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流浪狗萊卡為了蘇維埃太空計畫捐軀後五十年，莫斯科終於有了一座小銅像紀念牠。牠站在火箭上，堅定的神情一如當年。在萊卡跟其他許多動物死於太空計畫之後，一九六〇年貝卡與史特卡這兩隻狗狗終於能至太空一遊並幸運生還。

統計顯示在物資缺乏或天災地變等緊急情況下，童婚的狀況就會增加。儘管多數家庭都曾告訴辛克萊不願讓孩子面臨童婚，但是當他們沒有足夠食物能餵飽孩子時，家庭還是得面臨艱難的抉擇：讓孩子繼續挨餓，或是讓女兒成為童婚新娘至少有東西吃。

奇怪的是，許多人常以「拍不好」來否定一部電影，卻往往很能包容「拍得好」但故事爛的東西。就「技術上」而言，你當然可以說《台北物語》是一部粗糙的影片，甚至比學生製片的品質還要差；然而它也絕非爛片，至少它具備了一個非常重要且根本、也是現今台灣電影最欠缺的元素，就是它有一個非常好的劇本。

「女兒」在美國醫療照護體系裡扮演重要角色，但她們的付出卻幾乎沒有受到重視。醫療分析師對女性所面臨的挑戰感到驚訝，因為這些挑戰不僅只有養兒育女，也包含照顧上了年紀的長輩，而且還經常演變成一種全職工作。

過去在台灣，導演就是權威，但黃英雄將拍片現場與後製的權力徹底下放，是將導演從神壇上拉下，進行反英雄式的自我顛覆。這絕對是創舉。

禁令會創造出一種系統，裡面最瘋狂、最殘虐的暴力均有其合理而且實用的邏輯。它是必要的，必然有所回報。毒品不若我們想像的那樣，毒癮亦非我們所習知的那般，而毒品戰爭更不是政治人物推銷了百年不歇的那種商品。

近年中國倡議主導的經濟政策「一帶一路」，欲連接四大洲陸地和海洋打造跨國貿易網路，重現過去絲綢之路橫跨歐亞的榮光。然而，絲路的成功並不全是中國人的功勞，從某方面來看必須歸功於波斯的瑣羅亞斯德教商人：他們頻繁運送貨物往返中國和中亞，並一路延伸至歐洲。

有一種電影，欲展示在威權體制之下，人際關係的如何可能及如何不可能，《桑妲與安德烈》即是這樣一部電影。在攝影影像佔據螢幕前，導演以文字簡短交代作品意圖穿透的歷史時空，簡單勾勒異議份子在1983年古巴的普遍處境。

維多利亞時期人們相信搭乘火車會「損害大腦」，尤其是行進時的晃動被認為會摧殘心靈，導致人們失去理智變成瘋子，進而產生暴力行為；而火車的震動加上噪音，在當時也被認為會破壞人體的神經系統。

事情或許也不盡然樂觀。樂團唱道：「如果我手上有一把AK，我一定把妳轟回老家！」如果女孩果真長得像是自己的親戚，那麼這裡說的「老家」無非就是主角原來的部落。主角很可能即是從那處家鄉來到城市中。這麼一來，這句歌詞便透露了回家的想望。

在這套「向下扎根，德國教育的公民思辨課」的叢書出版之際，台灣現行的12年國教課綱，將最能帶給學生反思能力以及國際交流能力的學科──社會科（歷史、地理、公民）的必修時數，從8小時變成6小時。「借鏡」這套書，或許可以幫我們思考台灣教育改革之「未竟」，台灣現行的教育制度中，遺漏了什麼？

霸凌並不只是關於個體能力的強弱，它的動能植基在不同的「社會關係」之中，關乎權力與上下關係。因此霸凌的加害者與受害者，理論上並沒有固定的態樣。霸凌也絕少發生在真的不熟悉的人身上，日本的調查顯示，三分之一以上的校園霸凌，發生在「相當親密的朋友」之間，尤其以發生在女生身上的霸凌更是如此；而僅有絕少比例的霸凌，是來自於完全不親密的人。

電影開頭即以誇張的手法對比貧富之差，「歡迎來到鑽石島」的看板是為有錢的投資客而設，生存於城市角落的工人，就如同工地的存在本身，只是一種過渡時期的混亂，他們不屬於房產廣告中那個即將到來的明天，大廈落成後就必須消失。

沙村廣明對於肉體的虐與被虐，有異於常人的關注。作品中多半受害者皆為女性，鮮少以男性為主，單看到這裡不免認為沙村廣明是否有某種厭女傾向的變態嗜好？但回歸到故事本身，又會發現沙村廣明相當愛用女性視角作為敘述故事的角度。此外，故事中武功高強、數一數二的殺手、堅持信念永不放棄的，幾乎清一色是女性。

紀錄片影集《守護者》最近在Netflix上播出，導演懷特透過訪談數十位相關人士，包括朋友、親人、記者和政府官員，試圖拼湊出命案真相：這不僅是熱心善良的修女慘遭謀殺的故事，背後還深埋著龐大的謎團與苦痛。

亞馬遜女戰士真的存在過嗎？對於這支神秘部族的真實性，民俗學家和歷史學家阿德里安娜・梅厄在她的學術研究中，仔細分析亞馬遜的真實與虛構部分後堅定地指出：「壓倒性的證據顯示，希臘人眼中的亞馬遜傳說與其他古代聚落的起源，確實部分源於歷史事實。」

「是時候了，寶貝。」蜜雪‧卡特傳送了簡訊給她的男友，大她一歲的康拉德‧羅伊。這封簡訊是回應羅伊的上一封訊息，說他正在著手自殺。羅伊只有十八歲，深受抑鬱所苦。卡特十七歲，兩人都只是青少年。

《卡夫卡的Ｋ》大致忠於小說原著，只不過把故事舞台搬到了蒙古。透過這個改編的嘗試，我們能夠欣賞導演如何成功（或者失敗）解決卡夫卡帶給改編者的難題，順帶重新認識卡夫卡的特色。

新的長期研究發現，從11歲到38歲期間只有少數人能維持健康的心理狀態，而且幾乎每個人都曾經歷短暫或長期的精神障礙。換句話說，一直保持心理健康才「不正常」。

現在我們已經累積到了超過十萬名穩定追隨者，151名自由作者，與30家以上的優質出版社合作，並且成為金馬影展、台北影展、高雄影展、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的夥伴。更有甚者，我們的讀者不只包括台灣，也有許多香港、澳門、馬來西亞的中文使用者。如果要描繪讀者的大致圖像，我們會說：「雖然不知道國籍，但應該是個很有想法，不怕閱讀困難、冷門文章，喜歡老電影、經典音樂、新知識的人呢！」

如何擁有快樂的結局？關於這個注定過於虛無的提問，最簡單的方法之一也許就是讓人生倒帶，像倒轉電影畫面一般，鋒利的刀刃抹平傷口、離婚的證書結合夫妻、監獄的大門予人自由，當一切倒著走時，人生的稜角被磨平，惡意成為善意。1967年的捷克電影《快樂的結局》便將這種倒轉人生的希望發揚光大，以死亡為起點，展演了一種從結局到開頭的人生可能。

我沒有搶救第一個死在我面前的人。我只是站在那裡，眼睜睜看著她死。她很老，是個白人，在安養院裡日益消瘦。她的死悄無聲息，一下就來。我是唯一的目擊者，地表上最後一位為她站崗的哨兵，什麼事也沒幹，只在她離開時，幫忙關上大門。

來自加拿大薩斯喀徹溫省雷吉納的藍草樂團「The Dead South」，身穿白襯衫、黑吊帶、黑褲和西部帽，外型就像是與世隔絕的阿米希人，而且至今還找不到維基百科的介紹頁面。這支看似神秘的樂團不單有帥氣的外貌，其旋律歡快愉悅的歌曲也讓人忘卻煩惱，甚至忘記自己身處哪個時代。

電影《跟著春天去旅行》述說一對住在漁村的祖孫離捨難分的感情：由於村中小學即將廢止，在校內擔任廚工的女孩面臨著失業可能，她向老人提出不得不到東京謀生的請求，固執的老人聽完，一氣之下決意離家投靠手足以養終老，而女孩不停跟在後頭，共同踏上這段旅程。

儘管《達文西密碼》是有史以來最暢銷的小說之一，全球累積銷售量突破八千萬冊，卻已經是許多人不再想擁有或收藏的書籍，而近年爆紅的《格雷的五十道陰影》也面臨了同樣地命運。

有別於「火星人入侵事件」廣播劇以聲音製造聳動的臨場效果，美國藝術家愛德華‧戈瑞用另一種方式為《世界大戰》營造出末日氛圍，賦予舊科幻小說嶄新的面貌。

如果說《使女的故事》主要目的是在挑戰基督教思想對於北美地區女性自由的限制，那麼《殺人生產》其實就是在挑戰日本文化中「不可破壞秩序」的潛規則。《殺人生產》的世界觀帶有一種獨屬於現代日本通俗文化中的矜持與自制，整齊有序但無聊至極，什麼感情波動都顯得經過算計而虛假扁平。

《神祕家族》取材於2014年中國喧騰一時的福建安溪滅門案件，一名性侵犯因猥褻少婦被舉報下獄，服刑期滿後狹怨報復，造成一家四口滅門的駭聞。但不可諱言的是，本片情節虛多於實，似是一場奠基於真實的幻象，也因此作品徒有張力，情節則推動緩慢。

當故事中的男人，像是怎麼樣都可以活下去，女人卻是，差一點點，就什麼都不一樣、不能夠。什麼是女人的真實？在無止的溫柔之河的彼岸，當寶愛他人耗盡全部歲月，她們終將證明，女人是冰，一輩子在世界盡頭。從不需要他人。不需要男人。

史坦貝克說他所有的寫作都是為了這本《伊甸園東》所做的練習，這本小說寫的是一個關於人類的故事，也就是你我的故事。當我們在面對人性考驗，僅能憑藉著自由意志在善惡之間做出選擇時，我們會想起《伊甸園東》裡的那一句「你可以」，然後在內心充滿了希望並且有勇氣戰鬥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