倫理觀念之前，日本人對性抱持著自在寬大的態度。

「這是個諷刺都可能構成叛國罪的時代，這些刺耳的言論前所未見。」在納粹掌權的時代，公然反對納粹絕對不被允許發生，就連揶揄反納粹言論同樣被禁止。正是在這種高壓緊張的恐怖氛圍中，地下秘密組織「白玫瑰」的學生成員仍然堅定地散發譴責希特勒與納粹主義的傳單。

社區宣揚的還有一種烏托邦式的「共產」理念，透過繁複炫眼、充滿象徵的儀式，更深入地推導至「共感」，不只財產是共有的，連一個人的感受都可以分享。當你傷心，眾人和你一起撕心裂肺、當你痛苦，眾人和你一起癲狂起舞、甚至當你初嘗禁果，眾人和你一起呻吟喘息，簡直把同理心發揮極致。

眾所皆知，人的皮膚是一種疆界，保護著自己的隱私。沒有經過你的同意，國家不可以抽你的血（裡頭有你身體疾病的資訊）、驗你的DNA（裡頭有你祖先的資訊）、讀取你的腦波（裡頭有你不願說出的想法）等等，但....我們的智慧型手機裡頭一樣儲存著許多我們的祕密：我們喜歡什麼、去了哪裡、跟誰在一起、看見了什麼。為什麼智慧型手機就不能像是血液或DNA那樣被保護，而會被海關、警察隨意沒收查看呢？

一戰的印度士兵幾乎沒有得到任何功勳，只是淪為大英帝國的棄卒，在戰爭過後被迅速遺忘。當初參戰的印度士兵大約有130萬人，其中7萬多人失去了生命，沒能從戰場上回來。剩下的倖存者也並非「凱旋而歸」，因為英國否認他們的功勞，而印度祖國也不打算迎接這些帝國打手。隨著印度脫離大英帝國，他們的犬馬之勞更是從史書上被抹煞，沒有一首詩歌紀念他們的功績。受傷的士兵無法忘懷戰爭，歷史卻先行遺忘了他們。

在文字的波光裡，無心之遇有意為「違章女生」定義的李屏瑤，所謂的不完美竟反差地呈現另類又絕版的完美典型。或許，每個人都該保有一塊成長專屬的私有地，即便是違章，也該被允許是合法保留的。

短紀錄片《Being 97》拍攝於美國哲學家赫伯特‧芬格萊特生前的最後幾個月，講述97歲的哲學家回顧一生、失去讓他生命有意義的摯愛，以及老年所面臨的諸多挑戰，並重新思考那些揮之不去、也許沒有答案的問題。他過去認為死亡沒有什麼值得畏懼，因為你不會再疼痛、不會再困擾，你只是不再存在。20年後，他認為自己的觀點並不正確，人們畏懼死亡有其道理。

改編自台灣本土遊戲廠商「赤燭」第一款遊戲的電影《返校》，毫無疑問在歷史敘述上清楚呈現了「白色恐佈」人心惶惶的過去，交出了有情有理完整劇情，且用心實體化遊戲特色設定滿足遊戲粉絲，達到就國片而言中上程度的作品。然，或許受制於商業電影為求通俗化艱澀議題、向投資者應盡的報酬義務，以及讓觀眾普遍能輕鬆消化的挑戰，電影《返校》成為了驚悚為皮、愛情為骨，誠實來說雖想鼓勵並希望觀眾實質進戲院支持國產，但並非令人讚嘆不已的作品。

《返校》是一部標準的商業電影，這是十分難得的，歷史題材帶有溫度，但在台灣總是不太受觀眾青睞，不過若想要讓更多人去明白這段歷史，以藝術片的形式又容易顯得曲高和寡而無法達到效果，從這裡看來，儘管《返校》的確不是完美，但它存在的實質意義與價值卻大得多。

比起自動播映的電影，需要手動操作的遊戲更容易讓我們知道現在是誰在看的故事，電影版去除了大量原作有的怪物倒也不是最大的問題，因為夢裡的怪物，追根究柢只代表了一種病徵，如同沉默之丘所做的那樣，每一種怪物都代表著造夢者經歷所帶來的恐懼具現，而《返校》電影版有自己的怪物，其形象可以說是由遊戲裡的怪物修改而成，除了有點太露骨之外沒什麼大問題，因為我們既然已經有白教官的人類形象，又何必再有那種戴了警帽的怪物，嘴裡還喃喃自語著過於明確的黨國指涉。

《紐約時報書評》被認為是美國最具公信力的書評之一，但2017年一項分析研究卻發現這些評論具有非常嚴重的性別失衡狀況：當女性寫作「非女性化主題」時，很少受到關注。

坦白說，我不曉得要從何講起。我說，有個男孩死在英格蘭一座少年觀護所裡，而我試著要去瞭解發生什麼事，因此我需要跟很多不同的人談論很多不同的事。他聽了很驚訝，驚訝的不是我既發散又不精確的調查，而是那起死亡事件發生的地點。他對英國的認識只有超級足球聯賽。「人們在英格蘭弄死小孩？」他說，一臉難以置信。

人們經常誤會「大企業像巢龍那樣，睡在搜刮來的財寶上」但其實大企業的實際利潤可能遠低於大眾預期，經濟教育基金會整理出亞馬遜、Nike、Uber與迪士尼運用資金的情況，讓公眾理解超大企業是如何支配它們的盈餘。

《未來無恙》最大的問題是，它雖提供了悲慘但不難想像的情境，並藉由少女們的生活處境的困難與自我揭露，搭建出一個看似安全無虞的保護網，讓觀看者能夠毫無道德負擔的跟著拍攝者一起將情緒投入影像當中，獲得一些想像性的認同與理解，進而無意識的將觀看與實際幫助拉成等號。然而若仔細辨識的話，或許便可以發現，口口聲聲說的低涉入、高還原、將空間留給那些少女，但其實在某種程度來看，也可說是拍攝者刻意的缺席以及卸責。

人類與人猿區別的問題不時被提出來探討，討論通常聚焦在語言、工具使用、創造力與獨特的創新能力。當然，在20年前這些問題的答案會被列在「人類特有」的清單首位，但隨著越來越瞭解靈長類近親的認知與行為能力，我們與牠們之間的界線似乎變得更加模糊。然而，人類行為有一個方面確實獨特，但很少成為討論焦點。這種特質對於人類物種的生存極其必要，以至於在過去50萬年的演化過程支撐了整個物種，形成廣泛且相互關聯的生理、心理和行為系統網路。但直到十年前，我們還沒有盡力去理解這種特質，因為人們錯誤地以為它毫無意義或可有可無，那就是人類的「父親角色」。

2019年8月，美國演員彼德‧方達逝世，享壽79歲。五十年前的「逍遙騎士」們，繼丹尼斯‧霍柏於2010年離開我們後再少一人，如今只剩戲中半途加入的傑克‧尼克遜尚在人世了。時間回到五十年前，兩名哈雷騎士駛過一段又一段的公路，走過最後的嬉皮生活和排斥他們的小鎮，遇見了一些人和一些事。出現在60年代末期的時間點，整部電影就像是一次存在主義式的詰問，惶然追尋，終不復見。

《沉默正義》一片中拍攝了許多受害者家屬，請他們說說他們被時代割裂的人生，看著這些老者滿頭白髮，皺紋啃蝕著眼角，他們已經活到了當初父母親死亡時的三倍歲數。他們謹慎地整理衣服，好讓自己更上鏡一些，這樣的態度讓人十分鼻酸，因為這是他們盼了好久才有機會讓人們聽到他們的聲音。「人們從來不會好聲好氣地請你忘記，而是命令你忘記。」一位受難者家屬如此說著。

嗨！我是全世界最有名的老鼠！就是那個有著黑黑的、大大的耳朵的那隻老鼠啊！因為一些理由，我不能現身在大家面前，但說不定大家都曾在某處見過我了？孕育我的，也就是孕育出世界上最有名老鼠的，是一個名叫華特．迪士尼的人。我是在1928年誕生的，那時候迪士尼先生26歲。而我是世界上第一部「有聲音的動畫」，因而引發全世界騷動。咦？動畫有聲音是理所當然？並不是那樣喔。

海德格常被譽為20世紀最重要的哲學家，他對當代與後來歐洲和美國思想家的影響相當大，而且這股影響力一直蔓延到了泰國。1960年代他曾與佛教僧侶、大學教授馬哈摩尼比丘進行了一場對談，馬哈摩尼以英語提問，而海德格用德語回答。

藝術史彷彿一部文明史，述說著人類文明的社會、宗教、經濟、戰爭乃至疾病；藝術作品則有如時間膠囊，承載著每件作品的歷史脈絡、社會背景、思想觀念、符號象徵與情感表現。若想更瞭解這方面知識，單靠自己往往不知該從何下手，也較難建構出系統性的概念。遍路文化所推出的「羅浮宮大師名作36講」精選羅浮宮館藏的西洋名畫，由兩位人文藝術領域的資深講師講解，並非刻板印象中枯燥乏味、艱深難懂的一門「課程」，更像是一則又一則輕鬆有趣、貼近生活卻不失專業性的藝術小故事。

16歲的夏天，少年回過神來發現他已經身處在暴雨之中。於是他偷偷地搭上船前往東京。告別這個彷彿就要讓自己窒息的世界。他佯裝堅強，在船上，在東京的街頭走著。直到獨自一人在歌舞伎一番街口鮮紅又巨大的電子看板前才呻吟似地說：「東京好可怕。」

索珀的猜想最具爭議的部分在於，他提出精神疾病本身能防止自殺。他認為某些精神疾病與自殺關係密切，它們可能反而是避免人類自殺的最後防線。例如當憂鬱症嚴重到一個程度時，患者已經失去決斷行事的能力，而且普遍缺乏衝動性（大多數自殺都與衝動有關），這樣就能防止自殺發生。

關於孩童飲食，馬諾布古鎮民的主流看法是小孩想吃什麼、要吃多少和什麼時候吃是小孩自己的事，但大人通常有什麼都會給孩子吃什麼，包括肉類和醬裡的蔬菜。但在馬利南部鄉下，「好食物」是留給老人和成年人吃的，包括所有高蛋白質、高熱量食物，小孩幾乎完全只吃碳水化合物作為主食，淋上一點醬汁。我將自己的雞肉分給米蘭達，在他們眼中只覺得奇怪與不對勁，心想我竟然自己餓肚子，把好東西給孩子吃，糟蹋了食物。

無論如何這個地方與你就是有哪裡過不去。你在心裡默念，總有一天，你一定要逃離這裡。因為你根本不屬於這裡，你值得更好的地方，你值得更好的未來，那裡有更好的你。而有一天你找到了機會，你掙脫了牢籠，把握了小小的機會，逃了出去，儘管你與朋友發誓可能會回到這裡，但實際上你根本不想再次回來這裡。你跑得遠遠的，離這個破爛地方遠遠的，過去也遠遠的模糊，然而某天，或許是二十七年後，一通電話讓你突然想起了這個本該消失在你腦海的地方，彷彿那個地方一直都在一樣，只是你不敢想起那個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