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之路道阻且長，若能生存就算幸運，更別說能夠出名。來自挪威的阿哈樂團幸運的一首〈Take On Me〉一躍而起，紅遍全球，然而這卻不是他們一開始打算發行的版本。這之中呈現了創作者某種不幸的幸運，儘管比起餓死陋巷好，然而「以自己喜歡的方式被世界看到」卻是一個創作者最深沈的願望，因為說到底偽裝成他人是件難受的事。

2022年是歐洲歌曲大賽繁花復興的一年，這一年一度的跨國賽事本可能有兩種結果：與奪冠絕緣多年的英國，憑藉抖音走紅歌手Sam Ryder的〈SPACE MAN〉一口氣走出自本世紀以來22年來的低潮，一雪前恥獲得冠軍；來自烏克蘭的民謠嘻哈樂團Kalush Orchestra，用混合人聲、樂器以及全烏克蘭語演唱的〈Stefania〉，狠狠打臉遭到禁賽的俄羅斯拔得頭籌，並且寫下歐洲歌曲大賽第一首嘻哈音樂奪冠的歷史新局。

雖然可能很少人聽過19世紀倫敦最受歡迎的演員喬瑟夫・格里馬迪，但那個時代沒有任何喜劇演員能跟他一樣吸引眾多的觀眾與笑聲，而且他還創造出許多人所害怕的角色原型：小丑。

如果晚上沒睡好，大多數人隔天都很難好好思考——感覺昏昏沉沉，在學校或工作上表現不佳。你可能會發現難以專注，或者記憶力下滑。然而，長期的不良睡眠可能會影響我們的認知能力。無論是嬰兒還是老年人，不良睡眠還會影響我們的情緒與行為。那麼，大腦究竟需要多少睡眠時間才能長期維持正常運作呢？一項新研究提供了答案。

從數據即可看出這一點，在二○一三年，全美國的慈善捐款金額已達三千三百五十一億七千萬美元，而且還在穩定攀升，其中大多都是私人捐款。這些數字應該不令人意外，從有人類文明以來，權力不均就一直是人們憂心的問題。耶穌對此也談了很多，而凱撒在臨死前也把他所有的財產、土地與錢財都捐給了羅馬人民。面對真相吧，普羅米修斯會死在岩壁上，也是因為他把火送給凡人濟助眾人。隨著人們開始思考贈與，也就會想到究竟何時是贈與，何時只是假裝贈與。記錄英格蘭富人生活的作者富勒就在他的著作《英格蘭顯貴史》裡討論慈善事業的善惡百態，他寫道，「日子過得就像狼，先把羊逼死，再把羊毛分給需要的人。」

如果說隔壁棚挪威的朱莉是「世界上最爛的人」，那麼安妮詩就是「世界上最快的人」。她們兩個都喜歡跑步，但是安妮詩跑得更義無反顧，彷彿她一天只有十二小時而非二十四小時一樣。總是在跑步，總是在趕路，總是順著感覺走，無論是把孩子拿掉，還是陷入另一段老少戀，只要她想要，沒有她得不到的，包括跟她外遇的老男人的老婆。

專家研判，當年二戰佔領德國的盟軍士兵手腳不太乾淨，偷走了一些藝術品，也不清楚自己到底拿了什麼，才會在70年後看見這些可憐的珍寶飄洋過海流落到美國的二手商店裡，而且只賣30幾塊美金。這座一世紀的大理石半身像很可能就是其中之一，它將在聖安東尼奧藝術博物館展出，然後被送回德國巴伐利亞。

在英國，許多民眾擔憂心懷不軌的戀童症罪犯透過網路傷害孩子，因此有不少活躍的「獵人」組織：他們都是平民，在網路世界中偽裝成孩童，等待「掠食者」主動提出性邀約。當掠食者無視正在跟「孩童」談話的提醒時，獵人就會在掌握充足證據後，透過直播「公審」的方式將其身分曝光。一些案例表明，這樣的做法確實足以成為司法判決時的有力依據。

那是一個週日的午後，天氣陰沉而潮濕：在我們生存的這個大地上，沒有什麼景象，會比倫敦一個下雨的週日更為沉悶陰鬱。我走在返家的路上，穿過了牛津街；在「莊嚴堂皇的萬神殿」附近，我看見了一家藥材商的商店。這家藥材商並沒有意識到其所施予的，乃是上天恩賜的至福喜樂！──卻彷彿與這陰雨綿綿的週日午後志同道合一般，看起來十分沉悶愚蠢，正如這個世界上的任何一家藥材商，在週日的午後看起來，可能都是這種死氣沉沉的樣子；當我詢問店家可否賣給我一些鴉片之時，他就如同其他任何人一樣，二話不說取出鴉片給我，並且在我遞給他一先令之後，從一個貨真價實的木製抽屜裡，拿出一個看起來貨真價實的半便士銅幣找還給我。然而，儘管這位藥材商不管怎麼看就是一般人的模樣，他從那時起便在我心中保有一種極樂至福的形象，彷彿是上天特地將他送入凡間，為我完成一個特別的任務。

「我腦海中一直想著那幅畫面，一個孩子奔向路盡頭的孤零零的樹，那條路通往一處貧瘠的小山坡。」這是1987年的電影《何處是我朋友的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阿巴斯的靈感從這幅經典畫面衍生而來。他是伊朗重要的導演、攝影家以及詩人，多才多藝的他說：「我沒有特別的人生規劃，我偶然進入電影的世界，然後人們開始稱呼我為導演。我拍了很多照片，把他們收進相簿。多年之後拿出來示人，那時人們開始叫我攝影師。幾年前在日本時，有人要求我在訪客簿上簽名，我寫下一首詩並開玩笑使主人相信這是松尾芭蕉之作。當我告訴他們其實是我寫的時候，他們建議我出本詩集。」

如果有人選擇生下孩子，當然那是另一回事。很多人會說「孩子是上天賜予的禮物」，但要成為禮物就必須是自由地給予與接受。禮物也可能被拒絕，無法拒絕的東西就不是禮物，而是專制。那些選擇成為母親的女性在生產時，覺得生育是禮物合情合理；但如果她們毫無選擇餘地，生育就不會是禮物，而是違背意願的勒索。

當你看見一張不滿意的自拍照，可能會產生隆鼻或整形的念頭，但其實你不需要任何手術。研究指出，智慧型手機所拍攝的自拍照無法讓我們看見真正的自己，因為自拍的距離和焦距會造成「臉部尺寸與感知明顯地變形失真」，阿米拉克醫生說：「如果年輕人把自拍照當成唯一標準，他們可能會拿著自拍照來諮詢整形外科醫生，試圖解決根本不存在的問題。」

她們的成就斐然，而且她們所處的時代鼓勵且期待年輕女性勇敢逐夢，因此她們每一個都以自己的方式辦到了。她們坦率而熱情地分享先前的生涯，袒露自己有哪些長處和短處，而她們又如何超越與克服。顯然，女性早期教育和事業之路的努力都是心無旁騖，當她們從一個舞台換到另外一個舞台時，也相對順遂，而且一直都是平步青雲。她們都是聰明的女性，她們的特權、領悟力和智慧，引領她們走向名校，而名校又是找到頂尖工作的跳板。儘管她們不會吹噓，但是這些女性的言語都流露出自信，並且伴隨著一種真正的成就感。然而，隨著她們成為母親，許多人遭逢了人生中第一次的不順遂與前途茫然。她們不再是前程璀璨的女孩，也意識到自己在工作上的能力和投入程度受到質疑，一旦她們感受到污名與事業停頓突然而來的刺痛，信心也跟著減弱。

她從頭到尾都沒考慮過這棟房子若是為自己而買該是如何。因為這棟房子就是她的隱喻，如同開場她對於手做房屋的審視其實就暗示著一種自我審視。審視自己究竟哪裡還做得不好，不夠周全。於是與其說本片是在讚頌母親，不如說是對母親的想像產生了質疑，母親為何會像一棟房子，所有空間，所有時間都要被佔有，什麼需求都要包辦給住戶？並且被使用著而不被感激？其本身存在卻不是為了自己存在？

千禧年剛過的2001年，沒有翱翔在宇宙庫柏力克式的太空漫遊，而是在藍色地球上的一個城市台北，其中三個17歲關於她與他與她的故事。她是孟克柔，好友林月珍暗戀著張士豪，電影開始在兩個女孩體育課偷閒的閒聊，作著十年後老公是誰的夢，而林月珍的白日夢裡的老公，就是穿著花襯衫頂著刺蝟頭的男孩：張士豪。但她害羞不敢，於是只能找孟克柔陪她偷偷去游泳池看他游泳，一點也不溫柔的孟克柔叫著：「張士豪，你有沒有女朋友？我朋友想認識你。」

我們都在尋找一聽難忘的聲音，也許在網路串流上，也許在文青咖啡廳，也許在某部影劇的插入曲段落。我們很難形容哪一種類型會打動我們，儘管當下流行音樂偏好某些類型的歌手聲線，但是在各種被包裝得過於完美的作品中，偶爾也會出現像S10這樣的音樂家──你聽不懂荷蘭文，但是深受她飽含靈魂、單純而質樸的創作與演唱吸引。

小蓮的挫折完全可以理解，跟著威門到美國生活，卻陷入日復一日的輪迴，就像店裡運作中的洗衣機一樣。喔，不一樣，洗衣機可以故障，她的生活不可以故障，丈夫、女兒都是她的罩門，現在還多了稅務員都要應付，撐在現實困境裡的小蓮終於在稅務局碰到她生命中的故障；只是這個故障讓轉個不停的媽媽停下來看看自己和家人、自己和自己的關係時，實在破碎得讓人難以面對。

如果有人可以讓網路空間變成「絕對的言論自由」天堂或地獄，那花費440億美元收購推特的世界首富伊隆‧馬斯克肯定就是那個人，對吧？法學家艾瑞克‧海因茲表明，即使窮盡馬斯克的財富，也不可能為任何平台帶來絕對的言論自由。

Netflix製作的《最後通牒：不結婚，就拉倒》把真人實境戀愛秀的修羅場程度提升到了史無前例的高峰。或者以《衛報》的說法是，「惡劣到你會希望地球加速暖化人類集體滅亡。」看完你不只會懷疑人類怎麼了，還會懷疑自己怎麼了。

12月10日，當疲憊不堪的部隊返回柏林時，德國總理、社會民主黨領袖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向部隊致意說：「沒有任何敵人能打敗你們。」艾伯特的用意可以理解：歡迎軍隊返鄉，感謝士兵的犧牲奉獻，並盡可能地確保軍隊對現在這個戰敗的弱小新國家還保有忠誠度。然而，艾伯特不知不覺促成了民主德國歷史上兩個最為惡毒與致命的迷思：「背刺傳說」與「被支配的和平」，前者成為了二戰期間猶太人被默許屠殺的主要理由之一。

跟一群人高聲合唱的感覺很棒，因為集體唱歌可以增進社會聯繫，已經被證明能提升催產素 （聯繫荷爾蒙）與降低皮質醇（壓力荷爾蒙）。但不只是集體唱歌對我們有益，獨自唱歌也是如此。唱歌是一種免費而且容易進行的活動，它能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快樂、更健康、更充實。在反駁自己是「音癡」和「不會唱歌」以前，研究證明其實大多數人都能把歌唱好，所以不要再找藉口了，直接開始唱吧。

十八世紀是一個兵連禍結的時代，也是歌舞昇平的時代，是古典主義沒落的時代，也是新生運動萌芽的時代──新陳代謝的作用在歷史上從未停止：最混亂最穢濁的地方就有鮮豔的花朵在探出頭來。法蘭西大革命，展開了人類史上最驚心動魄的一頁：十九世紀！多悲壯，多燦爛！彷彿所有的天才都降生在一時期……從拿破崙到俾斯麥，從康德到尼采，從歌德到左拉，從達維德到塞尚，從貝多芬到俄國五大家；北歐多了一個德意志；南歐多了一個義大利，民主和專制的搏鬥方終，社會主義的殉難生活已經開始：人類幾曾在一百年中走過這麼長的路！而在此波瀾壯闊、峰巒重疊的旅程的起點，照耀著一顆巨星：貝多芬。在音響的世界中，他預言了一個民族的復興──德意志聯邦──他象徵著一世紀中人類活動的基調──力！

來自緬甸的導演李永超來台讀書工作已屆十餘年，多年來往返台緬兩地拍片。在陸續完成劇情短片《挖洞子》、《帕敢青年》後，2017年他以首部紀錄長片《血琥珀》遍訪盧卡諾、釜山等國際影展，2021年再接連推出兩部紀錄片新作《惡人之煞》與《二〇二〇年的一場雨》。《二〇二〇年的一場雨》是一部更具生活感的作品，從2013年開始，首度回訪家鄉的李永超陸續以相機、手機等媒材采擷家庭影像。2020年一場癱瘓生活的疫病與一場淹沒屋舍的雨，最終讓這部作品有了成形的契機。然而在乍看尋常的日常紀實背後，李永超仍以層層切面呈顯出複雜的社會與家庭肌理，在靜謐沉穩的鏡頭美學烘襯下，更顯得意象繁生。

數學界長期以來把這個領域一分為二成「應用數學或純粹數學」的對決，就好比其他領域的「實驗或理論」。或者，我們可以把數學一分為二成大腦那樣，代數的「左腦」以邏輯順序思考，而幾何的「右腦」以更直覺的方式思考。數學領域還有一個不易察覺的微妙區別：數學的美有兩種，而我們對它有各自的偏好。

色彩理論的歷史是我們根據現有事實講述的故事，但跟許多歷史故事一樣，這些故事的主角通常都是男性：牛頓的光學實驗激發了更多的探索；歌德於1810 年的《色彩理論》為此後幾個世紀有關色彩的書籍在視覺與哲學上設定了標準。但如果瑪麗・佳德賽的作品能更輕易地傳播給其同輩與後繼者，或許故事就會有不同。

一位住在紐約上東區公寓的富有女士在慈善義賣會上以五位數金額標下一位著名觀念藝術家的作品。在她成功奪標時，觀念藝術家尚未構思出他的這件創作，更別說完成了，因此這位買主並不知道自己買下什麼。後來藝術家到她家裡送交作品，他問她有沒有吸塵器。她忐忑又好奇地吩咐女傭拿來吸塵器。藝術家隨即打開吸塵器，就在她家客廳的中東地毯上把集塵袋裡的東西倒出來，堆成一小堆。他接著就告辭離開。這位買主覺得她不僅被藝術家欺騙，還被愚弄了。她一狀告到義賣會主辦方，要求藝術家得用另一件藝術品來補償她或退錢。對方起初表示拒絕，但經過幾番激烈的爭論之後，他最後同意再去她家一趟。這回他用攝影機拍下他用吸塵器吸回地毯上的那堆髒物的過程。他也拍下那堆「裝置藝術」的照片，將之沖印出來交給買主。我記得整件事件就此圓滿落幕，這位女士心滿意足將那張照片掛在客廳牆上——離那堆髒物被倒出的位置只有咫尺之距。

在前作發行《Somewhere Else Tomorrow》數年後，旅行家丹尼爾林治決定再度踏上旅程。這一次，他要和之前在旅程邂逅的妻子喬伊，從加拿大出發到南美洲最底端，再從非洲底部一路向北。他們不打算搭乘火車或飛機來，也不打算事先訂好飯店或旅館，而是騎機車完成旅程，等待著他們的是高山、凍原、峽谷等壯美，以及瘧疾、軍閥、野獸等威脅……

2022 年 2 月，福音派領袖富蘭克林‧葛福臨號召信徒為普丁祈禱，他在推特承認，由於俄羅斯很明顯即將要入侵烏克蘭，這是個「不尋常的請求」。但葛福臨呼籲信徒「祈禱上帝在他內心動工，避免戰爭所帶來的一切代價」。但反彈聲浪迅速出現，一些評論家批評葛福臨非但沒有要求信徒為烏克蘭祈禱，甚至很少呼籲信徒為美國現任總統拜登祈禱。美國福音派的一個重要分支（尤其是白人保守派）近 20 年來，不斷與俄羅斯建立密切的政治與情感聯盟。這些美國福音派信徒把俄羅斯、普丁和俄羅斯東正教視為「信仰保護者」，因為他們強硬反對「傳統」與「家庭」價值觀被攻擊。

Netflix 影集《柏捷頓家族》的收視率歸功於許多因素：故事情節、選角、服裝設計……當然，還有這部影集的男歡女愛場面。然而，如果《柏捷頓家族》的事情發生在現實世界又會怎樣呢？影集背景設定在 19 世紀初期，也就是攝政時代中期與喬治時代末期。根據估計，此時有高達五分之一的倫敦人會在 35 歲之前感染梅毒。如果這個數據不夠驚人的話，歷史學家預估感染淋病或披衣菌的人數還要更高。據歷史學家西蒙・斯雷特教授表示：「當時這座城市的性病率高得驚人，攝政時代居住在倫敦的年輕人，大多數曾在人生的某個階段染上性病的說法並非不合理。」直到 20 世紀初，梅毒仍未出現有效的治療方法，這代表如果你恰好屬於社會上不幸的 20％，一般來說幾乎沒有痊癒的機會。

心理病態的最後一個面具，是它透過性別顯現的方式。我認為《追殺夏娃》會成為令人印象深刻的驚悚片，還吸引許多人在寫作研討中花時間討論，關鍵在於心理病態殺手薇拉內爾是否可能塑造自「真正的」—臨床上的意義—心理病態者。為何這件事如此具有挑戰性？因為「真正的」女性心理病態者是極難以捉摸的品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