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格瑞格花了兩年時間開發出新款的檸檬萊姆汽水，也就是後來熟知的七喜汽水。當時的配方含有被用於多種成藥中、可以穩定情緒的「檸檬酸鋰」。格瑞格宣稱，汽水添加鋰能影響飲用者的心情。儘管在汽水中添加治療躁鬱症的藥物聽起來很詭異，但其實採用鋰鹽做為調味的選擇並沒有那麼違背常識。

看《親愛的殺手》時，想到了里歐卡霍的《新橋戀人》——兩部電影同樣都是以社會邊緣人的斷裂愛情故事為出發點。與《新橋戀人》相較之下，《親愛的殺手》中的六與泡麵面臨了更多現實層面的問題。

來自越南、不到八十分鐘的電影《人性爆走課》講述在破舊的街道跳上跳下，搶著給貧窮街坊鄰居跑腿買地下彩券兼報明牌的少年們，以及一場關於都市規劃的縱火陰謀，然而比起陰謀的真相，社會的真相更加懾人。

思覺失調症不像水災，因為我們可以想像所有的財產被水沖走的情況。思覺失調症也不像癌症，我們可以想像慢慢長出腫瘤，在器官與器官之間蔓延，榨取我們的生命。不，思覺失調症則是瘋狂。罹患思覺失調症的人行為怪異、說奇怪的話、與社會抽離，甚至傷害別人。他們跟以前不一樣了，他們瘋了！我們不瞭解他們的言行，也不瞭解病程。思覺失調症不像慢慢長大的腫瘤，而是腦部失控。我們要如何同情一個被無名力量控制的人呢？同情一個瘋子？

精神病態或者具有施虐傾向的人本身，並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在安定公平的社會，他們大多能表現得正常，甚至有所貢獻；當社會分崩離析，我們才會看見，他們在絕境中具有多麼卓越的競爭力──只是是以他人的生命為代價。

人們在整理莎士比亞劇中人物的死法後發現共有74種，包括《安東尼與克麗奧佩托拉》的毒蛇攻擊、《泰特斯‧安特洛尼克斯》把人丟到火裡跟餅一起烤，當然還少不了很多把角色莫名捅死的方法。

「我已經年紀太大，無法攀登富士山了。」無法攀登富士山，卻可以聽到山之音，山之音是媳婦向自己的呼喚。人與人、表與裡、上與下、對與錯的問題纏繞著所有人都盼望主持公道的老爺，而他卻已經年邁，他該如何處理這一切？手心手背都是肉，揮刀所至，皆是至親。

DAU系列電影，最初僅是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為物理學家列夫・朗道所規劃的一部傳記電影，然而最終演變成一項龐大的電影計畫——電影的演員、拍攝與剪輯通通成為了這項計畫的一部分，也就是成為了一種實驗。

《手，琵琶魚》是個相當陰暗的故事，描述一個小孩因為長得非常可愛，所以受到母親的百般呵護，但久了之後，母親希望她回報自己，分憂解勞，小孩卻說，因為從沒有使用的必要，所以她變得沒有手也沒有腳，於是母親怒叱：「你不是什麼完美的孩子，只是隻沒用的琵琶魚！」接著便將小孩丟進了大海。

女友聖誕節要回老家探親，邀請身為孤兒的你一起參加，希望讓你愛上聖誕節。一同上路後你才發現她從沒跟家人提及過你，而她一家人基本上是那種「菁英模範家庭」，還有童年閨蜜以及帥氣前任都在等她。更糟糕的是你不是你，而是「妳」，獨在異鄉為異客的妳要怎麼突破堅硬的「菁英模範家庭」外殼，而不是被輾壓窒息而死呢？

當猶太裔自由作家奧斯卡・施瓦茨的父母興高采烈地把唾液樣本寄給基因檢測公司，證明他們是純正的「100％德系猶太人」身份時，他感到有些奇怪和恐怖。因為他知道大多數驗DNA的人是得到與地理區域對應的祖先結果，比如中國人、英國人、西非人。相比之下，猶太人通常的解釋是一種宗教或文化身份認同，但近年DNA檢測在以色列被廣泛用來確認一個人的猶太人身份，這衍伸出一個更大的問題：「基因上的猶太人」意味著什麼？科學可以證明宗教或文化身份嗎？

如果你要發表一篇對全人類有益的研究，你必須用英文書寫，或者至少找人把研究內容翻譯成英文。如果不這麼做，你就等於沒有發表過這篇文章。對於自己語言有驕傲的大國，譬如德國與法國的研究成果經常被低估，世界「大學排行」也比較低，這並不是意味著他們沒在好好做研究，而是他們沒有把所有研究成果都發表到英文期刊上。英文作為學術發表預設值的狀況，難道沒有任何妥協的空間嗎？

如果以人口跟國土來說，成為丹麥首相的焦慮感應該比不上擔任美國國務卿，丹麥沒有那麼多需要分分鐘馬上處理的棘手外交事務，沒有在那麼多國家出兵，也沒有對那麼多國家進行貿易制裁。但《國務卿女士》編劇讓每秒數十萬上下的伊莉莎白‧麥科德保有了婚姻，《Borgen》卻誠實地揭露女性從政的真相：能夠為了成全妻子的政治事業而犧牲自己事業的男人少之又少。

雖然彼得‧漢德克以《守門員的焦慮》描述一位與普通人無異的德意志人布洛赫的行為，但是當我們來到故事的結尾，我們會發現這些行為的集合體並不包含「焦慮」這樣的情緒——若更深入地探究，甚至會發現布洛赫從頭到尾並沒有表現出任何的情緒。

對藝術家而言，沒有什麼政治正確，只有平庸的驢蛋或者驢黨人才會在乎政治正確，藝術家只在乎正確，漢姆特紐頓就是這樣的藝術家。有些思想家著迷於分辨情色與色情，但漢姆特紐頓並不在乎這一點，他利用尖銳的作品來挑動觀眾的脆弱神經，他追求的是一種超越性別的力量，無論男人或女人，他都只企求他們的力量。

美國重金屬搖滾樂團Van Halen的團名好記易懂，以創團兄弟檔亞歷克斯和艾迪的姓氏為名，但其實在取這個團名以前他們並不叫Van Halen，而且也從沒想過以姓氏命名。

某天早晨文字消失了。那之前，文字非文字。事實曾經，臉曾經。亞里斯多德有篇精彩故事告訴我們，眼前發生的每件事都會被另一件事擠壓。某天有人注意到星星存在但文字不在了。為什麼？我問過很多人。這是個好問題我想。三個老女人彎著身子在野外。女人說問我們有用嗎？好吧但很快就水落石出：她們對雪原和綠秧子和俗名「大膽」的大理菊（有些詩人還誤以為是三色堇）簡直瞭若指掌。我開始把但凡說過的抄下。那些記號逐漸構成自然的瞬間，免去了故事的無聊，這正是我要強調的。無論如何我得避開無聊。這是一生的使命。人永遠懂得不夠，做得不夠，永遠不定詞和分詞用得不夠怪，煞車踩得不夠猛，念頭甩開不夠快。

在喬治‧佛洛伊德被謀殺，乃至爭取平等和反對警察暴力的抗爭行動後，美國各所大學紛紛尋求證明與重申在各層面對於種族正義的承諾。校方正制定制度性計畫以解決結構性的種族問題，教師也調整課程大綱更強調多樣性與包容性。這些遲來的改變相當受歡迎，也是解決高等教育集團長期存在的不平等與不公正的一個機會。但善意無法阻止錯誤的做法，哲學和文化研究者班傑明‧Y‧方撰文指出，學校教育應該擺脫「教育即為社會變革」的觀念，而是開始思考「有關社會變革的教育」。

在移民歸化議題的《未來的我們》中，導演兼男主角將自己的設定套用到劇中：伊朗到德國第二代、生活放縱喜歡派對，遇上一對來打工且簽證快到期的中東姊弟，與弟弟之間產生激情，同時也讓我們看到作為非白人的他即便在德國土生土長，說得一口好德語，還是時常感到格格不入。

幼蟲結成了蛹或繭，最終破蛹／繭而出，蛻變成蝴蝶或飛蛾。幼蟲轉化成蝴蝶的同時，十四歲的Nora也完成了自己的蛻變——然而Nora的蛻變並不意味著她從此不再迷茫，所有過去面臨的問題也迎刃而解。她仍舊帶著自己身為「毛毛蟲」時期的記憶，對於自己的性向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不只是對同性情愫的發覺，她生命中的所有議題讓她明白了比摸索性向更重要的事情——那便是釐清自己與他人的關係。

語言和方言有什麼區別嗎？儘管「語言」和「方言」作為獨立的概念存在，目的是方便語言學家對全世界的人類語言分門別類，但事實是兩者並沒有客觀上的區別。語言學家約翰‧麥克沃特指出，「方言」和「語言」的定義其實很隨意，並沒有一種科學或者客觀的操作性定義可以說「某種是真正的語言，而某種只是方言」，所謂的「同文同種」也只是一種虛構。

讓人意外的是，因為翻拍電影《惡靈古堡》賣座同時被人咒罵不止的保羅·W·S·安德森居然精準的抓住了魔物獵人的醍醐味，將其魅力給展現在電影之中，它是關於獵人之道，是因為有了獵人之道，才使《魔物獵人》不僅是一款刷裝備刷素材刷素質的遊戲，而這是後面繼起模仿者甚至此系列自己都丟失的道。

面對「地方與都市」這個兩極化結構，以及地區所累積的種種課題，「設計」該有何作為呢？這項系列企劃為此串聯了各地區的設計師們，一同思考未來平面設計的可能性。設計師嘗試以看似將底與圖反轉過來的效果，簡單明瞭地表現展覽會標題中的Interchange（交換）。這是一張緊密結合平面圖像與印刷技術、頗具吸引力的宣傳單。

陰謀論並不是現代獨有的現象，歷史學家邁克‧泰勒指出，在法國大革命後所發生的事件，讓許多英國保守派人士將法國大革命歸因於光明會的陰謀：透過滲透共濟會與其他組織，光明會把魔爪伸進法國的精英階層，最終用雅各賓黨的名義推翻了君主制度。

如果小說可以分成動與靜，吉田修一的小說應該是比較靜的。他擅長描寫人與人之間微妙的距離感、大城市下的孤獨與寂寞。吉田修一的《國寶》選擇歌舞伎世界作為背景，拚全力寫出了梨園出身的俊介、黑道出身的喜久雄這兩位截然不同、卻同受命運干擾，最終以屬於自己的方式完成歌舞伎的壯絕一生。

當兩人緊握雙手、挺立地凝望著夜空，如同《波坦金戰艦》「四海兄弟皆一家」的結局，兩部電影都以一個共產黨式的宣傳手法 ，試圖傳達共產黨不斷對生活其中的人們所灌輸的信念：「一切都會沒事的，一切都會解決的。」只是，這樣的宣傳，與Alexander善意的謊言毫無兩樣──即便它們的出發點是對於信仰的堅持與守護，但本質上終究是一種不願面對「共產社會已經在精神上死亡」的自欺欺人。

無論是人文社會或者自然科學研究，雖然長遠來說對人類社會有很大的幫助，但經常都無法直接變成現金，因此必須仰賴來自國家或者私人企業的贊助。至於什麼研究能夠得到贊助，而什麼研究沒有辦法，不免就變成了一個具政治性的「價值觀」問題。這可能危害到公眾的意願，並有利於捐贈者個人偏好的價值觀。

「就像《蝴蝶夢》裡深紅色的杜鵑花，老舊的紙張散發令人陶醉的芳香，營造出一種成熟的氛圍。喚起深奧的書本；秘密的圖書館；上古的卷軸；哲人王喝過的干邑白蘭地，將穿戴者送往一個只有文學才有的神奇、探索與魔力之地。」

在商店街中就地滋長的劇場《十月銀座街》，以紅線、欄杆、工作人員為暗示，在無界線處豎立一道隱形的戲劇牆，框出通往非日常的甬道。於是，過去乏人聞問的黯淡街巷與無臉孔的路人轉而張張澄明且重要無比，因為在這場演出裡無人置身戲外。觀眾被趕入巷弄，像圍觀演出的住戶，卻又像臨演般非屬在地；演員出沒於分岔小徑，忽顯忽隱，既在場也是不在場。

美中對抗，香港攻防雖只是其中一條戰線，但香港局勢如同台海局勢，是測試美國是否決心嚇阻中國野心的試金石。如前述，中共戰術乃是攻守並用。北京在香港部署國安體制加緊鎮壓，假如美國出手，畫出紅線要北京「到此為止」，北京將趨於防守，鞏固在香港的鎮壓體制。假如美國不出手，則北京將食髓知味，繼而攻擊台灣，遂行其領土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