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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正向思考的世界，你不用教養任何人，也沒有人會揭露逆耳刺眼的真相。別人只會鼓勵你、讚美你、肯定你。這些話聽起來雖然刺耳，不過許多人卻把它奉為信條，牆匾或保險桿貼紙上都是禁止「發牢騷」的圖樣。大家似乎都缺乏同理心，而且面對這種現象的反應竟然是收回自己的同理心，好像都沒時間或耐性來處理別人的問題了。

「紅皇后效應」是指你為了維持原有的地位，而必須不斷地向前跑；就像國家和社會跑得很快，目的是為了兩者之間的平衡。在卡洛爾的小說中，所有的奔跑全都是白費功夫，但在社會和國家巨靈的鬥爭中並非如此。如果社會鬆懈下來，跑得不夠快，不能跟國家的成長並駕齊驅，受制約的國家可能會快速變成專制國家。我們需要社會的競爭，以便保持國家巨靈受到約束。國家愈強大、愈能幹，社會就必須變得愈強大、愈警覺。我們也需要國家巨靈繼續奔跑，在面對艱難的新挑戰時，壯大自己的能力，同時維持自主性，因為這樣不但攸關解決爭端和公正無私地執法，也攸關打破規範的牢籠。

這是我們共同的成長經驗，一個極為奇特的經驗—我們曾活在一個黑暗的舞台箱子裡，只有控制舞台的人可以決定，哪裡可以是亮的，哪裡可以有光。在那個人為操控的舞台裡，光亮的地方上演著情節不合理的荒唐童話，黑暗的地方誰也不能看；真實是看不見，也不容許被關心的—直到太陽升起，陽光照亮了細小的牆縫，我們終於看清自己身在何處。

包浩斯陶藝家瑪格麗特．海曼－洛賓斯坦使用爆發性色調及逗趣的設計顛覆了這樣的印象。沒幾個人像她一樣具體化戰間期包浩斯的「新女性特質」。從她的短髮、穿著男性襯衫與領帶的照片中，看的出來她確實有新女性的樣貌。但她走向更深刻的解放。在包浩斯時，她直接挑戰試著把女性趕出陶藝工作坊的人。

山脇道子可說是最具全球性的包浩斯女性，她與攝影師兼建築師丈夫山脇岩男一起環遊世界時，從日本來到包浩斯。他們在1930年秋天加入德紹包浩斯，在這裡度過路德維希．密斯．凡德羅當校長的最後兩年。山脇夫婦一起將日本概念帶入包浩斯的國際氛圍中，也在回到日本後成為包浩斯思維的主要導入者。

「每一天都能為我的政治及專業作品帶來創作靈感。」伊蓮娜．布歐發如此思念著1931年春天開始在包浩斯度過的三個學期。身為斯洛伐克最知名的攝影師之一，布歐發曾在印刷與廣告工作坊學習，並將部分的包浩斯生活奉獻給共產主義大學生分部，成為其中一員從事激進政治活動。其政治與藝術成就皆由包浩斯經驗成形，因此感性地將包浩斯稱為「一個為了成為人而創造出人類的學校」。

台日共通的地名和站名絕非偶然從天上掉下來的禮物，而是一九二○年台灣總督府調整行政區域統一改名的結果。但此一事實不只是日本就連台灣也少有人知。例如高雄市美濃區和岐阜縣美濃市於二○一二年締結為姐妹市。當時只舉出同名和彼此都努力繼承傳統文化之由，幾乎沒有提到從彌濃改名為美濃的歷史經過。於是不時能瞥見「造訪岐阜縣美濃市，因為擁有相同地名的地方給人一種浪漫感覺」的遊記。

香港人的生活確實不一樣了。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系兼任講師梁啟智觀察，在反送中運動裡，每個人好似都想做點什麼，去持續這個運動繼續下去，「或者說，每個人都努力做好自己會的以及能做的事。」舉個例吧？生活有什麼不一樣？梁啟智笑開了：「我太太開始少搭港鐵了啊！起初適應得很辛苦，現在習慣了，出門前看app，就知道巴士還要多久來。」對港人來說，這場消費經濟戰，也是一種生活態度與理念價值的選擇。

「這樣啊，那就離婚吧。」他說。「不過呢，到時候我會把妳和妳爸媽還有兩個小孩統統宰掉。」女兒坐在他膝上看圖畫故事書，他說完這段話，摸了摸女兒的頭，接著說：「我不是開玩笑。既然失去了一切，區區這種事當然做得出來。我絕不是那種厚著臉皮夾尾巴逃走的人！」女人止住哭聲，直視著他問說：「為什麼沒有任何理由竟能做得出那種事呢？」「理由？那種玩意等宰了以後再想就行啦！」

拍攝現場如殺人般的勞動強度，讓工作者們習慣了粗暴且偏激的態度，再加上學徒制文化的影響，使得整個組織變得極為軍事化。在威權導向的職場文化中，勞工的基本人權被侵害，變成一種理所當然。忍受不了這種暴力的人，會被當成脆弱的適應不良者。反而，故意裝得一臉凶神惡煞，一天到晚辱罵同事和下屬的人，會被視為是有能力的。放任「本來就都是這樣」的合理化以及對暴力行徑的麻木，如此不公不義的氛圍，在拍攝現場不斷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