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井戶潤」這個名字大家可能覺得陌生，但如果你熱愛日劇、喜歡日本電影，一定看過他的作品。《半澤直樹》、《下町火箭》、《陸王》、《民王》、《飛上天空的輪胎》等，這個寫出日本人平成年間最愛電視劇故事的大作家，在多年後終於授出小說作品的海外版權。而此次打頭陣的第一本繁體中文小說，就是《七個會議》。

《老大人》以親情為出發點，以死亡為終點。從金茂與其子、女、孫子之間的情感，去探討以子女角度面對父親的老去及老人本身面對死亡的問題。議題著眼於已高齡化的台灣社會所面對的困境，老人長照硬體部分的城鄉差距、工商社會下家人如何陪伴老人現實面、長照是否僅能照顧老人身體，老人心理部分是否有對應方式去照顧等等。《老大人》調性寫實，反而讓觀眾更有感受貼近自己，引發省視的空間。

有些人認為罹患憂鬱症的人愛聽悲傷歌曲是因為他們「希望繼續沉浸在不開心的狀態」，但心理學研究顯示，大多數喜歡聽悲傷音樂的憂鬱症患者表示，他們這麼做是因為悲傷的歌讓人放鬆、平靜或舒緩情緒。

為什麼情殺的受害人總是以女性居多？或許有個簡單的答案，就是暴力犯罪的行為者本來就是以男性居多，情殺屬於暴力犯罪的一環，在異性戀佔人口比例較多的前提下，受害者是女性也是理所當然。但是如果我們再進一步提問，為什麼異性戀男性被女性拒絕時，有些人會選擇殺死對方？這看似沒有解答，但其實答案非常明顯：暴力情殺是一種由全體男性對全體女性執行的「仇恨犯罪」。但因為規模太大，歷史太久，所以我們無法第一時間意識到這類犯罪的本質。

維文‧格林‧佛里德的新書《非我等所願：1970年代以來美國藝術中的性創傷》概述了美國女性主義藝術家處理強暴議題的方式。該書取自蘇珊‧布朗米勒於1975年出版的暢銷書《非我等所願：男人、女人與強暴》，儘管一些讀者批評不該把強暴與私刑相提並論，但布朗米勒呼籲將強暴重新定義為針對所有女性的政治性犯罪，並提到佛洛伊德學派的精神分析不正確地抹黑女性對強暴的看法（假定女性對強暴有所幻想），進而影響司法對相關性犯罪的態度。

《孟買夜未眠》是部特別挑逗的電影，他們甚至沒有什麼肢體接觸，可是情感卻如此濃郁，我們可以從拉特娜與艾許文的互動中感受到愛意的流轉，它就那樣散在這個家的每個角落，在每一次無需言說就帶上的房門，在每一次談論他人之事卻無意間戳入心坎的話語。

冷戰時期東德所製作的科幻電影《沉默之星》與美國典型的英雄電影截然不同，劇情描述跨國組成且種族多元化的太空團隊在不久的將來，前往金星調查一則威脅發動襲擊但訊號模糊的無線電訊息，最終攜手將人類從存亡之際拯救出來。這種對太空航行的社會包容願景後來啟發了另一部烏托邦科幻系列電影，該電影同樣描述一支不同種族的男女共同執行太空任務的未來──《星艦迷航記》。

當你聽到「小茶館」這個詞，可能會聯想到維多利亞風格的場所，裡面坐著佩戴珍珠項鍊的女性。然而，如果生活在20世紀之交的蘇格蘭或20世紀初的美國，你可能會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你可能沒聽說過「Portugal. The Man」，但你肯定聽過他們的音樂。這支樂團其實來自美國阿拉斯加，2004年他們用第一個想到的國家為樂團命名。經過十幾年努力，直到最近才獲得樂迷的目光。

熱鬧婚禮中被擄走的少女，掀起了家族內的腥風血雨， 伊朗導演阿斯哈·法哈蒂運用一起綁架案將蘿拉身邊的人洗劫一遍，包括她自己，再緩緩地埋下另一個風暴。

妓女裝名流、無賴裝紳士、推銷員裝總理，厚重的白粉堆積而出一吹即散的表皮，曾經的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得主，保羅·索倫提諾用一種空洞的美來描寫空洞的義大利政治，最後把觀眾也丟到了一種精神身體全面陽痿的狀態，正如電影裡山雨欲來，最後卻雷聲大雨點小的高潮一樣，一個該死的小火山，你認真的？

如果你擁有白人或黑人血統，可能會產生黃色黏稠的耳垢；如果你是東亞人或美洲原住民，可能會產生白色乾燥的耳垢。一項針對高加索人與東亞人耳垢的新研究表明，黏稠的黃色耳垢比乾燥的白色耳垢散發更強烈的臭味。

史密森尼學會的紀錄片檢驗新的DNA和體質人類學證據發現，被尊為「美利堅騎兵之父」、以英勇著稱的波蘭軍官卡齊米日‧普瓦斯基可能是女性或雙性人。普瓦斯基出身波蘭貴族，他先後參與波蘭和美國的獨立戰爭，曾在戰場上拯救了喬治‧華盛頓的性命，並建立美國第一支騎兵部隊。DNA分析證實一名女性骨骼確實屬於普瓦斯基，其結果也顯示普瓦斯基並非順性別的男性。

看到塗了白底的畫面上出現細線勾勒的草圖時，還有第一次拿相機拍下時，朵拉就已預感到這幅作品完成後將會是黑白色調的大畫面。沒沒無名的格爾尼卡民眾被迫面對的絕望與悲哀，正因為畫面刻意抹去鮮豔的血色，想必反而會更濃郁。抱著死去的孩子哭叫的母親。倒臥的士兵。回頭的公牛。痛苦掙扎的馬。奔跑的女人。從窗口探出身子高舉油燈的女人。仰望天空的女人。這些人物與動物逐漸改變形狀與表情，在畫面中痛苦地四處翻騰打滾。

真相已死，錢與權才是世界的真理，這個亂了套的世界是整部片諷刺的目標。真相只有一個，若它逝去，該遵循什麼準則？導演在片中的轉場畫面全都使用上下顛倒，或是有如將建築連跟拔起旋轉90度的畫面，我一開始疑惑，這樣的視角城市如何能不崩落，後來我明白了，這座古老的城市，曾經輝煌，發展至今卻由謊言構築而成，人們為了表面的和平以謊言包裹一切，既然是假的，又怎麼會崩塌呢？

四十多年前，一支曼徹斯特樂團推出了一張重新定義流行音樂的專輯。在沒有產業支援的情況下，他們自行壓製和販售迷你專輯掀起了一場革命。

美國傳播學者波茲曼寫就的《娛樂至死》批判了當時美國本土電視的氾濫現象，千萬盒子進駐家戶之後，毫無間斷的新聞、資訊、圖像質變了閱聽習慣，同時也改變世代對於世界的理解。他試圖證成赫胥黎的自娛途徑已讓人們對真正重要者棄若敝屣，轉而擁抱螢幕裏縈繞不散的娛樂幽魂，轉譯成多種形式，從脫口秀、貓咪賣萌到網紅開箱，這種瘧疾使人強制發笑，再也擺不出憂愁神情如沈思者的莊嚴，以及寂寞。

沒有政策，就用市民聽得懂的空話，更方便的世界是什麼？不知道。生活怎麼好起來？不知道。拼經濟不能說得太複雜這樣大家聽不懂。搭配高利貸雄厚的政治資金，無論是賭博故意輸給地方的媽媽、利用地域關係遊說鄰里社區、塞錢給幼兒園園長洗腦孩童只要投給楊正國就有糖吃、借助薩滿教巫女去影響信仰者意識等，用金錢滲透地方網絡便成為楊正國競選的主要方式。

我們通常認為盲人被封閉在黑暗世界裡，有如莎士比亞的名言：「望向黑暗，如盲人所見。」但如果我們把黑暗理解為黑色，那就錯了。與我們所想的不同，阿根廷作家波赫士失明後提到「困擾盲人的並不是黑暗，而是相同重複的顏色一再浮現，反而讓人更渴望黑色的慰藉。」

在刑事案件中，目擊證人經常提供戲劇性的有力證詞，當檢察官問他們：「法庭裡的這個人就是兇手嗎？」目擊者指著被告回應：「是的，我永遠不會忘記這張臉。」但事實上，目擊者的證詞很常出錯，而這些不準確的證詞正是誤判冤獄的最主要原因。

超過十年的漫威宇宙，從無到有，可謂艱辛，不只開創前所未有，其他公司爭相效法的「宇宙式連結」讓每一個觀眾宛如上了賊船一樣無法輕易下船，更締造了前所未有的超級英雄電影時代，在前次令人搥胸頓足但毫不意外的《無限之戰》後，這次漫威可謂逆襲，不只打破觀眾視野，還劃下這橫跨十數年的旅程的完美逗點。

《東京物語》片名中的「東京」不僅只是故事場域的點出，也不是隨便哪個場域都可以代替。東京和廣島，對照的是子女與父母兩個生活圈，也既是發展出新的「現在」的兒女與已經停留在「過去」的父母，但更大的層面來說更是兩個時代的對照，「現代」的生活與「過去」的生活。

隨著太陽刺眼的陽光，一陣高頻的聲響，一名教師看向窗外，而學生在考試，一個炎熱又平凡的考試天。然後那名老師停止對太陽的打量，打開窗戶，跳了下去，學生驚叫，掉在地上的老師四肢扭曲，這奠定了本片的基調，關於日常生活與恐怖的界線的薄弱，緊接著新老師來上任，那是皮耶，皮耶研究的是卡夫卡，而卡夫卡幾乎就是導覽手冊。

解決家務勞動是上層社會女性追求進步與平等的典範，但這樣的進步與平等卻依賴長期處於底層社會的貧困女性。性別分工的問題解決了嗎？顯然沒有，它只是變成外包給其他女性來做而已。家務勞動問題演變成這樣，原因牽涉到政治決策者最不關心的三種人口結構：女性、窮人和有色人種。

一群懵懂無知的男孩受到越戰戰況告急的徵召而進入部隊，接受一連串不人道的訓練，成為海軍陸戰隊的精英分子。他們懷著滿腔熱血，願意為國奮勇殺敵，馬革裹屍，拯救深陷共產鐵幕中的越南百姓們。不過，在真正到了戰場上之後，他們才發現，情況好像不如他們所想的那樣單純，這場戰爭到底是助民抑或是害民？在這部由大導史丹利庫柏力克執導的戰爭片鉅作中，敘事手法採特別的二段式敘事，讓我們得以自綽號「小丑」的主角眼中一窺這場影響世界甚鉅的戰爭背後的辛酸以及被捲入其中的人們所面臨的矛盾和衝突。

這位即將接任雲門總監的新一代舞蹈家，有別於前輩林懷民中式風格，大膽擁抱了自己與臺灣島嶼的羈絆，轉化年少時豐富的生命感悟，為這支即將邁入半世紀的舞團，注入叛逆元素，試探更多人性徬徨。當中狂放掙扎，牽引著臺灣本土自然與人文景觀，在他成長的台北西區，龍蛇雜處的氛圍下，構成而今創作重要養分，演繹出多彩人民生活基調。

歷史學家安德列雅‧沃爾芙與藝術家莉蓮‧梅爾徹為慶祝普魯士博物學家亞歷山大‧馮‧洪堡誕辰250周年，聯手創作紀實插畫繪本《亞歷山大‧馮‧洪堡歷險記》描繪了洪堡年輕時在拉丁美洲長達五年的探索故事，帶領探險夥伴遠離舒適圈走訪冒煙的火山、危險的礦井、鱷魚出沒的流域與蚊子密佈的雨林。

《另一種語言》可以作為一本義大利語學習日記閱讀，更是一本極其困難的非母語創作的嘗試，它代表鍾芭‧拉希莉找尋自我的決心。透過閱讀，我們更能明白夾在三種語彙虛空的三角之中，鍾芭‧拉希莉對己身身分認同的焦慮。於熟悉的語言環境中，永遠因為外表或膚色被當作外國人，說著一口流利的義大利文，受到的待遇及卻遠遠不如根本不熟該語言的丈夫，只因他的外貌及名稱酷似義大利人。收錄在〈牆〉的段落，滔滔述說的偏見歧視，真實的有些刺痛。

《大體臨門》以不落俗套的幽默和惡趣味，述說了一個中產家庭為過上更好的日子而做出極大犧牲和奮鬥的故事，同時也諷刺現今社會上爭名逐利的貪婪之輩。

能否使用語言讓他人與自身明白處境並解圍是兩個母親最大的差別，也是筆者觀看《我們》覺得很有意思的地方，許多評論提及影像中各式各樣的符號，而忽略了使用語言對意識（地面上）和潛意識（地面下）有著明顯的意義存在，紅衣人何嘗不是代表每個角色潛意識中的憤怒、悲傷、失去和慾望？