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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紀末期和文藝復興初期，貴族的舉動也是放貸變遷的關鍵影響之一。除了國王與貴族的信用低，皇室金庫裡的錢財價值也保不住。放貸因此漸漸步入新的發展階段，而其罪惡性終於打開了一個缺口。

有「最狂暴經濟學家」之稱的瑪里亞娜‧馬祖卡托在書中指出，大眾經常以為新創是某個穿高領毛衣的人神來一筆打造獨角獸企業，但事實上新創跟所有人類經濟活動一樣，都仰賴群體前進，直到某刻水到渠成，某些幸運兒斬獲成果。於是她有個疑問，那些創投公司憑什麼收割全人類的努力成果？他們以為自己是誰？

我朋友陶德要我幫他寫一個能讓女人跟他上床的短篇小說。他說：「你寫過讓女人哭的故事，還有讓女人笑的故事，現在就寫個能讓她們跟我跳上床的故事吧。」我試圖向他說明，事情不是這樣子運作的，沒錯，是有些女孩子看完我的小說會哭，有些男人⋯⋯「別管男的，」陶德打斷我的話，「我先跟你說清楚，我不要那種誰看了都會跟我上床的小說，只要女的。我先說清楚，以免之後大家不痛快。」

電影中為了將影像塞入故事裡所需的任何處理，我都不喜歡；這對於影像非常危險，因為故事會吸取影像中的「生命」。故事和影像之間的關係，對我而言，故事就像一個吸血鬼，試圖從影像中吸取氣血。影像非常敏感，有點像蝸牛的觸角，觸摸它們時會馬上縮回；它們也不想成為誰的馱馬，替其挾帶或運送任何東西：不論是訊息或是意義；它們既沒有目標也不談道德，然而這些卻正是故事所需要的。

約翰．伯格的小說《婚禮之途》原版出版於一九九五年，那年他已經六十八歲。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這種暮年的自由，伯格的小說看來境界相近。那時伯格大概並不知道，距離他90歲離世，大概還有二十二年的時光；不吝是充滿災難的時光。伯格只是按著他的生命的領悟去寫。暮年的時光，張望著生命的盡頭，死亡迫近，而他仍然感受著世界的美好，生命的躍動，文學與藝術的滋養包圍著他，他想在死亡中傳遞希望。這就是《婚禮之途》此書美好的力量所在。

思覺失調症不像水災，因為我們可以想像所有的財產被水沖走的情況。思覺失調症也不像癌症，我們可以想像慢慢長出腫瘤，在器官與器官之間蔓延，榨取我們的生命。不，思覺失調症則是瘋狂。罹患思覺失調症的人行為怪異、說奇怪的話、與社會抽離，甚至傷害別人。他們跟以前不一樣了，他們瘋了！我們不瞭解他們的言行，也不瞭解病程。思覺失調症不像慢慢長大的腫瘤，而是腦部失控。我們要如何同情一個被無名力量控制的人呢？同情一個瘋子？

某天早晨文字消失了。那之前，文字非文字。事實曾經，臉曾經。亞里斯多德有篇精彩故事告訴我們，眼前發生的每件事都會被另一件事擠壓。某天有人注意到星星存在但文字不在了。為什麼？我問過很多人。這是個好問題我想。三個老女人彎著身子在野外。女人說問我們有用嗎？好吧但很快就水落石出：她們對雪原和綠秧子和俗名「大膽」的大理菊（有些詩人還誤以為是三色堇）簡直瞭若指掌。我開始把但凡說過的抄下。那些記號逐漸構成自然的瞬間，免去了故事的無聊，這正是我要強調的。無論如何我得避開無聊。這是一生的使命。人永遠懂得不夠，做得不夠，永遠不定詞和分詞用得不夠怪，煞車踩得不夠猛，念頭甩開不夠快。

面對「地方與都市」這個兩極化結構，以及地區所累積的種種課題，「設計」該有何作為呢？這項系列企劃為此串聯了各地區的設計師們，一同思考未來平面設計的可能性。設計師嘗試以看似將底與圖反轉過來的效果，簡單明瞭地表現展覽會標題中的Interchange（交換）。這是一張緊密結合平面圖像與印刷技術、頗具吸引力的宣傳單。

美中對抗，香港攻防雖只是其中一條戰線，但香港局勢如同台海局勢，是測試美國是否決心嚇阻中國野心的試金石。如前述，中共戰術乃是攻守並用。北京在香港部署國安體制加緊鎮壓，假如美國出手，畫出紅線要北京「到此為止」，北京將趨於防守，鞏固在香港的鎮壓體制。假如美國不出手，則北京將食髓知味，繼而攻擊台灣，遂行其領土野心。

一九八○年代，加州有為數眾多的柬埔寨女人因為相同的問題就醫：她們都看不見。這些女人當中，有許多遭到強暴、酷刑折磨，要不就是受到殘忍的對待。為這些女人──大約共有一百五十人──檢查的醫師發現她們的眼睛功能正常。進一步檢查結果顯示她們的腦部同樣正常。換句話說，這些女人因為看了太多令人震懾驚懼的恐怖景象，難以繼續承受，於是她們的心智便遮斷所有光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