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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上任時，我負責診療的是全院最麻煩的少年。少年院中的「問題少年」與校園裡的「問題學生」完全是天壤之別。該名少年因為暴力與傷害事件而進入醫療少年院，在院中也屢屢動粗，絲毫不聽從教官指令，進出個人房好幾次。一點小事就能惹得他勃然大怒，亂丟椅子和桌子，連強化玻璃都被砸出裂痕。只要他一動粗，馬上警報聲大作，全院五十名職員統統衝進來制止他。這位少年遭到壓制後被關進沒有洗手間的個人房，直到安分下來才能出來。這種情況每星期會上演二次。我在看診之前聽到這些資訊，因此膽戰心驚地接觸他。然而實際走進診間的，卻是一名個子嬌小纖細、面無表情、沉默寡言的少年。

一九五七到一九六○年間，李維居住於台中郊外的日式房子。以此為背景，他在《國民之歌》等作品中，書寫了身為「殖民者」的自覺與疏離。我個人認為，這種自覺與疏離，即是「逆．少數文學」作家容易懷有的情緒，這不僅讓李維能書寫出獨特的台灣形象，還使得他把殖民地當地的語言當作創作語言。

米榭‧韋勒貝克的第八部小說，《血清素》一書借助服藥的憂鬱症者弗洛朗—克洛德‧拉普斯特的第一人稱觀點，緩慢展開遊記和回憶時間的交錯敘事，見證西方人正經歷著性和政治的兩面無能與空虛。這位法國農業部的中產研究員在切斷與日本女友的消費性關係後，陸續走訪舊情人和老朋友刻苦存活的法國鄉間，最後邁向自我和他人、和自我關係的二度分離。公眾和私人生活的同歸於盡是韋式小說的經常主題。舊生活消逝的認識使他必須創新「憂鬱寫實主義」的主客矛盾形式，才能處理現實已媒介化的抽象經驗材料。

台灣於是成了雙方都能夠接受的選項。不同於澎湖群島，台灣位在中國政治秩序的邊緣，被鄙夷為「海外」，與中國皇帝沒有任何關聯。因此，如同荷蘭文獻一再重複指出的，台灣「位於中國管轄範圍之外」，可以恣意占領。移往台灣對雙方都有利。荷蘭人在那裡的營運可以不受限制，由台灣海峽隔離明朝官員的目光，而中國艦隊的指揮官也可宣稱自己將一群危險的外國人驅離皇帝的領土而藉此請功。

首先是咖啡樹，他認得咖啡樹。阿拉比卡咖啡。那是介於灌木和樹木之間的一種植物，稱它為灌木或樹木似乎都可以，有人稱之為灌叢。它可以長到十二米高，但那不是理想的高度。理想的高度是小一些，約兩三米左右。咖啡樹的成長需要很多水，可以在陽光充足或局部光照下蓬勃生長。在多數的氣候條件下，每年開花兩次，嬌嫩的白色花瓣狀似某些蘭花。開花後，會結咖啡果實，顏色從黃色轉變成綠色，再轉變成紅色。在恰當時機採收時，可做出最好的咖啡。

這世上最困難的事情，莫過於要決定你自己孩子的生死。那天是星期二晚上，婦科醫生打電話要我到產房去和一對年輕夫妻談談。那位太太才剛懷孕二十五週，但孩子已經快出生了。這麼早出生的孩子情況通常很不樂觀。懷孕還不足二十四週時，治療通常是無效的，我們通常會建議等到滿二十六週再進行，但這中間的兩週就會形成灰色地帶。那天的情況也是這樣，在大半夜裡，坐在某個即將臨盆的女性床邊，她老公也陪在旁邊，我開始說明如果他們的孩子能活下來，結果可能會如何，包括產生任何缺陷或永久性損害的風險。

某位我認識的社會學家有一次到系上去，發現他的祕書在哭。為了想辦法安慰她，他走過走廊，眼光飄進另一間辦公室，卻看到另一個祕書也在哭。「一位祕書在哭是悲劇，」他對我說，「兩位就是社會學了。」或者，也可以說是喜劇。

在今日的預設立場中，人類幾乎無所不能。我們可以，起碼自認為可以，從細胞和化學的角度理解疾病生成的原因，因此應該能夠透過遵循醫學立下的規矩避免生病：拒菸、運動、接受例行性醫療篩檢，以及只吃時下觀念認為健康的食物。任何沒照著做的人，形同自己找死。或者換個說法，如今每個人的死亡，都能被理解為自殺。

透明性的概念是人的行為舉止──他們對外表現自己的方式──提供一個真實而可靠的窗口，讓人能了解他們內在的感受。它是我們用來了解陌生人的第二種關鍵工具。當我們不認識某個人，或無法與他們溝通，或沒有時間深入了解他們時，我們相信可以透過他們的行為和外表來了解他們。

人的身分認同是由他所從事的活動、他的薪水來界定的；退休以後，他就喪失了這樣的身分認同。 退休的技工不再是技工——他什麼都不是。畢傑斯表示：「退休人員的角色是不再扮演任何角色。」 這等於是在社會中失去了地位，失去了尊嚴，而且幾乎是失去了他的真實性。此外，他們不知道怎麼排遣自己的空閒時間，他們陷在無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