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丟諾貝爾獎肯定比獲得諾貝爾獎容易，這些珍貴的獎牌在諾貝爾獎100多年歷史中，以各種瘋狂、悲慘或壯觀的方式遺失。

我曾看過一段影片。一個小女孩和小男孩轉到了新學校，自我介紹時老師向大家說他們的媽媽都是外國人，並要他們向同學介紹自己的媽媽。當小男孩向同學說她的媽媽是越南人時，底下的同學竟然說，要離他們遠一點，不然會變得又黑又笨。接著小女孩向同學說:「我的媽媽是日本人。」這個時候從台下得到了一片歡呼。但其實她撒了謊，她的媽媽是印尼人。

我個人在自己的想法建構上，認為第三電影和臺灣新電影的同質性很高。臺灣雖不算是第三世界國家，也極少與第三電影來往，然而臺灣新電影時期，我們那些所熟知的電影是傳達了本土情懷、深刻地描寫了臺灣歷史、兼具了現代主義以及寫實主義，擺脫過去政府方面灌輸意識形態的咒縛，這些或許可以說是和第三電影有很大的相同。

數世紀以來，亞里斯多德在大眾心裡有另一個形象——被女人當馬騎的哲學家。菲利斯騎著亞里斯多德的故事在中世紀家喻戶曉，從莊嚴神聖的教堂直到市井小民的臥室裡，而亞里斯多德背著馬鞍的樣貌，也從此被雕刻在圓柱柱頂、精緻的象牙盒、青銅罐、木板和銅版上。

這是一個女孩先愛上一個男孩，又愛上另一個男孩的故事，當兩個男孩在女孩前面伸出手，女孩該牽住誰的手？想牽住誰的手？如果你也曾猶豫、也曾後悔、也曾遲疑，在每個應該做出正確決定的當下，卻聽不見自己的聲音，那麼，這是屬於你的電影。

這六幅畫有五幅是世界各地的藝術家創作，而其中一幅是機器人畫的。如果你分辨不出哪幅是人工智慧畫的也不用太灰心，因為你不是唯一一個。

《一屍到底》毫無疑問是一部優秀的娛樂片，它玩弄荒唐的高超手段使得本片笑料滿點、高潮不斷。《一屍到底》本身乍看之下確實沒有甚麼值得細思的內容，然而，為什麼這部片會讓這麼多人推薦、分享、獲得網路上一片的好評口碑呢？從這個問題出發，評價《一屍到底》不得不與其受歡迎的程度一起理解，而透過這層理解，我們能夠看到的就不只是一部嘻嘻笑笑的娛樂片，更能進一步地探索屬於這個時代娛樂的特質。

近年來台灣書市出現了一種特殊的心靈勵志書類型，由不同科別的醫師書寫自己執業時的所見所聞，整理出最離奇、最痛苦、最「揪心」的案例，並加上一些自認洞悉世事的意見，就成了暢銷的心靈雞湯。

「經過多年重新演繹，〈Crazy On You〉仍然令人滿意。它完全沒有一句廢話，由於我對這個世界的感覺還是一樣，裡面的一字一句依然能引起我的共鳴。這首歌也給許多人希望，當他們面對生活中的挑戰與困難時會想到：『雖然這個世界一團糟，但我還有一個愛我的人。』」

我在想，看《戀夏500日》的許多男鄉民至今還無法接受「她就是不夠喜歡他」，「而他最在意耽溺自己和自己的喜歡」，那看這部會不會因這就是一部從開始就讓你保持鑑賞距離的藝術品──比起進入關係，更是關係的解剖，那個不可解的「她」──而不至過度移情。

過去和未來一樣難以捉摸，它們總是扭曲、充滿想像，而且永遠被視為更加美好，使我們遠離現實的真相與痛苦。然而，就像不可預見的未來一樣，過去只是從未存在的理想化錯覺，而不是我們所知道的事實。

林布蘭‧凡‧萊茵誕生於十七世紀初，當時新建立的荷蘭共和國，正值全盛時期，因此作為一名畫家，林布蘭很快便闖出名號，賺得大量財富，生活之富裕，直比後世的搖滾巨星。

《人肉搜索》以「視訊」的手法來點出屬於這個時代必須關注的問題，我們不應再期待一個全知以及具高度權威的父母。一個孩子甚至還沒有反思能力的時候，就開始接受各種飛來的資訊，知識、理念不再是被某些重要他人所壟斷。而父母能做的應是傾聽與溝通，甚或與孩子一同成長，因為我們在這個新世代生活的日子並沒有誰多誰少的差別。

瑞士新創公司最近想出一種替代抽水蓄能的可行方案：利用混凝土塊和起重機取代水和水壩的蓄能方式。他們花了約九個月時間，耗資不到兩百萬美元打造出一座小型示範蓄電站。

假設一篇影評談的是某一部電影裡的「正義」，結果這種「正義」的談法卻適用於每一部電影，自然很難稱得上是一個切實的評論。我自己在中學時期撰寫的「心得」或「感想」也是如此，往往拿一個錯不了的大道理套用每一篇閱讀文本。若要避免這種「泛泛之論」的弊病，就得著眼於文本裡的細節，並且利用這些線索進行推論。

個人觀點是影評最重要、也最有價值的部分。如何寫出個人觀點與選題有絕對關聯，評論新片或經典，商業片或藝術片，都是抉擇考量。本次徵獎超過半數擇商業片評論，一般商業電影以大眾取向為主，往往有明確意圖和中心思想，如無法讀出導演弦外之音，或突破電影預設框架，容易讓影評變成心得感想或情感抒發，故有其難度。

第一個必須面臨的困難在於，評論並不是「讀後感」或「心得」，當然更非內容簡介與摘要，換言之，既非個人主觀感受的單純表達，也非評論對象的客觀描述。一篇好的評論總是因為能夠提出具有洞見的觀點，再度挑起閱讀者的好奇心，讓已看過作品的人有了嶄新的目光想再看一次，或者因為給予了思考的啟發，讓未看過作品的人燃起也想一探究竟的欲望。

儘管《圍城》似乎顯得一點也不「卡繆」，他卻說這部劇作是最接近自己的一部作品。卡繆的風格是冷靜與節制，而《圍城》卻充滿激情與吶喊；卡繆的形象是神祕而疏離的，就像那張在巴黎街頭叼菸的著名照片－－而《圍城》的作者所點燃的不是微弱的香菸火苗，卻是熊熊燃燒的反抗火炬。

成年人面對白紙時經常這樣說：「我就是畫不出來。」人們似乎隨著年紀漸長，越來越擔心自己技巧不夠好而羞於畫畫，把畫畫這件事留給所謂的「藝術家」。設計史學家多德認為，人們一直把畫畫想得太複雜，並誤解了畫畫的意義。畫畫應該是觀察世界和學習的方式，而且隨時隨地都能進行。

《笑畫人生》改編自美國知名漫畫家約翰．卡拉翰的真實經歷，講述這位輪椅上的藝術家如何享樂人生。乍看之下，卡拉翰的人生倒是一點也不歡樂：卡拉翰自幼被母親遺棄，從十二歲開始碰酒，還沒成年就已經是酒鬼一名；二十一歲那年，他更遭遇一場重大的車禍意外，四肢從此癱瘓，下半輩子都得在輪椅上度過。看起來，卡拉翰似乎遭遇了一切不幸，人生從此一片黑白。沒想到，卡拉翰反倒把命運的黑暗轉化為黑色幽默，開始畫起了自嘲嘲人的諷刺漫畫。

「OK」可能是全世界最多人也最常使用的英文單字，太空人伯茲‧艾德林登陸月球時所說的第一句話也是OK，為什麼全世界的人都說OK？它的起源從何而來？

通訊的向量創造了全新的地緣政治：不再是疆域與邊境，而是通訊的地緣政治，運算基礎建設的地緣政治。早在20世紀，維希留就已經預見我們現在所經驗的各種衝突，無名的駭客用遠端遙控關掉發電廠，內華達州的無人機駕駛，操縱著遠在世界另一端的空襲殺戮機器。

新研究發現，寂寞的人對親密的朋友和家人會刻意保持距離。即使調整婚姻狀況、性別、焦慮和憂鬱等其他因素後，他們所需的「私人空間」也比其他孤寂感較低的人還多。

《致命目擊》敘述一位上班族韓尚勳某天半夜應酬回家後，在自家陽台無意目睹了殺人事件，甚至與兇手對到了眼。因為害怕被滅口和報復，他逃避警察的盤查，卻發現身邊的人以及其他目擊者遭遇的危險越來越大。

麥克尤恩發覺法官重述他人的故事，就旁人聽來宛如編織小說。事實上，對法官來說，或者對任何人來說，他人的人生都只是小說。只有自己的故事才是真實的。法官做了判決，保住了正義與福祉。承受判決的人，宛如一顆果實離開了大樹。從判決做成的那一刻起，已知與未知的界線一刀兩斷，根據著這條切斷的剖面，每個人都要繼續自己的生活。

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歷史學家哈拉瑞認為包含人工智慧在內的資訊科技有利於極權暴政，人們不該擔心人工智慧擁有自己的意識，而是先擔心它被人類拿來破壞民主。「民主理念其實比我們想像的還要脆弱，它在二十世紀的成功取決於得天獨厚的技術革新條件，這些短暫的條件很容易就會消失。支撐民主的條件正在轉變，隨著人工智慧的發展，它或許會進一步產生變化。」

我們永遠無法闖入花車遊行，躲過主辦方，然後跟著一個不知從哪來的舞團，帶領整條街的人們大合唱披頭四的名曲；但我們可以在做出每一個選擇前，想起菲利斯的身影，然後偶爾浪漫地順著年少輕狂版本的自己做決定。我們永遠無法成為80年代的美國高中生，但在今日，我們可以記住那些深愛的電影和角色，提醒自己不要長大得太快。

若要深入探討北緯38度線附近的人民，這附近的地理狀態相去不遠，為何仍然過著迥然不同的生活？同樣的例子也可在美墨邊界看到，這時就需要本書的理論加以輔助，也就是「制度之差」。若地緣政治如同一束亮光，可以照亮大部份的世界脈動；那本書提的假說便是一屋的空氣，它無聲無息卻充斥整個房間，能輕易的顛覆整個社會，使國家走向完全不同的道路。

槍與玫瑰過去因為層出不窮的暴力事件被媒體封為「世界上最危險的樂團」，狂野不羈又我行我素的主唱Axl Rose更是多次事件的導火線，甚至曾經威脅警察撤銷罰單否則取消演出，而警方為了避免造成群眾暴動也不得不暫時低頭妥協。

檢視片中場景、楚門的「世界」，也是片中電視台在攝影棚裡搭出的「海景城」，讓人想起許多以典型美國中產階級郊區為模版的電影。整齊的房屋、乾淨的街道，對門也許有黑人，但不見「黑人性」；街上沒有流浪漢，如果有意外的闖入者，團結的居民會齊心將他排除於地盤。一切都在控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