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西里莎

然而，《親愛的莎瑪》一片不輕易說愛，甚至我們能感覺到導演對於女兒滿懷的歉疚，或許也有人會想，瀰漫恐懼的戰地有何可「愛」？但在本片，我們卻能從導演一家對於城市的期盼中，感受到他們心裡的拉扯與疼痛，而這一切都源於他們愛這個城市，即便今日榮光不再，他們依舊要凝視殘破、銘刻於心。

在《蘋果的滋味》一片中，可以清楚看到壹傳媒如何攪亂媒體生態，然而在台灣對中國的經濟越來越依賴，甚至造成中國直接與間接地影響台灣政局後，壹傳媒竟成了媒體中較為中立者。在反媒體壟斷運動時，僅有無法上架的壹電視和少數媒體到場，這個台灣媒體版圖即將重整之際，更顯現了台灣民主發展過程中媒體的重要性。媒體推動了台灣民主與自由的發展，卻在這個危難關頭退縮，而攪亂台灣媒體界的壹傳媒卻一次次在台灣民主發展史上插旗。

這部電影並不害怕陷入俗爛窠臼，相反的由於這段愛情誕生於製片廠，所以一切似乎都可以是如此理所當然。製片廠創造的就是一個又一個繽紛的世界，無論多天馬行空。兩人在鋼架遍佈的片場談情所傳達的意象十分濃烈，最為柔美的感情就這樣誕生在冰冷剛硬的鐵幕之中。東德製片廠是一個非常矛盾的地方，製片廠代表的是創作與想像，當然也包含著最為重要的自由意志，但東德卻是共產世界的一環，而片中的德國電影股份公司DEFA位於菠次坦，卻又緊鄰著自由世界佔領的西柏林，自由與威權僅在一線之隔。

當今人們對於六〇年代那時最摩登、百變的台語風華並沒有太多印象。中央政府政策固然是其中一大主因，而其伴隨而來的強勢文化與弱勢文化的對抗更延續了台語文化產業持續低靡的主旋律。主宰大環境的國語至今仍代表了權力地位，即便今日已提倡多元，許多場合也早已接受雙語並行，但文化底蘊已被刨根。

《大鼻子情聖》是於1897年12月27日在法國首次上演的舞台劇，這個年末也是歌劇院的寒冬。時間回推兩年，1895年12月28日，電影在法國誕生，同樣是一年的最後幾天，電影與舞台劇卻面臨了完全不一樣的明日。站在產業革命的交叉口，這些以舞台劇維生的人們、熱愛舞台劇的觀眾將如何看待這19世紀末的劇變？連片中主角艾德蒙羅斯丹都在看了一部電影之後直言：「再十年劇院都要關門了。」這樣的時代背景如此地具歷史感，又如此迷人。一百多年前那個舞台劇與電影看似互相競爭甚至逼近生死存亡的時刻，而本片卻是以電影呈現了《大鼻子情聖》橫空出世的過程，如此完美的結合真的十分符合人們對於法國的浪漫懷想。

什麼樣的影評是好的影評？又或者什麼樣的文章才能被稱之為影評？現今許多專門刊登影評的媒體或是藝文網站五花八門，那些被露出的文章更大程度是取決於這個網站的風格，因此可能也不完全符合每個人對於影評的認知。電影與文字同時是一種藝術表現形式，也是一個專業領域，其他非本科系的人如何跨入也是有趣的問題。本次獲獎的作者多非電影科系的學生，對於電影美學的分析不是太多，那麼以其他角度來分析一部電影就顯得更為重要，也更為容易。這會是多數人們嘗試寫影評的管道，以自己的專業背景來分析一部電影。又或者，許多被詡為經典的作品都探討了關於「人」這個核心議題，帶著人文精神的角度去理解這些作品，必定都會令人感到它是如何可愛與觸動人心。

《女孩要革命》入圍今年坎城影展一種注目單元、最佳首部電影金攝影機獎，亦是2020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阿爾及利亞代表，看似風光但實際上卻被本國政府禁演。這是導演莫妮亞梅杜爾 （Mounia Meddour）首部劇情長片，用手持特寫鏡頭大膽地重現當年女孩們的勇敢青春。

一個地方以許多方式留存於人們的記憶之中，視覺上或許是獨有的景色，是山林河流，是與傳說相伴的風景；在觸覺上或許是悶濕的風附著於肌膚帶來的塵土，是乾冷的空氣啃咬後的鼻腔，在聽覺上或許是某個特定的呼喊，在特定時間會出現的小販或響聲；在嗅覺與味覺上，或許是某個土產代表的濃濃懷香。

家中時不時會出現老鼠，對一家人來說是令人厭惡的存在，他們買了老鼠藥，女僕卻徒手抓它。老鼠藥後來成了這家人威脅女僕的工具，他們把她視為老鼠，在進門之際她就抓住了自己，她勾引男人讓自己陷入困境。夫婦的女兒是個跛子，男人買了一隻松鼠給她，告訴她即使牠被關起來也要讓牠鍛鍊身體。對他們來說這間房子是最重要的，不論你的本質適不適合這裡，你都得改變自己去迎合它，這個女孩就代表了中產階級家庭陰暗的一塊，他們看似幸福美滿，卻仍在時代的轉變中掙扎。

人們都說沒有什麼會維持不變，甚至從而延伸出了世上唯一不變之事就是世事恆常在改變，但當我們身處其中之際，甚至夾在時代更迭的交疊之時，能深刻保有自我的人少之又少，有人急著往新時代奔去，有人舉起螳臂而後被無情地壓碎。《擺渡之歌》探討這個簡單卻困擾人們長久的議題，優美得好似宇宙一切華光都集結於此的畫面，百年前的日本農村揭開了這一哲理的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