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階層分明的社會幾乎是近年韓國電影的基本背景，例如今年奧斯卡最大贏家《寄生上流》就是如此。窮人被比喻為蟑螂，他們也在房子主人回來時，用爬的證明了這個比喻。而《超「人」氣動物園》裡，人被比喻為動物，愛滑手機的天真少女是樹懶，不苟言笑的嚴肅醫生是獅子，哀聲嘆氣的無能園長是北極熊，熱血正直的男孩是猩猩。除此之外，西裝以及專屬辦公室則成為了另一種「扮裝」與「獸籠」，吸引著男主角。於是這便形成了一個有趣的循環，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扮裝與獸籠，作為一個大事務所實習律師的主角，必須進入一間沒有動物的動物園，指導他人扮裝與進入獸籠，甚至自己也要扮裝與進入獸籠，可以說是電影裡兩個動物園的有趣疊合。

1851年，當時的坎貝爾勳爵在上議院對貴族說：「在這個王國內，有一種資產比爵位或國會大廈具有權勢，那就是這個國家的律師。」簡單來說，律師們維護英國的地主菁英過著舒適的生活，他們保障和擴張地主的資產，甚至以法律保護客戶對付債權人索討，那他們是怎麼做到的呢？

是在正向思考的世界，你不用教養任何人，也沒有人會揭露逆耳刺眼的真相。別人只會鼓勵你、讚美你、肯定你。這些話聽起來雖然刺耳，不過許多人卻把它奉為信條，牆匾或保險桿貼紙上都是禁止「發牢騷」的圖樣。大家似乎都缺乏同理心，而且面對這種現象的反應竟然是收回自己的同理心，好像都沒時間或耐性來處理別人的問題了。

以色列的國歌以給人壓抑印象的小調寫成，歌名卻是《希望》：歌詞中唱明了「我們的希望還未破滅」，甚至與波蘭國歌中的那句「波蘭從未輸過」始終相似。而其作品始終被視為充滿實驗性、甚至帶有激進成分的導演那達夫拉匹，這次則明確地將以色列對比法國。他再次自己寫劇本、甚至將自己帶入為主角：一個裸身來到巴黎的男人，也是電影的第一幕。

蔓延在影像各個角落的死亡氣氛，不只是山姆曼德斯嶄露他的導演才華，更是羅傑狄金斯攝影功力的極致展現。然而諷刺的是隱藏在殘破廢墟的底層，地下室似明似暗的燈火，孤寂的映照在年輕婦女與孩子的身上。那道看似隨時可能熄滅的燈火，卻璀璨的照亮了史考菲對於家庭久遠的記憶，和史考菲身上那張象徵家鄉情懷的照片相互輝映。

研究顯示，銀髮族確實在使用科技設備上經常遇到困難，但成年子女對於父母不會用科技設備這件事情並不怎麼關心，也不太願意花時間提供協助。通常是孫輩比較願意幫忙，不過他們幫忙的方式通常也不是教導使用原理，而是直接幫祖父母解決問題或添購硬體設備。菲格雷多與阿萊蒂的研究表明，科技快速發展伴隨著高齡化社會的到來，讓這個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年長者也需要教導和學習新科技，否則他們一直與社會脫節、被詐騙或被假消息誤導，也不是我們所樂見的事情。

感知「數量」的能力似乎是與生俱來的，新生兒能分辨相同數量與不同數量的物體，這種不涉及抽象思考或學習、對數量粗略地感知被稱為「數量感」。過去的研究表明，猴子、魚類、蜜蜂和狗可能都有數量感。然而，以前絕大部分的動物行為研究都是使用訓練過的動物，答對給予獎賞並進行多次測試。這留下了另一個問題：這些物種是否跟人類一樣「天生」有數量感，還是受到科學家引導或訓練後產生的結果。最近一項新研究證實，狗「天生」就有數量感，而且不需經過人類的訓練。

據說古羅馬人以「儲淚瓶」哀悼死者，將傷逝的淚水蒐集在一個小瓶子裡，與死去的親友一同陪葬。而「儲淚瓶」也在《光年紀事》裡成為寄託思念的道具，代表著演員對於親人的不捨。廣義地說，「儲淚瓶」正是人類科技（尤其是影像技術）的隱喻。影像的技術是一門記憶的技術，其功用總是在捕捉逝者：每當拍下一張照片，便意味著照片中的風景已經永遠消逝、不再重來，唯獨保留在這幅影像之中。

「紅皇后效應」是指你為了維持原有的地位，而必須不斷地向前跑；就像國家和社會跑得很快，目的是為了兩者之間的平衡。在卡洛爾的小說中，所有的奔跑全都是白費功夫，但在社會和國家巨靈的鬥爭中並非如此。如果社會鬆懈下來，跑得不夠快，不能跟國家的成長並駕齊驅，受制約的國家可能會快速變成專制國家。我們需要社會的競爭，以便保持國家巨靈受到約束。國家愈強大、愈能幹，社會就必須變得愈強大、愈警覺。我們也需要國家巨靈繼續奔跑，在面對艱難的新挑戰時，壯大自己的能力，同時維持自主性，因為這樣不但攸關解決爭端和公正無私地執法，也攸關打破規範的牢籠。

韓國現代文學近幾年在日本已經颳起一陣旋風，在台灣的譯介，也有急起直追之勢。但是戰前，特別是殖民時期的韓國文學在台灣的譯介極少。姜敬愛是殖民時期的代表女作家，也是此文學選集唯一收入的女性作家。姜敬愛1931年移居滿洲（間島），許多作品都依據其滿洲經驗寫成，〈地下村〉也是其中之一。其寫作傾向在殖民地的糾葛與矛盾捕捉階級問題。

2017年，崔菲莉歐聚集了Beach Bunny的現任成員，為的是參加芝加哥的樂團比賽。樂團成功掌握住自己的音樂風格，他們不但登上「Coachella」音樂祭演出，也與影響崔菲莉歐很深的偶像、明尼蘇達獨立搖滾樂團「Hippo Campus」合作演出，並且憑藉2018年單曲〈Prom Queen〉一夕爆紅（點擊量超過七百萬次），這一切都發生在樂團發行首張專輯以前。

這是我們共同的成長經驗，一個極為奇特的經驗—我們曾活在一個黑暗的舞台箱子裡，只有控制舞台的人可以決定，哪裡可以是亮的，哪裡可以有光。在那個人為操控的舞台裡，光亮的地方上演著情節不合理的荒唐童話，黑暗的地方誰也不能看；真實是看不見，也不容許被關心的—直到太陽升起，陽光照亮了細小的牆縫，我們終於看清自己身在何處。

這部電影並不害怕陷入俗爛窠臼，相反的由於這段愛情誕生於製片廠，所以一切似乎都可以是如此理所當然。製片廠創造的就是一個又一個繽紛的世界，無論多天馬行空。兩人在鋼架遍佈的片場談情所傳達的意象十分濃烈，最為柔美的感情就這樣誕生在冰冷剛硬的鐵幕之中。東德製片廠是一個非常矛盾的地方，製片廠代表的是創作與想像，當然也包含著最為重要的自由意志，但東德卻是共產世界的一環，而片中的德國電影股份公司DEFA位於菠次坦，卻又緊鄰著自由世界佔領的西柏林，自由與威權僅在一線之隔。

墨西哥女子朱莉婭‧帕斯特羅娜同時患有遺傳性多毛症和牙齦過度增生，被人攜帶到美國與歐洲演出，以「狒狒夫人」之名表演歌舞。有醫生檢查她之後，宣稱她不是純種人類，而是人與猩猩的混血。不過，這樣的她卻意外的遇見愛情降臨：一位美國表演藝人西奧多向她求婚，接著順理成章的成了她的「經紀人」，帶著她繼續四處表演。然而，朱莉婭懷孕並在旅途中生下有著跟她一樣遺傳特徵的兒子，但母子都因為感染而死亡，西奧多最後竟把亡妻跟早夭的兒子做成標本繼續展覽。

婚姻是神聖的，婚姻也是偉大的，然而婚姻的神聖與偉大是建立在長期互相傷害與長期各自癒合間，婚姻看似把兩個個體變成一體，其實個體還是存在。因為婚姻永遠存在誰先走誰還在的問題，不論是身體上或是精神上。婚姻不是愛情的墳墓，而是愛情的馬桶，雙方是一起卡在馬桶壁上沒錯，但恐怖的不是會不會一起掉下去離開馬桶，而是誰會先放手讓你在對對方的失望中一起跌落馬桶。這就像是簽下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當現實戳破美好泡泡，雙方失去信任後只好比賽誰先毀約，而這不再忍耐傷害的過程讓雙方更認識彼此。

當他意識到，自己的故事始於船上，也將終於船上，然而就如那卷被打碎的黑膠唱片般，總會有陸地上的人不斷地將碎片拾回，反覆拼湊，反覆重述這個只屬於1900的傳奇。這樣的傳奇在今日已經不易產生，因為在人手一機，全程連網的情況下，已經鮮有所謂聽而不得聞，視而不得見的存在，我們渴求的典範變成了跟我們一樣的人，而非我們不能企及之人。

在二戰期間，一名希臘猶太人加入了納粹那方，幫助追捕了許多難民，導致家破人亡。但基於某些原因，這個男人的名字不再受人討論。對於猶太建國神話來說，這種無法以種族跟文化認同來解釋的叛徒，是太難以面對的真實。

我們今天能喝到安全的牛奶，都得感謝美國微生物學家愛麗絲‧凱瑟琳‧埃文斯。埃文斯剛提出這個發現時，人們還因為她是女性且沒有博士學位而質疑她，幸好最後她的研究得到了廣泛認可。

黎清波的勝出令島國的民主敘事自我合理化，經常讓人忽視，要維持「如此合理」的路徑需要多少人付出多少的心力。政治劇的「大敘事」無論如何都無法收納這些細節的偶然機緣，畢竟它太瑣碎，有時候也太不知所謂，而民主政治的勝利也往往帶著肢體衝突的血氣蒸發後的苦澀。他們都是「沒有命運的人」。葛蘭西曾經說過一個不太體面的寓言，海狸被獵人追捕，為的是取得海狸的睪丸煉藥，海狸為了保住性命，乾脆扯下自己的睪丸。沒有人會特別在意沒有命運的人，如果海狸順利脫困，也不會在乎扯下睪丸有多痛。

包浩斯陶藝家瑪格麗特．海曼－洛賓斯坦使用爆發性色調及逗趣的設計顛覆了這樣的印象。沒幾個人像她一樣具體化戰間期包浩斯的「新女性特質」。從她的短髮、穿著男性襯衫與領帶的照片中，看的出來她確實有新女性的樣貌。但她走向更深刻的解放。在包浩斯時，她直接挑戰試著把女性趕出陶藝工作坊的人。

山脇道子可說是最具全球性的包浩斯女性，她與攝影師兼建築師丈夫山脇岩男一起環遊世界時，從日本來到包浩斯。他們在1930年秋天加入德紹包浩斯，在這裡度過路德維希．密斯．凡德羅當校長的最後兩年。山脇夫婦一起將日本概念帶入包浩斯的國際氛圍中，也在回到日本後成為包浩斯思維的主要導入者。

「每一天都能為我的政治及專業作品帶來創作靈感。」伊蓮娜．布歐發如此思念著1931年春天開始在包浩斯度過的三個學期。身為斯洛伐克最知名的攝影師之一，布歐發曾在印刷與廣告工作坊學習，並將部分的包浩斯生活奉獻給共產主義大學生分部，成為其中一員從事激進政治活動。其政治與藝術成就皆由包浩斯經驗成形，因此感性地將包浩斯稱為「一個為了成為人而創造出人類的學校」。

因為情感戲的增加，性與愛之間的主題連結，也連結得更加深入，譬如歐提斯看似能處理同學們的困惑，但遠遠不是能周旋兩段感情，而毫無顧慮的人，當他的情緒受到極大的刺激或沮喪時，追求快感的性事其實難敵滿心的困惑；而反面對照，如格羅夫校長夫妻間的相處，乍看是一段已經失去性事潤滑的婚姻，但更深入挖掘後，其實除了激情缺失之外，兩人關係中的不對等、校長陽剛和強硬形象對家庭的壓迫，都讓曾有的愛名存實亡。

大約100年前，美國的「三色堇狂熱」奠定此花成為酷兒的代名詞。奧斯卡‧王爾德象徵性地把綠色康乃馨別在翻領，並且傳到了大西洋彼岸。紫羅蘭與莎芙緊密關聯，菖蒲則與華特‧惠特曼有關。在石牆暴動以前，克里斯托夫街與基耶街的轉角處有一間名為「花盆」的同志酒吧。這些植物象徵的背後故事是什麼？這些開花植物又為何被認定為酷兒之花？

「沒有一朵雪花的結晶是重複的，當雪花融化時，這獨一無二的設計也永遠消失了。」1885年，畢生居住在佛蒙特州小鎮耶利哥的20歲農民威爾遜‧班特利，拍下了世界上第一朵雪花的照片。在之後的每個冬天，直到1931年去世為止，班特利持續以膠片捕捉了5000多片雪花的模樣。雖然他很少離開耶利哥，但全美國都知道這名「雪花男」或「雪花班特利」。

孩子未上學前，就曾經問過我關於死亡的事，問題不外乎「人為什麼會死？」「妳會比我先死嗎？」《星星知我心》一開始，史黛拉就問了媽媽類似的問題，而這些問題雖未再出現，但卻緊扣著整部電影，太空只是故事的背景，代表死亡的隱喻。整部電影的節奏緩慢，從莎拉屏雀中選的那一刻開始緩緩地將觀眾帶往太空梭升空的那一刻為止，過程中身為觀眾的我們和母親莎拉與女兒史黛拉一同經歷焦慮、憤怒、不安與不捨，面對即將到來的分離。

台日共通的地名和站名絕非偶然從天上掉下來的禮物，而是一九二○年台灣總督府調整行政區域統一改名的結果。但此一事實不只是日本就連台灣也少有人知。例如高雄市美濃區和岐阜縣美濃市於二○一二年締結為姐妹市。當時只舉出同名和彼此都努力繼承傳統文化之由，幾乎沒有提到從彌濃改名為美濃的歷史經過。於是不時能瞥見「造訪岐阜縣美濃市，因為擁有相同地名的地方給人一種浪漫感覺」的遊記。

美國詩人羅伯特‧佛洛斯特的詩作〈未行之路〉可謂家喻戶曉，兩個主因：一是它很短，二是它反應了人的存在焦慮，關於那些未行之路的焦慮，一個簡單又困難的二擇一困境，可以簡化為連續的是或否。而現在一部如〈未行之路〉的電影出現了，它有著詩與遊戲的的基因，它的名字反映了它的特殊性：《1917》。

1940年至1942年間，年輕的猶太裔德國藝術家夏洛特‧薩洛蒙在躲避納粹追捕期間，創作了一系列共784幅畫作。她為這個系列取了一個簡單明確的名字：《人生？如戲？》。這些連環圖像講述一個家族的歷史，圍繞在主角夏洛特‧肯身上，也就是半自傳體的薩洛蒙本人。故事記錄了夏洛特身為藝術家的發展、對抗發瘋和她的初戀，而這一切都在日趨暴力的納粹政權之下進行。

許多人相信，住在一起的女性室友或長時間相處的摯友最後生理期會同步，原因是賀爾蒙互相影響。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研究者發現有些女性相信，當一群朋友長時間相處後，她們的月經週期會跟隨某個特定女性同步，通常是群體裡佔「主導地位」的人，彷彿向日葵「自然」面向太陽那樣：「雖然在我看來這些想法很奇怪，但它也符合人們思考群體互動與社會動態的方式。我們的文化確實對於支配、階級和社會群體之類的東西想得特別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