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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雞沒雞雞。這不是啥禪宗公案。我說的是，公雞沒有陰莖。或者，更精確地說，公雞丟失了陰莖。公雞是最常被拿來代稱男人性器的動物，但牠本身卻沒有陰莖，實在匪夷所思。雞的陰莖是如何消失的，該謎題近年已有答案，然而為何會消失，這在研究鳥類陰莖的專家小圈子裡仍然存有爭議。

忽然間，她問我是否曾耳聞「當時」所發生的事，並對我不知道這件事感到納悶。她說她在邦議會裡說了這麼一句話。她說她從政二十五年來，從沒傷害過誰，一向保持禮貌，不曾對對手做人身攻擊，就連在選戰中也不曾這麼做。她想要好好把工作做好。經濟和文化是她問政的重點，而且她對這些領域略知一二。然後她在議會裡說了這一句話。

在喬治．歐威爾的小說《1984》中，主角是極權國家的政府單位員工，他的工作是刪除媒體上被捕或被殺的人物資料，重寫新聞並修改圖片。歐威爾的反烏托邦假想，在1940年代的蘇聯成為真實，當時的蘇聯會定期將國家的敵人從影像與官方資料中刪除。修圖將特定人物移除，不只發生在極權政權，更切中要害的功能是刪除與領導有私人關係的人物資料，以便將這些人從歷史上抹除。

故事敘述著人類必然會死的終結，然而對在阪神大地震喪失親人的上田早夕里來講，這無疑是一部象徵「希望」的作品，對她來說，書寫人們如何面對災難，並將自己對災難的思索編織其中，是她一生的課題。藉由科幻小說來啟發甚至挑釁讀者，希望讀者關心社會議題，淬煉深度思考，也渴望這些故事可以協助民眾選擇政府的領導人時，能站在幫助國家及地球的角度找到最適合的人選──懷著如此期盼的她，將祝福和意圖羅織進《華龍之宮》。

這名女子坐在一旁，看著自己三個月大的女兒無力地躺在醫院的搖籃裡；這幾天真是令人煎熬。突然間，這名嬰兒鼓起的臉頰失去了光彩，原本從喉嚨後側傳來的微弱咯咯聲也安靜了下來。警鈴聲響起，一名護士衝進了房裡。這名護士匆匆看了氧氣監測器一眼，接著迅速地將她的小型聽診器放在嬰兒的胸前：她幾乎沒在呼吸了。

單口相聲常常突顯出這類道德困惑的時刻，並藉以此嘲笑我們。「笑」這種舉動雖看似肆無忌憚，卻也營造出一種順從。在欣賞單口相聲表演時，觀眾可能發現自己跟著某則笑話發笑，接著又後悔笑了出來。再者，我們可能因為意識到別人已經止住笑意，因此也跟著保持靜默，不想被曝露出來，或贊同某個駭人論點。

一天，唐吉訶德同他目不識丁的土包子僕人一道離開家門，去和敵人作戰。一百五十年後，托比．山迪把他的花園當作假想的戰場；他在花園中，沉湎於好戰的青春回憶裡，他的僕役崔林則忠心耿耿地隨侍在側。崔林踸踔於主人身旁，正如同十年之後在旅途上取悅主人的雅克，也和其後一百五十年，奧匈帝國的勤務兵帥克一樣多話又固執，而帥克的角色也同樣讓他的主人盧卡什中尉既開心又擔驚。再過三十年，貝克特《終局》裡的主人與僕役已然孤獨地站在空曠的世界舞台之上。旅行至此告終。僕役與主人橫跨了整部西方的現代史。在布拉格，神聖的上帝之城，我聽見他們的笑聲漸行漸遠。懷抱著愛與焦慮，我始終珍惜這笑聲，一如人們對於注定稍縱即逝的脆弱事物之眷戀。

「很替你遺憾。」她說得不十分真心。「沒關係。」他抬起頭，微笑看她，臉上的烏雲已散去。「這間毀我生計的公司剛剛雇用了我，所以事情還算順利。專利還在申請中，我打算一旦取得許可，就轉賣給他們。我想他們應該也是在打這個如意算盤，逼得我走投無路以後，再推出自己的版本。」

於是我們出門看歌劇，珍穿上那套禮服，和我度過愉快的夜晚，只是死在床上的那一家人陪著我們鑽進戲院。我努力不去想他們，卻還是無法控制。該從那一具屍體開始？父親的傷勢有多重？他是殺了家人然後打算自殺，卻在最後一刻手軟？還是說子彈威力不足？會不會是某個蒙面瘋子逼他射殺妻小、寫下遺書──如果是這樣的話，為什麼父親能逃過一劫？

我們受到的教誨是自己只能展現關愛的一面，所以傾向壓抑、忽略一項事實：即使面對人生摯愛，我們往往也維繫著矛盾關係，主因是我們習於醜化攻擊性，而非視其為一項必要動力，讓我們可以駕馭環境，同時跟彼此保持一定距離，才不至於過度依賴，依然是獨立的個體。此處攻擊性並非字面上的意思，不是說我們討厭自己所愛的人，而是我們內心都存在著一股衝動，用來劃分個人的界限，這不僅是生存所需，也可避免相愛的人過度彼此依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