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家子女總是可以在已經很精英的行業中，利用自己的既有優勢變得更出色。社會學教授丹尼爾．勞倫森和山姆．傅利曼研究英國勞動人口時發現驚人且一致的模式：勞工階層家庭出身的人不僅比出身富裕家庭的人更難擁有「精英工作」，甚至連在相同領域工作，他們也比富家子女平均少賺將近16％的薪資。他們訪問高薪階層的建築師、電視製片人、演員和會計師後發現了一些「隱藏機制」，有利於那些原本就富有的人在精英行業裡，更加脫穎而出的工作文化。

警方在荒郊野外發現一具屍體，哈里森博士：「當時還不清楚這具屍體是被人埋太淺，還是他當場死在這裡。」屍體的軟組織已經消失但衣服還在，而屍體上的衣服並不像當地鄉下居民會穿的服飾。最終，時尚史專家安柏藉由鑑定衣服年代，從一份失蹤人員名單中認出了屍體身分。這是安柏的第一次鑑識工作，她現在的頭銜是法醫服裝顧問分析師，她苦笑著說：「這是很與眾不同的知識運用方式。這份工作雖讓人望而生畏，但也很迷人，而且比賣舊衣服更有社會價值。」

每個人都有資格大哭，而最悲慘的人則會欲哭無淚，這是電影開頭發生的事情：還只是男孩的的寇特失去了最寵愛自己的阿姨伊莉沙白，他看著寵愛自己的，年輕美麗的伊莉莎白阿姨在眾人面前被拖走，然後他們要去探望她時，她又被轉移到別的地方去，那個會將他擁在懷裡，溫柔耳語，正值青春年華的女人接著就一聲不響的消失在他的生命中。

《ABC謀殺案》背景設定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1933年的英國內部分歧，人們互相猜疑和高漲的反移民情緒，街頭海報上寫著仇恨的字眼：「我們必須遏制外來移民潮。」然而，白羅本人也是移民到英國的難民，並成為出色的偵探。他的移民身分某程度對當時的戰爭氣氛，跟現在英國的脫歐問題互相輝映，揭示了人們如何對待「他者」的古老問題。

《簡愛》也許有狂野、浪漫的一面，但女主角的愛與讀者們被教導的欲望背道而馳。夏綠蒂為她的書披上浪漫的外衣，然後又把它們奪走，在每個轉捩點顛覆我們的幻想。

當泡沫破滅時，我們最後留下什麼？是指尖那可以拉出的虹膜？還是那耳畔那可以溫存的迴響？或者是那我們自己，斷裂的呼吸？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波拉尼奧寫了《地球最後的夜晚》，故事發生在遙遠的一端，讀來卻總是似曾相似，那些漂流著，我們慵懶的看著追尋泡沫的人們慵懶的活，然後慵懶的死，這是用大麻葉壓成的小說。

鄂蘭認為，愛情本質上具有「非世界性」，因此私密的愛情不能曝光於公共領域，一旦與政治有所牽連，容易變得虛假，甚至走向幻滅一途。Zula與Wiktor，一位身負音樂才華，一位擁有與生俱來的獨特嗓音，身處二戰後拉下共產鐵幕的波蘭，被迫以藝術服務蘇聯政權。兩人起初因政治而相識、結盟，進而相戀，似乎早就埋下往後相愛相剋的命運。

為什麼探討男性大腦與女性大腦是錯誤的事？認知神經學家吉娜‧瑞彭在新書《性別化的大腦》解釋「大腦性別差異論」的性別刻板印象如何改變人們的生活和造成限制與傷害，並直接表明該理論為「神經垃圾」。

有一位高中女生是個非常漂亮的女孩，她的美甚至讓擦身而過的路人都會不由自主轉身再看一眼。她企圖自殺，幸好最終自殺未遂，後來她遇見了一位心理諮商師。那個時候她對諮商師說，因為她覺得「世界上沒有人比自己更醜陋了」，所以才想自殺。諮商師覺得不可思議，她繼續說道，盯著自己的那些男性的眼神非常下流，那一定是因為她自己的內在有些部分也非常醜陋的緣故。這是非常具啟發性的一段話。

小說家契訶夫的《第六病房》曾被稱為「整個俄國文學中最可怕的小說」。奇巧劇團與臺彎豫劇團推出的新作《未來處方箋》，靈感取材自《第六病房》，並加入科幻的未來想像，既有太空歌劇的歡欣鼓舞，也有賽博龐克的內省反思。

「簡潔明亮」也可以用在情節上，電影的故事很簡單，一個以開鏟雪車為生的父親因為兒子之死要為他復仇，而當他開始發起復仇，平靜的滑雪小鎮平靜不再，許多相關或不相關的人都株連死去，而他要復仇的毒梟也漸漸注意到自己的手下一個又一個的莫名失蹤，同時意外被牽連進來的印第安勢力也介入其中，新仇舊恨一發不可收拾。

現代孩子伴隨網路一起成長，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在他們出生前就已經存在，Instagram則從他們蹣跚學步時開始流行。雖然許多孩子從未自己創辦任何帳號，但從他們出生的那一刻起，父母、學校或任何參與過的相關活動就一直在網路上為他們留下各種足跡。這些在網路公開的資訊，勢必會一路跟隨孩子長大成人。

忽略女性存在與性別數據差距都會產生後果，每天影響無數女性的生活和安全。小至拿不到頂層貨架的標準身高差距，大到汽車安全測試、女警無法長時間穿防彈背心等致命危險。現代社會依然存在著各種偏重於男性的工業設計和疾病調查，而女性生活在這個危險世界裡。

什麼讓《性愛自修室》完全跳脫了對校園YA片的刻板印象和既定劇情走向，必須從歐提斯的老靈魂說。身為一位性格開朗、觀念開明、性生活開放的性治療師媽媽的兒子，歐提斯有種異於一般高中生的成熟與不成熟，說起話來頭頭是道、分析事理井井有條、連母親的床伴都被他三言兩語就看穿；但也因為這樣的成熟，讓他到頭來反而處理自身的議題需要更多歷程，情感上和生理上都是。

Billie Eilish的床邊有面被布蓋住的牆，牆上畫著過去幾年她用黑色麥克筆紀錄的情緒和想法，她說：「當你把布揭開，你會看見完整的噩夢。如果你在別人家看到那面牆，你會想盡快逃離。」她解釋說：「這是我的腦袋——我對所有事物的靈感。」

前衛、出彩、懷舊、清新……我會用這些詞彙來形容這樣一部真正的「起源」電影，因為它就是這樣標榜自己，想想看，這是一部女性所拍攝的女性英雄電影，而這位女性英雄促成了復仇者的起源，她桀驁不馴，反抗制度，而且不需要任何男人幫忙，因為她是「最強大」的復仇者──如果現在不是2019而是2008的話。

「詩歌應該是要歌詠美好的。」美子對著詩歌朗誦會的那位刑警這樣說，可是在這樣死亡、罪惡的泥濘中，長得出詩歌之花嗎？在詩歌課的最後一天，沒有一個人寫出詩來：就算努力看，就算傾盡所有教授，就真的寫得出詩嗎？就真的有人會在意寫詩這件事嗎？美子在講台上留下她唯一也是最後的一首詩，並留下一束鮮花，這個鮮花是她留下來的美，也是祭弔她的死。

在行刑的那個早上，城裡的暴民跟在這群歐洲人後面，發出狂喜的叫喊。在這場恐怖的大屠殺結束前，這幫暴民野蠻的笑聲變成了驚恐，因為天空變得陰雲四布，可怕的暴風雨突然瞬即降臨。河川暴漲，激流淹沒了土地，樹木、房屋以及農作物都被沖走。人們面臨死亡的呼救聲，消失在暴風雨猛烈的喧囂中。於是，當地一些迷信的人就說，是神明將地上的血跡拭去了。

濾鏡從未像現在這樣流行普遍：人們過去拿著理想鼻子或下巴的名人照片來整形，現在他們指著濾鏡修圖的自拍照請醫生幫他們施打填充物、肉毒桿菌或進行其他整形手術。這種現象被整形醫生提吉昂‧艾修稱為「Snapchat畸形恐懼症」，他們拿著自拍照當範本說：「我真心想變成這樣，擁有一雙大眼睛和完美肌膚。」但艾修說：「這是不現實且無法實現的事情。」

很多人以為毒品之所以非法是因為危險，但其實它們受法律管制與其相對風險或危害無關。在2010年的研究中，專家將20種合法與非法藥物排名，其中包括16種危害個人與整個社會的藥物，這些危害包含健康傷害、經濟損失與犯罪行為。整體來說，酒精是最有害的東西，搖頭丸、迷幻藥和迷幻蘑菇產生的危害最少。

角田光代書寫的《對岸的她》獲得直木獎肯定，以雙軸線的敘事，初看有點成長小說的味道：一條線敘述內向被動、不擅長打入群體的家庭主婦小夜子領著三歲大的女兒小光，徘徊於各公園間。小光與母親小夜子個性相像，兩人無論到了哪裡，皆無法融入孩子們或媽媽們的群體，「公園吉普賽」似的四處遷徙流浪。

雖然茶的某些化學成分能預防癌症，但經過數十年的健康研究和臨床試驗後，科學家還無法給出明確答案。

「我們不需要特別優待，我們只要男人別再把腳踩在我們的脖子上。」今日，露絲的脖子前戴著各式墜飾領巾，專為男性設計的法官袍，被她賦予了不同的樣貌，彷彿也是在說女性追求個人的傑出，並不會損害到任何男性的權利。露絲推動法律上平權的案例很多，而她的第二個關於平權的官司卻是幫一位單親爸爸爭取單親津貼，因為法律規定只有媽媽可以申請。

石黑一雄擅長將記憶寫成一整片海洋，那些人物彼此交織的細節如此緊密，如水分子般相黏融合：我回憶你、你又回溯他、他復重構我，角色經由彼此補述而完整，讓記憶能夠以渲染方式擴張，一點一圈暈出模糊中的泓闊敘述。此種作法在五部中短篇的合集《夜曲》裏則濃縮成一首首復古曲調，並非所有篇章都講述過去，然開頭都或多或少皆以記憶做為楔子，無論那是前一個夏天、前兩週、或者是前數年……拉開了距離，過去褪成昏黃的燈，替故事基調上了色，那是一種淡雅悲傷。

作家必須擁有讀者才得以生存，而女人必須陪襯於男人身邊才能分享鎂光燈的殘輝。諷刺的是人們總預設女性在人文社會科學方面比男性更加拿手，有許多職業也多是女性較多，但當我們不是以水平來檢視，而是以垂直面剖析該職業階層時，我們總會發現即使是在女性為主的職業別中，位於高處的人依舊是男性。

情侶常互相取糟糕的綽號，用「娃娃腔」說矯情的情話，而這些卿卿我我的語言不會因愚蠢而停止，甚至變本加厲進化成疊字或押韻的詞。事實上，研究表明大部分情侶（無論年齡大小）都會這樣，一項匿名調查顯示約75％的受訪者坦承戀愛時曾用娃娃腔說話，特別是熱戀期的情侶。但這些話明明聽起來尷尬又詭異，為何情侶還要這樣講話？這對情侶的關係有幫助嗎？

澳洲犯罪學研究所新發表的「父母殺害子女」報告顯示，澳洲每兩週至少就有一名兒童被父母殺害，男性和女性犯罪者的比例約為各半。女性傾向用「疏忽照顧」的方式，而男性則通常訴諸身體、情緒或性方面的暴力行為。多想兩分鐘，我們可以避孕或墮胎，而不是把無辜的孩子虐待至死。

人們都以為自己想要快樂。但比起「快樂」，人們真正想要的應該是「滿足感」。關鍵在於記憶，滿足感具有回顧性，而快樂是即時發生的事。一個擁有許多快樂時光的人回顧一生時，不一定會對整體感到滿意。

不過，要是梵谷長時間維持穩定的表現，院方也會允許他在有看護的情況下外出散步。梵谷受到當地景觀中鮮豔的色彩吸引。回到畫室後，他畫下生氣盎然的銀綠色樹葉，以及湛藍清明的普羅旺斯天空。這些畫作中的筆觸帶著活力，說明梵谷在這些扭曲茂盛的樹中看到希望的象徵。橄欖樹林受盡密斯托拉風的摧殘，曝露在南方熾熱的太陽下，依然頑強地生長，就像梵谷自己的奮鬥。

《梵谷：在永恆之門》是又一刻畫天才畫家的傳記電影，這是繼2017年《梵谷：星夜之謎》後，再一部向人們揭示梵谷混亂人生的作品，兩部電影都是以梵谷的畫作名稱為片名基底。本片鏡頭晃動得十分誇張，且並非只是左右或上下晃動而已，更有歪斜極大角度的畫面，導演從一開始便向人們揭示梵谷將被精神疾病所困擾，但也許也可以如此解讀：「作為一個非藝術專業的人，除了向日葵、星夜、被割下的耳朵，我們還能從多少角度來看待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