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間直播秀》是Apple公司開發的串流媒體平台Apple TV+旗下第一部原創戲劇影集，改編自新聞記者的獲得三項金球獎提名。《晨間直播秀》對話速度很快，劇情跳動沒有時間順序，意圖創造出新聞工作人員的生活步伐和工作壓力；開頭始於米奇的性騷擾案件，，逐漸揭露電視台的職場氛圍和角色與角色間的關係。

如果古典音樂演奏者不穿正式的演奏禮服，人們還能同樣辨識她的才能嗎？英國雪菲爾德大學的心理學家格里菲斯做了一個實驗，測試衣著如何影響人們對於音樂表演的評價。她發現人們對音樂的評價無可避免的被視覺所影響，而且具有先入為主的成見。身為女性在音樂表演上，未必真的加到分──除非她穿對衣服，擺對儀態。

澳洲的新研究表明，雄性長頸鹿的顏色揭示了牠們的行為與社會地位：與顏色淺的長頸鹿相比，顏色深的長頸鹿具有更高的社會地位，但行為也更孤僻。此外，長頸鹿的顏色不僅是一種基於年齡的特徵，還可能是一種第二性徵，與獅子鬃毛的功能類似。

在過去一年中，烏克蘭民族電音樂團Onuka在國內和歐洲都取得了成功，她們的專輯《Vidlik》已經登上10個國家的音樂排行榜。不過，主唱娜塔‧斯琴科的最大成就或許是將烏克蘭傳統與現代電子音樂結合，她們不僅使用民族風的唱腔，還大量使用烏克蘭傳統樂器「班杜拉」、「索琵卡」（模仿森林鳥聲與蟲鳴的木質樂器），並對時代議題做出回應。

我們受到的教誨是自己只能展現關愛的一面，所以傾向壓抑、忽略一項事實：即使面對人生摯愛，我們往往也維繫著矛盾關係，主因是我們習於醜化攻擊性，而非視其為一項必要動力，讓我們可以駕馭環境，同時跟彼此保持一定距離，才不至於過度依賴，依然是獨立的個體。此處攻擊性並非字面上的意思，不是說我們討厭自己所愛的人，而是我們內心都存在著一股衝動，用來劃分個人的界限，這不僅是生存所需，也可避免相愛的人過度彼此依賴。

艾莉絲是一位致力研發新品種的植物學家，她成功培育出一種會開出鮮紅花朵的奇幻植物，不僅外觀嬌豔可供觀賞，更有「使人開心」的神奇療效，她將它以兒子的名字「喬」命名，希望它可以改善自己與兒子的關係，並違反規定將它帶回家中。沒想到小小喬居然有著改變人類大腦的危險因子，在這個疫情蔓延的時刻，觀看本片似乎特別應景，片中的無症狀感染、無病識感的現象都與今日疫情爆發的狀況互相呼應。

現代伊斯蘭國家給人保守且動不動就殺害同性戀者跟女性的印象，所以人們經常先入為主以為伊斯蘭文化中沒有太多關於性的討論，但其實這是近代才有的現象。從伊斯蘭教的誕生到大約150年前，穆斯林世界是一個充滿露骨的性愛指南與情色作品的溫床，這些東西放到現在仍會讓觀者害羞，程度足以跟古印度並駕齊驅。由於伊斯蘭教對性非常開放，以至於鄰近且保守的基督教文化，過去經常以此抨擊伊斯蘭教是「性狂熱離經叛道者的信仰選擇」。

娶有錢太太少奮鬥20年？19世紀的英國男人也是這樣想的。他們被報紙廣告騙說「這裡有好多寂寞又有錢的地方千金啊」，付了錢卻沒有娶到傳說中的有錢太太，只認識一些藍領階級的貧窮淑女，而這些淑女也是付了會費進來的。

它的外表雖然飽經風霜而粗糙不平，內裡卻仍然看得出玻璃原本的濃郁深藍色彩。這件物品的年分、形狀，以及邊緣下方的那道凹槽，顯示這是一件希臘化風格的物品，可能製作於黎凡特。我們必須想像兩千年前這件物品在作坊剛完成之時，那光滑無瑕的模樣。不過，這件物品獲得欣賞的時間沒有太久，在鑄造完成之後不到一百年，它就和另外兩個類似的碗一同埋進中國南部橫枝崗的一座墳墓裡。這個碗就在這裡度過漫長的時間，直到這座墳墓在1954年被發掘。

曼第伯格的視覺計畫顯示了美國全境內「英語維基百科編輯者」的種族、地理位置。曼第伯格發現這些人似乎分布在特定的州、特定的城市，宗教活動越多的地方，編維基的行動越少，越富裕的地方，越多編輯者聚集。而且，這些人大多是白人男性。因為英語維基百科使用者非常多，條目的寫法可能會影響人民的政治選擇。這項研究某方面也顯示了美國社會的分歧與不平等。

「原來您今天生日，生日快樂！」檢查她身分證的員警說道。拉娜略顯尷尬。她前往之前工作的公家機關，一個又一個的發送票卷，拉娜嘗試表現友好，然而她的友好薄弱而容易被人戳破，她的示好往往別有目的。為了去見特別的人，她還特別去買了一套特別的衣服穿上。原本我們以為她是為了兒子的演奏會而買，結果她卻在演奏會前就丟掉了，這套衣服是為誰而買？

松本大洋在幼年曾被送到育幼院，在那裏的生長經驗促成了精采的前作《Sunny》。在《羅浮宮的貓》之中，我們仍能看到童年這個主題的影子。故事是這樣的，傳說羅浮宮裡有位五十年前失蹤的少女，名叫愛麗塔，導覽者賽希爾從巡守員馬歇爾聽說了這個故事，而馬歇爾深信他的姐姐愛麗塔仍存在館內的某一幅畫作中，希望賽希爾能幫忙尋找姊姊的下落。同時，羅浮宮閣樓深處的地下居民──一群光譜各異的街貓們，也蠢蠢欲動。

17到19歲的俄羅斯三姊妹在父親長期暴力虐待和性侵後，聯手用刀殺死了他。這起案件震撼了俄羅斯社會，因為父親的角色在俄羅斯傳統家庭中被高度重視，更別提這個被殺的父親還是虔誠的東正教信徒。最近三姊妹即將受審，與此相關的激辯再度浮上檯面。

至於為什麼需要圖解？約翰．伯格在《觀看的方式》中提到「觀看先於語言。孩童先會觀看和辨識，接著才會說話。我們用言語解釋這個世界，但言語永遠無法還原這個事實：世界包圍著我們。」在知識面前言語與圖像之間有所差別，它們像是兩種各有特色的媒介，以不同方式建構我們的認知：前者門檻較高、需要具備一定程度的耐心與學識基礎才能理解，但它足夠細膩，得以深入解釋那些曲折繁複的議題；圖像則是偏向直觀，以愈具體鮮明的形式瞬間帶給觀者衝擊──的確，在某種程度上它更加親切，因為我們出生最先給圖像包圍，看見供給我們思考的素材，母親的臉、窗外的樹、天上的雲、然後才是隨之而來無數個為什麼。

一個將要升官的中年特務因為一場熊貓被劫事件導致失去升遷機會，更糟糕的是若沒有趕快找回這頭作為友好象徵的熊貓，將會危及中韓兩國關係，而喜愛整潔，討厭動物的他發現在被劫事件中撞傷頭的自己突然聽得懂動物們的語言，他該如何利用這種超能力找回失竊的熊貓、自己的官位、自己女兒的芳心？

為什麼《可可夜總會》要拯救祖先的靈魂？為什麼賽德克人不惜犧牲生命也要通過彩虹橋？因為記憶與認同，母語與口傳文化是如此重要；因為脈脈相承的文化，是我們靈魂在世界上存在的座標，以及證據。我們的母語雖然沒有通行的文字（其實有台灣羅馬拼音，但遺憾尚未全面建制化），但其實有豐富的口傳文學、歌仔戲、布袋戲乃至各種母語文藝創作等等，這都構成了台灣人之所以是台灣人的文化迷因。

2017年，在美國舉行一場葬禮的平均價格為7360美元，相當於美國基層勞工五個月的薪水。根據國家殯葬協會的最新平均數據指出，一甕骨灰罈需要275美元，一段程序需要160美元，一份訃聞要價200美元。由於高昂的支出，讓許多家庭在悲痛之餘也感到驚恐。有些人在經濟拮据的情況下，只能無奈選擇最便宜的方式：將死者遺體裝在屍袋裡直接火化，然後不舉行葬禮。儘管如此，這些費用加起來仍需2000美元左右。

遺傳基因的命運將阿茲海默症降臨在龐大的哥倫比亞家族中，但這個家族有一名女性逃過了詛咒，她的逃脫或許是阻止乃至預防阿茲海默症的關鍵。

他需要一場旅行，他對旅行並沒有強大的渴望，也沒有非去不可的理由，就只是他需要去一下。他就只是順道去看看，順道去辦公，順道去度假，一切隨性而毫無戲劇張力。臨行前，他將家中的小樹種到了土裡。旅行的悖論在於，當我們白日離家鄉越遠，夜晚就離家鄉越近，導演先生回家了，在他回家的隔天早上，他慢慢從牆頭升出，發現鄰居對自己栽種的小樹並不特別照料。

難道在無人的世界有伴一起逃亡不是最浪漫的事情嗎？或許這是為什麼在本片中角色們擔心的「啊不想活了因為活著好孤獨好無助還是死掉好了」，結果死掉之後發現「哇勒死了事情居然還沒結束而且陰間有夠擠，都要滿到被趕到陽間了根本是詐騙嘛」。重點不在死了能不能去更好的地方，而是死了萬一去了更糟的地方怎麼辦？

這兩者有何差別？如果社會認為養家活口的男子漢喝點酒無傷大雅，誰會在乎那些半夜躺在床上，聽見爸爸醉醺醺開門回家而心驚膽戰、淚流滿面、滿腹仇恨的人？這樣的話語，在菊池真理子稍微長大一些，知道應該勸戒父親減少喝酒之後，父親的酒友（男男女女皆有）就曾說過，他們說：「你爸爸工作這麼辛苦養你們這些沒出息的女兒，喝點酒過分了嗎？」「因為（媽媽死了以後）你煮的飯太難吃他才會喝酒的！」

當你凝視疾病深淵，你的意識形態也在凝視著你。美國比較宗教學教授艾倫‧里文諾維奇撰文嚴正反對有些人主張「都是我們傷害大自然所以才會有伊波拉、SARS、武漢肺炎產生」，更嚴正反對「只要用自然療法、只要回歸自然生活就會好」等言論。他認為，瘟疫從來都不是什麼破壞自然產生的惡魔反撲。「自然性」本身就是一種曖昧模糊的空洞論述，一種毫無內容卻非常強大的密碼，我們可以隨心所欲地填任何東西進去，包括那些對人類非常有害的想法。

從小學音樂聽起來是很棒的事，但如果過程很痛苦那就不一定了。家長普遍存有一種浪漫想像，認為孩子從小學音樂（或是學才藝）的好處很多，不但讓孩子擁有深刻豐富的藝術體驗，還能培養創意與認知能力。然而，學音樂或許好處很多，但也可能變成創傷的根源，例如被老師強迫握東西彈琴糾正姿勢、彈錯被筆桿敲手指、譜背不起來被罰抄寫、獨自面對龐大的表演焦慮等等，學音樂的悲慘過程似乎不怎麼開心，更像是在「練習吃苦」。

黑澤清第的《X聖治》令人驚嘆，毫無疑問是一部非常優秀的作品，奉俊昊將本片列為他個人私藏的十大好片。它的科幻概念很簡單，有一個人具有一種催眠技術，而被他催眠過的人都會殺人。殺人者完全不知道自己為何會做這些事情，又或者是不知道自己做了多麼嚴重的事情，好像在他們身上曾有一股強大的力量，讓他們行平日不敢為之事，而這股力量的真貌是什麼，則激起觀眾的好奇心。《X聖治》談論的是一種真實存在於人類社會的恐怖，也就是「人性必然是邪惡的」，這種邪惡基於對他人的否定，而殺人正是對他人否定的最徹底表現。

「有一顆炸彈在中央公園，你們有三十分鐘。」李察朱威爾的臉龐在黑暗中一次又一次的吐出這句話，他本來是找到炸彈的英雄，此刻卻成為埋下炸彈的反派，他有被認為是反派的充足理由，但是老英雄克林伊威斯特要我們看的不是他是不是犯人的懸疑，而是李察朱威爾成為自己英雄的過程。

露西是位年輕的實習醫師，卻有個難以說出口的困擾：她總覺得自己處處不合格，並且深為這種病態的情緒所苦，甚至無法好好跟病患介紹自己，因為自己是個冒牌貨，更擔心有天會露出馬腳……考試成績佳，是剛好都出了自己會的題目。考上醫學系，是因為同學的筆記做得好。從來沒被當，是因為臨時抱佛腳的短期記憶。今日的成就，全都是一系列的巧合。她希望能夠擺脫這種在眾人前說謊般的自我懷疑。因緣際會下，她被分派到一間精神重症病房實習，這裡不僅顛覆了她對瘋狂的所有想像，並在以同理心聆聽病患的故事時，讓她開始慢慢找回自信……

天堂長什麼樣子？我們該如何知道？在維多利亞時代，從科學和技術角度看世界的方式變得越來越重要，天堂的問題一直縈繞在人們腦海裡，此時「靈魂攝影」提供了解答。攝影術發明後不久，所謂的「靈魂攝影師」紛紛在美國和英國出現，他們承諾提供已故者回來人間造訪的證據。靈魂照片具有一定的格式：哀傷的親屬坐在畫面中間，而逝者的靈魂從側面觀看。

蝴蝶結髮飾具有悠久歷史，從上世紀左右開始成為了女性化的象徵，在1940年代，十幾歲的少女戴蝴蝶結髮飾，暗示她們已經發育到論及婚嫁的程度。但歷史資料表明，情況並不總是如此。在18世紀的歐洲，蝴蝶結髮飾最早被歐洲上層階級的成年男性佩戴（譬如莫札特），他們以大蝴蝶結裝飾頭髮，以展現其富裕與奢華的形象

宮崎勤的父親稍微平靜下來後，在坂本面前跪坐下來。坂本透過日光燈的光線，察覺對方面色灰敗，短短一個月便形銷骨立。沉默了一會兒之後，宮崎勤的父親抬頭仰天，從口中擠出話語：「我每天如坐針氈，早知道會這麼痛苦，早點死掉不知道該有多輕鬆。死只要幾秒鐘就結束了。我好想死，好想死……」宮崎勤的母親勸戒他：「要是死了，又會成為笑柄。」

作為一部探討伊斯蘭信仰如何影響信徒心靈的電影，達頓兄弟的《少年阿罕默德》絕對是在許多同類電影裡特別突出的。既驚悚又具備喜劇成分，這部電影是關於一個男孩如何努力藉由刺殺他不虔誠的阿拉伯文老師來轉大人的故事。在周遭的人眼中，他絕對是怪咖，然而作為一介虔誠的伊斯蘭教徒，他是自己故事裡的英雄。「每個反派在他自己的故事裡都是英雄。」某本關於英雄旅程的書如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