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是神聖的，婚姻也是偉大的，然而婚姻的神聖與偉大是建立在長期互相傷害與長期各自癒合間，婚姻看似把兩個個體變成一體，其實個體還是存在。因為婚姻永遠存在誰先走誰還在的問題，不論是身體上或是精神上。婚姻不是愛情的墳墓，而是愛情的馬桶，雙方是一起卡在馬桶壁上沒錯，但恐怖的不是會不會一起掉下去離開馬桶，而是誰會先放手讓你在對對方的失望中一起跌落馬桶。這就像是簽下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當現實戳破美好泡泡，雙方失去信任後只好比賽誰先毀約，而這不再忍耐傷害的過程讓雙方更認識彼此。

當他意識到，自己的故事始於船上，也將終於船上，然而就如那卷被打碎的黑膠唱片般，總會有陸地上的人不斷地將碎片拾回，反覆拼湊，反覆重述這個只屬於1900的傳奇。這樣的傳奇在今日已經不易產生，因為在人手一機，全程連網的情況下，已經鮮有所謂聽而不得聞，視而不得見的存在，我們渴求的典範變成了跟我們一樣的人，而非我們不能企及之人。

在二戰期間，一名希臘猶太人加入了納粹那方，幫助追捕了許多難民，導致家破人亡。但基於某些原因，這個男人的名字不再受人討論。對於猶太建國神話來說，這種無法以種族跟文化認同來解釋的叛徒，是太難以面對的真實。

我們今天能喝到安全的牛奶，都得感謝美國微生物學家愛麗絲‧凱瑟琳‧埃文斯。埃文斯剛提出這個發現時，人們還因為她是女性且沒有博士學位而質疑她，幸好最後她的研究得到了廣泛認可。

黎清波的勝出令島國的民主敘事自我合理化，經常讓人忽視，要維持「如此合理」的路徑需要多少人付出多少的心力。政治劇的「大敘事」無論如何都無法收納這些細節的偶然機緣，畢竟它太瑣碎，有時候也太不知所謂，而民主政治的勝利也往往帶著肢體衝突的血氣蒸發後的苦澀。他們都是「沒有命運的人」。葛蘭西曾經說過一個不太體面的寓言，海狸被獵人追捕，為的是取得海狸的睪丸煉藥，海狸為了保住性命，乾脆扯下自己的睪丸。沒有人會特別在意沒有命運的人，如果海狸順利脫困，也不會在乎扯下睪丸有多痛。

包浩斯陶藝家瑪格麗特．海曼－洛賓斯坦使用爆發性色調及逗趣的設計顛覆了這樣的印象。沒幾個人像她一樣具體化戰間期包浩斯的「新女性特質」。從她的短髮、穿著男性襯衫與領帶的照片中，看的出來她確實有新女性的樣貌。但她走向更深刻的解放。在包浩斯時，她直接挑戰試著把女性趕出陶藝工作坊的人。

山脇道子可說是最具全球性的包浩斯女性，她與攝影師兼建築師丈夫山脇岩男一起環遊世界時，從日本來到包浩斯。他們在1930年秋天加入德紹包浩斯，在這裡度過路德維希．密斯．凡德羅當校長的最後兩年。山脇夫婦一起將日本概念帶入包浩斯的國際氛圍中，也在回到日本後成為包浩斯思維的主要導入者。

「每一天都能為我的政治及專業作品帶來創作靈感。」伊蓮娜．布歐發如此思念著1931年春天開始在包浩斯度過的三個學期。身為斯洛伐克最知名的攝影師之一，布歐發曾在印刷與廣告工作坊學習，並將部分的包浩斯生活奉獻給共產主義大學生分部，成為其中一員從事激進政治活動。其政治與藝術成就皆由包浩斯經驗成形，因此感性地將包浩斯稱為「一個為了成為人而創造出人類的學校」。

因為情感戲的增加，性與愛之間的主題連結，也連結得更加深入，譬如歐提斯看似能處理同學們的困惑，但遠遠不是能周旋兩段感情，而毫無顧慮的人，當他的情緒受到極大的刺激或沮喪時，追求快感的性事其實難敵滿心的困惑；而反面對照，如格羅夫校長夫妻間的相處，乍看是一段已經失去性事潤滑的婚姻，但更深入挖掘後，其實除了激情缺失之外，兩人關係中的不對等、校長陽剛和強硬形象對家庭的壓迫，都讓曾有的愛名存實亡。

大約100年前，美國的「三色堇狂熱」奠定此花成為酷兒的代名詞。奧斯卡‧王爾德象徵性地把綠色康乃馨別在翻領，並且傳到了大西洋彼岸。紫羅蘭與莎芙緊密關聯，菖蒲則與華特‧惠特曼有關。在石牆暴動以前，克里斯托夫街與基耶街的轉角處有一間名為「花盆」的同志酒吧。這些植物象徵的背後故事是什麼？這些開花植物又為何被認定為酷兒之花？

「沒有一朵雪花的結晶是重複的，當雪花融化時，這獨一無二的設計也永遠消失了。」1885年，畢生居住在佛蒙特州小鎮耶利哥的20歲農民威爾遜‧班特利，拍下了世界上第一朵雪花的照片。在之後的每個冬天，直到1931年去世為止，班特利持續以膠片捕捉了5000多片雪花的模樣。雖然他很少離開耶利哥，但全美國都知道這名「雪花男」或「雪花班特利」。

孩子未上學前，就曾經問過我關於死亡的事，問題不外乎「人為什麼會死？」「妳會比我先死嗎？」《星星知我心》一開始，史黛拉就問了媽媽類似的問題，而這些問題雖未再出現，但卻緊扣著整部電影，太空只是故事的背景，代表死亡的隱喻。整部電影的節奏緩慢，從莎拉屏雀中選的那一刻開始緩緩地將觀眾帶往太空梭升空的那一刻為止，過程中身為觀眾的我們和母親莎拉與女兒史黛拉一同經歷焦慮、憤怒、不安與不捨，面對即將到來的分離。

台日共通的地名和站名絕非偶然從天上掉下來的禮物，而是一九二○年台灣總督府調整行政區域統一改名的結果。但此一事實不只是日本就連台灣也少有人知。例如高雄市美濃區和岐阜縣美濃市於二○一二年締結為姐妹市。當時只舉出同名和彼此都努力繼承傳統文化之由，幾乎沒有提到從彌濃改名為美濃的歷史經過。於是不時能瞥見「造訪岐阜縣美濃市，因為擁有相同地名的地方給人一種浪漫感覺」的遊記。

美國詩人羅伯特‧佛洛斯特的詩作〈未行之路〉可謂家喻戶曉，兩個主因：一是它很短，二是它反應了人的存在焦慮，關於那些未行之路的焦慮，一個簡單又困難的二擇一困境，可以簡化為連續的是或否。而現在一部如〈未行之路〉的電影出現了，它有著詩與遊戲的的基因，它的名字反映了它的特殊性：《1917》。

1940年至1942年間，年輕的猶太裔德國藝術家夏洛特‧薩洛蒙在躲避納粹追捕期間，創作了一系列共784幅畫作。她為這個系列取了一個簡單明確的名字：《人生？如戲？》。這些連環圖像講述一個家族的歷史，圍繞在主角夏洛特‧肯身上，也就是半自傳體的薩洛蒙本人。故事記錄了夏洛特身為藝術家的發展、對抗發瘋和她的初戀，而這一切都在日趨暴力的納粹政權之下進行。

許多人相信，住在一起的女性室友或長時間相處的摯友最後生理期會同步，原因是賀爾蒙互相影響。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研究者發現有些女性相信，當一群朋友長時間相處後，她們的月經週期會跟隨某個特定女性同步，通常是群體裡佔「主導地位」的人，彷彿向日葵「自然」面向太陽那樣：「雖然在我看來這些想法很奇怪，但它也符合人們思考群體互動與社會動態的方式。我們的文化確實對於支配、階級和社會群體之類的東西想得特別多。」

香港人的生活確實不一樣了。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系兼任講師梁啟智觀察，在反送中運動裡，每個人好似都想做點什麼，去持續這個運動繼續下去，「或者說，每個人都努力做好自己會的以及能做的事。」舉個例吧？生活有什麼不一樣？梁啟智笑開了：「我太太開始少搭港鐵了啊！起初適應得很辛苦，現在習慣了，出門前看app，就知道巴士還要多久來。」對港人來說，這場消費經濟戰，也是一種生活態度與理念價值的選擇。

我很喜歡在停車場那場戲前，陶德海恩斯安排主角在黑暗中質詢杜邦高層們的橋段，記憶中杜邦高層抱怨整個過程達到八小時，你可以看到黑暗圍繞在背景，宛如卡拉瓦喬的繪畫，前景是一個又一個度杜邦高層，然後主角拿出一份又一份的檔案，丟出一張又一張的照片，一步步的拆穿杜邦高層的謊言。他只有一個人，卻可以孤身在黑暗中面對這一群老謀深算的老狐狸，你看不到馬克魯法洛在這壓制他們的過程中有什麼欣喜，取而代之的是一種連他自己都要被壓垮的憤怒。

2020年初，Radiohead坦承舊官網的不足，它「令人惱火、缺少資訊也很難用」，接著，他們為樂迷打造一個完整的線上檔案資料庫「Radiohead公共圖書館」，樂迷還能自行印製獨一無二的圖書證。對樂迷來說，這肯定是一次相當好的體驗。

「這樣啊，那就離婚吧。」他說。「不過呢，到時候我會把妳和妳爸媽還有兩個小孩統統宰掉。」女兒坐在他膝上看圖畫故事書，他說完這段話，摸了摸女兒的頭，接著說：「我不是開玩笑。既然失去了一切，區區這種事當然做得出來。我絕不是那種厚著臉皮夾尾巴逃走的人！」女人止住哭聲，直視著他問說：「為什麼沒有任何理由竟能做得出那種事呢？」「理由？那種玩意等宰了以後再想就行啦！」

現實不斷的惡化，如同莎瑪的眼睛，人性的美好如燭火，在大環境裡令人動容但無濟於事。拉斯馮提爾用這樣的方式，來展現當火車不斷往懸崖下墜落時，裡頭人們越是頑強，越是充滿希望，越使得這一切令人難以直視，這樣下墜的橋段不禁讓人想起《撒旦的情與欲》開頭下墜的小孩，又如在《傑克蓋的房子》裡作惡多端終墜入地獄深淵的傑克，都是被攆出天堂墜落地面的墮落天使形象。

電影是一簡單的劇本，男人與夥伴臨時受命，限時奔赴戰地前線傳遞撤退的指令，以免我軍落入敵方陷阱。這趟任務、一場英雄旅程之初，角色和方向就定了調：主角隨身攜帶充飢的食物、對任務的可行性存疑，同袍讀著遠方捎來的音信、憂心身在前線的手足安危……自此，故事的戰爭之旅順勢發展為：支撐人們穿越戰火、度過危難的力量為何？男人本持的生存慾求和同袍象徵的信念招引、兩造衝突彼此依存，何者為要？

世界上有很多億萬富翁聲稱以「雙贏」的解決方案對抗不斷惡化的貧富差距。然而，金字塔頂端的成員或許深信這個觀點，但美國作家阿南德‧古列達拉達斯表明，所謂的「雙贏」純粹是天真的幻想：因為無論出發點多好，除非掌握權力或財富的人放棄掉一部分，否則根本不可能改善其他人的處境。

媒體或出版社總習慣使用顛峰之作來稱讚《惡人》，而我卻私心認為吉田修一真正的顛峰是2009年出版的《橫道世之介》。但即便文學如此主觀，我卻也不會否認《惡人》是吉田修一的代表作。連他本人也在2008年中文譯本的扉頁上自信十足地說：「出道十年來，這絕對可以稱得上是自己的代表作。」

曾幾何時，人們認為合成器的聲音新奇而獨特，能激起強烈的情緒反應——憤怒、恐懼、笑聲。一位德國音樂學家在1954年抱怨，合成器的聲音讓他想起「狂吠的地獄犬——這些聲音源自沒有人類、只有惡魔存在的世界」。

「就像是烹調羊肉，你不覺得應該根據時間或內容，來變化繪畫的主題嗎？就像是擺盤時，可以把羊肉放在盤子的旁邊、上面甚至底下？」費雪說道。然而，面對摯友的建議，畫家康斯塔伯僅僅回覆：「謝謝你，我心領了，但我認為繪畫主題就像是釘釘子，我只在乎釘子是否釘進對的位置。」

過去十年，美國沒有任何一個月的經濟衰退，當美國經濟發展到有史以來最富裕的時期，中產階級的人數卻減少了，壽命也縮短了：很顯然，一整個世代的人落後了。2010年代的核心經濟動態是，無論市場表現如何，無論經濟擴張持續多久，無論經濟增長多少，大部分的家庭都在苦苦掙扎。這是一個讓美國對於經濟增長能做什麼、應該做什麼而緊張的十年，因為對許多人來說，這十年的感覺糟透了。

披著傳統舞蹈的紅袍站在主考官面前的Merab，儘管扭傷的腳踝仍未痊癒，他的眼神卻比片中任何時刻都還要澄澈清亮。看著最後這支長達一分半的舞，我無法不想起那個在岩井俊二的鏡頭下用紙杯當舞鞋的愛麗絲。那些痛到出血也不停止的旋轉，主考官翻袖而去仍持續敲響地面的跳躍，是此刻最真實的Merab。離席的人不懂也罷，陪他走進試場的Mary懂就好；一直看他練習也沒有中斷伴奏的樂師也許懂，那默默看到最後的老師懂嗎？或許吧，但那都不再重要了。他只想盡情地感受一次，沒有那些枷鎖負重的自己，究竟極限在哪裡？究竟那個不用扮演既定角色的自己，會是什麼樣子？

人為何會想攀登高山？或者說，山為何如此令人著迷、吸引人不斷群聚攀登？人面向山的關係由懼怕、猶疑、排斥開始編織，最終成就於壯美、感嘆或敬畏，在此發展過程中，山成了人面向的開闊鏡面，從中看見最純粹自身：於此種種，都可以在羅伯特．麥克法倫的《心向群山》尋到痕跡斑斕。

「熊貓、猴子、香蕉，請選出其中兩個成組的項目。」有些文化的人會選熊貓跟猴子，有些文化的人會選猴子跟香蕉。不同的文化帶來不同的心理學研究結果，也產生了不同的精神疾病症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