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有很多難解之謎，你很難解釋為何一個一直在修理機械的老頭會養黑色紅眼的馬，或許是因為他曾記住有個騎黑馬的獵人拯救了還是小孩的他？你也很難解釋為何Ｄ在這個有槍枝的世界，還堅持要用手中的劍來斬殺敵人，明明有車不開卻要堅持騎馬，還在大熱天穿著一身看起來很熱的皮衣在沙漠中前行，這件事連他的手都吐槽他。對，他的手上有張臉會講話，而且有別於俊俏少言的D，這張臉的話比死侍還多，但他卻肩負在D獨自行路時的氣氛調節任務，因為觀眾可能無法忍耐D一路無語。

在探討宇宙形成的問題上，科學明顯遲到了很久。無數代的哲學家、神學家與詩人都對宇宙的起源發表了自己的見解，但這一切在20世紀發生了改變，隨著物理學和天文學的理論、實驗與觀測發展，這些問題最終進入可驗證的科學領域。塵埃落定後，宇宙膨脹、初期的輕元素豐度、宇宙的大尺度結構以及宇宙微波背景，科學在結合種種因素後得出「大爆炸」為現代宇宙的起源。雖然直到1960年代中期宇宙微波背景才被探測到，但人們卻能在最不可能的地方發現它的蹤跡：舊型的類比電視機。

疫苗猶豫或許出於個人的恐懼，或許出於個人對於風險的理性計算，但從集體的角度來看，此種決定卻會增加疾病在社區中傳播的風險，還有可能導致疫情警戒級數無法下降，連帶造成集體的社會問題與經濟損失。本書在第八章以群體免疫的概念和賽局理論「囚徒兩難」的邏輯來說明此種個人決策的後果。群體免疫也是這次疫情經常聽到的字眼，從早先英國政府被懷疑打算讓疾病流行、感染相當健康人口以便達成群體免疫，到疫苗問世後出現不少關於需要多高的覆蓋率才能達成群體免疫的討論，此一概念在過程中引發不少爭議。

《麥田群鴉》歷來被認為是文森‧梵谷的最後作品，這幅畫雖然可追溯至1890年7月，也就是梵谷去世的那個月，但它究竟是不是梵谷的最後一幅畫仍是一個謎。最近的研究表明，梵谷開槍自殺的那天早晨，他正在畫的其實是《樹根》。藝術記者、研究梵谷的專家馬丁‧貝利在著作重新審視了《麥田群鴉》這幅作品，他說：「當人們接受《麥田群鴉》不是梵谷的最後作品時，它的微妙之處才會顯現出來。」

入選柏林影展特別單元的科幻電影《浪潮》所欲傳達的並不是某種奠基於地球毀滅後的反烏托邦故事——如多數的媒體所介紹的那般——而是一個奠基於女性主義思想的科幻類型電影，只不過這個概念非常模糊。

日本社會學家岸政彥的散文集《片斷人間》有個稍長的書名副標「貓、酒店公關與乘夜行巴士私奔的女子，關於孤獨與相遇的社會學」。作者在書中簡述自己的工作是傾聽人們的「生活史」，透過社會學的理論框架去分析和詮釋這些調查和收集來的故事，並據此去思考「社會」的涵義。然而他真正喜歡的，是那些無法分析也無法解釋的事物，那些無法放進社會學論文和報告的觀察與體悟；於是集結、出版了這本精巧的小書。

1980年代，皇后樂團發生了不少好事，一切看似美好……但其實沒有。到了1980年代的後半，顯然高高在上的「皇后」不會永遠在位：主唱弗雷迪‧默丘里於1987年被診斷出愛滋病，他一開始並沒有打算告知媒體或樂迷；吉他手布萊恩‧梅正面臨婚姻破裂與喪父之痛的雙重打擊。

第一主打〈I Still Have Faith In You〉雖然聽起來「就像是原汁原味的ABBA歌曲」，但卻不是一首真正的迪斯可舞曲，而是一首帶有音樂劇風格，以柔和敘事開頭的強力民謠。編曲也捨棄了招牌的迪斯可時代強勁配樂，而引入更為纖細、扣人心弦的管弦伴奏，後製的人聲渲染亦減少許多。而且最奇怪的是，這首歌記憶點最強的地方，並非ABBA過去歌曲中女聲合唱的高音部分，而是鬼魂一般繚繞的低音呢喃：「Do I have it in me? I believe it is in there.」

前廳放著一具棺木，我哥哥就躺在裡面。棺木是橡木材質，上面做了個跟他的臉一樣高的玻璃窗，還有金屬把手。棺木已經在那裡放了三天。第一天，哈娜用指節敲敲玻璃，小小聲說：「馬諦斯，我已經覺得不好玩了，不要再搞怪了。」接著她一動也不動地沉默了一陣子，像是擔心他或許正小小聲地回話，但要是四周沒有完全安靜下來，她會聽不到他說什麼。但他沒有任何回應。哈娜走回沙發玩洋娃娃，瘦巴巴的身體像蜻蜓一樣發抖，我好想用虎口圈住小小的她，從嘴巴呵出熱氣幫她取暖。但是我不能告訴她馬諦斯會永遠沉睡下去，從現在開始，我們的心中只剩下一個小窗口，而我們的哥哥躺在這扇窗後面。除了我們信仰比較不虔敬時的奶奶以外，我們不認識半個睡著了就永遠起不來的人，我們總是會再醒來。

這是一個特殊的鬼故事，鬼是什麼？鬼是我們所不能指認因此恐怖的，嘗試遺忘卻忘不掉的，揮之不去的回憶。所以男人忘不了地下道裡裸體的女孩，而他的兄弟忘不了他的眼神，而一個女人忘不了自己的丈夫，忘不了自己女兒溺水的時刻……拆不掉的房子，拒絕清理的閣樓，吹的整棟房子震動的風，還有那在天花板上跑過的老鼠一家……。

一個共產主義下的國度，正義與國家的面子哪個比較重要？當一顆女人的頭顱被小孩發現，一個專殺女人的連續殺人犯出現，純樸的村落不再安全，抓不到逃犯的男人則顧著警告女人，一個滿懷壯志的菜鳥警探來到警局報到。電影透過一宗分屍殺人案的追緝帶出對於國家、社會制度的探討，並透過同樣都與自己姊妹關係親密的警察與犯人間的對照同樣飽受壓力的精神狀態，共產主義壓力鍋下，希望實行正義的警察與渴望解放慾望的犯人與精神病人的距離居然可以那麼近。

貝殼，在金屬貨幣之前是我們的貨幣，在發現珍貴寶石之前是我們的珠寶，在畫布發明之前是藝術的載體，海與貝殼的命運跟人類息息相關。辛西亞‧巴奈特在《海之聲：貝殼與海洋的命運》一書中，向人們展示了地球上最受喜愛與最持久的自然物體之一：貝殼的多樣化歷史——科學、文化、哲學與經濟。對16世紀的歐洲收藏家來說，珍奇櫃收藏了包含地質、考古、民族學、宗教與新興藝術作品等各種自然和珍貴的物品，而貝殼在某個時期，幾乎代表了上述所有東西。

繼去年《天能》之後，沒有一部作品像這樣令人看得起雞皮疙瘩。如果說諾蘭是在暴風雨中拿著魚叉迎戰暴雨的漁夫，丹尼維勒納夫就是船隻殘骸漂浮於大海的清晨、從遠方駛來巨型漁船的船長，兩人的目標都是一樣的，都要戰勝病毒浪潮帶來的恐懼，重新帶給人們信念與勇氣，只是一個來的早一個來的晚而已。

同性性行為似乎與達爾文理論相悖，因為它對繁殖或生存沒有明顯益處，但同性性行為卻相當普遍——在不同人類社會中約占個體的2至10％——而且明顯受基因影響。這提出了一個問題：理論上同性戀比較難繁衍下一代（如果不找異性幫忙的話），那他們應該會從演化中消失才對，這些相關基因是如何以及為什麼會在演化過程中保留下來？

中世紀的手抄本確實值得被高度保護，因此僧侶們毫不留情地對偷書賊採取他們認為最嚴厲的懲罰：在手抄本裡威脅將小偷逐出教會，並詛咒他們遭受可怕且痛苦的刑罰。將詛咒藏在手抄本裡的做法最早可追溯至西元七世紀，而且出現的語言版本眾多，包括拉丁語、歐洲方言、阿拉伯語、希臘語與其他語言。這些詛咒很有創意，例如詛咒偷書賊被烤死或挖掉眼睛。1172年左右德國的《聖經》手抄本裡寫道：「如果有人偷走它：祝他不得好死，祝他在鍋裡被烤死，祝他暈厥（癲癇）與發燒發作，祝他被死亡輪和絞刑處死。阿們。」

村上龍的第一部出道作有個很美的名字，那讓人聯想到敻遠無邊的天幕或海洋，然透過這層疏淡藍幕望出去，我們所看見的卻非預期中的舒緩平和：書中多是淫亂性交、頹唐吸毒、打架滋事，一群住在美軍駐日基地附近的年輕人整天鬼混閒聊的瑣碎日常。對大多數人而言都稱不上是美，有些露骨場景描述甚至會讓保守者有些不適，那麼，村上為何選擇聚焦於這群飄忽無根的生命狀態？印於標題的藍又意味著什麼？

很久很久以前，人類住在遊樂園裡，因為撒旦的誘惑，夏娃吞下了禁果，並讓亞當也吞下，於是人們就此被逐出樂園，這也是電影一開始發生的事情。名為茱蒂的女孩，接受愛爾蘭共和軍的命令，為交換人質而誘惑並促使，她就像猶大那樣出賣了裘迪，使得這名英國軍人成為他們的階下囚，他從樂園被帶到破屋裡囚禁，而且即將喪失自己的生命。

對寫作的愛好，來自從小對閱讀的熱愛。母親是紐約時報的文案編輯，所以波登小時候的家中充滿書籍。不難想像長年在水深火熱的廚房中拼搏的他，骨子裏可是流著文人的血液，為他奠定了跟其他人很不一樣的文化基礎與敏銳的洞察，也因此他能夠打破制式化的「美食」節目，不僅讓觀眾耳目一新，甚至他親手撰稿的對白，表達對人生的疑惑與思考，沒有給標準答案，只留下討論的空間，引導觀眾去反思，彷彿一杯酒帶來的強大後勁，也改變很多人的一生。

儘管瑪麗安的音樂會在當時是全美票房第三高，但她仍受制於那個時代的種族偏見。在美國巡迴時，她跟其他非裔美國人一樣，經常被限制在「有色人種」的候車室、旅館與火車車廂。有一次，她雖然被允許入住洛杉磯的高檔飯店，但卻被禁止進入餐廳裡用餐。因此，她經常在演出的城市與朋友同住，寧願自己開車而不是搭乘大眾運輸，以此來避免種族歧視的侮辱。當她到美國南方演出時，雖然公眾普遍接受她，但媒體仍不願稱呼她為「安德森小姐」。於是，媒體們想出了其他的稱呼方式，例如「藝術家安德森」和「歌手安德森」，以避免對她表示任何敬意，種種的不平等待遇反映出當時美國普遍存在的種族歧視。

不尊重財產與人身自由的共產主義國家違反人權是常態，但民主國家也會違反人權嗎？原名《歸北者》的這部紀錄片，從片名就讓人覺得特別，大部分離開北韓的人都是想脫北，竟然有這樣一位女性巴望著回北韓卻回不去。她甚至為此不惜犯法自稱間諜，只為歸北，她叫做金蓮希。

一九八○年代中期，美國音樂學家路易斯・薩爾諾錄下了中非共和國森林中阿卡人的音樂。一段錄音被稱為〈女人採菇〉。她們到處遊蕩採集蕈類，腳步循著地下菌絲體網絡的形式移動時，會一邊在林中動物的聲響中歌唱。每個女人唱的都是不同的旋律；每個聲音都訴說著不同的音樂故事。許多旋律交織，但仍然獨立存在。歌聲在其他歌聲周圍飄蕩，時而相伴，時而交纏。

藉由本片，漫威向世界某族群說：「現在你們有自己的超級英雄了！」但「你們」是誰卻是個問題，當然我們知道漫威不會想要深入處理這個問題，否則這可能就不是一部超級英雄而是某部會得奧斯卡獎的文藝片，裡頭不會有功夫也不會有神龍，更不會有外星人，而且大概還會是李安拍的。電影也同樣以取巧的方式迴避了尚氣的「非法移民」問題。

2020年，受到攝影師凱文‧阿布奇的作品《345號馬鈴薯》在2016年以100萬美元售出的啟發，英國人舉辦了第一屆的「年度馬鈴薯攝影大賽」，其中一部分收益捐給了致力於消滅飢餓與貧窮、協助整合1200間食物銀行的英國慈善機構「Trussell Trust」。在成功舉辦第一屆馬鈴薯攝影大賽後，2021年主辦方再次呼籲：「歡迎全世界熱愛馬鈴薯的創意人士拿起相機加入我們，突襲自家花園和當地的超市，將不起眼的馬鈴薯化為更高層次的藝術作品」。

假如你想推廣一項新商品，專家通常會建議把業配發給大咖網紅，運用他們的社群影響力與粉絲基數觸及到盡可能多的人。這個方法並沒有錯，但新研究發現，當涉及到改變人們的行為或傳達新的理念時，儘管網紅擁有影響力與粉絲，但這不是最有效的推廣方式，而且效果不僅有限，甚至還可能帶來負面影響與衝突。那麼，如果想利用線上或現實的社群網路來「植入」新的理念，應該採取什麼樣的策略？在社群網路中，是否存在一個能有效地傳達新的信念的人或群體呢？

沒有跟著《Doctor Who》長大的人可能很難理解，為何它經常被評為史上最恐怖的電視劇，雖然它不是《陰屍路》那種高預算且逼真的恐怖影集，卻讓很多觀眾當時是「躲在沙發後」觀看。然而，太空怪物、達立克、賽博人，以及每隔幾年更換演員維持新鮮感的「重生」設定，並不是電視劇最初的設想，《Doctor Who》初登場時本來是英國廣播公司推出的一部「科學教育節目」。

分類是在黑色幽默喜劇，但其實更多的是荒誕處境下的莫可奈何。有一天，你牽著驢子唱著歌，來到大樹下把驢拴了，走進一個大樓想做好你的工作，結果不但水錶沒找著，還走不出去。更糟的是不知哪來的一對雙胞胎跟在你屁股後，不跟你交談也不跟你互動，就這樣以固定的距離跟著你。就是這樣一部簡單卻又精緻的電影，作為一個被跟不正常人類困在一起的正常人類，如果有什麼要讓你變得不正常的，就是你急切想逃出去的正常慾望。

建教生的經驗符合建教合作當初設立的用意嗎？它原初的設計究竟為何？又是怎麼成為今日我們所看見的樣子？什麼樣的孩子會選擇建教合作？他們在受到一連串不甚理想的對待後，如何思想、回應這套制度？若要對建教生的遭遇有更多理解與認識，就必須重新回到這些故事發生之前的制度與社會，去一探究竟。

聯考生小康的機車被拖吊後，在路上遇見開著計程車的父親，父親要小康上車。這個意外的相遇讓日常鬆脫了――父親原本應該繼續工作，小康應該去補習班上課。父親邀小康一起去看電影，他說他很久很久沒看電影了，他說小康小時候，全家常常一起去看電影。父親顯然很懷念，電影院的時光。後來，他們在路上遇見騎機車載著阿桂的阿澤，發生衝突，車子的後照鏡被阿澤砸碎，隨即又跟另一台車相撞引發爭執。

女巫形象在現代很受歡迎，不僅是每年萬聖節的熱門扮裝之一，各類影視劇作也熱愛創作這類題材，但在過去並非如此。幾世紀以前，許多信奉基督教的人堅信魔鬼能賦予巫師傷害他人的力量，以換取巫師對魔鬼的忠誠。從14世紀到17世紀末，「獵巫狂熱」席捲了整個歐洲大陸，成千上萬的人被認定為巫師——大部分為女性——而遭到處決。1692年，殖民時期的美國爆發了大規模的獵巫行動「塞勒姆小鎮獵巫審判」，最可怕的是什麼呢？它完全是在「法律支持」之下進行的。

或許我們只能接受一個邏輯，那就是片中的角色都受著過去糾纏，或者說，照尼克的話，是他們糾纏過去。一旦牽扯到過去，他們的行為就會不正常。接受這一套邏輯之後，你會發現，這是一部回想電影比當下觀看更有味道的電影，裡頭的人大多都是完了的人，這不是生命的完結，而是比生命完結更糟的精神完結，比起事物成為廢墟，精神成為廢墟更是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