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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蹤狂」這個詞是什麼時候開始出現在社會上的呢？請看警察廳彙整的跟蹤騷擾受害統計圖。可以看出跟蹤騷擾受害者年年呈現增加趨勢，但二○○○年的件數為零。也就是說，規範跟蹤騷擾行為的相關法律於二○○○年十一月實施之前，日本的紀錄上沒有任何跟蹤狂的案例。日本人彷彿早已等待這個詞彙許久，葛羅斯提出的「跟蹤狂」一詞立刻廣為日本民眾接受，深入普及到社會當中。從這個現象可以推測，跟蹤騷擾行為恐怕不是從這一年才開始出現，而是由於「跟蹤狂」一詞的普及，我們才開始看見這種行為。

在臨床心理學和精神醫學中，精神分析很大程度上已經失寵了。總的來說，臨床心理學將研究和實踐方法建立在自然科學的經驗模型之上，精神醫學越來越穩固地紮根於生物醫學。兩者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神經科學的發展。但是，精神分析思想在大學的人文學科（特別是文學系、電影和媒體課程）繼續蓬勃發展。西方文化繼續被精神分析思想所滲透。

沒有任何描述足以解釋發生了什麼事。正如「在時間之外，在理性之外」所描述，她感覺自己的一切都不合時宜。隨著我們的談話繼續，卡塔莉娜又再次強調自己的奮力搏鬥，因為她想回歸「正常」，也希望舉止符合世間一般女性應有的樣貌。她那彷彿白日夢的描述方式影射出思考上的阻滯，也反映出她迫切渴望逃離那個將自己深鎖的家。家屋和醫院成為彼此的分身，而最後她一個孩子都沒留下來。

這只是日常，一人用日常來對抗一名殺人魔的日常。但你絕對能在《惡魔的背影》裡看到《破案神探》那般貼近黑暗的真實時刻。麥納瑪拉細緻的調查，讓她幾乎同時從兇手、被害人、警方與司法單位的角度觀察這些無人聞問的懸案。

你們當中有些人認為，就道德上來看，墮胎與謀殺無異。若晚期墮胎等同殺嬰，為道德所不容，那更早一點的墮胎呢？再更早呢？如果一天一天倒數回去的話。一個十六週大的胎兒跟十六週少一天的胎兒，於道德上有什麼不同？再小一天呢？用這種方式來思考，再小一天、小一天，直到受孕的那一刻。受孕！這就是差別所在啊。受孕之前，是不存在所謂成長為人的個別實體的。一個潛在的人根本不存在。只要推得夠遠，那些誓言守貞的修士修女們一下子成了殺人兇手。

據說助人工作者的步履，始終來自於自身瘡瘡瘢瘢的不幸，是以從事尋人工作的娜歐蜜，尋尋覓覓同時，不時錯落的過往回憶，也是在尋找自己。然而，所謂的解離與失憶，虛幻包裝下的堅強游離，都是為了要超脫現實殘酷的怵目驚心。可越逃避，越想靠近，破碎者尋求彌補，最終成為助人者，然而被害卻轉加害，單人生命不幸與集體歷史的悲劇發生沿襲，童話般優美的文筆，讀來卻叫人痛心。

〈女漢字〉以《說文解字》中，擁有女部首的 160 個字，做詳細篩選與分類；加上文字段注及相關文獻典籍進行考證，進而挖掘詞意中包含的豐富內容以及文化訊息，闡述古代婦女文化，探討自古以來漢字的緣由以及女性在社會中的價值與象徵，將有女部首的漢字想傳達的意念，轉換成較現代感的插畫，以字典的形式設計。

偉大的現代文明是如何結束的？難以理解、且不可控制的巨大風險是如何形成的？突發地震如何導致全球秩序發生翻天覆地的改變？大型技術系統的「鐵路時刻表」如何同時出差錯引發災難？不合時宜或過時的參考架構如何妨礙我們理解周遭發生的一切？是我們自己夢遊陷入危機，或是有一股暗黑力量在作祟？面對人為引起、造成的災難應該要追究誰的責任？全球各地資本主義的不均等發展，是引發不穩定的主因？民粹政治的激情如何影響菁英的決策？政治人物如何利用群眾的熱情？是否有任何方法可以重新建立國際與國內秩序？我們有可能達成永久的穩定與和平嗎？法律有可能提供答案嗎？或是我們必須仰賴恐怖平衡與技術人員和軍事將領的判斷？

我認為只要是持續累積閱讀經驗的人，必然會有一段時期傾心於左派思想。那是因為對人類與社會抱持太過純粹的理想，不免認為現實看起來太骯髒的緣故。然而，對左派理想主義者而言，現實世界太過痛苦。光靠左派思想無法動搖世界。許多人跨越不了現實這道障壁。除了社會的不公平、不合理，他們也終將發現自己的軟弱與卑鄙。靠閱讀經驗淬鍊出的純粹理想最後被現實擊潰、破壞了。不過，這就是成為大人的過程，活在現實世界就是這麼一回事。

二○一九年，村上春樹創作邁入第四十個年頭，正如他在接受日本《共同社》的專訪中自承，「每十年都是一個轉捩點。」而出版於二○○二年的《海邊的卡夫卡》，正是他第三個十年時期的長篇代表作，當年，五十歲的村上春樹，寫出了十五歲的田村卡夫卡的成長故事，從書名和主角名字，都明顯地向村上喜歡的存在主義作家卡夫卡致敬，也帶出了這一本充滿存在主義虛無色彩的精采小說。此次時報在村上創作四十週年之際，推出《海邊的卡夫卡》首度改版，除了換上更有現代感的精緻書封，內文也經過重新審校，讓部分譯文更為精準，改頭換面的版面也更適於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